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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松:新農村建設能解救村落里的單身漢嗎

[ 作者:彭大松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08-30 錄入:王惠敏 ]

據數據統計,當前中國至少有3000萬左右適婚年齡后的男性娶不上老婆,這些可能一生無婚、終老孤寂的單身漢主要集中在貧困農村,或者是偏遠農村戶籍的單身群體。

無論從社會福利、社會治理還是社會治安的角度來講,農村單身漢都理應得到社會的關注,但這個群體卻逐漸成為社會的邊緣化人群。《村落里的單身漢》作者彭大松通過參考大量文獻資料和長達兩年多的田野調查,對農村單身漢相關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本文節選部分主要探討新時期農村單身漢的困境與出路,并對這一社會問題的解決進行了探索和論證。

新時代的農村單身漢

在江邊村(作者田野調查所在地),“新時代”一詞有兩層含義,一是借由城市化、工業化和全球化而推動的中國社會轉型以及由此所開創的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典型特征是社會個體化趨勢日益明顯,其對個人生活的影響也日漸顯現。二是江邊村特有的發展歷史,它曾經歷過“貧困-輝煌-再度貧困-再度輝煌”的發展階段。

目前,江邊村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新農村建設,當地政府試圖將其打造成新農村的樣板,以便在全省乃至全國樹立新農村建設的榜樣。這讓我有機會在文本寫作結束之際,再次審視和思考社會發展之于農村單身漢的生存意義,并討論在新時期農村單身漢走出生存困境的可能出路。

個體化時代的單身漢困境

社會個體化理論是基于西方社會的現代化現實而提出來,用以描繪社會變遷中個體與社會、國家的新型關系。通俗地說,社會個體化是指伴隨社會現代化而來的“人的解放”過程。

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一步深入,個人作為社會關系的一個基本單元,或作為社會行動過程中的一個實體單位,其獨立性、實體性以及主體性日漸得到表達,社會個體化的趨勢也變得越來越明晰。人們逐漸認識到,作為權利的承載者,“個體的解放”是現代化進程的應有之義,也是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目前正處于高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之中,社會個體化特征也在逐漸顯現。西歐社會所出現的社會個體化特征,在中國社會也都能找到蹤跡。有研究者指出中國社會個體化的主要特征是“流動性”和“脫嵌”。

所謂的“流動性”指兩個方面,一是社會的流動性,二是身體的流動性。這已經構成當下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脫嵌”與吉登斯所說的意義相同,即個體逐漸從傳統社會的束縛中擺脫出來,集體主義觀念和家庭傳統觀念逐漸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個體為中心的價值觀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

然而,中國社會個體化并非現代性自然生長的結果,而是在國家和市場多方力量作用下呈現的一種“壓縮式現代化”。其缺乏西方社會個體化的自由主義傳統和個人主義文化基礎,從而導致中國社會個體化與西方社會個體化有所不同。

例如,在西歐社會,“脫嵌”主要是由于社會群體不再界定個人身份而發生轉變,個體從以前的社會范疇中脫離出來,通過各種制度機制,例如教育、職業或生活方式來重塑自我。

而在中國社會,“脫嵌”主要表現在解放政治領域,即生活機會和社會地位的日常政治。農村社會個體化的結果往往造成了 “無功德的個人”和極端自我中心主義傾向。以年輕一代的擇偶和結婚為例,他們的擇偶觀和結婚態度與其父輩有較大的不同,他們從父母那里奪取了擇偶的決策權,但真正建立婚姻時又依賴父母和家庭的經濟幫助。有多個案例反映了父母對于子女婚姻提供了重要幫助。那些沒有父母的子女,在婚姻上往往陷入困境。

盡管同處于個體化時代,人們或主動或被動地朝著個體化方向邁進,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有機會成為獨立自主的個體。農村單身漢就是其中之一,他們大部分人不能完全擺脫對家庭的依賴。特別是在婚姻上,他們由于可能在人際交往、教育資本、職業選擇以及賺錢能力上存在欠缺,擇偶不得不依賴家庭以及由家庭延伸開來的親屬網絡。在婚姻日漸自主、流動性加劇和婚姻市場外擴的情況下,借助父母和親屬網絡會接觸到可能的結婚對象,但最終的婚姻是否達成仍然是由個體決定。

小敏就是個體化的典型代表,為了反抗父母的包辦婚姻,毅然選擇離家逃婚,致使一段原本可能的婚姻成為泡影。站在傳統社會的立場看,小敏的行為顯然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是一種個體化的行為。而小敏父母之所以包辦小敏的婚姻,是因為他們站在家庭的立場去考慮婚姻的意義。小敏父親沒生男孩,父母想讓小敏留在家中招婿,延續香火。卻未曾料到小敏竟采取強硬的逃婚策略,抗拒父母為她決定的婚姻。

站在當下,我們完全能理解小敏的行為,一些村里的年輕人甚至以小敏的抗婚為榜樣。但事發那年,小敏的行為被村里長輩們視為“大逆不道”,因為她為了一己之私,公然違背家庭,挑釁了“父權”。在現代社會,婚姻這個曾經被認為是家庭化而不是個人化的行為在現代社會變得更加私人化。子女似乎在婚姻中享有了更多的決策權。這一現實得以生成既是“個體”抗爭的結果,也有父母妥協的成分。小敏的父親雖然在小敏逃婚多年以后才算原諒了她,但最終還是承認當初逼婚行為的“魯莽”。

如果將子女重新“掌控”婚姻主動權看成農村社會個體化的一種表現,那么它對農村單身漢的婚姻而言則意味著更少的婚姻機會和更糟糕的擇偶前景。

如果在傳統社會,小敏可能會遵照父母之命,答應這樁婚事,也就沒有了其丈夫后來打光棍的事實。這一假設似乎表明,個體化的崛起對于自身條件不佳、需要依托傳統“婚媒”才能找到對象的單身漢而言,未必是好事。盡管我們不能簡單地將單身漢失婚歸結到社會個體化上來,但農村社會個體化的確讓單身漢的婚姻機會大大降低。

當然,農村社會個體化的影響遠遠不止如此,在個體化時代,家庭或集體的價值觀也在衰落,取而代之的是小家庭的利益和個人利益重要性的日益凸顯,與此相伴隨的是家庭重心向橫向夫妻關系轉移,大家庭利益向小家庭利益轉向。在單身漢“脫單”策略中有舉家合作模式,但在個體化社會,隨著父母權威的下降,為了個體利益,兄弟之間很難達成合作,因此舉家合作模式雖然在過去是貧困家庭擺脫單身的一個有效策略,但在今天因利益個體分化而失效。

正如閻云翔在比較“社會個體化”中國模式和西歐模式的時候所指出的那樣,社會個體化給人們帶來了向上流動的機遇、努力拼搏的勇氣,但同時帶來一系列挑戰,其中之一就是個體化有可能導致個人的極端功利主義心理和社會信任的下降、對親情的淡薄和責任與義務的失衡。

例如,對父母只取不予,在父母年輕的時候向父母索取經濟支持,在父母年邁的時候卻推卸養老責任。這種自私自利的行為在單身漢的兄弟姐妹中同樣得到了證實。單身漢任新建得到政府的資助,導致了其嫂子一家人的嫉妒。兄嫂作為家庭成員不僅不給單身漢兄弟提供幫助,而且還到處造謠中傷他。無獨有偶,單身漢盧之龍在兄長去世后,被侄子趕出家門。實際上,盧之龍在年輕的時候對家庭的貢獻非常之大,用一身的勞力換得侄子的求學機會,但年老以后侄子拒絕給他養老,導致他晚年生活異常凄涼。

這些個案似乎都表明農村社會個體化中的“去傳統化”傾向對單身漢的婚姻機會和生存都構成一定的障礙。簡而言之,中國社會個體化缺乏相應基礎和保障,一些人在追求個體價值的時候陷入了極端功利主義的窠臼,導致權責失衡。而像單身漢這樣的弱勢群體因沒有相應的保障機制,仍然需要依賴家庭、社區的幫助才能獲得安全感。而家庭和社區的保護功能因個體化時代的到來而大大降低,這無疑是農村單身漢深陷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農村建設與單身漢的生活機會

江邊村2007年成為新農村改革的試點,迎來新的發展機遇。這讓我有幸在調查期間觀察到新農村建設中村民的生活狀況,同時也啟發我思考在新農村建設中農村單身漢的生活機會問題。

毋庸諱言,新農村建設的出發點和目標是明確的:在全面發展農村生產的基礎上,建立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增加農民收入,實現村民富裕并縮小城鄉差距;加強農民民主素質教育,搞好基層民主制度建設和法治建設,引導農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利;搞好農村公共文化建設,豐富村民精神生活;加強公共事業投入,建立和健全醫療保障體制。

由此可見,新農村建設是在國家推動下的一項實實在在的惠民工程。然而,在這項工程實際執行過程中,地方政府過于追求“面子”,導致新農村建設的目標迷失,從而使得一些地方的新農村建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扭曲”。

新農村建設的任務之一是通過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招商引資,發展農村經濟,解決農村人口在家門口就業問題。企業進駐真能提高村民們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嗎?

在江邊村,有兩家規模不大的電子加工廠進駐,我的一個被訪對象任新建也在其中一個電子廠做工,這使得我有機會對江邊村的電子加工廠進行了解。所謂的電子廠實際只是一個電子元件焊接加工點。每天都有一些40歲上下的婦女在一個不足50平方米的車間里忙著焊接各種電子元件,任新建是里面唯一的男工。在我幾次到訪電子廠的時候幾乎看不到年輕的女性。

從任新建那里我們得知,在電子廠上班工資極低,焊接一個元件僅2分錢,而一個熟練工從焊接到完成最少需要25秒的時間,這樣算下來,一天掙不了幾個錢。任新建說自己要不是身體不好,不能干重活,他也不會到這里干活。而到這里干活的婦女,都是一些因各種原因不能外出打工的婦女。

“有的人和我一樣,因為身體不好,只能做一些不累的手頭活兒,有些人則是為了照顧孩子上學,在孩子上學期間,掙點錢補貼家用?!焙脦孜粙D女在被問及她們為何到這里上班時,她們的回答除了“離家近”以外,最多的還是“現在沒有農活干,閑著也是閑著,能掙幾塊錢也好補貼家用”。

任新建說,自己掙的錢只夠每個月買鹽,平時主要靠到離家近的另外一個村落(未進行新農村試點)幫工掙些錢維持家用。我在電子廠觀察到的情況與在村民家中訪談的情況大體相同。一些條件好些的家庭婦女,寧愿在家閑著也不愿意去電子廠做工。

一位在家照看未滿周歲嬰兒的婦女接受訪談時表示,自己原本也打算去那里上班,不僅離家近,還可以中途回家給孩子喂奶,后來聽說干一天才掙十幾塊,就不愿意去了。她算了一筆賬,生孩子前她是縫紉工,一個月至少能掙3500元,只干一個月就能把在這里干大半年的錢掙回來。這也是電子廠招不到年輕女工的原因。

在比較利益驅使下,年富力強的村民還是寧愿背井離鄉,到離家更遠卻有更高工資的地方去務工。這與我在村里所看到的景象是吻合的:新建的村居外表亮麗,卻猶如一座空城,了無生氣。除了工地忙碌的工人外,我們所見到的都是老人和兒童。

新農村建設中引進的加工廠和種植企業是否能解決那些勞動能力不足的人的就業和生活問題?至少在我調查期間,尚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村中引入企業能解決這些弱勢群體的就業問題。

老楊是個單身漢也是一個本分的農民,在土地租給政府以后,自己就找村長希望到蔬菜種植園去干干農活,結果被告知他需要學會新的種植技術和新儀器的使用,通過考核后才可以去干活。無奈,老楊只得放棄了,生平第一次走出了村子,到外面去謀生。

類似個案并非少數,許多單身漢在土地出租后,不得不外出務工,因為土地的租金并不足以維持長久的生計。二久和他母親也面臨同樣的困難,在土地被承租以后,家里連自留地都沒給留,什么都要用錢買,“實在吃不消”。好在沒過多久后他們在離家幾里外的一塊空地上開辟了一小塊菜地,種了點蔬菜,這樣好歹也能節省一點。

在土地出租以后,面臨這樣困境的多數是貧困家庭、老人、單身漢等。他們沒有能力掙更多的錢,生活基本是靠出租土地得來的那點租金來維持。在物價上漲時期,他們總是感覺到一些不安。

于是,一些有院落的農民,把原先打算做花池的地方臨時改為種菜的菜地,沒有院落的農民則像二久家一樣,到離家很遠的地方開辟一塊尚未被開發的土地種上蔬菜,以節省生活開支。那些原先就在外務工的家庭,將從土地出租中獲得一定的收益。對這些家庭而言,外出務工掙的錢遠遠高于在家務農所獲得的收益,在土地集體出租以前,他們的土地要么任其荒廢,要么低價租給愿意種地的人去耕種?,F在土地由政府承租,不僅提高了租金,而且不用再為此操心,可以一門心思地專注于務工,可謂一舉兩得。

兩相比較之下,我們發現在江邊村新農村建設中的一些做法,將使經濟基礎好的家庭獲益,而對于弱勢群體和貧困家庭,不僅沒有預期的收入增加,相反他們會因為“失去”土地(這曾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基礎)而產生一種不安全感和焦慮心理。

一個村干部眼中的單身漢未來圖景

農村單身漢有出路嗎?在研究行將結束之際,這個研究之初就一直困擾我的念頭再度“跳”了出來。帶著這個問題,我再一次訪談了現任村長老趙,準確地說我希望從他那里獲得關于這個問題的一些啟示。然而,老趙極為樂觀,對此也充滿信心,下面的文字摘自對老趙的訪談。

江邊村在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這幾年發展很快,居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農村貧困戶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持,逐漸擺脫了貧困。村里還專門為像單身漢這樣的低收入人群統一建了新房,極大地改善了他們的居住條件,他們的生活將越來越好……你所看到的單身漢,是過去貧窮遺留下來的問題?,F在我們村的年輕人基本上都能說上媳婦兒,江邊村以后將不會再有青年打光棍的問題了…以后村里還將規劃一個養老院,滿足村里孤寡老人養老需求……

這盡管是村長的個人見解,卻也代表了中國農村大部分村干部對農村單身漢問題的普遍理解和看法。在我接觸到的村干部中,也多次聽到類似的觀點。作為基層干部,此一觀點不僅無不妥之處,相反還能顯示出一個基層領導的能力和政績。

但作為研究者則需要對此仔細分析、甄別與思考。我認為村長老趙的觀點隱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將單身漢的存在歸結為貧困所致,并將對這一問題的解決寄希望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外部條件的改善;二是對現存單身漢的問題主張通過物質的滿足予以消除。

簡言之,這一觀點表明物質的富足和生活條件的改善不僅可以減少農村單身漢,而且對現存單身漢所引發的社會問題也具有抑制作用。如果我們僅基于江邊村局部地來看待這一問題,也許有一定道理。因為農民家庭收入得到提高,生活條件得到了改善,本地姑娘外嫁將大大減少,而且會吸引外地姑娘的嫁入。

此外,通過村落的硬件建設(修馬路、建新居等)改善村落的生存環境,個人收入的提高也能在一定程度增強其在擇偶中的競爭力。但若我們從更廣的范圍來看待農村單身漢問題,卻并非如此。

農村單身漢存在的原因很多,但一個本質原因在于男女兩性適婚人數的失衡,這并非外在物質條件改善所能解決的。新農村建設雖然改善了江邊村村民的生活條件,緩解了當地男青年的結婚壓力,但如果從全國范圍來看,潛在的3000萬光棍依然存在,一個光棍村消失了,另一個光棍村必將取而代之。江邊村的物質環境得到了改善,比江邊村條件差的村落將承受婚姻擠壓的風險,進而可能成為下一個光棍村。

通過物質條件的改善是否能消除單身漢可能引發的社會問題?答案并非完全肯定的。因為單身漢所引發的社會問題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生活的貧困,更多的可能來自精神世界的“貧困”——因沒能建立家庭而帶來的社會聯系匱乏、情感聯系缺失、性極度壓抑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健康心理和越軌行為問題等。換言之,物質匱乏不是單身漢問題的全部,精神的缺失才是問題的關鍵,寄希望于通過物質的富足來消除單身漢問題可能只是一種一廂情愿的想法。

(本文節選自作者新書《村落里的單身漢》)

作者系南京郵電大學人口研究院副教授,社會學博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都觀察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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