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實現現代化，完成幾代人為之奮斗的中國夢，就必須加快農村的現代化。與城市現代化的發展水平和速度相比，農村現代化發育程度及其發展預期令人憂慮。如果數億農民步入不了現代化的彼岸，任憑城市如何文明發達，也不能說中國就已經實現了現代化。
一、中國農村為什么要走新型集體化發展道路
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國家一直高度重視農村發展，將近70年實施了三次大的土地革命，從打土豪分田到戶到高度集體化的人民公社，又從人民公社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三次變革都是歷史必然，都承擔了應有的歷史使命，都在一個歷史階段起到了積極作用。每一次變革都是上一次變革的反動，都給中國農村帶來顛覆性的變化，都為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做出過貢獻。如今，實行了30多年的承包制，又來到了歷史的路口，處在新一輪變革的前夜。現在核心的問題在于，分散承包的小農生產難以形成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大生產，在全球化、市場化、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的交互激蕩下，工農產品剪刀差越拉越大，農產品的比較效益越來越低，農民收入難以完成農村生產力的再生產，代際貧窮問題愈發顯現，三農問題疊加“農民工”問題形成的四農問題揮之不去，相當多的地方農村人口老化、社會道德潰敗、惡勢力抬頭、設施建設落后、環境污染嚴重等問題突出，城鄉二元結構固化，農村發展處于多元“空心化”與整體收縮狀態，農村邁向現代化的步履沉重。
應當看到，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和各級黨委、政府在解決三農問題上下了很大功夫，包括采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農業稅減免、林業改革、三權分置改革、戶籍改革、新農合、低保、鄉村道路硬化、美麗鄉村建設、發展綠色生態共享農業等一系列惠民政策措施，取得了巨大成效，尤其是十八大以來開啟的脫貧攻堅，受到了各級領導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這些都為三農問題的解決奠定了越來越堅實的基礎。然而，實事求是地說，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全面實現農村的現代化，我們仍然面臨許多矛盾和困難，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
于今之計，必須大膽解放思想，搶抓機遇，與時俱進，把三農問題的解決置于全國改革的大背景大格局中來謀劃，在全國范圍內盡快開啟第四次農村土地變革，走新型集體化發展道路，以加速推進農村現代發展進程。與過去高度集體化、絕對平均大鍋飯的做法不同，新型集體化是在堅持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不變的前提下，按照中央要求對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實行三權分置，通過市場化運作對經營權進行轉換重組，實現有組織有規模的現代農業大生產，推動農產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升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和比較效益。與之相配套，應考慮及時推進農村的投入、建設主體性變革，特別是要推進農村上層建筑的變革，以與新型集體化的經濟基礎相適應、相協調，努力從根子上為解決農村發展問題開辟一條新路。
二、新型集體化道路的主要內容
新型集體化的本質核心，是以改革精神為指引，從體制層面對三農問題實施根本解決之策。它包括三大內容：
一是對農村生產要素的經營權進行變革，通過經營權重組，達到集約化規模化生產之目的，解決農業生產分散化問題，再次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對農村土地，包括其他生產資料實行全面的三權分置改革，將經營權通過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互聯網平臺公開買賣交易或經營權入股等手段，實現整合重組，為集約化規模化生產經營創造先決條件。這方面可借鑒貴州省順安市的“塘約道路”“塘約做法”，在三權分置基礎上，推行七權改革，促使城鄉要素資源自由流動，為土地規模化經營創造條件。
二是對農村生產經營與建設發展主體實施變革，解決農村生產經營與建設發展的組織方式問題。應將“企業+農民”作為主要的農村經濟組織方式，發動國企到農村去挑大梁，民營企業積極參予，以企業為主體實施農村三次產業生產經營與鄉村建設，自愿轉讓了農地經營權的農民則成為產業化工人或者公司化員工。在這個過程中，唯一從計劃經濟中保留下來、條線完整、經濟實力與隊伍實力都比較強的國有涉農服務企業供銷合作社，預期將可以發揮很大作用。面對高度分工與高度組織化的市場經濟，分散的小農經濟天生體弱無以抗爭，應當對其組織生產方式進行全面改造，整體提升農村經濟的品質與效益。特別重要的問題是農民資本積累與投入能力有限，難以承擔農村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所需的巨大投入。
有組織大規模地導入各類企業進入農村，包括金融企業的注入，上述三農問題就比較容易解決，也有利于加速推進互聯網農業、大數據農業的成長壯大，從全國全球視野配置農村三次產業資源；有利于推動農村現代物流發展、訂單農業、生態農業、園區農業、共享農業的發展；有利于推進農村教育、醫療、文化與養老產業發展；有利于脫貧攻堅偉大目標的實現。
與此同時，農村是個廣闊天地，鄉村基礎設施建設潛力與空間巨大，假如企業能以一帶一路開發那樣的模式在堅定實施“走出去”大戰略的同時適當騰出一部分力量兼顧“走下去”開發廣大農村、均衡城鄉發展，那么廣大鄉村基礎設施建設、美麗鄉村建設、文化鄉村建設、旅游鄉村建設必將得到迅猛發展，農村現代社會就能加快發育起來，城鄉差別、區域差別、工農差距就將大幅縮小并終將逐步得到解決。總之，城市有人才、資本及先進理念，農村有空間資源、后發潛力，兩者結合，優勢互補，必能產生化學反應。當然，兩者結合的政策要認真研究，最終是要能用管用。一旦農村這一塊搞好了，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回旋余地與柔韌性就大多了，將為中國現代化的全面實現創造決勝條件。
三是對黨的農村領導方式進行變革，強化黨的集中統一領導，解決鄉村社會治理缺位不到位問題。中國是一個農耕社會，從鄉紳治理到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再到村民自治，我們對鄉村治理進行了長期探索。目前農村積累的矛盾與問題，從歷史來看都是非常尖銳復雜的，而由于社會空前開放與人員的高度流動，農村問題毫無疑問已蔓延擴展到整個社會，解決三農問題不再只是局部的意義，將對全面小康與中國夢的實現高度關聯。
雖然三農問題紛繁復雜，但個中要害在于放松了黨對農村的集中統一領導。個人認為，只要從加強黨對農村工作領導這個“牛鼻子”入手，使農村真正有人負責負得了責，農村現存的矛盾和問題都是可以解決的。應該看到，自實行村民自治以來，農村民主政治建設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與進步，但由于農民總體文化素質偏低、農村法治建設滯后、道德教化沒有跟上，村民自治并未帶來一治就靈的預期效果，在一些地方由于基層頻繁選舉出現了村兩委主官內耗、鄉村族群撕裂、買票賄選、勞民傷財等現實問題，鄉村治理迫切需要從放羊式弱治理轉變到強化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上來。可否考慮修改或暫停執行村委會選舉制度，村主任由黨支部書記兼任，黨支部與村委會兩塊牌子一套人馬，以提升農村基層集中領導與決策效率，讓三農獲得“主心骨“力量與能夠真正負責的領導團隊。
同時，村支部書記一般應由“吃皇糧”的鄉鎮干部擔任，這對轉變鄉鎮工作職能、壓實鄉鎮干部的工作責任、轉變干部走讀作風也是一種制度重建。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總結完善深化推廣發源于福建省南平市、曾經受到習近平總書記（時任福建省長）總結肯定的“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一體運作”的干部下派機制，從更廣視角、更大范圍組織動員更多機關干部、科技知識分子、大中專畢業生、企事業單位人員以各種方式投身到廣闊的農村去創業、服務、發展，與廣大農民群眾結合起來，與返鄉農民工結合起來，將城市資源更多更好地導入農村，讓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反哺農村，展開新一輪的上山下鄉，使城鄉與工農實現新一輪的優勢互補、資源互換、人員互通、利益互享，形成城鄉統籌發展、一體發展、共融發展、雙贏發展的局面。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除了解決好鄉村治理這一基礎、微觀層面問題，更要從宏觀層面進行改革，解決農村工作管理分散、多龍治水問題。也就是說應當適時考慮從中央到省市縣設立專門的組織架構，加強黨對農村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建立一套嶄新的覆蓋農村政治、經濟、生態、社會、文化等諸多方面的組織領導體系。如建立各級農村改革與發展委員會或農村治理與發展委員會，并將各級農業主管部門與涉農部門及供銷合作社合并、整合進來，優化內部職能設置與分工，既抓農村黨的組織建沒，又抓農村經濟建設與鄉村社會發展。包括規劃統籌食物進出口，協調國內國外兩個食物市場；規劃統籌農業科技、種子、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的進出口，協調農資生產銷售；規劃統籌農村一二三產業發展，推進農村人口的生產與教育、健康、文化發展，推進農村生態治理、美麗鄉村建設與資源開發保護；規劃統籌農村基層政權組織建設，科學治理鄉村，等等。
三、新型集體化道路理論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發展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小平同志提出并實施以來，在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實踐越來越證明它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偉大理論創舉。
然而，從這幾十年的發展進程來看，僅有一個理論的總體概念是不夠的，還應有各個有機組成部分的理論才完整。就象蓋一座屋子，中國特色社會主理論是屋頂，各個子系統、分領域的理論是柱子，僅有屋頂不夠，還要有四樑八柱。這其中一根重要支柱，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發展理論，到現在也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很需要加快研究建構。
回顧過去的歷史，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后形成了以市場經濟為主導的國家經濟體制，但市場經濟體制緣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立在完全私有制的經濟基礎之上的。而中國是一個以國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的國家經濟體制，我們引入或實行市場經濟體制后，市場經濟如何與中國農村發展情況科學合理地結合起來，尚未具有明晰完善的理論指導。如果這方面的問題我們不去很好研究，不去打破固有思維，那我們將一直處于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勢必難以到達解決農村問題的彼岸。
近代我國農村發展經過民國的土地私有化、建國初期的土地改革運動、模仿蘇聯計劃經濟建立的人民公社大鍋飯體制，以及到改革開放后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踐證明雖都起到階段性歷史作用但都尚未從根本上解決當今中國農村的發展問題。應當看到市場經濟與私有制有其效率優勢的一面，也有容易形成貧富兩極分化、公平難以兼顧的劣勢一面。
為此，我們必須以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與治國理政思想為指導，充分吸收以往探索發展的經驗與教訓，深入研究探討走農村新型集體化發展道路的可行性，力爭在保證效率的同時大力促進社會公平，切好改革紅利與社會財富蛋糕。這就是在前面論述中提出的，應當考慮在堅持市場化、家庭承包責任制不變的大前提下，充分運用“互聯網+”、人工智能等科技工具與創新思想驅動，采取有效方式方法推進農業集約化規模化大生產，優化農村投資建設主體，提升三農組織化水平，加強和改進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進一步完善鄉村社會治理體系，構建適應中國國情、可持續發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發展道路理論，并讓理論指導我們的探索實踐，進而使之不斷成熟完善，造福三農，造福天下。
限于學識水平，以上思考難免存在錯謬，僅供關注三農理論研究的同仁參考。旨在拋磚引玉，與君共興華夏。
作者單位：福建省人民檢察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三農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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