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省榆林市佳縣的東北部，有一個被群山環抱的古村落——泥河溝。2014年4月，這里因36畝古棗園，被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列入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e Heritage Systems，簡稱GIAHS）。同年11月，這個偏僻的山村又被納入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名錄。這些接踵而至的名號，令曾經無聞的村落名聲鵲起，也使村民燃起了重拾舊事的熱情與渴望。
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意在通過多方參與機制促進地區的可持續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項國際計劃能否為村莊的發展帶來一線生機？我們又能否從鄉土文化入手，探索出一條通往精準扶貧的有效路徑？
基于這樣的思考，2014年7月至2017年1月，我帶領中國農業大學農業文化遺產研究團隊先后駐扎在村里56天，以采錄口述的方式，與村民共同完成了3卷本叢書《鄉村記憶——陜西佳縣泥河溝村圖像集》《村史留痕——陜西佳縣泥河溝村口述史》《棗緣社會——陜西佳縣泥河溝村文化志》的編撰工作。正是通過這種特殊的文化干預，我們把村莊的歷史與當下鏈接在了一起，使村民由遺產保護的旁觀者轉變為自身文化的講述者。這種“社區感”的回歸，也在客觀上提升了村民改變處境、創造生活的能力。
1、你來采訪時他已趕赴黃泉
2014年6月，因為千年棗樹的吸引以及對棗園近旁村落的想象，我來到泥河溝村。在這個古樸寧靜的村落，窯洞與枝繁葉茂的棗樹相映成趣，川道與縱橫的溝壑相得益彰。我在驚嘆自然景觀的同時，深感遺憾的是，傳承久遠的村落沒有文字的記載，盤根錯節、枝杈旁飛的棗樹也無神奇的傳說。
當然，這絕不意味著村莊沒有歷史，只是鄉村的往事沒有寫在紙上、印在書里，農民對家庭的情感、對村莊重大事件的記憶，都展現在日常的行為中，深藏在泥土里。因此，挖掘村莊歷史文化，口述采訪成為唯一的途徑。
入村之后，我曾尋找熟知村莊掌故的長者。但令我感傷的是，我到泥河溝那天，正是村里武國雄老人的周年祭日。無緣與這位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大隊書記、小學校長謀面，使我愈發理解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沒有哪位老人等你采訪之后再趕赴黃泉”。
這件事情催促著我加快工作進程，通過喚醒村民記憶的方式，為泥河溝留下一部可以定格歷史并呈現當下村落形態的文化志。慶幸的是，在此后搜集口述資料的過程中，村民的講述以及浸透其中的豐沛情感，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為泥河溝采錄一部口述歷史的愿望也便由此萌生。
2017年3月，92歲的武愛雄（又名武玉書）老人與世長辭。留下的兩千多字口述史是他生命歷程里可以“回放”的印跡。
為什么要搶救農民記憶中的歷史？因為鄉村在逐漸落寞，因為鄉土漸行漸遠。在傳統社會，老年人講故事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和文化傳遞功能。但隨著錄音機、錄像機等電子設備的普及，人們對口承知識的依賴越來越小，老年人在鄉村生活中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
然而，就泥河溝而言，如果缺失了老年人的生活記憶和生命體驗，村落的歷史將是蒼白的。也許有人會問，存留農民的生活瑣事有那么重要嗎？我們試想，一個人如果突然失去記憶，對曾經的生活全然忘卻，該如何面對明天？一個家庭如果沒有共同的生活記憶，情感又如何維系？
同樣，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對過往的歷史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國家就會無法發展，民族也會失去生存的根基。我們極力倡導搶救民間記憶，把它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急切的工作，就是因為那些足以留住根脈、凝聚人心的記憶，可能會在轉身之間消失，與世代累積的鄉村生活永久地告別。
2017年1月13日，當我們再次趕赴泥河溝時，老婦女主任郭寧過（1936年生）駕鶴西去。在前往村子的途中，我的腦海中不時浮現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她曾幽默風趣地對我們說：“當年來的時候，沒有聘禮，也沒有嫁妝，做了一套新衣新褲，騎著毛驢就糊里糊涂地嫁了過來。”更令我難忘的是，老人家帶領鐵姑娘隊、紅色娘子軍隊，為保護棗園修建堤壩，用肩挑、用背扛、用拉拉車從山上運石頭到黃河邊的往事。我很幸運，能夠親耳聽到她的訴說，與她一起重溫過那段充滿激情的歲月。她的名字難以寫進大歷史，卻應該與泥河溝同在！
2、生活碎片拼接的村落歷史
我們搜集的老照片、老物件、老文書，承載了一個又一個家庭故事和村莊故事；我們搶救的口述資料，呈現的是個人的生命史與村民的集體記憶。我們采訪了長期居住在村中的老人、不同時期流動出村的年輕人，以及為村莊發展立下汗馬功勞的地方干部。他們看似平淡的講述，帶給我們的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心靈沖擊。
無論是武愛雄 (1925年生)“為棗卷卷頂神神”的頑童故事，還是“后村孩子王”武國柱(1933年生) 的娃娃瑣憶；無論是“借個毛驢兒娶媳婦”的武子周 (1947年生)，還是講“紅棗就是我命根子”的武買保 (1955年生)，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物、那些記憶，不僅展現了陜北的地域風情，也張揚了葉與根的情義。
泥河溝村地處黃河中段晉陜峽谷西岸，屬于沿黃土石山區，生態脆弱，旱澇災害頻繁。因此，在村民零散的生活片段中，對自然的敬畏、對災害的記憶是最為核心的主題。一輩又一輩人攔河筑壩，一代又一代人守護灘地棗林。在這些應對災害的生存智慧里，是與棗樹同步成長的青蔥歲月，是被黃河推走的青春時光。
在這塊貧瘠的土地上，那些村民不堪回首的往事總會不召自來，走40里山路去通鎮背糧的艱辛歷歷在目，移民山西、內蒙古的窘迫猶在心頭。1976年發生黃河船難，21條生命的離去更是村民最痛楚的記憶。當然，恩威并濟的大自然帶給他們的，也有言說不盡的歡樂與幸福。諸多能工巧匠的文化創造，使窯洞、河壩、漫水橋等工程成為村落的標志性建筑，使灣、塌、坡、峁、梁成為可以駐足欣賞的人文景觀。
在這些村莊事件的敘述中，石匠武子勤 (1933年生)、艄公武占都 (1940年生)、鐵匠武耀增 (1953年生)、主持修繕村廟的武岳林 (1944年生)、兩度當選村書記的武世峰 (1946年生)，他們的人生起伏是不同時代村落生活的投射。
在這組老人群像中，王春英（1943年生）是唯一的女性。她18歲嫁到泥河溝，像養孩子一樣栽種、呵護著棗樹。這份特殊的情感使她與這塊土地、與黃河、與攔河堤壩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她從母親的視角講述了集體化時期白天出工修田背石、晚上回家織布縫衣的生活狀態，貫穿其中的是人與棗樹、人與土地、人與大河的復雜情感。
村民肖像
除了這些生活在村里的老人，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因讀書、招工、當兵而走出村莊的人離鄉雖久，卻思鄉心切。改革開放后，游走于城鄉之間的“60后”“70后”“80后”，有讀大學出村的，有在外打拼的，也有回村創業的。他們的人生際遇代表了一代鄉村青年對生活的夢想。
他們的講述里有孩童時期在村中玩耍的真情，有生活困難時期的苦中作樂。追憶時，這些都已轉換成他們對村莊的拳拳深情。這些生動的故事告訴我們，不論路途有多遠，不論時間有多久，他們的生命都與家鄉這片土地緊緊地聯系在一起。
這項采錄口述資料的工作，讓我們獲得了昔日重來的驚喜。在村內老人的講述中，破舊的十一孔窯與鄉村學校的興衰連在一起，河神廟和龍王廟與他們的災害記憶一并而至。他們曾飽受黃河之苦，也曾享用水運之便。如今，碼頭已不見蹤影，艄公已走下船頭，但與大河相關的苦樂往事卻總是呼之即來。那些貫穿村莊的水利工程、那座護佑棗林的攔河大壩、那條背扛返銷糧的陡峭山路，都與汗水和淚水共同刻錄在鄉村記憶中。
正是通過這樣的采訪，有關“文革”時期青年突擊隊、鐵姑娘隊、老愚公戰斗隊、紅色娘子軍隊的記憶被喚醒，村中那段激情歲月也因此得以重現。而對那些漂泊在外卻心系家鄉之年輕人的訪談，則讓我們感受到他們“躍出農門”的強烈愿望和棲居城市的生存困境。他們創業打工的經歷，是30多年來農民群像的縮影。因此，他們的人生起伏不再是一個村莊的故事，而是中國農民共同的生命歷程。
翻閱這些口述記錄，小規模的社群生活、重大的社會結構和社會事件之間的內在關聯就會鮮活再現。當然，口述史的價值遠非如此。在一段段獨白中，他們看到了自己和家庭、村落之間的聯系，在村老人理解了年輕人走出村落的艱辛，打工在外的年輕人理解了河灘上每一棵棗樹、堤壩上每一塊石頭對于父母的意義。正是這種傾情的講述，讓年輕人思鄉心切，讓老年人想兒盼歸。
河神廟
在這個古老的村落里，我們可以與千年棗樹朝夕相伴，卻難以揣度它們所經歷的世事滄桑。而今，在它們默無聲息的凝注下，我們問詢泥河溝的歷史，記錄村落的當下形態，其深層的意義在于不讓我們的子孫喪失與祖先對話的能力。
盡管社會變化太快，好像只能徒留“轉身的憂嘆”，但是透過村民的生活敘事，我們可以直接觸摸陜北的村落民俗文化。在多人講述的村史中，每個人的命運都與黃河、與黃土地聯系在一起。
從拜師學藝當石匠到拉船運輸做艄公，從修田筑壩到“奶菜”“浮河”，從龍王廟、河神廟的重修到棗神菩薩的供奉，都展現了沿黃民眾的生計方式和生活形態。尤其是正月初三至初五的打醮儀式、三月十二的佛堂寺廟會，這些傳統儀式每年的如期“復活”，創造了歷史與現實、心靈與身體相互融合的文化氛圍。
這種不斷被激活的集體記憶，表面上看是村民在回憶過往生活，但其實質是村民以文化記憶應對現實處境的生存智慧。打醮轉九曲、唱戲敬神神等傳統儀式的復歸，不是讓我們重返過去，也不是讓我們在傳統文化中獲得心靈的慰藉，而是通過重塑村莊的集體生活，在歷史與現實碰撞中找到自身存在的真實感。這也是鄉村文化傳承不息的內在動力。
打醮轉九曲
在這個村莊凋敝、生活記憶不斷被刪除的時代，老年人無力言及農耕經驗，盡管其中蘊含著當地人強烈的生命意識和環境意識，年輕人迫于生計無暇顧及鄉村，甚至為了生存而有些失魂落魄。
那么，如何促發鄉村的改變？如何讓農民重新發現鄉村之美，進而激發他們對家鄉的歸屬與認同？最為根本的前提就是鄉村文化的復育。我們以民眾參與的方式，與村民共同找尋歷史，讓沒有自信的老人感受到自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讓他們有了守望的熱情。
與此同時，我們這份力量的注入，也讓那些背井離鄉去打工的年輕人有了回望的心念。無論是老人的守望，還是年輕人的回望，正是這份懷舊和鄉愁，不斷地喚醒他們熱愛故鄉的情愫，支撐著他們營造一個詩意棲居的精神故鄉。
就此而言，碎片化卻熔鑄了生命體驗的村落歷史，不僅承載了柴米油鹽中難以割舍的情感記憶，也讓我們看到古老村落里潛存的生機，看到了鄉土社會的希望。
3、田野思緒里的無奈與憂傷
口述史是樸素的鄉村敘事，也是我們與村民共同完成的作品。一次次對坐長談、一次次溝壑踏訪，使單純的生活舊事變得鮮活靈動。信任是講述的基礎，真情是傾聽的前提。
正是因為彼此的接納，那些平淡卻藏著希望的日子，才總能讓講者黯然神傷，讓聽者淚滿雙頰。就此而言，口述史雖是村民個人的生活史，但字里行間也同樣流動著采錄者的情感——一份因專業所學而生的社會責任，一份重新理解鄉土中國的能力與信心。
回望所來之處，從第一次到泥河溝，我的心就放不下了，不僅因為千年棗樹和古棗園近旁寧靜的村莊，還有淳樸的村民以及他們與貧困抗爭的生活！這里隸屬于我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的呂梁特困片區。除了五保戶、病災戶和殘疾戶之外，全村絕大多數家庭的生活狀態相差無幾，小康的生活目標依舊高懸。
三年來，每當聽到泥河溝春旱無雨，棗花無法坐果時，每當聽到打棗前雨水連綿，果實又爛成一地的時候，隱隱的痛就會在我的心里自然萌生。我曾反復地追問，這里毗鄰黃河，歷經無數次的災難，棗樹何以持續千年？生活困頓的村民，為何還要祖祖輩輩守望這貧瘠的土地？
在與陜北地域文化親密接觸的日子里，我對棗樹的生長特性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對村民堅忍而內斂的個性品質、勤勞而簡樸的生活習性有了新的認識。他們在艱苦的環境中生存，卻從不言放棄，始終對明天的生活報以積極的想象。
2015年7月13日是入伏的第一天。按照當地的習俗，村民要去“浮河”，他們相信黃河水可以把自己身上的病痛和晦氣統統洗掉。我走進大河并在臨近岸邊的石頭旁坐下，任憑河水從我的肩頭流過，與鄉親們共享這炎熱夏日里的清涼。
當我看到高曹平翻滾幾下就到了黃河中間的灘地，而后起身在灘上奔跑時，我被那一幕深深感動了。在午后的陽光中，陜北漢子的健壯與黝黑的膚色顯得格外醒目。當他從遠處跑到我的近旁，當我看到他臉上劃過的憨憨而暢快的微笑時，我的眼淚一下涌了出來，默無聲息。
那一刻我在想，在這個貧困的村落，紅棗幾近連年絕收，也許在他的生命里，唯有在黃河灘上赤身奔跑的這個瞬間，如孩童般自由，忘卻了去年的收成，忘卻了生活的煩惱。也是在那一刻，人和自然是和諧的，人的自由生命和這個世界是一體的。看他奔跑的那一瞬，和他對視的那刻間，我多么希望那黃河的水再柔一些，再慢一些，能夠讓我們的村民感受到輕松暢快的時間再長一些。
2016年1月13日是我們團隊冬季調研離村的日子。當送我們的車駛過觀音廟時，武小斌播放了一曲陜北人耳熟能詳的《鬧秧歌》。不知為何，多日里積壓的情緒突然涌上心頭，流淚的沖動演變成了眼前景致的模糊。
我想到了去往朱家坬時路邊的風景，想到了靜寂夜晚泥河溝窯洞里溫暖的燈光。黃土高原溝壑縱橫的大地，雖蒼茫壯美，卻總是讓悲涼的情緒不召自來；散布在石坬圪臺上的窯洞，雖錯落有致，卻總是與艱難的感受齊聚心頭。
于我而言，這一年陜北的冬天是寒冷的，不僅因為氣溫的驟降，而是因為我走進了一個又一個身處困境的家庭。天災的降臨，人禍的接踵而至，我聽到了“生靈的嘆息”，感同身受了他們生活的無奈。然而，家庭的故事并未就此終結。無論是年邁的父母，還是承受生活重壓的兒女，并不依靠救濟度日，他們相信自己的雙手，相信看似無望的生活一定會有轉機。我為他們的生計狀況憂傷，更為他們胸襟的豁達驚訝，這就是平凡世界里的悲喜人生吧！
在村里的每一個夜晚我都會在窯洞外獨坐，不論是冬天還是夏天。當我看那漫天星斗的時候就會想到路遙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在路遙去世15周年的時候有一本紀念文集（《路遙十五年祭》），作家王安憶在《黃土的兒子》一文中講到路遙的一段往事。當冬天過后，走在滿目黃土的山里，忽然峰回路轉，崖上立了一枝粉紅的桃花，此時本該滿心歡喜為著春天的到來，但是路遙卻眼里浸滿淚水。
當我背靠著窯洞仰望星空的時候，我理解了路遙。在那孤寂的日子里，面對滿目蕭索的環境，心底里還藏著一個很遙遠但卻依稀可見的希望。正是因為有了這份火辣辣的希望，所以才讓這方水土養育的村民在災害頻發的歲月，在孤助無援的時候，仍然堅定活下去的勇氣！
在泥河溝空寂的山野里，漫天的星斗總會帶給我獨特的心靈體驗。在那里有人和自然的親密交流，傳遞的是人和人之間相互依存的溫暖和力量。我們每個人都是渺小的，但我們卻不能停止腳步。我們不只在記錄鄉村的當下，更是在挽救我們自己的未來。
2013年12月7日錢理群先生在農大演講時，結尾的一段話讓我始終難以忘懷。他說：“作為一個踐行者也許我們是孤獨的，但請你不要希望去影響太多的人，就從改變我們自己開始，繼而改變周遭，改變社會，實現悄悄的生命變革。”
我想只要我們秉持這樣的理念，期待已久的記憶中的鄉村就不會從我們的視野中滑落，依然會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我們和祖先之間通達而美妙的情愫，就會在這里永久地傳遞。
此時，我們暢想美麗鄉村，極力搶救那些行將消逝的村落記憶，也許只是浪漫的幻想，但是只要我們從腳下開始做起，那些被稱為“烏托邦式的鄉土”可能就會重現眼前。
在高揚城市化的今天，我們的執拗可能偏離了主流，但這樣的“逆風而行，逆流而上”，并不是懷舊式的情感宣泄，而是這個時代里我們這一輩人最為真切的使命。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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