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作者在2016年3月25日由“十月雜志社·十月文學院”與“北京鄉村文化保護與發展志愿者協會”于北京主辦的“‘十月’青年論壇”第四期“‘回饋鄉村，如何可能：文學與鄉村的對話’研討會”上的發言稿的增訂版，僅代表個人觀點
謝謝主持人！我今天主要談黃燈老師《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這篇文章。黃老師這篇文章最初以《回饋鄉村，何以可能？》刊發于《十月》雜志2006年第1期。此文就文體而言是筆記體散文。她以筆記的方式討論了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為何這篇筆記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我覺得要放到這兩年對鄉村問題的持續關注和隨之涌現的大量“返鄉筆記”這一大環境里來看。
2015年春節，上海大學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首先在“澎湃市政廳”欄目發出，因為趕在春節這個節點，在社會中引起極大反響，很多人參與討論。我當時寫了一篇文章《回鄉偶記：雙重視域下的農村生活》參與討論，主要談了鄉村倫理秩序的崩解問題。后來蔣好書老師也寫了一篇文章《如果真愛家鄉，知識不會無力》，批評了知識人面對鄉村問題時的無力感和知識無用論。我則又寫了《在鄉村，知識為何是無力的？》回應了蔣老師。此間，很多的筆記文章都在描述、討論和反思農村問題，黃燈老師當時也有文章面世。就當時很多人不知道農村現實的狀況而言，我覺得這類以描述為主的筆記體文章比粗淺的批判文章要有價值。
回到剛才的問題，此類題材的筆記體文章為何會在這兩年火起來？究其原因，首先是大眾媒介的推動力。大眾媒體的傳導作用遠大于傳統紙媒，具有及時和輻射廣的特點，受眾面非常大。而且，大眾媒介很會“發現”和“制造”話題，知道公眾的興奮點，很多“返鄉筆記”的題目都會被媒體編輯改動，如將“（女）博士”“（女）博士后”和“返鄉”并置，以此吸引公眾的眼球。其次是話題的時效性，春節很多人返鄉又返城，對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諸多問題有著切身的體會，情感上很容易引起共鳴。然后就是農村問題的持續發酵，已經到了必須深入討論的時候。最后，就文體而言，返鄉體寫作與傳統農村題材寫作的差別在于，它具有極強的寫實性，或者說是鄉村生活實錄，語言通俗易懂，受眾面廣，與帶有較強情感色彩的散文和以虛構為特征的小說存在差異。
在農村題材書寫中，我們較為熟悉的是魯迅以來的小說傳統，這條線一直延續到當代的余華、莫言和閻連科等作家的創作。小說就是虛構的，一旦涉及到虛構，讀者會覺得小說中的農村圖景是一個想象出來的虛假世界，雖然會拿來和現實對照，但仍會認為那是個遙遠的世界。但筆記體不是，筆記體的前提是真實，它會讓現實與讀者的情感經驗短兵相接。也正因此，今年春節冒出來的諸如“上海姑娘”“東北媳婦”“不讓上桌，城里媳婦掀桌子”等虛假的返鄉筆記和新聞，才會讓大家信以為真。拋開文體，我們也要問，為何這類虛假的返鄉筆記會讓大家信以為真？因為它以虛假的方式揭示了真實存在的問題，或者說它們作為一種“癥候”揭示了讀者的情感經驗，也就是大家認為現實就是如此的。此類文章敘寫的事件本身是虛假的，但是作為一個現象它也揭示了一些社會真實，值得分析。
黃燈老師這篇文章，過年時剛發出來我就讀了，本來也想做一個回應，但是后來又忍住了。為何不做回應呢？我覺得就當下各類返鄉文章泛濫的情況而言，不適于再繼續寫呈現農村負面狀況的筆記體文章。這首先是因為，此類文章會使得大眾，包括知識人群體，進一步固化自己對農村的負面印象和認知。還有更危險的一點是，大眾媒體追求聚焦效果和時效性，會在短時間內集中推送特定類型的消息，其聚焦效應亦會扭曲現實圖景，造成受眾認知單面化。而且，大眾媒體受眾又多有一種獵奇心理，新奇感淡化了也就不會再關心此類事情。即便認真對待此事的人，也會在情感遭到一次次震驚后，變得麻木，進而熟視無睹。因為事情太普遍和太復雜，可能反而打消了人們想要馬上解決它的緊迫感。而且，目前很多筆記體文章仍然停留在單純的現象描述，缺乏必要而有效的原因分析，甚至將農村問題僅僅歸結為農民自身的認知局限和情感結構缺陷，未能在社會整體層面結構性地分析問題，如此難免走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這類價值判斷的老路。將現實問題歸結為個體還是結構，會引出迥異的結論和情感效應。
農村圖景是復雜的，總體上是在不斷改善的，但是返鄉體文章（包括我那篇）卻造成了大家認為農村生活在不斷惡化的印象。即便我們今天在這兒討論此問題，聽到最多的詞是什么？潰敗、沒落、貧困化、空心化等等，都是負面詞匯。對此，我們要想的一個問題是，我們關于農村的經驗是真實的嗎？我覺得不是。蘇格拉底說過，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去過的。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經過反思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它是我們從某個角度或立場想象、建構起來的生活。此類生活圖景離我們的真實經驗有多遠？我有時候會反思自己的農村經驗，我覺得那是一種夾雜了個人情感和認知的經驗，是知識化的經驗，與那種源初的、最為真切的生活經驗離得很遠。我作為一個知識人，其實已經外在于農村生活了。我只是在觀看和反思它，而不是去經驗它，因而我的經驗也在很多時候并非真實。
此外，我們總是說農村在衰落，似乎農村曾經很美好，如陶淵明描寫的桃花源一般。然而，鄉村生活美好過嗎？其實，無論文學敘寫，還是現實經驗，都告訴我們，農村生活在現實層面沒有美好過，其美好只是一種情感效果。我們現在在小說和返鄉筆記里描寫和讀到的那些問題，農村一直都存在，只是長期以來沒有被知識人用一種知識性的話語呈現出來，推送到大眾的視野內，或者說沒有推送到在城市生活的人群的視野內，沒有成為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長期以來，農村都被偏見所遮蔽，農村生活經驗也多在知識話語中發生了畸變。
剛才，李云雷先生談到“階級性”問題，李陀老師談了資本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效應問題，都很有啟發。但是，我們要問，當我們討論“階級”的時候，我們指的具體群體是什么？當代中國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此無產階級主要是工農階級，但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階級主體從根本上講還是工人階級。因為按照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只有工人階級才代表了歷史發展方向。農民階級雖然是工農聯盟的重要部分，但實際上一直都是邊緣群體。工人生活于城市，享受著各種福利待遇；農民生活于農村，長期以來幾乎是自力更生、自生自滅的狀態，沒什么福利可言。工農問題落實下來就成了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從歷史現實而言，長期以來都是農村支援城市，農村甚至被作為城市問題的消化場所，幫助城市解決自身無法化解的問題，從上山下鄉到農民工問題莫不如此。
在“后文革”語境中重啟“階級”話語，必須十分小心它對民粹思想的迎合，走向“階級斗爭”的老路。而且，就“階級”話語本身而言，它解決現實問題的思路是“整體”變革或革命，但是當前中國的社會一體化程度如此之高，社會問題盤根錯節如此之深，想要在“整體”上解決社會和農村問題顯然是不現實的。如此，與其提出一條不切實際的變革思路，將社會問題和農村問題公式化地化約為資本或制度原因，不如在具體的問題上做一些切合實際的工作，例如王克勤先生一直不遺余力解決的農民工“塵肺病”問題，功德無量，意義深遠。而且，階級話語的批判對象主要是“資本”。雖然當前中國因為借助“資本”重新整合社會（推行“新自由主義政治”政治經濟政策）而導致的社會問題不斷出現，改革負面效應不斷凸顯，但是出現這么多問題的重要原因是公權力尚未得到很好的約束，沒有起到制約資本無邊界擴張的作用，甚至成為資本追逐者。農村是當代中國社會諸多結構性問題的爆裂點，是資本逐利、體制缺陷以及由此引發的改革負面效應的集中呈現地。無論怎樣，我們在討論農村問題時，必須社會歷史地思考它，回到農村經驗的現實和歷史之中。黃燈老師的文章就提供了這樣一個契機，讓我們拋棄各種宏大敘事和宏大概念，真切地去體驗一下農村的日常生活，去經歷他們的生老病死，去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去思考：真實的鄉村經驗到底是什么樣的，如果我們要去建構、重現此類生活的話，應該呈現一個什么樣的鄉村？
農村問題說到底就是現代性問題。當代中國，尤其是近三十年，社會處于一個急劇現代化的過程中，個體經驗也是如此。在此過程中，社會結構急劇調整，大量農民涌入城鎮，這就造成他們的生活經驗的劇烈調整。城市短暫經歷獲得的體驗與農村長久生活積累的經驗發生著對撞。就我個人而言，我小時候生活在農村，那時候家里還在點煤油燈，生產依靠畜力，從物質上而言幾乎是一種前現代生活。后來讀書，從小鄉鎮一直讀到北京，又到美國生活了一年，可以說各種各樣的生活經驗，從前現代到現代，到后現代，作為一個個體都有體驗。同樣，這些生活經驗及其內在的沖突也會在我的經驗內發生沖突，造成我個人情感結構上的張力。現代性的內在矛盾會在諸多個體和村莊上集聚和呈現出來，造成這樣那樣的問題。因而，我們必須明晰，此類經驗是一種多么復雜的經驗！
其實，大多數農民尤其是農民工，對社會結構和自身處境的認知是相對清晰的，只是多以為對此情景除了個人奮斗無能為力而已。可以說，他們面對自己的生活處境經歷了一個“痛而不自知”到“痛而有知”，再到“知痛而無奈”的變化過程。我們時常說，知識人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啟蒙”。這種大眾需要啟蒙的觀念有時候確實是一種知識權力的自負，他們并未認真思考過：啟蒙誰，啟蒙什么，以及最為關鍵的“如何”啟蒙？很多知識人對社會現實尤其是其實際運作模式（潛規則）的認知其實不如市井小販和農民工，很多關于農村的思考成為了知識人自產自銷的話語生產。而且，即便農民對某些社會狀況是“知之不深，知之不確”的，那么知識人也必須不斷反思自己的認知是否深入而準確，他們在提供啟蒙觀念的同時是否能提供相應的解決方案？若是不能，如何化解其中隱含的社會風險？我這么講并非反對啟蒙，而是闡述我自己的一些困惑，也是表達自己對一些知識人面對農村問題發言時，總是充斥著宏大概念的話語形式的不滿。就此而言，怎么樣通過一種恰切的文學敘寫、文學表達，去呈現和思考此類現象，就是文學必須要回答的課題。
最后，我想說的是我的一個主要觀點，這也是我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基本立場，就是不能試圖以文學藝術這類浪漫的手段來解決社會現實中的復雜問題，社會問題必須社會地加以解決，現代化帶來的問題也必須通過深入的現代化來化解，因而我反對浪漫地敘寫鄉村問題，渲染鄉愁，更反對在社會層面過于文學化地講述關于鄉村的故事。因為當下的政治已經過于浪漫化，不切實際的政策使得農民如同棋子一般被領導者按照某種藍圖擺布。農民的生活被隨意調整，隨意規劃和整合，這完全是一種浪漫式行政思路。領導拍腦袋，農民被折騰。
總之，我們必須回到農村現場，尊重農村的內在生活邏輯和情理邏輯，不能浪漫想象、主觀臆測。而且，農村生活經驗和圖景是復雜的，不同地域的狀況也是迥異的，但農村在總體上是在變好，只是農村現代化的過程遠落后于城市現代化進程，這也是產生當下農村問題的一個主要原因。部分地區農村村落的凋敝是必然的一個過程，但這只是工業化或現代化進程中的“自然”調整。而且，人走屋空的凋敝農村，要遠勝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那種無處可逃、不能逃的饑餓和貧困。在此意義上，目前農村之凋敝，恰是農村之進步。但將農村的凋敝或轉型視為歷史必然，并不意味著對農村的各種困難和不公視為理所當然、熟視無睹，而是要求關心農村問題、尤其是從農村走出來的知識人，為轉型期的農村爭取更多的改革紅利和發展機會，為農民爭取同等的國民待遇，并將此作為其農村工作的重心。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博士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探索與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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