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業內卷化是農業發展到某一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經濟現象。傳統農業具有典型的內卷化特征，并以過密的勞動投入為標志，因此這種內卷化可以稱之為農業的勞動內卷化。農業勞動內卷化得以維系的關鍵是農村勞動力就業渠道封閉，無法自由退出農業生產系統，由此導致其他農業生產要素比勞動的稀缺程度更高，因而農戶選擇以勞動替代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雖然當前我國農業已經擺脫了勞動內卷化的窠臼，但仍有可能陷入另一種內卷化。
關鍵詞：農業內卷化；農業勞動內卷化；去內卷化
一、 內卷化理論
“內卷化”（involution），又譯作“過密化”，原意是“卷入，糾纏，錯綜復雜”，同時也有“退化、衰退”的意思。內卷化理論內涵豐富。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18世紀就提出“內卷理論”（Involutions Theorie），并將“演化理論”（Evolutions Theorie，即進化論）與之相對照。美國人類學家戈登威澤（Alexander Goldenweise）認為，內卷化是指一種文化模式達到某種最終形態以后，既沒有辦法穩定下來，也沒有辦法使自己轉變到新的形態，取而代之的是不斷的在內部變得更加復雜，即系統在外部擴張條件受到嚴格約束的條件下，內部不斷精細化和復雜化的過程。在內卷化理論深化發展過程中，Clifford Geertz發揮了承前啟后的重要作用。他把內卷化的概念應用到經濟發展領域，通過對印度尼西亞水稻生產的研究，把單位勞動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換取總產量的增長的現象定義為農業內卷化。Geertz對內卷化的闡釋影響深遠。黃宗智在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中沿用了這個概念，他認為內卷化首先表現為高密度勞動力投入下的勞動日邊際報酬的遞減，并以此為基礎解釋了中國傳統農業得以長期延續的原因；杜贊奇也參考了他的概念，將“內卷化”定義為是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韋森大體持同樣的觀點并將其擴展到制度研究的范疇，他認為，內卷可以被理解為一個社會體系或一種制度在一定歷史時期中在同一個層面上內卷、內纏、自我維系和自我復制。
近年來，內卷化理論被國內外學者廣泛地應用到社會科學研究的多個領域。比如，李培林、張翼認為我國國有企業存在著功能內卷化和人員過密化的問題；Chapagain注意到尼泊爾東部以種植糧食作物和牲畜為目的的傳統農作制度逐漸被經濟作物所代替，由此推動了農業的發展（去內卷化）；甘滿堂、計亞萍、吳業苗等從不同的角度用內卷化理論分析了農民工不能成功地實現職業角色轉換的職業行為。這些研究雖然對內卷化具體含義的界定不盡相同，但是基本上延續了戈登威澤、杜贊奇等學者的思路。本文主要借鑒杜贊奇對內卷化的定義，分析中國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停滯不前或無法向更高級模式轉化的狀態，并探討其內在機理。
二、 農業內卷化
傳統農業具有典型的內卷化特征：農民世世代代使用相同的生產要素，技術水平幾乎在原地踏步，勞動生產率無法進一步提高，以至于千百年來農業生產總在低水平的狀態下徘徊，無法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多的農業剩余。中國的傳統農業是具有超級穩態的一種農業發展模式，從封建社會初期到20世紀70年代末農村改革前夕，中國農業長期深陷內卷化的泥沼。從歷史上看，鐵制農具、牛耕、天然糞肥等農業生產技術自戰國時期就開始使用，而漢代以“代田”、“區田”之法利用輪作休耕提高土地生產力；雖則宋、明時期水稻、番薯、玉米等外來作物的傳入，且伴之以江東犁、鐵搭、稻麥復種制等技術的出現，對農業生產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在宋、明時期即便是中國農業最發達的江南地區仍未能出現真正意義上的“農業革命”。理由是從唐代至清代中期一千多年間農業的長期發展趨勢來看，中國農業技術的變化是同向且漸進性的，在此基礎之上的農業發展，不會出現戲劇性的突變（即“革命”）和爾后長期性的停滯。另一種觀點進一步認為，雖然明清時期的農業與之前的歷朝歷代相比有了較大進步，但是這一時期農業的進步主要得益于耕地面積的擴大、復種指數的提高以及某些作物增加肥料和人工投入，“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產率”，而不是“單位工作日勞動生產率”。基于此，黃宗智認為“解放后（30年）的情況實際上是解放以前6個世紀中同樣狀況的縮影……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勞動力收入不是密集化過程中的停滯，便是過密化過程中的萎縮”。有研究表明，從明初到1949年，中國的人口增加了7-9倍，而農業產出增長的比例也大體相當；而解放后的前30年，雖然農業總產出擴大了3倍，但是勞動生產率和人均收入幾乎沒有改進，其中1957-1977年，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甚至下降6.7%。山東省農業發展的情況也能印證農業內卷化的論點。由于資料所限，我們選擇1949-1964年和1980-1995年前后兩個十六年山東勞均糧食產量的數據進行說明。1949-1964年，山東省勞均糧食產量從586.45千克/人·年，增長到608.41千克/人·年，勞動生產率增長了3.75%，十六年間平均增長率僅為1.80%。與之相比，改革以后，1980-1995年的十六年間，山東省勞均糧食產量從977.25千克/人·年增長到1695.36千克/人·年，勞動生產率增長了73.48%，平均增長率為4.26%。從山東省改革前后兩個時期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對比情況，可以看出改革前山東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幅度十分有限。這種農業內卷的結果是黃宗智所謂的“沒有發展的增長”——即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單位工作日收入停滯或者萎縮。
三、 傳統農業的特征：勞動過密
過密的勞動投入是傳統農業內卷化的重要表現。黃宗智（2002）在批評彭慕蘭的著作《大分岔：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時，詳細對比了十八世紀中英兩國農業發展中的勞動投入、勞動生產率、土地生產率等數據，向人們展示了農業在內卷和發展兩條不同的道路上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揭示出中國傳統農業生產中過密的勞動投入的一些重要細節：首先，十八世紀，中國江南地區單一型的農業生產結構比英國種植業與畜牧業相結合的生產結構更適宜吸納更多的勞動投入，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是牲畜的飼養和使用。飼養牲畜和使用畜力相當于一種重要的資本投入：農忙時節飼養驢的耗費和人相當，而飼養騾、馬的耗費則是人的兩倍，而且耕畜和人在土地生產的有限生存資料上處于直接的競爭狀態。因此，農事生產中畜力的使用被降低到盡可能低的水平，只有那些單靠人力難以完成的環節（主要是犁地）才使用畜力。其次，中國傳統農業在肥料的選擇上，人工堆肥處于重要地位，這種肥料的收集、施用耗費人力但節約土地；而在英國主要“通過退耕還牧來提高地力，……即使是綠肥，也由于會占用土地而被壓縮到最低限度”。可以看出，內卷化的傳統農業在生產結構、技術選擇甚至技術使用方式上都表出現盡量節省資本和土地、以勞動代替資本和土地的傾向，只要能節約資本、土地，投入再多的勞動都是可以接受的。這種內卷化得以維系的根本原因是工業化、城鎮化不夠發達，無法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一旦農村勞動力在二三產業擁有廣闊的就業機會，正如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發生的那樣，農業中勞動投入的強度將會發生急劇變化。因此，過密的勞動投入成為這種農業發展模式最具決定性的因素，而這種農業內卷化可以稱為勞動內卷化。
農業勞動內卷化的作用機理是，在缺乏其他就業可能的條件下，傳統小農從事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被拉得很低，再加上農業生產技術保持不變以及傳統小農的儲蓄和投資意愿不強，為了實現家庭效用最大化，農戶會最大限度地把家庭成員的勞動投入到農業生產中去；只要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出口沒有打開，農業發展就會在勞動過密的狀態下持續下去并不斷自我強化，無法持續投入新技術、新要素以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也無法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減少農業生產中的不確定性。對整個國家而言，農業勞動內卷化的影響無疑是灰暗的。由于勞動生產率無法提高，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受到抑制，經濟無法積累足夠的動能實現起飛；對于農業產業本身來說，雖然生產力水平長期在低位運行，但是也形成了精耕細作的生產模式，對土地要素的可持續利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有所裨益。
四、 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型：去勞動內卷化
按照舒爾茨的觀點，改造傳統農業不在于“節約和勤勞工作”，而在于使農業能夠得到新的生產要素或生產技術；新要素、新技術的持續投入，是傳統農業走向現代農業的源動力， 也是打破傳統農業超級穩定均衡狀態的突破口。從本質上講，無論投入新要素還是新技術，都屬于資本投入。因此，增加資本投入對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資本品投入的增加，可以為減少其他要素的投入創造空間。許錦英（1991）測算了20世紀80年代該省小麥、玉米生產在三種不同生產技術狀態下的畝用工量（見表1），全過程機械化條件下，種植小麥、玉米全年畝均用工4.29-6.36個，其中田間作業用工2.1-4.1個，比全人工作業條件（僅排灌環節使用機械）至少減少20.4個工日，比主要作業環節機械化條件下至少減少5.6個工日。顯然，使用農業機械可以大量替代勞動。
但是，如果農村勞動力缺少其他就業可能，農業勞動內卷化就無法打破。就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雖然也鼓勵農民在農業生產中投入化肥、農機等現代要素，但是由于農村勞動力不能自由選擇職業，農業的勞動內卷化依然存在。正是從改革以來，農村勞動力才開始大規模、持續性向城市和二三產業持續轉移，并最終使勞動成為農業要素稟賦中相對稀缺的那一個，以資本替代勞動成為農民自覺自愿的行為。
宏觀統計數據反映出改革以來我國農業生產中物質費用的增加和勞動投入數量的減少是同步出現的。何宇鵬（2011）的研究發現，按照1990年不變價格計算的主要糧食作物：稻谷、小麥、玉米每畝物質費用—用工數量比率分別由1990年的4.78︰1、5.67︰1、4.17︰1上升到 2008年l2.98︰1、15.74︰1、10.61︰1，物質費用增長幅度十分顯著；另一方面，他援引農業部農村固定觀察點的數據證實，農戶家庭經營勞動投入出現明顯下降：2005—2009年，農民戶均家庭經營勞動投入由318個工日減少到265個工日，下降17% ，其中種植業投工量由153個工日減少到125個工日，下降21.82%。[27]這種趨勢仍在繼續。根據《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的數據，從2010—2014年三種糧食作物（稻谷、小麥、玉米）平均每畝的用工數量從6.93個工日進一步減少到5.87個工日，而物質與服務費用（當年價格）從312.5元增加到417.88元。目前，我國農業生產已經出現了許多可喜的變化：機械化程度越來越高、物質技術裝備使用率越來越高、分工越來越細致，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已經初具規模，并且成為地方政府著力推進的一項工作。
五、 結論與討論
中國農村改革的過程，是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發展的過程，也是傳統農業去勞動內卷化的過程。農村勞動力持續轉移，深刻改變了農業生產方式，為農業機械化、農業生產分工、廣泛使用現代物質裝備、農業市場化創造了空間，推動農業現代化先前跨出了一大步。在這種條件下，農民以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選擇傾向，打破了傳統農業以密集的勞動投入維持發展的窠臼，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促進了農業生產的分工專業化，為實現土地流轉、規模經營創造了條件，中國農業正在走上一條專業化、規模化、社會化的發展道路。
在開放的農業系統中，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能夠自由流動、自由配置，技術替代率遞減規律確保農業生產者不會一直用一種要素替代另一種要素，也就不會出現農業內卷的狀態。農業勞動內卷化得以維系的關鍵是農村勞動力的就業市場是封閉的，農村勞動力無法自由退出農業生產系統，以至于他們的勞動時間和精力不得不投入到農業生產。在這種條件下，與其他要素相比，勞動的稀缺程度更低。因此，農戶在技術選擇上自然傾向于用勞動替代資本、技術等投入，并在一套嚴密的機制作用下持續強化勞動過密的狀態。同樣，如果當前農業發展環境的某一方面變得僵化、封閉，農業仍有可能陷入另一種內卷化。值得警惕的是，當前農民的身份相對固化，農民這項職業并非完全開放。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由于農民市民化通道并不通暢，以致一部分農戶不愿意輕易放棄土地承包經營權轉而采用更加節省勞動的生產技術從事農業生產，另一方面有意從事規模經營的農業經營主體的土地規模無法有效擴大。在這種情況下，勞動的稀缺性超過了資本、技術等要素。由此，物質資本可能被超密集投入，從而農業陷入物質內卷化或者資本內卷化的狀態。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問題》201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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