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去小農化”的思想和政策主張成為農業發展的主流。張玉林用“賤農主義”一詞概括當代中國對小農的偏頗態度及價值和政策取向。在“賤農主義”影響下，小農被認為是傳統和落后的代表，小農的存在是中國“拖著”進入21世紀的“長長的尾巴”，是造成“中華民族流淌著血液的傷口”的原因，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許多學者認為，要解決“三農”問題，順利實現工業化和城市化，中心環節在于把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政府的政策文件一直強調對規模化現代農業經營者的支持和補貼，忽略了對小農及其價值的強調和重視。補貼政策又推動一些資本企業下鄉流轉土地，成為地方政府“培育”出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不少學者預感到這種政策偏向的后果：一些經營者“醉翁之意不在酒”，進行政策投機攫取國家惠農資源，導致弱勢群體的利益受損[5]。資本下鄉推動的土地流轉剝奪了農民最后的生活保障，使得中國農民走向無地雇工的方向。
對小農階級的發展走向及其未來命運的討論始終是小農研究的重要戰場。長期的論爭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論調，一種是小農消亡論，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認為小農的生產力水平低下，受剝削嚴重，生活困苦，缺乏經濟理性，其必將被資本主義的擴張所消滅，小農遲早會被轉型成為有薪工人和資本家農民[8]；另一種是小農穩固論，以19世紀俄國民粹主義為代表，代表人物如恰亞諾夫、沙寧等，認為農業社會并不遵循工業資本主義的規則，小農經濟有自己的發展邏輯，它創造了小農階級的生存和鄉村再生產的條件。對小農命運的論爭往往出現在資本主義擴張時期。對小農命運的判斷更多時候并非基于事實判斷，而是基于價值判斷，目的是為資本在農業領域的擴張掃清障礙，即張玉林所總結的“大清場”[9]。然而，正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言，“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從18世紀60年代的工業革命開始，到20世紀60年代的“綠色革命”，一直到今天，盡管小農的生產和生活不斷遭受工業和資本擴張的擠壓，小農依舊頑強存在著。甚至在美國、西歐等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小農的數量不僅沒有減少，反而開始持續上升。這說明小農在當今社會依然有其存在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價值。在這些價值作用殆盡之前，小農是決不會自動滅亡的。對小農存在的價值進行探討對于反思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一些激進行為策略，探索適合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多元農作系統具有重要意義。
“小農”是指這樣的群體或個人的組合：他們擁有自己的土地(以“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的名義而擁有)，生產和生活資料私有，生產生活不完全商品化，勞動產品部分自給部分供給市場；處于一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地緣政治村落中；有自己獨特的文化認同和豐富的地方性知識。小農作為重要的農業生產主體和村落活動的主要角色，其存在的價值同農業價值和村落價值有一定的區別和聯系。農業活動的循環性、多樣性、互動性、自我創造性[11]等都是以小農為基礎生發出的多功能性。村落作為地理意義上實體的存在形態，兼具承載和展示的基本功能。美國環境倫理學者羅爾斯頓認為，在城市、農村與荒野這三種環境中，農村能扮演著幫助我們思考文化與自然的問題的重要角色。農村并非天然可以承擔起這樣一種角色，是小農在一代代的生活傳承中，將文化與自然通過自己的生產和生活深刻地貫連起來，才給予了村落文化與自然載體的功能?？梢哉f，沒有小農的存在，農業價值和村落價值便無從談起。
一、小農與社會穩定
溫鐵軍認為中國幾乎是發展中國家中唯一遭遇了多次危機打擊卻能夠多次軟著陸成功的國家，而其之所以軟著陸，就在于城市鄉村的二元社會。賀雪峰等認為，從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來看，農村為城市經濟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為中國人民提供了充足而廉價的糧食、瓜果、蔬菜，為中國的現代化提供了“穩定器”和“蓄水池”。這種保護型城鄉二元結構之所以可以發揮作用，正是由于小農的存在。小農的生產和生活特點以及鄉村長期以來形成的小農特性決定了小農經濟是與當前城鄉二元結構相適應的經濟類型，并對消化社會危機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董正華通過對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小農制進行研究，發現二者通過“二戰”以后的土地改革，均初步建立了以小農所有制為基礎的農村社會經濟結構，從而帶來了社會的穩定，進而為戰后經濟較長時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小農并非單純從事農業勞動，兼業農民、半工半耕是當前小農生產的主要特征。兼業農民主要指小農個體在農閑時候進城務工，農忙時候返鄉務農；半工半耕則指小農家庭以性別和代際分工[16]為基礎，部分家庭成員外出務工，部分在家務農。小農生產的這種特征既是對城鄉二元結構適應的結果，又對化解城市危機，發揮鄉村作用，維護社會穩定起到了基礎保障作用。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和周期性的自然特點，決定了小農不用時刻在田間勞動，只用遵守一定的農時進行農事活動。因此，小農的生產安排極富彈性。當農業以外領域如工業、服務業的發展需要勞動力時，農業部門中的部分勞動力會流向其他部門，支持其他部門的發展。而當外部發展環境出現異常變動或周期性危機，如金融危機引發生產部門大蕭條時，勞動力又會平穩回流至農業部門，依靠自己的勞動和農業部門的“收納彈性”化解自己所遭遇的生存危機。這種危機的自我化解顯而易見減輕了其他部門的壓力和政府的社保、維穩等困難，不僅沒有給一時“震蕩”的社會雪上加霜，反而為危機的盡快過渡、消解助推了一臂之力。
小農追求市場遠距的生活特點使得作為生活必需品的食物在大部分時候是自給自足的。毛澤東曾指出，“農業搞好了，農民能自給，五億人口就穩定了”。鄧小平也提到過，“不管天下發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飽肚子，一切就好辦了”?？梢?，小農食物自給的生活特點之于村莊和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在風險來臨時，食物需求作為最基本的生理需要，處于需求層次的第一階段，食物需求滿足與否直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與否。
鄉村生活長期以來形成的勤勞、忍耐、精打細算等小農特性對于小農實現食物自給，應對外部社會危機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勤勞是農民理性的最基本要素。對小農來說，自主性的擴大和對資源的自我控制都具有重要意義。為了實現這些目標，勞動成了關鍵因素。小農相信“一分耕耘才有一分收獲”“人勤地不懶”。因此，“起早貪黑”是值得敬佩和頌揚的勤勞行為，這樣的人在村子里是值得信賴和交往的，而“游手好閑”“好吃懶做”“偷奸?；眲t是為人不齒的懶漢行為。無論是來自自然的“天不遂人愿”，還是社會生活中的艱難和困苦，都需要小農勇敢承受。這份忍耐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擔當，一種生存的策略。徐勇分析道，中國農業社會里的農民是一家一戶生產的小農，要在不可駕馭的自然環境下獲得生存，必須具有高度的韌性，能夠忍受一切艱難困苦。小農在面對一般的艱難時會首選忍耐，他們清楚生活中的困苦是無法逃避或轉嫁的，因此他們慢慢形成了一種精打細算的習慣，使得日子可以“細水長流”。這種“精打細算”和“細水長流”一方面是對艱難生活的應對策略，是“忍耐”的一種積極表現；另一方面又反過來強化了“忍耐”這種生存智慧，使得小農在風險社會中具有更強的生存韌性。
企圖消滅小農，實現農業企業化或公司化經營，不僅對提高小農生活水平或增加小農收入助益不多，而且會適得其反地造成外來大資本對當地人發展機會的掠奪，帶來貧困的惡化，進而威脅到社會的穩定。比較典型的例子是南美和北非的種植園經濟，由外來資本和當地大資本控制的這些種植園并沒有給當地人帶來多少工作機會，使得當地人因缺乏謀生的手段而陷于貧困?！按笄f園不僅沒有吸收勞動力，相反排擠了它；四十年來，拉美農村勞工減少了20%以上。”大莊園不僅沒有為當地人提供足夠的工作機會，而且成為雇工的人得到的工資性報酬甚至不足以購買以往他們在自己的一小塊土地上所生產的食物。沒有土地和足夠的食物成為農民運動爆發的根本原因。巴西是世界上第二大土地分配不均的國家，最富有的1%的人口擁有47%的土地，62%的大莊園沒有任何產出，與此同時，480萬的農民沒有土地。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巴西的農民運動開始興起。1979年，巴西的無地農民第一次占領土地。1984年，“無地農民運動”(MST，葡萄牙文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的縮寫)作為一個組織正式成立。目前，“無地農民運動”已經成為拉丁美洲地區最大的社會運動。在過去10年，巴西超過1 000人在土地沖突中喪生。無地農民的生存困境成為威脅巴西社會穩定不可忽視的因素。
總之，不像小農生產生活領域的生存自保障，工業和服務業領域的就業和生活需要一個有力的外部保障，即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否則面臨一點的危機就可能爆發嚴重的社會問題。賀雪峰認為當前必須維持小農生產結構的原因之一在于農民進城體面生活下來很困難，是城市所能容納的就業機會而不是農民進城的意愿，決定了中國城市化的進程[22]。因此，當越來越多的小農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轉型成為雇傭工人，且失去回流鄉村生活的基礎條件時，政府是否準備好了，為一個更龐大的人群提供“減震”的保障基礎？強調小農之于社會穩定的重要性并不意味著希望小農存在以專門吸收城市發展的代價，而是說明不顧社會現實發展基礎，在缺乏足夠社會保障的前提下一味推進小農改造項目不僅不利于小農的發展，而且會危及原有社會穩定的基礎。
二、小農與食物安全
食物安全一般包含了兩個層面的含義：一方面是食物數量安全，指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能得到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夠食物③；另一方面是食物質量安全，指食物無毒、無害，符合應有的營養要求，對人體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亞急性或慢性危害。前者通常在國家和社會層面被提及，即常說的“糧食安全”；后者多在經濟和生活領域被提及，即“食品安全”。小農的存在對于食物安全的價值也可以從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兩個方面仔細審視。
(一)小農制之于糧食安全的積極貢獻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強調，“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們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23]?？梢娭醒胝畬Z食自給及糧食安全問題的重視程度。過去這些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實現了“12連增”。賀雪峰認為，在小農經濟條件下，中國仍然具有極大的糧食增產能力，我們不能從國際上進口糧食或不去從國際上進口糧食，中國也完全有能力在小農經營的基礎上做到養活自己。董正華認為，僅有社會穩定還不足以說明小農制的優越性，從根本上說，小農制有無生命力取決于它能否帶來農業生產的增長。小農輪作、間作的耕作方式使得單位面積一年的土地產出遠遠大于規?；瘑我环N植的產出。小農對于土地的珍視使得農村的許多土地可以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他們“看得上這些地”，只要能力所及，他們就會料理好這些土地。在農村的小農不僅會流轉外出打工者不種的土地，防止這些土地拋荒，而且對于自己的土地更是兢兢業業，“個個農民都苦戀自己的土地，對于他們的土地都抱著既親昵又尊重的態度”。在同一塊土地上根據節氣在不同的時候種植多季作物，甚至在同一時候間種多種作物，大大提高了土地的利用效率，其綜合土地產出是大規模農業無法比擬的。如在華北李村，小農在尚未掛果的李子樹地里種玉米，同時還間種黃豆和綠豆，此外又在地邊種幾株豆角順便收獲一些菜品以達到對土地的高效、合理利用。
小農與科技、市場等現代農業生產要素并不矛盾，小農可以更好地利用這些要素實現單位農業產量和家庭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葉敬忠等對四川葛村的土地流轉情況調研發現，土地流轉后的農業規?；洜I效益并未提高，相比公司化農場和專業大戶經營的家庭農場，只有小農農場是贏利的，顯示出小農經營在農業增長方面的獨特優勢[25]。黃宗智認為小家庭農場，尤其是在新農業中，展示了強勁的生命力，其效率比大農場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即便是大農業企業，如今仍然多依賴與小農戶簽訂合同或訂單的方式來經營，而不是依賴傳統的資本主義雇工經營方式[26]。小農的存在形態并非一成不變，在市場經濟環境中，小農家庭經營會調整其內在的經濟邏輯以適應市場經濟。市場上消費需求的變化拉動小農調整農業結構，從傳統的糧食種植向果蔬種植以及種養結合的飼養業轉化，從而實現農業領域的“去過密化”和單位土地農業產值的提升，黃宗智將其稱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高原補充道，蔬菜種植需要大量復雜而細膩的手工勞動，農戶家庭恰好易于提供這種勞動形態。這不僅說明了小農家庭經營在市場經濟中的生命力，而且說明了小農對我國農業生產的貢獻能力。
此外，小農制不僅從單位土地產出和農產品總產量上為糧食安全作出貢獻，而且也從價格方面為糧食安全作出了積極貢獻。尹成杰注意到，聯合國糧農組織關于“糧食安全”的定義在不斷變化。其中，1983年的定義較1974年增添了“買得起”，強調糧食安全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確保所有人在任何時候既能買得到又能買得起他們所需要的基本食物。這意味著消費者的經濟能力是實現糧食安全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食物價格也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小農半工半耕的生計特點決定了小農的食物生產首先是滿足家人的生活需要，有盈余則銷往市場。因此，食物價格并不嚴格依據生產成本，尤其是小農的勞作成本往往沒有被包含在食物價格中。只要小農覺得產品銷售出去可以彌補部分收入，小農便會低價銷售。公司農業或企業農業的單位面積生產成本雖然可能比小農農業低，但其地租、勞動力成本不可忽視，農產品價格若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農場的再生產便會陷入困境。小農經營則不然，家庭土地沒有地租，自發流轉的土地只有極低的租金，甚至沒有租金；只要不雇工，勞動力成本可以不納入計算，再生產很容易得到保障?？傊?，食物自給和打工收入的雙重保險使得小農可以為市場提供更多低價的“買得起”的農產品。
(二)小農生產方式之于食品安全的重要作用
黃季焜認為，中國食物安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食物質量和食品安全問題?；屎娃r藥殘留超標，以及動物疫病越來越成為食品安全的突出問題。李春華指出，2015年因國內食品安全導致死亡人數達到上萬人，經濟損失高達50億元。在日益嚴峻的食品安全背景下，不少生產者開始回歸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用種養結合的生態方式實現農業生產的內部資源循環，盡量降低外部化學制品的投入，同時減少廢棄物的排出，從生產環節促進食品安全；一些機構開始探索以小農為基礎的生態農業互助實踐，如中國農業大學搭建起“巢狀市場”平臺，將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聯結，一方面為消費者提供健康、安全的農產品，另一方面支持小農的傳統農業生產。
小農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使其相較企業農業和公司農業更有利于實現食品安全。不同于工業生產，農業的生產時間超過了勞動時間(指投入到整地、種植、除草等的時間)，因為它不得不顧及動植物的自然生長節奏。這意味著資本被“綁定”了，在作物收獲和飼養的動物可供屠宰之前，無法實現利潤。然而，這樣的農業生產節奏與小農“半工半耕”的生計安排是相符的。在企業農業和公司農業看來是劣勢的、不利于資本運作和雇工安排的農業自然生長周期，在小農看來卻是多樣化地安排生計模式的契機。他們不會用“強制”的方式達到目的，而是在以“精心照料”或“匠人工藝”為特征的框架中盡可能實現高產出。因此小農可以保持與自然的協同生產，根據農時生產和收獲。而為了更快地回籠資金，實現利潤，企業農業和公司農業的典型傾向就是盡可能使農業吻合工業生產，即農業的“工業化”。這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伯恩斯坦指出，農業的“工業化”帶來了更多嚴重的生態成本，包括由于糧食種植和加工的程序以及許多食物的營養價值下降、毒性增強而引起的健康成本。
針對生產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企業或公司農業經營者與小農有著不一樣的解決策略。如在養殖領域，前者趨向于消滅動物的天性，許多家禽被飼養在“電池農場”里。狹小的空間導致禽類經?；プ模谑撬鼈兊泥雇谕纯嗟陌梧惯^程中被“修整”；由于其腳爪常常被籠子底部的鐵絲網眼卡住，所以會被切去腳趾末端，以防腳趾生長。當發現有一只或幾只雞有問題時，便會對整個雞群進行藥物治療和預防。而在華北李村的觀察發現，面對同樣的問題，小農會盡量減少密度，像個協調者一樣干預其中，將其轟散；甚至在它們天性脆弱時期像個家長一樣守護在旁邊，晚上它們擠成堆時將它們挪開；遇到不可控的疾病感染時，小農盡力去照看，一一掰開嘴巴喂藥片，以確定每一只需要治療的家禽真的得到了治療。如果治療無效死亡，小農也會傷心地將雞深埋處理?？傊∞r采用一種對動物本身更有利的方式來飼養動物，這種生產本身便是小農生活的一部分；而企業或公司農業則采用一種暫時滿足人類各種獲利需求的方式來飼養動物，這種生產與人類生活世界本身并無干系，至多算得上是一種為了牟利而不得不進行的工作。正是因為這種工業化的農業生產方式切斷了食物與自然及人們生活世界之間的聯系，從而帶來了當今社會食品安全問題的普遍困境。
三、小農與社區發展
(一)小農為基礎的自發流轉與規模經營
黨國英認為，小農理想不利于中國農村現代化，只有更深入的產權改革才可以更大程度上放活農民經營權。然而，目前中國農村現代化問題的關鍵并不是產權問題，為了促進市場化改革，政策已經在最大限度內允許甚至大力鼓勵農民經營權流轉。當前農民的經營權不是“太死”，而是“太活”，以至于很容易被以“現代農業”之名剝奪?？梢哉f，目前中國農村現代化問題的關鍵正是明晰“誰的現代化”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黨國英對目前農業發展中的公司化趨勢提出了批評，并肯定了家庭農場的作用，他認為，就“農業耕作來說，家庭經營足以承載起現代規模化農業”?？梢?，本質上，小農與現代農業和規模農業并不矛盾，小農可以在自發流轉的基礎上實現家庭適當規模經營。
在華北地區的李村，李子經營規模超過0.67公頃的有9戶，每畝李子的年均收入在5 000元至10 000元之間。這些農戶是村里的種植大戶，其土地主要依靠自發流轉和承包集體土地獲得，減少了社區內部因土地強制流轉而引發的矛盾，土地承包費一般作為集體的經濟收入用于道路、水利、文化等公共開支。在山區，對于李子、桃子這些經濟作物，0.67公頃～1.34公頃是適于家庭經營的適當規模。這些農戶一般是夫妻二人在家經營果樹，打藥、摘李子等農忙時臨時雇人，平時剪枝、疏果、除草等由家庭勞動力自己承擔。這些自發流轉土地的農民形成了村莊的“中農”階層，賀雪峰認為，“中農”一詞也許可以稱為“中堅農民”，他們“最關心村莊事務，包括人情和村莊公共事務、生產和生活事務，他們年富力強，也有能力”，因此成為社區建設的關鍵力量。除這些大戶之外，經營果樹的農戶還有150多戶，約占村莊總戶數的一半，其經營規模在0.03公頃至0.67公頃之間。農戶認為，不可能由少數幾個大戶獨自經營村里全部的果樹，因為“他們忙不過來，剪枝、施肥、打藥、澆水、疏果哪兒都離不開人。雇工，他們也不會長期雇工，都是臨時雇幾個人幫幫忙，誰專門待在家里去給他幫那幾天忙？”在目前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留守經濟成為中國式小農經濟的現實[35]，婦女和老人多留守在家照顧孩子，同時從事農業生產。舉家進入城市務工和生活不太現實，鄉村又難以為留守在家的勞動力提供合適的就業機會。因此，一旦土地被強制流轉，勢必造成大部分人無工可做，造成農村勞動力的極大浪費。虛空的農村和無工可做的農民對農村社區建設將是極大的挑戰。而當前村莊內部以小農存在為基礎的自發流轉和承包不僅在勞動力流動的背景下滿足了部分農戶擴大經營規模的需求，也在勞動力留守的背景下保護了留守者的勞作機會和利益；既為社區建設增加了集體經濟收入來源，又維護了社區的穩定。張孝德認為，無論什么時候，農業現代化都是小農經濟向前發展的手段，農業經營主體始終要以小農為基礎，要在小農經營基礎上發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推進農業現代化[36]。社區建設亦是如此，社區內部的農業現代化發展也應該以小農為基礎，采用漸進策略，不損害小農的利益。
(二)小農為主體的景觀創造、鄉村復興和文化保護
首先，小農是天然的工匠師，他們是自己所生活的村莊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天然紐帶，通過農事活動將自己與社會及自然聯系起來。小農生產采用一種人與自然協同的方式，深深根植于生態資本中，與自然進行著持續、良性的互動，不僅對于保護生態環境意義重大，而且還創造了獨特的地方性景觀。被譽為“童話世界，人間仙境”的九寨溝，其自然和生態環境得以完好保存同周邊的9個藏族村寨有很大關系九寨溝居民信仰“苯教”，崇拜自然萬物“這一信仰使他們極力去保護大自然，在滿足自身基本生存的同時，尋求樸素的人與自然間的平衡”；在華北李村，山區土地多緩坡，多石塊，小農經年累月，用石塊圍起地邊，防止水土流失，整齊的石墻呈現出獨特的山區景觀。朱啟臻等認為，村落景觀之所以既不同于城市景觀也不同于自然景觀，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它包含了人類的活動在其中，它既是生態系統的一個載體也是社會精神文化系統的組成部分。離開了小農，這些景觀便失去了創造的主體。
其次，小農為拓展增收渠道而在本地進行的大部分就業或創業活動都有助于當地社區的建設，這對當前大力倡導的鄉村復興極具啟發意義。鄉村復興如果離開小農將是沒有前途，也是沒有意義的。當前的許多社會政策傾向于將農民變成市民，通過各種經濟和社會驅動手段讓越來越多的農民離開農村。鄉村缺少了建設的主體正是鄉村凋敝的主要原因。而且，越來越多的人外出謀生使其對當地社區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鄉土秩序面臨瓦解。小農在當地的活動必然會營造和鞏固當地的社會關系，斯塔夫里阿諾斯在描述農業社會時，認為“好的鄰居除了樂于幫助鄰居蓋房，參加喬遷宴、收獲節和其他社區活動外，還總是樂于在別人需要時給予幫助和同情”。總之，小農在當地的活動有助于鞏固和維持當地社區的鄉土秩序，對于實現鄉村復興具有積極意義。
最后，小農的存在對于社區文化的傳承和保護具有重要價值。一些地方的傳統民俗、技藝等作為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其保護工作受到政府、學界、商界和新聞媒體領域越來越多的重視。然而，由政府和其他群體主導的非遺保護工作往往導致被保護對象的變質，非遺保護工作不盡如人意。小農作為當地文化的創造者、參與者和傳承者，應在當地的文化保護工作中居于主體地位?？梢哉f，離開了小農，與農業相關的社區文化保護便成了無本之源。以食物生產為例，企業農業或公司農業的目標是對市場的搶奪和占有，經過標準化生產的食物被輸送到世界各地?！笆澄锢锍獭钡脑黾映藥砦锪鞒杀驹鲩L、碳排放增加、能源消耗和食品安全問題之外，食物的非本地消費也帶來了與本土食物相關的飲食和生產文化的破壞與遺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本地市場遠距消費他處食物和本地食物被他處市場遠距消費。首先，當地居民被本土以外的各種食物所包圍，對這些食物的消費和依賴使得本土食物慢慢被遺忘，與之相關的文化也隨之流失。其次，本地食物的遠距消費是以本地食物的大規模、標準化生產為基礎，這勢必造成一種“粗暴的生產”或對資源掠奪式的開發和利用。傳統人與自然和諧互惠的生產方式被打破，相關的生產文化也開始斷代、消亡。例如在廣西京族三島上的漁民曾經用高蹺捕魚的方式得到淺海的魚蝦，而目前，在京族的萬尾漁村卻只剩下最后5個會高蹺捕魚的人[39]。人們越來越認同《新周刊》的一句感嘆：“不要問我從哪里來，因為我已經沒有故鄉”[40]。大多數人的故鄉都是一個傳統的村落，它承載著小農的生產和生活文化。然而，一味地排斥小農，發展企業農業和公司農業，終將吞沒傳統村落的物質文化，其精神文化也會隨生產方式的變遷而沉沒。
四、結束語
隨著我國城市經濟的發展，更多的問題被聚焦到農村，并被冠之以“三農問題”。社會各方都在積極尋找治愈的良方，“消滅小農”成為一條最簡單、有理的選擇?！跋麥缧∞r”是對理性的追求走向極端的表現，現代社會往往被簡單地置于傳統與現代、農村與城市的二元對立境地：小農被認為是傳統、落后的，似乎消滅了小農就實現了現代化。因此，按照那種標準化、清晰性的理想追求，人們越來越不理解且容不下小農。然而，依靠農業內部的調整，消滅小農，發展大農并不能夠真正解決“三農問題”，反而可能給社會帶來更大的壓力和危機。小農的存在對社會穩定、糧食安全、食品安全、社區秩序、景觀創造、鄉村復興和文化保護等具有積極的維護和促進作用。小農的價值不容忽視，尤其是在快速的現代化進程中，小農存在的價值更需要被認真審視。否則，就會如張玉林教授所言，“作為文化危機和文明危機的賤農主義，也就成了把中國的三農問題推向總體性危機的巨大動力”[。如何揚長避短，發揮小農存在的價值，以此為基礎構建社會多元農作體系是當前“三農問題”的一條出路。
值得注意的是，在“去小農化”的思想和政策主張占主流的情況下，“再小農化”的后現代行動在我國悄然興起。社區支持農業便是其中一種為應對現代性某些社會后果的后現代行動。從2005年廣西柳州開辦的“土生良品展覽館”到2006年河北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在定州開始的鄉村教育，再到2008年北京小毛驢市民農園成立并開始運作，一直到今天，上千家社區支持農業型農場在全國紛紛成立。一些城市志愿者自發組織起農夫市集給小農以支持，為其銷售高質量農產品提供銷售平臺和活動場地，如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上海儂好農夫市集、廣州城鄉匯等。這些農業后現代行動皆昭示著小農存在之于現代社會的價值。然而，在這些再小農化行動中，許多農民以外的群體參與其中，成為主力，真正的小農參與不多或表現較為被動。在這種情形下，小農存在的價值毋庸置疑，然而對“新小農”與“真小農”的區別和聯系值得進一步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1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