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成功與否，不僅體現在它是否能把服務送達邊緣群體，更體現在它是否真正改善了弱勢群體的生活。這是普惠金融的本義、出發點和落腳點。要構建更具包容性的金融體系，讓低收入人群、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能夠獲得更均等的金融服務，以幫助他們擺脫貧困的惡性循環。
當前，正是落實“十三五”期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確保貧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脫貧”發展目標的關鍵時期。發展普惠金融已經被國家列為脫貧攻堅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目前還沒有找到普惠金融扶貧效果的實證依據。國家縣域扶貧的政策為我們實證分析普惠金融發展的扶貧效果提供了材料。從縣域經濟角度分析普惠金融現狀及其對消除貧困的貢獻，在中國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
一、普惠金融扶貧原理
理論上，普惠金融減貧增收的作用路徑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直接效應，發展普惠金融可以直接改善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所面臨的困境。由于信用、保險體系等金融基礎設施更加健全和完善，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能夠直接參與更多金融活動，金融服務可獲得性得到提高，特別是信貸可得性的改善將會提高這些群體的生產能力和預期收入水平，促使他們擺脫貧困。
另外一種是通過間接效應，普惠金融發展能夠通過推動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進而間接實現減貧增收。比如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通過經濟增長的涓流效應間接受益，本質上是經濟增長更具包容性，這種包容性增長最終惠及到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
不同的是，普惠金融減貧增收的直接效應是通過個體行為產生（微觀效應）的，比如貧困人口由于獲得了更多金融服務，在個人投資、消費和儲蓄等方面會發生積極的變化，進而改善自身社會生存狀況。普惠金融減貧增收的間接效應是通過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產生（宏觀效應）的，比如較高金融包容水平可以通過增加投資機會、促進企業發展、提高就業率和市場創新能力、實現更高的平等程度從而在經濟增長層面達到更高的均衡點，并最終惠及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
二、縣域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測度——維度選擇與指標選取
評估在縣域范圍內普惠金融發展對減貧的影響，首先需要對縣域普惠金融進行衡量。結合縣域經濟的特殊性，遵循多維客觀反映、數據來源可得性的原則，我們從金融機構的滲透性、金融服務可獲得性和金融服務使用性三個維度測算2018個縣的普惠金融指數（IFI）。
需要說明的是，本章所測算的縣域普惠金融指數主要基于金融服務供給方數據，指標體系中欠缺金融知識、金融行為等需求方的數據。事實上，貧困人口等弱勢群體自身的金融素養也是影響普惠金融服務能力的重要因素。
三、普惠金融發展縣域差異
1. 東西部縣域普惠金融發展差距大
測度結果發現我國縣域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普遍較低。對2018個縣域普惠金融指數測度結果表明，縣域普惠金融指數的平均值為0.153，屬于較低水平的金融包容。
同時，縣域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呈現出東部地區較高、中西部地區較低的分布特征。
東部各省縣域普惠金融指數的平均值在0.17~0.2之間波動，普惠金融指數超過0.2的僅有浙江和江蘇兩省；中部各省縣域普惠金融平均發展水平差異并不是很大，普惠金融指數的平均值在0.16左右波動；西部各省縣域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普惠金融指數的均值在0.13左右波動，其中最低的是新疆，各縣普惠金融指數的平均值為0.101。但是，相同區域間縣域普惠金融平均發展水平的差異并不是太大，存在明顯的俱樂部趨同現象，可以分為東部發達地區俱樂部、中部地區俱樂部和西部落后地區俱樂部。
各省縣域普惠金融平均發展水平
2. 穿透性差異造成普惠金融發展區域差異
縣域普惠金融指數包含金融機構的滲透性、金融服務可獲得性和金融服務使用性三個不同維度，通過識別各維度對縣域整體普惠金融水平的貢獻，發現各省份縣域金融服務可得性這一維度對整體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貢獻較大，進一步分析發現各縣域人均儲蓄存款指標較高是造成該維度整體貢獻較大的重要原因；而各縣金融服務使用性這一維度對整體的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貢獻相對較小；從金融機構的穿透性來看，在東部地區，該維度對整體的縣域普惠金融發展水平貢獻較大，而在西部地區，該維度的整體貢獻則相對較小。
由此看出，近年來，隨著縣域金融的發展，尤其是政府不斷強調要推動更多金融資源流向縣域，當地居民金融服務可獲得性得到很大提高，除了部分西部地區縣域還需增加金融機構供給，適當擴張金融機構數量，以解決當地居民對金融機構的接觸性排斥外，大多數縣域實際上并不存在嚴重的對金融機構接觸性排斥問題。
3. 貧困縣普惠金融發展程度低
在2018個縣域樣本中，有1228個非貧困縣，790個貧困縣，我們分別對各省貧困縣和非貧困縣普惠金融發展水平進行了測度。
各省貧困縣與非貧困縣普惠金融平均水平
從整體來看，各省貧困縣IFI指數的平均值均要低于非貧困縣IFI指數的平均值，貧困縣的普惠金融發展水平低于非貧困縣。從不同區域來看，西部地區貧困縣與非貧困縣之間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差距較大；中部地區貧困縣與非貧困縣之間的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差距沒有西部地區那么明顯。其中，貧困縣與非貧困縣普惠金融發展水平差距最大的是貴州省，差距最小的是吉林省。此外，中部地區省份中非貧困縣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最高的是河南省，西部地區省份中非貧困縣普惠金融發展水平最高的是陜西省。
四、普惠金融發展顯著增加農村居民收入
為了驗證縣域普惠金融發展與收入之間的關系，我們采用工具變量分位數回歸方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Quantile Regression)，考察縣域普惠金融發展對農村居民減貧增收的影響。結果證明了普惠金融發展確實可以增加農民人均純收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不同的縣域經濟條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現。
首先，分析結果表明，總體而言，普惠金融發展確實可以提高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當一個縣的普惠金融指數增加1%，農村居民純收入增加0.62%。在縣域內，大多數貧困人口居住在農村，所以農村人居純收入的提高，有利于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但是，我們更想知道，在不同發展水平的經濟條件下，普惠金融有什么不同的表現。
其次，分析發現，收入水平比較高的縣，普惠金融發展的效果更好。在10%最低收入的縣域，普惠金融指數每增加1%，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0.51%。如果分析包含90%最低收入的縣份，其增長率達0.81%。
最后，對貧困縣與非貧困縣全部樣本分別分析的結果，也證明了上述結論。普惠金融發展對非貧困縣農村居民增收的影響要明顯大于對貧困縣農村居民增收的影響，增長率分別為0.34%和0.23%。
五、結論和討論
縣域經濟是當前脫貧攻堅的主陣地，在普惠金融和扶貧工作中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構建合理、有效的縣域普惠金融服務體系，推動解決縣域發展困境和“三農”問題以及助力脫貧攻堅，具有重要的全局意義。實證分析結果發現，縣域普惠金融發展，無論對貧困縣還是對非貧困縣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增長都有顯著的貢獻。
但是，縣域普惠金融發展中存在的一些問題應當被重視。
第一，從供給方看，縣域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導致傳統金融機構普惠服務能力較弱，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建設滯后以及市場化的風險防控機制缺失，是貧困縣信貸可得性較低的主要原因，制約了“信用+信貸”模式的發展。
第二，從需求方看，弱勢群體金融承載能力弱、金融素養低制約有效金融需求能力的形成。一方面，農村資源產權要素仍未真正盤活，農村有效抵押擔保物匱乏，農民信用記錄大多空白，對接金融服務的承載能力弱。另一方面，由于金融知識欠缺，信用意識薄弱，導致不能充分利用好國家相應的金融支持政策，難以借助金融手段提高自我發展能力。
第三，抑制縣域資金外流的機制缺位，造成當前縣域普惠金融發展面臨“高效抽水、低效灌溉”的困境，縣域以及農村發展滯后，農業現代化、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民減貧增收更應獲得外源性資金的流入支持，但事實上，縣域資金卻長期外流。
第四，金融科技利用不足，普惠金融可持續發展能力弱。當前縣域普惠金融供給的主體仍是傳統金融機構，其開展的相關普惠性業務都依賴于政府的擔保、補償、貼息來推進。一旦這些扶持政策停止，原來的普惠金融業務有可能戛然而止。而數字普惠金融在服務“三農”、弱勢群體、偏遠地區等方面有其獨特的優勢，互聯網、信息通訊等數字技術與金融業的深度融合，為普惠金融發展提供了新思路，通過擴大金融服務邊界、提升金融服務效率、降低金融服務成本、解決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能夠拓展普惠金融發展的深度和廣度。
普惠金融如何實現商業可持續發展，是一個世界性難題。只有盈利與成本和風險相匹配，才能保障普惠金融制度的可持續性，因此關鍵在于堅持“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的原則。在普惠金融發展的初始階段，政府要完善支持縣域普惠金融發展的配套機制，加強縣域金融基礎設施建設。
具體而言，一是要加快農村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市場化的風險防控機制；二是要盤活農村產權要素，為農村產權抵押貸款奠定基礎；三是引導金融機構下放縣域分支機構的業務審批和產品創新權限。此外，要注重弱勢群體的能力培育，強化普惠金融知識教育，引導弱勢群體增強信用意識、懂金融、善用金融。最后，推動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有效利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降低成本、甄別風險、持續性為弱勢群體提供可負擔的金融服務。
簡而言之，縣域普惠金融體系要注重三方面的能力建設，一是金融基礎設施的服務能力；二是金融機構的普惠能力；三是弱勢群體的有效金融需求能力。
(本文摘選自《普惠金融能力建設——中國普惠金融發展報告（2017）》第十八章《縣域普惠金融減貧增收效果分析》。)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中國普惠金融研究院 頭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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