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江蘇省1202戶農戶的調研數據
摘要:理解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二者關系是制定金融政策的關鍵。本文基于江蘇省1202戶農戶調查數據，實證檢驗了農戶借貸情況下農村金融正規供給與農村非正規金融供給之間的關系，進一步基于農戶異質性視角，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下農戶借貸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二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對于中、低收入農戶來說，非正規金融借款占據主導地位，存在對正規金融借貸的替代關系；對于高收入農戶來說，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之間存在互補關系。
關鍵詞:農戶異質性；四元Probit模型；正規金融；非正規金融；農村金融
一、引言
隨著農村經濟改革的推進，農戶對資金的需求日益增大，但銀行基于資本逐利性及避險性的考慮，往往在貸款時會要求借款者提供相應的抵押擔保品，然而多數農戶缺乏足夠的抵押擔保，再加上農村地區的正規金融機構覆蓋面相對較窄、服務缺位，因此，農戶對資金的需求很難通過正規金融機構得到滿足，只好轉向非正規金融市場進行融資。相較于正規金融，非正規金融對抵押擔保品的要求較低，其業務手續簡便、期限自由、交易成本低等優勢滿足了農村借款農戶的實際需求。考慮到農戶自身的特征以及正規金融機構對借款者的諸多條件，農戶很難通過正規金融市場獲得融資需求，正規金融市場的“離農”“棄農”導致了農村非正規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其成為農戶獲得資金的重要渠道。
本項目組在2012年對江蘇農村農戶的調研數據顯示，農戶獲取信貸資金主要來源于非正規金融，非正規金融借款者占被調查戶數的35.94%，其次是正規借款者，占比為12.73%。可見，非正規金融作為農戶的主要融資渠道，在整個農村金融體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針對農村金融市場上正規金融所存在的問題和不足，讓農村非正規金融形式浮出“水面”，與正規金融形式一道共同構建農村信貸體系，成為未來農村信貸市場改革的方向。農村金融市場改革的方向應是充分利用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的優勢，積極促進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聯結。
對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之間相互關系的理解決定了理論界和決策層對農村信貸市場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但農戶不是同質的，不同收入水平的農戶因其行為偏好和需求偏好不同，借貸需求意愿也不一樣。對于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相互關系研究，需從農戶不同收入層次差異的角度來進行探究。對此，本文基于江蘇省1202戶農戶調查數據，實證檢驗農戶借貸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二者的相互關系，在此基礎上，基于農戶異質性視角，進一步對農戶進行分層考察不同收入水平農戶借貸情況下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二者的關系。該研究不僅拓展了農村金融市場研究領域的視角，豐富了研究內容，而且從政策層面來講，對于政府規范農村金融市場，制定相應的政策具有參考意義，有利于為不同收入水平的農戶提供適應性強、匹配度高的信貸服務，降低農戶借貸成本，從而提高信貸的可獲性。
二、文獻綜述
在信貸市場上，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之間存在怎樣的關系呢？目前學術界沒有形成統一觀點。其主流觀點認為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之間是一種互補關系，非正規金融作為正規金融的補充，服務于正規金融所不能滿足的低端市場。相較于正規金融，非正規金融具有顯著的信息優勢，可以更好地識別貸款者的情況，從而為貸款者提供無抵押、貸款手續簡便、快捷的信貸服務，這樣更能切合農村金融需求者的實際需要。因此，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通過服務于信貸市場上的不同對象，形成了合理的市場分工。該二元金融結構下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部門利用各自的優勢來彌補對方的劣勢，構成了一種合理的互補關系。在對北美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合同農業的記錄中，Glover和Kusterer寫到，交易商和投入供應商提供的非正規資金“有助于向銀行保證農民的信譽，從而促進銀行信貸的獲得”。然而崔百勝認為非正規金融同正規金融相比雖然依賴于人緣、地緣關系具有有效的監督能力，但該優勢并不能使資源得到有效擴張，從而無法到達高端市場，不能滿足其需求，因而兩者并非是互補關系。正如Diagne所言，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并不是簡單的替代關系，二者具有相互影響、相互補充以及相互協作的關系。Sanjay Jain認為正規金融市場上較高的交易成本被非正規金融所替代，兩部門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
具體到中國農村實際情況，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到底存在何種關系呢？胡金焱和李永平從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的角度揭示兩者之間存在一種制度性互補關系，姚耀軍、楊福明和黃筱偉通過溫州案例得出相同的結論。近年來，學者們通過各地農戶的微觀調查數據得出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二者在功能上存在互補性。然而，部分學者通過實證分析發現，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兩者各自具有一定的優劣勢，服務于農村金融市場的兩極。崔百勝分析了二元金融體系下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二者之間的作用機制，研究表明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技術沖擊以及消費偏好沖擊下表現為互補關系；而在貨幣政策沖擊下，兩部門短期內呈現相互替代的關系。可見，在農村金融市場上，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兩部門之間相互競爭、相互依賴、共生共存。
通過分析發現，造成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可能原因主要有兩方面：第一，大多學者在實證檢驗中并未將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兩部門的供需行為進行有效分離。一般而言，借貸行為取決于農戶的需求行為和正規金融或非正規金融貸款者的供給行為之間的相互作用，僅依據單方面的估計結果來說明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關系的判斷是不可靠的。第二，農村信貸對農村不同收入群體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不同收入水平的農戶因其行為偏好和需求偏好的不同，借貸需求意愿也必然呈現差異化，如不加以區分，計量得出的結果并不能真實反映農村信貸市場中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相互關系。農戶不是同質的，同樣的借貸對其產生的影響也不一樣，從農戶不同收入層次差異角度來分析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之間的關系，細化影響差異，有利于為不同收入水平的農戶提供適應性強、匹配度高的信貸服務，降低農戶借貸成本，從而提高信貸的可獲性。
為克服以上問題，本文將借鑒劉西川等提出的四元Probit聯立模型，在此研究方法基礎上，將樣本農戶分為低、中、高三個收入層次，在考慮農戶異質性基礎上，利用田野調查數據，分析對于不同收入水平農戶借貸中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之間的動態關系。
該研究對于理解農村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組織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科學依據，為相關部門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啟示。
三、理論基礎
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的共存是中國農村信貸市場的一個壯麗圖景，但是，對于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在現有研究中并不能找到明確解釋。非正規金融部門同正規金融機構相比而言，其擁有一定的地緣人際關系，具有低監督成本、高執行效力優勢。而非正規金融部門的監督優勢及執行效力并不能對資金進行充分擴張，不具有規模效應，從而無法滿足高端市場的融資需求，可見，非正規與正規金融不能形成完全的替代關系。在我國非正規金融已具有較大規模，但對于兩者之間相互關系的判斷爭論仍然較大。
由于市場信息不對稱，農戶缺乏有效的抵押擔保品，且交易成本較高，導致正規金融服務于農村地區存在一定局限性，同時，由于政府的干預、信貸配給及市場壟斷等問題，正規金融無法有效覆蓋到整個農村金融市場。而依據一般經濟學原理，市場上所有的需求都能夠得到滿足，并能夠引致出相應的供給。對此，正規金融市場若存在邊界，就會導致農村借貸主體的信貸需求得不到滿足。要解決該問題，必須引入適應農村借貸主體融資需求特征的相應替代物，而該替代物能夠克服正規金融的劣勢，該替代物便是非正規金融。非正規金融作為一種內生性制度安排早已存在，它能夠滿足大多數農村借貸主體的信貸需求，該部分借貸主體往往受到正規金融的配給約束;而非正規金融也存在其無法克服的矛盾，決定了其不可能完全替代正規金融。因此，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二者既可能存在替代性，又可能存在互補性。
相較于正規金融，非正規金融具有地域優勢，在信息搜集、甄別以及監督方面的成本較小。但當非正規金融的成員范圍與組織規模不斷擴大，隨著社會關系網絡的不斷擴大，其信息優勢與地域優勢就會不斷減弱，從而克服道德風險的能力也會相應下降，當降低到一定水平時，非正規金融的優勢就不再顯現，其邊際貸款成本呈“U”型趨勢（如圖1所示）。而正規金融存在規模經濟，即正規金融機構的邊際貸款成本隨著貸款規模的增加而不斷下降。非正規金融的邊際貸款成本會隨著貸款規模的增加而下降，信息優勢在E點時最大、效率最高；越過E點后，邊際貸款成本則隨著貸款規模的增加不斷擴大；而越過M點后，非正規金融的成本優勢不再顯現。可見，非正規金融在OF區間內具有絕對的成本優勢，存在非正規金融對正規金融的替代，E點為非正規金融邊際貸款成本最低點，也即非正規金融貸款效率最高點，可見M點為非正規金融具有比較優勢的臨界點。圖1中，FN區間為農村非正規金融存在的信任半徑，在該區間內，可充分利用正規金融的規模優勢與非正規金融的信息優勢，以此達到合理配置資源，實現優勢互補的目的。以F為臨界點，當正規金融的貸款邊際成本小于非正規金融時，正規金融占主導地位，存在正規金融對非正規金融的替代。
隨著我國農業和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戶在實現收入不斷增長的同時，內部也出現了明顯的分化，不同收入水平農戶行為與需求偏好會存在較大差異，對借貸資金的需求意愿也會呈現出明顯差異。對于中、低收入水平農戶來說，借貸規模比高收入水平農戶相對較少，其貸款規模在OF區域內由于受勞動力、土地等的約束，從而生產規模會受到限制，造成資金投入受限，貸款并未突破F的臨界點，此時非正規金融借款占主導地位，從圖中可判斷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對于高收入水平農戶來說，其貸款規模往往容易突破F的臨界點，此時由于受非正規金融借貸規模、交易范圍的局限，僅靠非正規金融已無法滿足借款者擴大的資金需求，此時往往會轉向正規金融機構尋求信貸支持，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之間會存在一定的互補關系。
據此提出假說：不同收入水平下農戶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之間的關系有所差別。對于中、低收入水平農戶來說，非正規金融借款占據主導地位，存在對正規金融借貸的替代關系；對于高收入水平農戶來說，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二者呈現互補關系。
四、模型構建、變量及數據說明
（一）計量模型
為了刻畫資金需求者和信貸供給者的決策行為，可分別建立如下聯立方程：
1. 農村正規金融機構
其中，Y1表示農戶是否愿意申請正規金融借貸的決策變量，Y′1表示農戶向農村正規金融部門申請借款意愿的潛變量；Y2表示農村正規金融部門是否愿意向農戶提供貸款的決策變量，Y′2表示農村正規金融部門向農戶提供貸款意愿的潛變量。由于，從可觀測的行為角度來看，資金需求者的需求行為會先被觀察到，因此，只有當Y1=1時，Y2才能被觀測到。
2. 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
其中，Y3表示農戶是否愿意向非正規組織借款的決策變量，Y′3表示農戶向非正規金融部門申請貸款意愿的潛變量；Y4表示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是否愿意向農戶提供貸款的決策變量，Y′表示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向農戶提供貸款意愿的潛變量。同理，只有當Y3=1時，Y4才能被觀測到。
為了考察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的需求與供給、農村非正規金融組織的需求和供給四類行為的關系，聯立方程式（1）—（4），運用四元Probit聯立方程分析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二者的關系。X1、X2、X3、X4表示一系列解釋變量，β′1、β′2、β′3、β′4則是相應的參數變量。假定ε1、ε2、ε3、ε4~MVN（0，∑），MVN為一個四元正態分布函數，∑的形式如下：
其似然函數方程可表示為：
其中，方程（6）中的Li1、Li2、Li3、Li4、Li5、Li6、Li7、Li8、Li9分別是（1，1，1，1）、（1，1，1，0）、（1，1，0，x）、（1，0，1，1）、（1，0，1，0）、（1，0，0，x）、（0，x，1，1）、（0，x，1，0）、（0，x，0，x）的似然貢獻。
可表示為：
Li1=Φ4（β′1Xi1，β′2Xi2，β′3Xi3，β′4Xi4；ρ12，ρ13，ρ14，ρ23，ρ24，ρ34）
Li2=Φ4（β′1Xi1，β′2Xi2，β′3Xi3，-β′4Xi4；ρ12，ρ13，-ρ14，ρ23，-ρ24，-ρ34）
Li3=Φ3（β′1Xi1，β′2Xi2，-β′3Xi3；ρ12，-ρ13，-ρ23）
Li4=Φ4（β′1Xi1，-β′2Xi2，β′3X，β′；-ρ12，ρ13，ρ14，-ρ23，-ρ24，ρ34）
Li5=Φ4（β′1Xi1，-β′2Xi2，β′3Xi3，-β′4Xi4；-ρ12，ρ13，-ρ14，-ρ23，ρ24，-ρ34）
Li6=Φ3（β′1Xi1，-β′2Xi2，-β′3Xi3；-ρ12，-ρ13，ρ23）
Li7=Φ3（-β′1Xi1，β′3Xi3，β′4Xi4；-ρ13，-ρ14，ρ34）
Li8=Φ3（-β′1Xi1，β′3Xi3，-β′4Xi4；-ρ13，ρ14，-ρ34）
Li9=Φ2（-β′1Xi1，-β′3Xi3；ρ13）
Φk為k元的標準正態分布函數，對此，Φ2、Φ3、Φ4分別表示為二元、三元、四元標準正態分布函數。本文采用Cappellari & Jenins（2003）的GHK估計法得出本文的估計結果，且所得到的估計結果具有無偏性和有效性的基本性質。
（二）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江蘇農村金融發展研究中心項目組于2012年7—8月對江蘇省農村蘇南、蘇中和蘇北三個地區11個縣（區）的1330戶農戶進行的實地調查。樣本地區總計發放1330份問卷，最終得到有效問卷1202份。此次調查主要收集了農戶借貸行為方面的相關數據。樣本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較好的代表性，既有發達的蘇南地區，又有欠發達的蘇北地區，蘇南、蘇中和蘇北獲得的樣本具有顯著的區域差異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不同經濟金融發展水平的農村，能夠較好地反映我國農村金融的現狀。
（三）變量選取
各個變量的具體定義以及描述性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
1. 因變量
農戶正規金融信貸需求，即農戶是否有意愿向正規金融機構申請借款，是為1，否則為0。農村正規金融信貸供給，即農戶是否得到正規金融機構貸款，得到為1，否則為0。農戶非正規金融信貸需求，即農戶是否意愿向非正規組織借款，是為1，反之為0。農村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即農戶是否得到非正規金融組織貸款，是為1，反之為0。
2．自變量
（1）主要影響因素變量。從理論上分析，影響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信貸需求和供給的因素主要包括三類：農戶個人特征變量、標準信息稟賦變量、社會網絡特征變量和農戶所在地區的特征變量［2，20］。其中，本文所使用的農戶個人特征變量包括農戶的基本狀況（戶主年齡、戶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勞動力水平）、標準信息稟賦的代理變量（耕地面積、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金融資產、非農就業能力、是否參加小組聯保、重大事件支出）、社會網絡特征變量（鄰里關系、在村中身份、與村干部關系）、農戶所在地的特征變量（是否為蘇南地區）。
（2）識別影響因素變量。為了對四元Probit聯立模型進行有效識別，依次在每個方程中加入變量，以識別其它方程。此外我們參考劉西川等提出的識別變量,采用金融知識變量來識別農村正規金融機構信貸需求行為，一般情況下，如果農戶熟悉正規金融機構的貸款產品、程序等，更能決定其是否向正規金融機構申請貸款；采用距離變量來識別農村正規金融機構信貸供給行為，農戶所屬村莊距離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的遠近決定了農村正規金融機構信貸供給能力，該變量同時獨立于影響農戶正規金融信貸需求及農戶非正規金融信貸行為的影響因素；采用農戶健康狀況變量來識別農村非正規金融信貸需求行為，農戶的健康狀況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是否向農村非正規金融部門借款以及借款的額度；采用禮金支出變量來刻畫農戶的社會關系，從而能夠更好地識別農村非正規金融供給。
五、實證結果與分析
為了考查異質性農戶視角下農戶正規借款與非正規借款部門之間的關系，本文將樣本中的農戶按照人均純收入由低到高排序后劃分為3組，各組戶數均占總戶數的三分之一，分別為低收入組、中收入組和高收入組。使用Stata10.0軟件，依次列出全樣本組農戶和不同收入組農戶構建的四元Probit聯立模型的估計結果（表2和表3）。
（一）全部樣本農戶的估計結果
表2給出了全樣本數據在四元Probit聯立模型中估計的結果。其中，ρij（i，j=1，2，3，4，i≠j）代表模型i與模型j之間隨機誤差項的相關系數，可看出各自均在統計水平上顯著，表明農村正規金融信貸需求與供給，以及非正規金融信貸需求與供給行為之間是相互影響的。ρ12和ρ34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在檢測農戶信貸供給時，需控制影響農戶信貸需求的不可觀測特征。Wald系數結果在1%顯著水平上顯著，說明四個方程是相互區別的。同時，在識別變量中，農戶離最近的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網點的距離、健康狀況和家庭人均禮金支出指標顯著。
對于農戶農村正規金融信貸供給和農村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的影響因素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在估計結果中，顯著影響農村正規金融信貸供給的變量有：生產性固定資產、金融資產、非農就業能力、是否參加小組聯保以及重大事件支出，且均正向影響正規金融信貸供給，其中，生產性固定資產、金融資產、非農就業能力、是否參加小組聯保以及重大事件支出等指標可用來衡量農戶家庭的償還能力，因此能夠部分滿足正規金融機構貸款條件，較容易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
顯著影響農村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的變量有：生產性固定資產、金融資產、重大事件支出、鄰里關系、在村中身份、與村干部關系、禮金支出。其中，鄰里關系和與村干部關系變量對于農村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的影響顯著為負，表明家庭在村中的鄰里關系越好或與村干部關系越好，更容易從非正規金融信貸金融獲得貸款。在村中身份變量正向影響農戶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同時，禮金支出作為識別變量，也顯著正向影響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可能的原因是該類家庭往往被認為在村落中具有更高的威望和地位，違約風險可能性會更低，更容易獲得非正規貸款。
此外，我們觀察不可觀測變量的結果，ρ24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農村正規金融信貸供給與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二者存在互補關系。
從估計的變量數量來看，顯著影響農村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的變量數要多于影響農村正規金融信貸供給的變量，一定程度上可表明農村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方能夠從更多的渠道來識別借款者的還款能力及還款意愿，佐證了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方較正規金融信貸供給方在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上具有較大優勢。同時，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二者存在互補關系的原因在于，正規金融部門注重借款者的抵押擔保條件，具備一定規模優勢，而非正規金融具備信息優勢，其在信息搜集、甄別以及監督貸款投向方面的成本較小。它們各具比較優勢，且二者在借款規模、利率、期限和抵押擔保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因此，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二者可以實現優勢互補，通過策略性合作得以彌補各自的不足。
（二）不同收入水平農戶的估計結果
我們認為，對于不同收入農戶來說，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之間的關系有所差別。因此，為檢驗農村正規金融信貸部門與非正規金融信貸部門在不同收入組農戶中的相互關系，構建了低收入組、中收入組和高收入組三個子樣本，并分別對子樣本進行回歸。表3的回歸結果表明：ρ24在高收入組的回歸樣本中顯著為正，而中、低收入組樣本中顯著為負。從而，假說得以驗證，即不同收入組農戶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之間的關系有所差別。對于中、低收入水平農戶來說，非正規金融借貸占據主導地位，存在對正規金融借貸的替代關系；對于高收入水平農戶來說，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存在互補關系。中、低收入水平農戶的借貸需求主要體現為消費性需求而非生產性需求，借貸主要表現為親朋好友之間的互助性借貸，且借貸規模較小，非正規金融借貸占據主導地位，存在對正規金融借貸的替代關系；而高收入水平農戶所發生的借款更大可能是用于投資生產經營性活動，借貸規模較大，因此，僅靠非正規金融將無法滿足其擴大的資金需求，此時往往會轉向正規金融機構尋求信貸支持，從而存在一定的互補關系。
此外，對于其他解釋變量的影響，大多數變量的影響方向與之前類似，由于這并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此處不再贅述。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提高結果的穩健性和可信度，我們采用替換某些變量的形式對上述四元Probit聯立模型進行重新估計，用所屬村莊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網點數變量替換農戶離最近的農村正規金融機構網點的距離變量，重復以上檢驗。估計結果與基準結果相比并未產生重大改變，說明本文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結論。
六、結論
本文基于江蘇省1202戶農戶調查數據，實證考察了農村正規金融信貸供給與農村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之間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基于農戶異質性視角，分析了不同收入水平農戶借貸中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二者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影響農村正規金融信貸供給與影響農村非正規金融信貸供給因素側重點不同，其中正規金融傾向于擁有標準信息稟賦特征的農戶，而非正規金融傾向于擁有豐富社會網絡特征的農戶；對于中、低收入農戶來說，非正規金融借款占據主導地位，存在對正規金融借貸的替代關系；對于高收入農戶來說，正規金融借貸與非正規金融借貸之間存在互補關系，并且，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部門之間的互補關系主要發生在高收入水平群體中，由此得出的互補關系為農村金融聯結提供了經驗支持。
考慮到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各自具有比較優勢，二者具有一定互補區間，為此，在現階段農村二元金融結構存在的現實情況下，可通過金融聯結方式把正規金融的資金優勢和非正規金融的信息優勢結合起來，從而更好地向農村地區提供金融服務。一方面，構建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兩部門并存的農村金融體系，學習農村鄉村社會中非正規金融組織有效的治理機制，使農村金融市場形成優勢互補、分工合作的有機整體，有利于整合和深化農村信貸市場；另一方面，完善我國農村地區借款農戶的信用檔案，可利用非正規金融的信息優勢，通過建立信用檔案，從而形成統一的數據平臺，借鑒該平臺，正規金融機構可通過平臺數據的搜索了解農戶的信用情況，從而克服信息不對稱，免去了正規金融機構放貸員上門調查，資料搜集等一系列繁雜的手續，大大降低正規金融的信息搜集成本。
作者簡介:劉丹，女，南京農業大學金融學院講師，博士，南京大學商學院應用經濟學流動站博士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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