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講的內容是東南亞的廟宇網絡，先簡要介紹一下在福建莆田做的一些研究：在莆田的調查做了15年，我和廈門大學鄭振滿教授也合作出版了不少書，其中最重要的是最近關于莆田平原儀式聯盟（ritual alliances）的書，以及根據收集到的古代碑銘編成的《福建宗教碑銘匯編》系列。我們在莆田的研究有以下幾個目標：提供一個更包容的地方性和跨國性的宗教史與文化史的研究視角；展現地理環境因素對區域史與跨國網絡的影響；通過呈現莆田平原與東南亞地區的宗族、士大夫和地方諸神廟宇，分析文化因素的空間分布；自下而上地解讀中國的區域史和文化史，為主流的敘事方式提供另類的研究角度；為研究包括前清的儀式理論、圖志方式和輯錄方式在內的多元化的儀式傳統提供新的研究方式。
開展這個研究需要利用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簡稱GIS）。借助這個信息系統，研究者可以看出一個地方不同層面的文化分布及其互動關系，還能逐漸看到很多新問題，然后研究者需要重回田野，繼續做調研和分析。
1、莆田的廟宇文化網絡
我們的研究地點是莆田平原上的村莊，實際調查了1200個村，但后來只撰寫了724個村莊，人口總數約為746495人，每個村莊的平均人口約為1031人。這724個村莊共有153個儀式聯盟，意味著平均4.7個村莊會聯合在一起舉行共同的儀式和游神活動。有意思的是，這些村莊共有2586座廟，即平均每個村莊有3.6座村廟，但也有些村莊的廟宇多達18座。廟里供奉的神像共有10433尊，即每個村廟平均有4.03尊神像，但也有些廟宇的神像多達35尊，每個村莊平均有14.4尊神像。這些神像涉及1000多種神靈，其中大部分是地方性的神，有一半的神靈甚至只出現在一個村莊。另外，這些村莊共有110多個姓氏，每個村莊的姓氏平均數是3.2，有三分之一的村莊是單姓村，但也有些村莊是有多達14種姓氏的多姓村。
首先，我們把153個儀式聯盟制成地圖，用一種顏色的圓圈代表每一個儀式聯盟，再用另一種顏色標記出明朝里社的邊界，我們發現，每一個儀式聯盟基本都在同一里社范圍內。所以，我們的第一個猜想是：儀式聯盟與古代里社有什么關系，現在的民間廟宇網絡制度是否從古代的里社制度演變而來？
另外，這個地方水利非常發達，有南洋、北洋、九里洋三個水利系統，所以我們的第二個猜想是：這些儀式聯盟是否也與水利系統有關？我們的研究還發現，各村莊之間有不同層級的儀式網絡，不僅是一、兩個村莊之間，還可以是好幾個村莊、好幾個儀式聯盟合并在一起舉辦儀式，例如春節當天在村莊內部舉行，2~3天后相鄰幾個村莊一起辦，再過幾天，在更大的范圍內（如9~10個村莊）一起辦。
其次，我們研究了地方神的分布。在這里，幾乎每個村子都有一個叫“尊主明王，后土夫人”的土地神，因為必須有這種神才能體現一個村子神的完整性。土地神是從明朝里社時期的神演變而來，有諸多種類，而在其他沒有經歷過明朝里社制度的地方，如中國臺灣，土地神就沒有這么多層次。第二個最受地方崇拜的是戲神田公元帥。第三個是三一教主，三一教主原名林兆恩，是明末莆田抗倭志士。他建立了三教（儒、釋、道）合一的宗教系統，后來他的弟子將其供奉為神。這種神的分布范圍也很廣泛，幾乎每1~2個村子就有一個林龍江廟（即林兆恩的廟），僅在莆田和仙游兩個縣，就有1000多座。有些神的分布則有明顯的地域性，例如齊天大圣孫悟空、豬八戒等。有意思的是，豬八戒主要出現在一些非常貧窮的村莊，但為什么最貧窮的村子會拜老豬呢？這也是個值得思考的問題。還有些神的分布與水利系統相關，如錢四娘因修筑木蘭陂而被供奉為神，她的廟主要分布在木蘭溪沿岸。錢四娘是宋朝時期莆田的一位婦女，曾集資三筑木蘭陂，但每次修成即遭水力沖激，石崩陂潰，錢四娘極度悲憤，最終投水而死。
再次，我們追溯了莆田人向外發展的路線，尤其是莆田人在東南亞的廟宇文化網絡的建立。明末清初，這里開始“遷界禁海”，整個海邊的村莊都被燒為灰燼，于是村民或者遷移到了內陸，或者遷往東南亞。到了清末民國時代，由于水利組織開始沒落，這里又變成了一個械斗場，黑旗聯盟和白旗聯盟斗，紅旗聯盟內部互相斗，很多人因此再次移民東南亞。
我們在追尋莆田這些村子向外發展的路線時，發現有的路線可以與宗教發展相結合，例如，其宗教遷移的第一站是新加坡，神童到達新加坡后就開始建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再遷往別處，如印尼的直名丁宜（Tebingtinggi），然后是雅加達（Jakarta），繼而是棉蘭（Medan），接著是芙蓉（Seremban）和古晉（Kuching）等。目前，單單在新加坡的莆田人就有大約2萬人，他們歸屬于4個不同的會館，這些會館之間也存在宗教信仰沖突等問題。而且莆田人在新加坡共建有28座不同類別的廟，如與佛教、三一教有關的廟，或與村廟、宗族有關的廟等。
通過考察莆田人在東南亞各地建立的各種不同的廟宇網絡，我們可以尋找一些整體性理論，為這些網絡的差異性提供解釋。
莆田人在東南亞有一個完善的神童培育系統，還有正式的神童畢業典禮。神童的學習叫做“關戒”，意即關在廟宇里面受戒。神童大概要接受3次“關戒”，每次10多天，在此過程中，他們被關在廟宇里學習念咒、跳舞，有的人還能學會跳神。畢業以后，他們就能穿上神的衣服，在每年舉辦儀式活動的時候念咒、跳舞。當神童是一輩子的事，他們的畢業文憑會存入檔案盒，最終帶到墳墓里去。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僑鄉的莆田是一個文化多元、混雜化的地方，為了應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斷變化，在東南亞的莆田人一直保持著很開放的態度，他們的社會組織也極富彈性。例如，他們的家族不一定都是血緣家族，還可以是一個合同式的家族，他們會培養一個小男孩（不一定是自己家族的孩子），把他送到東南亞學做神童。如果這個孩子學習成功，回來后就可以在該家族的祠堂里設神主牌位；如果沒有成功，他們就再培養一個。如果這些小孩長大后在東南亞跟當地婦女結婚，其所生的孩子跟他們也沒有直接的血緣關系，但還是屬于一個家族。
而且，莆田人在把自己的宗教信仰傳播到東南亞的同時，也把東南亞的一些宗教文化帶回了莆田。例如，在印度尼西亞的直名丁宜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神，叫做歐仙姑，莆田的婦女發現，女性在那里也可以當神童，所以她們就開始拜祭歐仙姑，并把這種做法帶回了莆田，還開了一些歐仙姑培訓班，豐富了莆田文化?，F在，男神童、女神童一起跳舞、跳神，特別有意思。另外，在東南亞的莆田人還發明了“同姓會”，即同一個姓氏的人都屬于一個家族，他們可以組織在一起祭拜一個假的祖先——這種更具彈性的社會組織模式也被帶回了福建。所以，研究僑鄉不能只考慮他們的國家認同過程，還可以思考他們通過哪些措施來發展自己的跨國網絡、跨國空間、跨國村莊，以及他們怎樣發展一個自我定義的、自我認同的混雜文化。
最后，我們再來梳理一下莆田宗教活動的歷史演變。宋朝時期佛教盛行，當時，佛教寺廟幾乎占據了莆田近三分之一的土地。明初，朱元璋把很多佛寺的土地都收了回來，很多家族也收回了自己的土地，開始興建家族的祠堂。后來，因為水利管理的公共事務必須由多個家族共同協調，不能只由一個家族獨斷專行，所以幾個家族合并為一個儀式聯盟。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道教和佛教一直沒有被徹底去除，還繼續在其中發揮著重要功能。所以，在儀式空間的演變過程中，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因素在發揮作用。
上述這些都是比較區域歷史研究的重要范疇。各個年代的宗教政策不一樣，其背后的各種影響因素也很不一樣，要一步一步地研究它，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當地的碑文，因為地方文獻不一定會講得很清楚，地方志更是一個模仿一個，沒有很多新的資料。因此，只有真正跑到村莊里，才能找到很多第一手資料，可以比較全面地理解地方文化和不斷變化的儀式傳統。因此，現在我們做這種研究的口號是：“進村找廟，進廟找碑”。
2、信用網絡的建立
儀式革命（ritual revolution）一詞是由科大衛（David Faure）提出來的，他將珠江三角洲家族的成立看作是一種儀式革命。在我看來，儀式革命是各種各樣的，我所提出的儀式聯盟也是一種儀式革命，下面我將談一下這些儀式聯盟在東南亞是如何建立信用的。
在莆田，有些僑鄉很早就與東南亞建立了聯系。我們曾在一塊宋朝石碑上看到了三佛齊國（Sri Vijaya）——也就是印度尼西亞的巨港（Palembang）——重修廣州天慶觀的故事。在莆田發現的另一塊碑上，還記錄了這樣一個故事，天慶觀重新修好后，一個莆田商人去三佛齊國做生意，結果他第二年回來時，賺了100倍的利潤。后來，莆田人出去的時候都要去參拜天慶觀。
另外，從很多碑上，我們發現，在當時的泉州還出現了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的廟宇。不過元朝的時候，由于宗教政策的改變，很多阿拉伯人被驅逐出去。也許他們當時逃到了印度尼西亞的爪哇等地，成了最早在東南亞傳播伊斯蘭教的使者。
17世紀，清軍入關，很多明朝的將軍、商人逃往東南亞，并在那里籌資修建廟宇，彼時華人廟宇已經開始零星散布在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度尼西亞等諸多國家。18世紀時，幾乎在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所有?？诙加腥A人廟宇，馬來西亞的沿海地區也增加了很多。19世紀時，因為有不少華人被運到東南亞各種各樣的采礦場或大農場做苦力，所以當時華人廟宇的數量大增，而且發展到了整個東南亞地區。到1949年時，又增加了一些。就這樣，一個華人廟宇的系統一步一步地發展了出來。到1990年時，又增加了圖中的不少，不過主要分布在泰國。我們經常聽說，現在東南亞有5000萬華僑，從上述過程我們大概也能知道他們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區。
另外，在這些國家有很多具體的年代碑文，德國漢學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花了20多年的時間，已經整理出10余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的華文碑銘，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目前，還有很多地方的碑銘尚未整理出來，如菲律賓、越南、緬甸等。
那么，華人廟宇究竟是什么呢？廟宇即是會館，也叫神明會，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當然也會祭拜各種神明。這些神明主要是地方神譜上的地方神，如潮州人會拜潮州的地方神，閩南人會拜閩南的地方神。既然要祭拜神明，就需要長期的財產保證，所以，每個廟宇都會有租屋、店鋪、股份、丁口錢，還有董事輪流投資。神明會集中起來的這些錢，如果有人有需要，可以以一定的利息出借，等他掙錢了再歸還。因為大部分華僑做的是小生意，只需要一點點資金就可以開一個店鋪，所以來自會館的支持是相當重要的。但會館為什么愿意借錢給你呢？借錢的人又怎么會信任一個人把貨帶到東南亞，出售后會把錢帶回來還給你呢？在這個過程中，神明成了人們之間建立信任的紐帶，他們會在廟宇一起拜神，一起發誓，他們相信，神明會關注所有人的一舉一動。倘若有人違規，就通過廟宇開除這個人，此人再不能參與會館的活動，也不能與會館的人聯系。當然他們也還有別的辦法。簡而言之，這些廟宇（會館）通過各種神明儀式產生了主流之外的貿易信用體系，并能夠處理貿易沖突，提供金融支持，開展各種慈善、文化和教育活動。
這些海外神譜很多是從僑鄉的祖廟分香過來的。自20世紀80年代，華人廟宇網絡也開始重新回傳到僑鄉祖廟，僑鄉的廟宇空間也因此擴大成了一個跨國空間。現在，很多人在東南亞出生，在菲律賓讀書，然后回來讀大學，之后再回到菲律賓做生意——一輩子就這樣來來回回。如果在東南亞遇上一些儀式革命，即改變社會組織的創新儀式活動，他們就會把這些經驗帶回中國。不過，他們概念中的“中國”不是北京、上海，而只是他們的福建僑鄉，他們回的也不是大城市，而是自己的老家。所以說，這是一種比較特別的網絡形式，整個網絡通過不斷地交流成功的商業試驗、文化試驗和儀式試驗，提供了更多元的文化資源和新的可能性，使得閩南文化、廣東文化變得越來越豐富和多元。
作者簡介：丁荷生：加拿大麥吉爾大學教授；丁荷生（Kenneth Dean），1956年出生于荷蘭，美籍學者，國際著名的中國民間宗教研究專家。美國斯坦福大學漢學碩士和博士學位。自1988年開始進入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任教。他在中國的福建、臺灣以及東南亞地區長期從事田野研究工作，其研究領域包括道教研究、中國民間宗教、中國民間文化與中國文學等，尤其以閩臺道教、三一教和儀式網絡的研究著稱。其早在1993年出版的專著《閩臺道教與民間諸神崇拜》受到了西方漢學界的高度重視，《哈佛亞洲研究雜志》發表書評稱：“讀這本書如同在參觀牛津的博物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發展研究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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