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食品安全威脅下，農戶重新定義了“為自家生產”和“為市場生產”的差別化生產行為?；诮洕硇孕袨榧僭O認為農戶存在以確保自家食品安全為動機的生存理性。根據在5省區收集的827份農村入戶調研數據，對農戶差別化生產行為進行具體分析，描述了差別化生產行為總體特征，并測量農戶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威脅感知程度和信息渠道等因素。運用Probit模型驗證了命題：以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為特征的生存理性，支配了農戶為確保自家消費安全而進行的差別化生產。
【關鍵詞】生存理性；差別化生產；一家兩制；食品安全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國城鄉居民的食品消費結構也顯著改善，家庭餐桌上可供選擇的食品更加豐富。但與此同時，資本主導的食品體系也在不斷擴張，致使食品市場逐步“脫嵌”社會，食品安全問題日益凸顯，社會成員隨之開始尋求自我保護。
在農戶家庭的食品生產過程中，自我保護行為具體表現為“一家兩制”的差別化生產，即農戶為了既確保自家的食品質量安全，又能通過農產品從市場獲利，而有意識地針對不同的消費對象進行的差別化農業生產。一方面要為確保家庭成員的食品安全進行遵循生命邏輯的生產；另一方面為增加家庭收入、滿足市場需求，進行遵循資本邏輯的生產。
2300多年前，在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第一卷當中，就已將農業生產的動機區分為家計（house holding）和獲利（money-making）。一方面，農戶為滿足家庭的自身消費而進行生產，生產和消費合為一體。韋伯認為，這是家計行為的主要表現。另一方面，農戶要為所在的村社和集市貿易而生產，用以滿足互惠和社區交換需求，即波蘭尼所說的“附帶性生產”，具有一定的區域市場特征。這兩個方面互為補充，構成了長期以來農戶生產動機中包含的兩種導向。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僅用30年左右的時間，便完成從“倫理經濟”到“社會市場”的深刻轉型。在中國的農產品市場得到了迅速發展的同時，農戶的生產行為也受到了匿名市場的深刻影響，波蘭尼所說的“附帶性生產”開始逐漸成為主流。這讓學界對于傳統農戶的生產動機有了新的理論認識：農戶在與匿名市場構成的緊密互動過程中，相關的農業生產行為受到經濟理性支配，追求貨幣收入最大化成為主要農業生產的動機。
然而，在食品安全威脅下，這樣的理論認識已經與實踐經驗脫節。在食品安全“一家兩制”自我保護行為中，農戶家庭是基本行動主體，它重新定義了以差別化為核心特征的生產。農戶的生產行為并非僅由追求貨幣收入最大化的經濟理性所支配。在生產過程中，農戶能夠“合理”認識到，其經濟行為嵌入在自然本能和社會互動之中。多元理性（multiplerationality）貫穿在家庭的食品生產、交換與消費中，其中至少含有生存理性、社會理性和經濟理性這三個類型。
本文基于課題組所獲得的827份入戶調查問卷數據，重點分析生存理性如何影響農戶的差別化生產。
二、理論基礎
（一）理性選擇的兩條理論路徑
在社會科學的傳統研究中，行動的概念被定義為人們根據特定的意義，設置行動目標，并按照目標進行實踐的過程。韋伯認為，理解行動的意義存在兩條路徑，一是觀察性的理解，二是解釋性的理解。
對行動意義的觀察性理解更多的源于目的理性的定義。韋伯給出了四種理想類型，即目的理性、價值理性、傳統理性和情感理性。以目的理性支配的行動為例，行為主體首先要確立目的，然后找到手段，最后主觀地設定一個判斷行動成效的方法。實際上，相較于其他三類理想類型，目的理性更容易通過觀察性的理解方式從客觀經驗中被識別出來。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可以從觀察中對行動的意義產生某種預設，而目的理性容易讓人們在預設上達到共識。
而解釋性的理解則將動機定義為一組意義的復合，并支配行動的發生。這些動機不是在現實中被直接觀察到的，而是觀察者從主觀角度，將意義賦予行動者的過程。這樣的意義源于觀察者和被觀察的行動者都是有理性思考能力的人類。雖然不能直接觀察到行為動機，但是理性思考的能力可以讓我們理解到行動背后的意義。
通過對理性選擇的兩條理論路徑的回顧，可以看出，作為韋伯構建解釋社會理論的重要基石，理性是行動意義的來源。而之后的研究顯然做出了不同方向的繼承，于是便有了現在對理性定義的爭論。
一方面，以經濟學為代表的學科，繼承了觀察性的理解傳統。目的理性作為行為動機，因其邏輯簡明清晰、易于操作和量化的特點，成為經濟學討論行為意義和動機的必要邏輯起點。而從邊際革命開始，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就以目的理性作為經濟人行動的前提，通過對效用的概念界定，提出了系統的理性選擇理論。由此定義了經濟理性，即行動者在做經濟決策時出發點基本上是自利的，在所能支配的資源限度內和現有的技術和制度條件約束中，人們希望自身利益越大越好。
另一方面，以社會學為代表的學科，繼承了解釋性的理解傳統。與經濟學不同的是，他們更強調個體行動的意義本身不僅局限在自利的逐利動機上，科爾曼就認為，人們的“有目的的行動”（purposiveaction）是個體在社會互動中，盡可能“合理”獲取包括社會、政治、文化、經濟在內的多元意義的行為過程。
（二）生存理性的概念內涵
農戶在生產實踐中的行為的確存在經濟理性動機。然而，這樣的動機不足以讓我們理解農戶的差別化生產行為動機。我們需要認識到理性概念的起點是理解行動的意義，在此基礎上，才能超越對農戶生產行為的逐利性理解，進而轉向其中的多元意義。
農戶在生產過程中，形成了適應生存環境的理性行為，它是農戶對長期生活經驗和習慣的理性選擇與反思，也是我們能把握農戶在食品安全威脅下所進行的差別化生產行為意義的前提條件。
首先，生存理性的概念源于實體主義對農戶生產與消費不可分性的論證。他們的研究說明了農戶家庭作為行動單位的重要性，并且將農戶為自家進行的生產行為視為一種合理的存在。恰亞諾夫認為，農戶是食品生產和消費的統一體。農戶的行為邏輯與資本企業存在根本區別，其行為動機并不是追求貨幣利潤，而是在勞動辛苦程度和滿足家庭消費之間尋求均衡。目前，雖然為市場生產已經成為農戶的主要生產形式，但為滿足自家消費而進行的生產從來沒有消失。一般情況下，農戶會出于消費安全和飲食偏好等方面的考慮，保留小規模的土地為自家進行生產。
其次，生存理性主導的為自家生產行為是農戶規避生產風險的表現。在斯科特看來，農戶在嚴酷的生存環境中，逐漸形成生存理性，并最終構成他們特有的社會公正、權利義務和互利互惠的觀念。在多元的行動目標面前，處于外在環境威脅中的農戶，首先要滿足生存的需要。因此，保障家庭的基本食品消費被置于行為意義的中心。只要能保證這一生存需要得以滿足，在社會底層的人們就可以承受那些與傳統經濟理性行為相左的技術使用方法、社會制度和道德安排。
更進一步看，在食品安全威脅下，農戶對食品安全的追求為生存理性賦予了另一層新意。生存理性強調人類行為的出發點都是本能地滿足對食品的需求。在食品安全威脅下，生存理性可以完成從“民以食為天”到“食以安為先”的轉變。隨著市場食品供給的逐漸豐富，農戶開始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并開始更多地考慮“吃得安全放心”，進而理性地提出對食品安全的要求。在食品安全威脅導致的社會環境中，農戶作為消費者，對市場上的農產品信任減弱。而食品安全“一家兩制”的出現，說明同時作為生產者的農戶，為自家的生產正在經歷從傳統生產向自保生產轉變的過程（見圖1）。換句話說，農戶逐漸提高了食品安全意識，并開始在為自家進行的食品生產過程中，重視食品的安全性與環境的可持續性。
綜上所述，生存理性的概念源于農戶生產和消費的不可分性，以及農戶在惡劣的生存環境中，形成的風險規避偏好。
在圖1中，最上方的箭頭表示宏觀水平的命題，說明食品安全威脅在系統層面促成了農戶生產的“一家兩制”現象。其他三個箭頭則代表三個依次關聯的命題：命題1表達了宏觀社會特征對個體特征的影響，即隨著食品安全威脅的不斷加深，農戶食品安全意識不斷提高，為了確保自家食品安全，開始形成生存理性。命題2側重刻畫微觀層面的個體特征，其中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分別為生存理性和差別化生產。農戶在生存理性的支配下，自發地采取差別化的生產方式，為自家生產“更安全放心”的食品，以應對食品安全威脅。命題3說明，個體的特征將匯總并形成社會特征，當農戶的差別化的生產以相互聯系的行動結構出現在系統層面，則農戶食品安全“一家兩制”自我保護現象出現。
該命題系統的起點和終點一直關注宏觀問題，而在推理過程中又能細致到微觀水平，聚焦個體行為的因果關系。借此特點，本文得以聚焦于對命題2的分析，即農戶的生存理性是支配其為自家消費進行的安全食品生產的重要因素。
三、模型設定
（一）變量的選擇
根據上述的理論分析，本文設定的核心命題是：在食品安全威脅下，生存理性會支配農戶為滿足自家消費而進行差異化生產。從解釋變量來看，生存理性作為一個理論概念，主要是指農戶滿足自身生存需求的生產行為動機，因此，在食品安全威脅下，農戶生存理性的測量指標就是農戶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的程度。從被解釋變量來看，農戶為自家進行生產是一個長期以來的習慣，而“一家兩制”生產則是一個隨著農戶食品安全意識提升而出現的新現象。因此，對于農戶家庭生產行為的測量，恰當的指標是農戶因為具有相應的食品安全意識而進行的差別化生產。
（二）變量的設定
1.農戶食品安全環境變量。
這類變量包括食品安全威脅感知度和食品安全信息渠道。一般而言，農戶對食品安全威脅的感知程度會通過食品安全意識而對農戶的差別化生產形成積極的影響。如果農戶在所處的熟人社會環境中，感知到的本地食品安全的威脅越大，則他們主動采取食品安全自我保護的可能性越大。而食品安全信息渠道則是影響農戶食品安全意識的另一個因素。在實際生活中，農戶很有可能是通過廣播、電視以及新媒體搭建的平臺與外界進行食品安全信息溝通。如果他們能獲取相關的信息，提升了食品安全意識，那么即使身邊的食品安全威脅很小，他們也有可能進行差別化的生產。因此，食品安全信息渠道對農戶的差別化生產應存在積極影響。
2.農戶內在的食品安全需求。
這類變量主要考慮來自家庭內部的主動的食品安全需求。一方面，當家中有12歲以下的小孩時，農戶采取的差別化生產概率較高。在課題組所進行的案例訪談中，發現很多農戶都會為自家的孩子準備他們需要的應季蔬菜甚至蛋雞。很多農戶認為，如果自家能種植新鮮蔬菜和飼養蛋雞，就沒有必要到市場上再去購買，畢竟這樣比較安全放心。另一方面，當家中有65歲以上的老人時，農戶采取差別化生產的概率也會較高。隨著農戶的食品安全意識提升，他們會更少的使用農藥和化肥，以強調農產品的安全性。因此，這種差別生產是基于食品安全威脅的理性行為，并不等同于習慣式的差別化生產。
但需要注意的是，有部分農戶也可能直接選擇在市場購買更安全的產品，作為一種替代自家生產的方式，滿足這些特殊的食品需求。也就是說，在實踐中，農戶主動的食品安全需求，不僅僅通過自家生產才能得到滿足。
3.農戶特征。
這類變量包括受教育水平、戶主年齡、家庭人口3個方面。農戶的受教育水平對農戶的差別化生產存在一定影響。受教育水平越高的農戶，與市場進行交易的成本會相對較低，因此，他們為市場進行大規模生產的可能性越高。在這種條件下，會出現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他們能接觸到食品安全的知識會更多，而相應的技術保障和生產規模和條件會讓他們主動選擇為自家進行食品安全的差別化生產。與之相反的可能是，他們也可能會創造新的條件，使其市場提供更加安全的產品，而這些農產品，也同樣可以提供給自家食用。
戶主年齡也存在對差別化生產的影響。戶主的農業生產經驗隨著年齡的提高而增加。一般來說，年齡越大的戶主，選擇差別化生產的可能性越高。但也可能出現相反的情況，既由于勞動能力的下降，他們生產的食品主要是供給市場，而家中的晚輩則通過從市場購買的方式滿足自家的食品的需求。
農戶的家庭人口規模會影響農戶的差別化生產。規模越大，他們為保障家庭成員的健康而進行的差別化生產就可能越多。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自家，其范圍根據受訪戶主觀判斷進行定義，重要的標準為“同灶吃飯”或保持頻繁聯系，而不僅局限于統計學上的戶口意義或社會學上的核心家庭。另外，戶主年齡對農戶的差別化生產可能存在影響。
（三）模型的選擇
由于農戶是否采取差別化生產（Y）屬于典型的二分類離散變量，較為常用的方法是運用Probit二元選擇模型分別進行分析。本文首先將解釋變量設定為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X1）。隨后，分別用不同的模型對其他的控制變量進行測量。
其中，多元回歸變量總體的Probit模型為：
具體而言，被解釋變量Y是以和1構成的二元變量，而Φ表示累積標準正態分布函數，X1為回歸變量，X2，…，Xk為其他控制變量。該模型可以通過計算預測概率和回歸變量變化效應的方法來解釋。也就是說，在給定X1，X2，…，Xk的取值時，計算Y=1的預測概率，可以通過Z值的計算來求解。其中，Z=β0+β1X1+β2X2+…+βkXk，然后尋找正態分布表中的Z值。
本文需要討論的主要關系是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X1）對農戶是否采取差別化生產（Y）的具體影響。此時，系數β1恰好表示在保持X2，…，Xk等控制變量不變的情況下，一單位X1變化所引起的Z值的變化情況。
回歸變量變化對預測產生的效應則可以通過兩個步驟來計算。首先計算回歸變量取初始值的預測概率，然后計算它取新值或者回歸變量變化后對應的預測概率，最后對兩者求差。
四、數據來源
1.在綜合考慮當地的經濟社會因素、農業生產特點、食品的主要來源、公眾食品安全意識、調研的便利程度等因素之后，確定選擇河北、湖南、廣西、陜西、山東5個省區。這些區域包含了中國的東中西部地區，而且在農業生產主體中，小農家庭比重較大。因此，可作為研究農戶食品安全“一家兩制”現象的調研區域。
2.在區域背景調查與分析的基礎上，完成縣級抽樣單位的選取。主要考慮的樣本特點包括：社會經濟條件、主要農產品市場分布、主要農業生產類型、農產品產量等。另外，課題組依托現有的科研資源和條件，根據就近就熟的原則，選擇相應的調研樣本框。
3.依據兩個條件確定調研村莊。一是市場距離。被調研的村莊需要分布在距離市場近、中、遠不同的三個空間中。目的是可以使用農戶生產區域與縣鎮農貿市場的距離以及社會關系網絡的輻射范圍大小，說明市場對農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影響程度。二是品種與規模。被調研的村莊，需要根據種植、養殖的品種和規模進行細分。
在2014年6月至2015年10月，課題組在河北WQ、湖南XT、廣西LA、陜西DB、山東SG這5個調研區域進行了入戶調研。調查期間，共發出問卷855份，收回855份。其中，因填答關鍵信息不全而導致無效的問卷有28份，有效問卷827份，有效回收率為96.72%。
在調查問卷中，使用意愿調查價值評估方法（CVM），和對主要知情人訪談方法（key informant interview）。
在問題的設計方面，反映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的問題是“頻繁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使您更加關注自家人的食品安全”；反映食品安全威脅感知程度“您覺得本村的食品安全問題很嚴重”；反映食品安全信息渠道的問題是“您可以通過很多渠道了解食品安全問題”，具體見表1。
五、研究結果
采用3組Porbit模型對調研數據進行分析，回歸結果見表2。通過設置不同層次的控制變量，建立了3個回歸模型。從表2可以看出，被解釋變量與解釋變量之間的顯著性較高，3個模型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其他控制變量也表現出很好的顯著性。
1.農戶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與采用差別化生產之間呈現出正相關關系，表明：在普遍的食品安全威脅之下，農戶對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的提升會促使他們采取各種各樣的差別化生產方式，以最大限度的自我生產來保護自家的食品安全。而對于邊際變化的測量結果說明，農戶的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每增加1個單位，其選擇差別化生產的響應概率將會相應增加10.2%-10.9%。結合訪談的材料，我們發現“自己種養的食品更安全放心”是很多農戶的共同表達。由此，也可以進一步說明，農戶食品安全自我保護意識越高，采用差別化生產的可能性越大。
2.農戶食品安全威脅感知程度與采用差別化生產之間呈現出正向聯系。說明食品安全威脅感知程度對差別化生產的存在直接的影響。而對于邊際變化的測量結果說明，農戶的食品安全威脅感知程度每增加1個單位，作為響應他們選擇差別化生產的概率將會相應增加3.5%左右。實際上，農戶對本地的食品較為信任，農戶對于當地的食品呈現出放心的態度。相比之下，農戶對于總體的食品安全威脅感知來自于他們對外界的接觸。在案例訪談中，許多農戶表示“自己種的和周圍鄰居種的是什么樣，心里有底，很放心。外地來的食品，不放心”?？梢?，這種對威脅的感知來自于農戶所生活的熟人社會之外。而從表1中的描述性統計可知，總體樣本對于食品安全威脅感知程度是2.20，進而也佐證了訪談中得到的觀點。
3.農戶食品安全信息渠道與采用差別化生產之間呈現出正向聯系。說明食品安全信息渠道對差別化生產形成直接影響。對邊際變化的測量結果說明，農戶的食品安全信息渠道每增加1個單位，他們選擇差別化生產的響應概率將會相應增加3.6%-5.8%。因此，農戶對于食品安全信息了解越充分，對于食品安全的意識的改變可能會更加明顯，這有可能促成了農戶的差別化生產。
4.農戶內在的食品安全需求。從模型的結果看，它與差別化生產之間呈現負向的聯系。農戶家中有小孩或老人的數量每增加1個單位，對應的響應概率將會分別下降4.3%-12.8%與9.3%-13.9%。這存在三種可能的解釋。其一，農戶的差別化生產已經存在，孩子和老人并不是構成生存理性支配的差別化生產的最主要因素?；蛘哒f，農戶不一定為家中的孩子和老人進行更加特殊的生產行為。在案例調研中，我們發現，進行差別化生產的勞動力多是家里老人，他們考慮更多的反而是為自己的成年子女提供安全的食品，自己的倒不是特別在意。其二，孩子和老人的食品需求變化是短期的行為，例如，有些農戶表示，在孩子很小的時候，會專門養雞，并食用雞蛋?！斑@考慮到給小孩吃上健康、放心的東西，但孩子長大之后，我們也就沒工夫養雞了?！币嗷蛘邽闀簳r生病的老人準備他喜歡食用的蔬菜和水果。而本文定義的差別化生產行為是農戶針對食品安全威脅所做出的生存理性選擇，因此，以上針對孩子和老人的短期行為相比在模型里，會更多地反映在案例當中。其三，匿名市場的產品可以滿足孩子和老人特殊的食品需求。在案例調研中發現，農戶常會從市集和附近的小賣部、超市購買食品，而這些食品很大一部分是為孩子和老人準備的。
5.農戶特征與差別比生產的關系。其中，戶主的教育水平和戶主年齡對差別化生產有負向的聯系。農戶的受教育水平每增加1個單位，他們選擇差別化生產的響應概率將會相應下降9.6%。而戶主的年齡增加1歲，農戶選擇放棄差別化生產的概率就會提高5.5%。這說明農戶的受教育水平和年齡對于他們的生產行為的影響是復雜的。而這一回歸結果證明了我們之前所討論的一種可能性。農戶的教育水平越高，他可能與市場接觸程度就越深刻，受到農產品市場化思維的影響就越明顯，這反而讓他們放棄了為自家生產食品的機會，并將主要的精力投入到為市場的生產中。與此同時，農戶的年齡越高，他們參與為自家生產的可能性越低。此外，農戶的家庭人口數量與差別化生產有正向的聯系。具體而言，每增加1個家庭成員，農戶會選擇進行差別化生產的概率就會提高5%。這說明，農戶家庭規模越大，他們選擇為自家專門生產安全食品的可能性就越高。
六、結語
本研究建立了生存理性的解釋性框架，試圖說明農戶的差別化生產行為不僅是由單一逐利動機構成；在食品安全威脅下，農戶的生存理性支配其差別化生產行為。因此，本文的理論含義是，相較于單一的經濟理性，生存理性的分析框架能更準確的把握差別化生產行為所包含的真實動機與意義。
在與經濟理性對話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單一的經濟學視角無法觸及食品安全問題的實質。農戶在生產過程中注入了多元價值，而目前過度強調追求經濟利益的食品生產與交換體系，無法讓農產品的自然、社會等多元價值得到體現。
據此，本文的政策含義是，需要讓這些多元價值，尤其是生產安全食品的價值，通過在農戶與消費者之間重新構建信任關系，從而得到市場和社會的認可。只有這樣，農戶的生產差別才有可能被弱化。因此，作為一種替代方案，社會力量參與改進食品交換體系，有助于從生產環節緩解食品安全的威脅。
未來的研究可以包括以下拓展方向：其一，拓展并測量食品安全威脅下的生存理性，提高這一分析框架的標準化程度。其二，加入農業生產區域和品種之間的差別化分析。第三，充分利用問卷調查過程中同時進行的案例訪談資料，進一步論證生存理性對農戶差別化生產行為的影響。
致謝：本文在2016年中國食品系統研究會年會上得到討論，感謝諸位專家學者的點評。此外，中國人民大學陳傳波、仝志輝、高原、潘素梅、李彥巖等師友參與了本文的調查與修改，特此致謝!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簡介:方平，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周立，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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