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劉彥隨研究員長期從事人文與經濟地理學、鄉村發展與土地利用研究。系統揭示中國“空心村”、“鄉村病”問題，致力于土地利用、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理論及應用研究。近10年來帶領團隊，主持完成有關新農村建設、城鄉發展轉型的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2項，有關城鎮化與農業農村發展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項，有關空心村綜合整治的“十二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點項目1項，有關土地整治工程生態安全的“十三五”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1項，國家委托有關農村土地制度、精準扶貧、現代農業等重大任務3項。2017年8月17日在《Nature》發表論文“振興世界鄉村”。2017年10月18日受邀CCTV新聞直播間“十九大時光”解讀專家。近日在《地理學報》（2018年4期）發表力作“中國新時代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以紀念恩師吳傳鈞院士誕辰100周年。
論文基于傳承人地關系地域系統學說，深度解析了新時代鄉村振興理論認知、 鄉村地域多體系統、闡釋了鄉村發展多級目標、鄉村振興極化戰略，提出了新時代鄉村振興學術研究及其前沿領域，值得分享！
中國新時代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
摘要：城市與鄉村是一個有機體，只有二者可持續發展，才能相互支撐。依據人地關系地域系統學說，城鄉融合系統、鄉村地域系統是全新認知和理解城鄉關系的理論依據。針對日益嚴峻的“鄉村病”問題，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既是推進城鄉融合與鄉村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也是破解“三農”問題，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本文探討了新時代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的基礎理論，剖析了鄉村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提出了問題導向的中國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科學途徑及研究前沿領域。結果表明：①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的對象是一個鄉村地域多體系統，包括城鄉融合體、鄉村綜合體、村鎮有機體、居業協同體，鄉村振興重在推進城鄉融合系統優化重構，加快建設城鄉基礎網、鄉村發展區、村鎮空間場、鄉村振興極等所構成的多級目標體系。②中國“三農”問題本質上是一個鄉村地域系統可持續發展問題，當前鄉村發展正面臨主要農業生產要素高速非農化、農村社會主體過快老弱化、村莊建設用地日益空廢化、農村水土環境嚴重污損化和鄉村貧困片區深度貧困化等“五化”難題。③鄉村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戰略相輔相成，鄉村振興應致力于創建城鄉融合體制機制，推進鄉村極化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構建鄉村地域系統轉型—重構—創新發展綜合體系。④鄉村振興地理學研究應著眼于鄉村地域系統的復雜性、綜合性、動態性，探究以根治“鄉村病”為導向的新型村鎮建設方案、模式和科學途徑，為實現新時代中國鄉村振興戰略提供理論參考。
關鍵詞：城鄉融合系統；鄉村地域系統；村鎮有機體；鄉村振興極；鄉村振興戰略；鄉村地理學
1 引言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特別是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城鄉地域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社會結構等發生了顯著的變化[1]，城鄉轉型發展、新型城鎮化、城鄉發展一體化，成為國家現代化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也是地理學研究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重要課題。應當充分認識到，長期以來中國城鄉二元體制下城市偏向的發展戰略、市民偏向的分配制度、重工業偏向的產業結構[2]，進一步加深了中國城鄉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離的“三分”矛盾，制約了當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城鄉發展轉型、體制機制轉換的“三轉”進程，并成為當前中國“城進村衰”、農村空心化和日趨嚴峻的“鄉村病”問題的根源所在[3]。
城鄉關系是最基本的經濟社會關系。城鄉問題研究一直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盡管世界各國的鄉村發展進程不同、問題有別，但都經歷過諸如農村基礎設施薄弱、農業經濟地位下降、青壯年人口持續外流、環境污染和資源短缺等共性問題[1,4]。Nature“振興世界鄉村”一文強調，隨著全球化、城市化的持續推進，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探索實施過適合本國國情的應對措施[5]，以促進農村振興、鄉村重構和社區建設，更好地支撐城市建設和城鎮化的健康發展。英國、美國等先行工業化國家是在基本實現工業化、城鎮化后，為解決城市發展中出現的諸如市區人口密度過高、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問題而推行鄉村建設。如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新城鎮開發建設[5-6]、英國的農村中心村建設[5,7]、法國的“農村振興計劃”[4]等。這些國家通過創新機制，大幅推進農村社區基礎設施建設，盤活利用農村土地資源與資產，有效改善農村生產與生活條件，并采取補貼政策和吸引人口回到農村，從而改變農村日益凋敝的狀況。以日本、韓國為代表的工業化后發國家，在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出現過農村資源快速流入非農產業集聚的城市地區，導致農業與農村衰退、城鄉發展差距日益擴大等突出問題，而在具備一定經濟實力時，這些國家及時推行了農村振興與建設運動，如20世紀70年代韓國的“新農村運動”、日本的“村鎮綜合建設示范工程”等，均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中國人口眾多，農村底子薄、農業基礎差、城鄉差距大[4]。進入21世紀以來，旨在破解“三農”問題、縮小城鄉差距，中國相繼實施了統籌城鄉發展、新農村建設、城鄉一體化和新型城鎮化等宏觀戰略[8]，但總體進展和成效仍不明顯，有些矛盾和問題仍在加劇[1,5]。黨的“十九大”審時度勢，創新地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其核心是著力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等突出問題，彌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鄉村短板。中國鄉村振興不可能照搬發達國家完全依賴強大財政供給或者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的轉型發展道路，同時也應避免陷入城市貧困與農村衰敗并存、社會矛盾凸顯的“陷阱”局面。因此，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的同時，必須立足中國國情、鄉村實際，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時代特點的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本文依據人地關系地域系統學說和“點—軸”理論，深入闡述城鄉融合系統、鄉村地域系統的理論認知，探究鄉村地域多體系統和鄉村振興多級目標，通過對鄉村現實問題剖析和鄉村振興戰略解析，分析提出加強新時代鄉村振興地理學研究的重點內容與前沿領域，為促進現代鄉村地理學創新發展，實施鄉村振興與城鄉融合發展戰略提供參考。
2 基礎理論認知
1991年，吳傳鈞提出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是地理學研究核心理論[9]，認為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是以地球表層一定地域為基礎的人地關系系統，是由人類社會和地理環境兩個子系統在特定的地域中交錯構成的一種動態結構。依據該理論延展而來的城鄉融合系統、鄉村地域系統，是全新認知現代城鄉關系、透視鄉村發展問題的基本依據。城市和鄉村是空間鑲嵌、結構互補、功能耦合、相互作用的復雜地域系統[10]。城鄉關系反映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城市與鄉村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基本關系。鄉村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在快速城鎮化進程中，鄉村發展是不斷縮小城鄉差距，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的過程[11]。因而區域城鄉關系格局成為認識鄉村發展狀況的基本面，也是優化調整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依據。
依據陸大道提出的“點—軸”理論[12-13]，從區域經濟發展進程來看，經濟中心總是首先集中在少數條件較好的區位，并呈斑點狀分布。隨著經濟發展，經濟中心逐漸增加，點與點之間通過交通線等發展軸線連接貫通形成點軸系統，多個點軸的交織構成網絡。城鄉融合發展的要義在于強化城鄉地域系統極化作用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擴散效應，構筑城鄉命運共同體，形成城鄉發展的立體空間和網格結構。鄉村振興戰略著眼于鄉村地域多體系統，由外到內主要包含城鄉融合體、鄉村綜合體、村鎮有機體、居業協同體等“四體”系統，具有層次性、地域性和動態性。城鄉融合系統是實施鄉村振興的重要前提，鄉村綜合體是鄉村振興的根本基礎，村鎮有機體是鄉村振興的重要載體和支撐，居業協同體是村鎮人居業融合的高級形態，是鄉村振興的戰略支點與重要增長極。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重在實現鄉村振興多級目標，即從邊緣到中心由城鄉基礎網、鄉村發展區、村鎮空間場、鄉村振興極所構成的“網—區—場—極”多級目標體系。
2.1 城鄉融合系統與城鄉融合體
系統是由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要素，按照一定結構組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機整體。按照城鄉分異格局與形態，城鄉融合系統應包含地域、市域、縣域“三域”層次，它們通過城鄉基礎網相聯通、相融合。城市群區域、城市連綿區和城市化新區屬于地域系統，呈現出以都市區為主體形態的城鄉地域格局；特大超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屬于市域系統，呈現為以建成區為中心、城鄉平等的區域格局；縣域及其中心鎮、農村社區屬于縣域系統，呈現為以大鄉村為特征、城鄉一體的地區格局。城市和鄉村是一個有機體，只有兩者都可持續發展，才能相互支撐[5]。融合包含著融洽、滲透之意，是不同對象事物相互交叉、相互滲透、融為一體的狀態。城鄉融合體就是由城鎮地域系統和鄉村地域系統相互交叉、滲透、融合而成的一個城鄉交錯系統（圖1），具體由中小城市、小城鎮、城郊社區及鄉村空間等構成。當前“城市病”“鄉村病”兩病并發，致使城鄉失衡、城進村衰、城鄉差距巨大。因此，研究構建可持續的城鄉融合系統和城鄉融合體，既是推進新型城鎮化、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基本前提，也是發揮地理學綜合優勢、服務國家戰略需求的重要課題。
2.2 鄉村地域系統與鄉村綜合體
鄉村地域系統，也即鄉村綜合體，是由人文、經濟、資源與環境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下構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功能和區際聯系的鄉村空間體系（圖1），具有復雜性、綜合性、動態性、開放性特點。相對于“城”而言，“鄉”是一個區域，包括城市建成區之外的廣大鄉土地域。“村”是一種空間聚落類型，是縣域之內的村鎮集合，呈現出鄉土地域不同規模和等級水平的多層次聚落空間，包含城關鎮、中心鎮、集鎮、中心村（社區）、行政村及自然村，形成以鄉村山水林田湖草為景觀基礎的村鎮有機體及其居業協同體，在功能上分異出村鎮社區、農業、工業等不同類型鄉村發展區。鄉土是鄉村的本質特征，鄉村孕育了城市、支撐了城鎮化。伴隨著中國經濟社會轉型和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農業生產要素組織和發展的地域空間發生了顯著變化[14]，農村人口離鄉進城，耕地非農化、村莊空心化等問題日益突出。鄉村振興就是要科學把握鄉村差異性、動態性特征，優化區域村鎮格局，破解鄉村地域系統問題，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因而總體戰略設計必須分門別類、分類施策、分區推進，深化對鄉村轉型過程、時空格局與地域模式解析，把推進人口就業、資源開發、環境治理、產業發展、文化傳承、制度創新作為鄉村轉型升級的主要課題，奠定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理論基礎。
2.3 村鎮建設格局與村鎮有機體
村鎮是鄉村綜合體要素集聚、空間組織的重要載體，村鎮建設格局是鄉村地域系統空間重構、組織重建、產業重塑的形態表征，其核心是優化鄉村地區縣城、重點鎮、中心鎮、中心村（社區）的空間布局、等級關系及其治理體系[15]。通常以遷村并居、撤鄉設鎮、園區建設、空間集聚為特征，通過明確村鎮地位、調整空間結構、強化中心功能，實現城鎮與村莊的空間融合、功能契合，促進人居空間整潔化、田園化，產業空間集約化、園區化，生態空間文明化、優美化，文化空間地域化、多樣化[16]。針對當前鄉村地區存在的“鎮弱村空”現實狀況，鄉村振興亟需統籌規劃、因地制宜、重點突破，基于城鄉融合體，以完善城鄉基礎網為抓手，凸顯不同鄉村發展區特色，強化中心社區與重點村鎮優勢，加快培育“三生”（生產、生活、生態）結合的村鎮有機體、居業協同體，做強村鎮空間場、做實鄉村振興極（圖2），推進形成城鎮—中心社區—村莊空間協調、等級合理、宜居高效的城鎮村體系，夯實就地城鎮化、要素鄉村化的村鎮空間基礎。
2.4 村域興業富民與居業協同體
居業協同體，是基于村鎮有機體，憑借鄉村優勢要素集聚、特色產業集中，形成居住與就業協同一體的村鎮增長極。居業協同、空間極化是鄉村振興必需的內生動力，是村鎮人居業融合發展的高級形態。村鎮有類型之分，協同有模式之別。有條件的村域，應按照一、二、三產業融合理念，率先創新機制，立足村鎮空間，培育主導產業，做實村鎮經濟，建設宜居宜業社區；對條件一般、規模較大村莊，應按照新農村建設的要求[4]，以完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為前提，以整合土地資源、發展特色產業、改善居住條件為重點，加強組織建設，加大投入力度，加快補齊短板，培育村域中心地；對條件較差、較小的村莊包括空心村，應堅持中心集聚、集約發展的原則，尊重農民意愿、做好全域規劃，探索推進遷村并居、居業同興建設模式，發展壯大新型社區和小城鎮。鄉村振興的著眼點和落腳點在于謀求村鎮業興人旺、安居樂業，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在實施鄉村振興進程中，特定村鎮空間或社區發展是否具備安居樂業的基礎、能力和水平，成為衡量鄉村振興進展、成效和質量的標志性指標。
3 現實問題剖析
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是現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為突出的結構性矛盾，也是長期面臨的許多問題的總病根。“十九大”明確提出“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意在更好地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發展不充分等重大問題，加快補上“三農”這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當前鄉村發展面臨許多問題與難題，總體概括為“四缺五弱”，即科學規劃缺、制度體系缺、長效機制缺、創業人才缺，以及建設主體弱、資源支撐弱、產業基礎弱、科技創新弱、公共服務弱。從城鄉關系看，亟待破解的現實問題主要是城鄉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巨大，農業基礎不牢固、發展壓力加大，“鄉村病”日益嚴峻、多種矛盾加劇。正視問題，統籌謀劃，創新驅動，科學規劃，成為加快推進城鄉融合和鄉村振興的根本途徑。
3.1 城鄉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巨大
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有效推進了中國經濟發展。1978-2016年，人均GDP由385元增至53980元，年均增長13.9%。但受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和制度約束，城鄉發展不平衡、城鄉差距巨大，成為制約城鄉融合與一體化發展的主要瓶頸。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343元增至33616元，年均增長12.8%；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33.6元增至12363元，年均增長12.6%，此增長率均低于人均GDP增速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同時，1978-2016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從209.8元擴大到23724元，收入比從2.57倍擴大到2.72倍，2009年最高時為3.33倍。
中國長期以來“重城輕鄉”，造成了城鄉基礎設施、人居環境條件及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配套方面的巨大差距[17]。近些年來，雖然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支農惠農政策，中西部地區脫貧攻堅取得顯著成效，但主要解決的是農戶增收和“兩不愁、三保障”問題，廣大鄉村地區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依舊整體落后、欠賬太多，亟需通過頂層設計，統籌區域城鄉總體布局，加大力度補齊鄉村發展短板，加快推進城鄉協調與鄉村可持續發展。
3.2 農業基礎不牢固，發展壓力加大
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農業大國，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中國農業肩負著保障糧食安全、保護生態環境、保證數億農民就業與增收的重要使命。但作為高風險、低收益的產業[18]，農業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和市場化競爭中往往面臨更多問題、更大風險。農業基礎不牢固集中體現在缺乏現代農業發展必需的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農業基礎設施薄弱，科技支撐能力不足，農機裝備水平較低，抗災減災能力不強，嚴重制約著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守住耕地紅線、保障糧食安全是首要戰略性難題，雖然糧食產量2013年以來穩定在6億t以上，但優質耕地減少、農業用水比重下降、青壯勞動力缺乏等硬約束增強，人口數量在持續增長，工業化、城鎮化對糧食消費需求不斷增大，保障發展與保護耕地的壓力加大[4]。據國土資源部數據，全國現有耕地20.2億畝，其中優等地、高等地占29.5%，中低等地占70.5%，耕地質量等別低，再加小農經營方式，生產設施老化閑置，氣候多變與多災疊加發生，引起農業生產不穩和糧食安全風險加大。同時，農業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環境問題突出。全國耕地退化面積超過耕地總面積的40%，農業污染排放量約占全國總量的50%，鄉村地區農村面源污染嚴重，農業生產、鄉村發展和城鄉轉型面臨諸多方面的嚴峻挑戰[19]，這為全面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標。
3.3 “鄉村病”日趨嚴峻、多種矛盾加劇
城鄉分隔的二元體制和城市優先發展戰略，促使大量勞動力、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向城市集聚，制約了鄉村可持續發展[20]，引發了日趨嚴峻的“鄉村病”[15]，集中體現在鄉村地區的“五化”難題及其深層問題（圖3）。①土地、人口等生產要素高速非農化。快速城鎮化耕地年均流失近300萬畝，造成了超過1億的失地農民，以及“離鄉進城”的2.9億農民工，鄉村人地分離、人口城鄉雙漂、社會矛盾突出，農業農村難于穩定發展、多數農民難以安居樂業。②農村社會主體過快老弱化。按照聯合國標準，中國于1999年進入老齡化社會。2015年60歲及以上人口達2.22億，占總人口的16.2%，預計到2020年老年人口達2.48億，老齡化率達17.2%。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的數據顯示，農村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18.5%，而城鎮為14.3%。農村青壯勞力過速非農化，加劇了“三留人口”和老齡化問題。鄉村人氣不旺、人力不足，制約了現代農業與鄉村轉型發展。③村莊用地嚴重空廢化。當村莊人口外出率、宅基地空廢率分別大于40%和30%時，鄉村空心化加劇、產生大量空心村[21]。據測算，全國空心村綜合整治潛力達1.14億畝[22]。空心村不整治，新農村難振興。④農村水土環境嚴重污損化。城市、工業污染排放造成一些鄉村地區水土環境惡化，致使河流、湖泊、農田污染事件頻發，一些地方暴發“癌癥村”，鄉村環境綜合治理勢在必行。⑤鄉村地區深度貧困化。鄉村貧困化是城鄉地域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導致特定區域鄉村要素短缺、結構失調、能力衰弱的自然—經濟—技術退化過程。根據2014年“建檔立卡”數據，全國有832個貧困縣、12.8萬個貧困村、7017萬貧困人口，到2016年底有4335萬貧困人口。農村貧困面廣、量大、程度深，是鄉村可持續發展的最大短板[23]，實施精準扶貧、脫貧攻堅成為新時代貧困鄉村振興的首要任務。
4 鄉村振興戰略
從統籌城鄉發展到新農村建設，再到新時代的鄉村振興，反映出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三農”戰略不斷發展創新的過程。中國經濟要實現轉型發展和新的邊際增長，亟待內需發力替代投資和外需導向。當前廣大鄉村地區面臨基礎設施短缺、產業發展短板、經濟基礎薄弱，釋放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無疑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最大內需。同時，貧富差距收縮能夠釋放潛在內需，因而加快城鄉融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成為釋放潛在內需的必然趨勢。城鄉融合發展，是將城市和鄉村作為一個有機體，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的過程，亟需正確處理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的關系，尊重民意、保障民生，著眼創建新機制，著手根治鄉村病，著重激發原動能，著力發展新產業，推進實現以人為核心的新型村鎮建設。
4.1 科學內涵
“十九大”提出新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圖4），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成為有效化解鄉村社會主要矛盾的必然選擇。鄉村振興戰略是現代鄉村發展理論與實踐的重大創新。其目標歸結為“五大建設”，產業興旺是經濟建設的重要基礎，重在資源整合、產業培育、經濟轉型與收入增長。生態宜居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首要任務，關鍵是農村景觀優化、環境美化、人居環境質量改善，發展綠色生態新產業、新業態。鄉風文明是文化建設的重要舉措，關鍵是鄉村文化傳承、思想觀念轉變、和諧社會構建，增強發展軟實力。治理有效是政治建設的重要保障，關鍵是基層組織建設、民生自治、科學決策與機制創新。生活富裕是社會建設的根本要求，關鍵是居民享有平等參與權利、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縱觀鄉村問題與發展目標，新時代鄉村振興，是以破解特定時期鄉村發展的主要社會矛盾和突出問題為重點，以激活鄉村人口、土地、產業等要素活力和內生動力為抓手，以提升鄉村地域系統可持續發展能力和競爭力為目標，推進鄉村轉型、重塑城鄉關系、實現城鄉融合，其核心是遵循鄉村發展規律，實現鄉村有效振興，系統構建鄉村“人”、“地”、“業”耦合格局與創新體系，科學推進鄉村經濟、社會、文化、教育、生態、技術系統協調與可持續發展。
4.2 邏輯思維
興與衰是辯證統一的，鄉村由衰而興應取決于鄉村能否治病強身、轉型發展。問題導向的鄉村振興戰略，應立足于根治“鄉村病”、夯實村鎮基礎，遵循治病、轉型、發展與振興基本規律，城鄉關系也相應呈現由城鄉分隔轉向統籌、協調、一體與融合發展之勢。當代鄉村振興宜以縣域為對象，以村域為單元、以農戶及企業為細胞，以一定區域鄉村人居業形態為依據，按照“自下而上”的序次，鄉村振興戰略路徑應是科學甄別居業協同體，構筑村鎮有機體，優化鄉村綜合體，創建城鄉融合體；按照“由點到面”的層次，科學識別鄉村振興極，界定村鎮空間場，劃分鄉村發展區，配套城鄉基礎網。鄉村振興進程中村域是落地基點、居業是戰略支點、融合是振興要點，讓進城務工、留村農民找到歸宿是基本立足點。著力優化村域空間組織、村鎮功能提升、城鄉地域融合，關鍵要因地制宜、因勢利導、循序漸進，推進創建多層位、立體式、地域化鄉村振興戰略體系。
4.3 規劃評估
建立健全中國鄉村振興“區—類—級”三級規劃體系。①全國鄉村振興戰略規劃，以縣域為單元，自上而下進行鄉村振興地域分區和縣域分類，提出分區鄉村振興發展方向與政策，部署重大工程、重大計劃，制定分省市規劃編制導則和分類指導意見；②市縣鄉村振興總體規劃，以村域為單元，自上而下進行村鎮分類和程度分級，銜接全國及省級鄉村振興規劃與指導意見，基于縣域系統診斷分析，甄別不同村鎮振興優先級，明確縣市鄉村振興分級施策及工作要點，提出不同村鎮振興實施方案，細化實化村域優先建設、重點保護、整治改造實施辦法；③村鎮鄉村振興詳細規劃，圍繞市縣規劃落實和村級規劃落地，深入研判村鎮發展定位與任務，明確空間結構，劃分功能板塊，制定鄉建規劃設計藍圖。
鄉村振興的實效評估是戰略實施、科學決策的重要依據。鄉村振興評估可設計兩類指標體系：一是鄉村振興率（RRR），著眼于鄉村產業、生態、文化、人才、組織“五大振興”，以縣市為單元，評估各項振興目標實現水平、總體特征及發展態勢；二是居業協同度（RCD），以村域為單元，重點評估特定區域鄉村振興的“人—地—業”協同程度、集聚水平及耦合狀態。這些評估指標體系與國家大數據、信息化戰略相結合，建設中國鄉村振興評估分析與決策系統，可用于常規性監測、動態評估與年度測報，為鄉村振興質量與成效的定量考評和規劃決策提供依據。
4.4 實施機制
建立鄉村振興戰略國家指導、省級統籌、縣市落地的組織管理體系，優化鄉村振興縣市規劃導引、村鎮重點建設、村域綜合治理實施機制，探索推進中國新時代鄉村振興極化戰略，引進企事業單位、農戶、社會團隊廣泛參與鄉村振興的雙創激勵機制，推進形成多主體聯動、多利益協調、多部門協作的新時代鄉村振興新格局。鑒于國家層面農業農村多頭管理，難以適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的需要，應整合相關部委職能，組建鄉村振興主管部委，各省市縣也相應調整設置，擴權賦能、理順體制，建立健全中國鄉村振興組織管理體系及長效機制，統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戰略前期亟需做好村況普查、村村建檔，村民參政、戶戶參與，政府統籌、編制規劃。縣域鄉村振興著力點在于推進村鎮“兩區三化”，即居住社區、就業園區的居業協同，促進組織集中化、產業園區化、土地集約化。鄉村振興離不開新型主體與生力軍，激勵精英人才到鄉村創業，引導農民企業家回鄉發展，強化現代鄉村振興主體性、全局性、創新性，促進城鎮化與鄉村化“雙輪驅動”，成為不斷增強鄉村振興內生動力的根本舉措。
5 學術研究及前沿領域
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是專業學術研究面向國家戰略需求的重要主題和前沿課題。在創新發展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的基礎上，地理學理應發揮學科優勢，推進理論導向的機理解析、目標導向的戰略探究、問題導向的模式探索“三位一體”的綜合研究，創建鄉村振興地理學研究體系，創新發展中國鄉村科學或鄉村學。當前應重點圍繞城鄉融合系統、鄉村地域系統，以及鄉村振興地域多體系統，深入開展鄉村地域類型與機理、鄉村振興規劃與決策、村鎮地域功能與分類、居業協同體系與模式等前沿問題研究（圖5）。
5.1 鄉村地域類型與機理
根據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鄉村地域系統是由人文、經濟等構成的主體系統和資源、環境等構成的本體系統復合而成[10]。按其作用方式，以鄉村人口、土地、產業、文化為核心要素構成鄉村內核系統，以區域發展政策調控、工業化與城鎮化驅動、體制與制度約束等影響要素構成鄉村外緣系統，內核系統與外緣系統之間不斷進行物質、能量、信息交換[11]，促使鄉村地域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土地利用結構的形成變化，以及鄉村地域生產、生活、生態、文化功能的不斷演化[23]，推動著鄉村地域系統人地關系的轉型和發展。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從人地關系的觀點及區域角度，研究當代人類社會所面臨的促進持續發展和保護環境的重大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24]。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研究要立足于城鄉融合系統，分析揭示促進工農、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轉變和鄉村轉型發展的機理，探究促使鄉村地域系統的傳統生產與生活方式向現代轉變的新動能。
中國地域遼闊、類型多樣，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的自然地理分異，以及各地區城鄉空間格局的差異，決定了鄉村地域類型的復雜多樣性。按照地貌及地帶性，鄉村地域類型分為平原地區鄉村、溝域川道鄉村、丘陵山區鄉村、草原牧區鄉村等；按照區位及功能性，分為邊疆口岸鄉村、傳統農區鄉村、工礦園區鄉村、城市近郊鄉村、大都市區鄉村等；按照經濟與社會性，分為貧困地區鄉村、經濟發達鄉村、歷史文化鄉村、革命老區鄉村、少數民族鄉村等。格局是認識世界的表觀，過程是理解事物變化的機理[25]。不同鄉村地域類型的格局與過程是鄉村振興施策的科學基礎。鄉村振興地理學研究著眼于鄉村地域系統復雜性、綜合性、動態性[26]，致力于推進鄉村地理工程觀測試驗、典型村域綜合示范，建立鄉村地域系統診斷模型、系統評價指標體系，分析評估城鄉融合系統演進狀態，快速識別鄉村地域系統分異類型、中心村鎮聚落空間格局，深入研究田園綜合體系統機理及其形態，科學揭示鄉村地域系統演化過程與規律，以及鄉村地域系統對全球化的響應和適應。
5.2 鄉村振興規劃與決策
鄉村地域的類型多樣性、系統差異性及發展動態性，是科學編制鄉村振興規劃的重要基礎。按照鄉村系統要素空間集聚分布的地域分異性，深入研究不同鄉村地域系統的多體結構，甄別不同類型鄉村振興的多級目標，模擬揭示鄉村地域系統未來發展動態情景，是研判鄉村振興格局與布局的理論依據。鄉村振興強調科學導引和管理調控相協調，探尋鄉村地域結構轉型與功能提升的科學途徑。鄉村振興規劃與設計應當遵循因地制宜、揚長補短、循序漸進、破解難題的準則，系統開展特定區域鄉村振興戰略規劃，研究提出包括鄉村系統診斷、空間組織設計、資源承載評價、地域模式梳理、產業體系構建、公共設施配置、機制政策保障等內容的規劃范式，以及建立鄉村地域系統轉型—重構—創新發展綜合體系。從國家宏觀決策來看，全國主體功能區規劃提出“兩橫三縱”城市化格局[27]，以及實施城市群發展和軸帶引領戰略，對重塑城鄉關系和鄉村轉型產生重大影響。2017年底國家級城市群有8個、國家中心城市有9個，隨著國家級城市群和國家中心城市建設的縱深發展，將不斷推進國土空間開發模式的重大轉變、區域發展格局的重大調整和城鄉關系的重大變化。因此，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戰略要主動適應區域城鄉發展大勢，謀劃鄉村地域功能重構，推進城鄉融合機制創新，研制全國及不同區域鄉村振興情景方案，提出實施鄉村振興規劃可行路徑及綜合保障體系。
在學術研究與決策實踐中，亟需探究如何發揮土地利用規劃、鄉村總體規劃、鄉村建設規劃等在鄉村振興中的協同作用。系統挖掘鄉村多種功能和價值，探明鄉村振興優選區與優先序，探究鄉村振興制度供給與治理體系，研制國家及不同區域鄉村振興規劃，落實未來10~15年鄉村振興總目標。土地利用規劃是戰略性總體規劃，著重對城鄉各類用地結構與布局進行調整，優化鄉村空間格局與地域功能配置、實施土地綜合整治重大工程；鄉村總體規劃用于指導鄉村發展的主導方向、適度規模與空間布局，優化鄉村各類生產生活設施配置，探索發揮企業與資本下鄉、青壯農民工返鄉、農家子弟學成回鄉這“三鄉”主體作用的鄉村人才匯聚創新機制，研究制定以“雙創”促進鄉村轉型、以“三業”（產業、就業、學業）激發鄉村振興的綜合支撐保障體系；鄉村建設規劃是問題導向的整治建設專項規劃，需要系統研究鄉村水、土、環境綜合整治建設重點、主要任務與戰略目標，提出村鎮建設專項計劃和技術方案。針對大量的空心村問題，研制空心村綜合整治規劃，重點實施鄉村“三整合”（組織整合、產業整合、空間整合），盤活土地資源，改善農村環境，提升鄉村價值，促進城鄉發展等值化[28]。探究規劃引領和科技支撐下的鄉村人口、土地、產業結構優化，鄉村“三生”（生產、生活、生態）功能提升和“三產”融合發展的長效機制、持久動力。
5.3 村鎮地域功能與分類
村鎮是連接鄉村和城市的橋梁，是城鄉融合發展的樞紐。2016年底，全國建制鎮數量達20883個，小城鎮總體數量多，規模偏小、服務功能弱，整合提升村鎮資源環境承載力仍有較大的空間。破解城鄉經濟失衡、結構失調的難題，亟需研究重構城鎮村等級體系，優化村鎮空間結構，強化村鎮地域功能，實行分類精準施策[16]，深入探究新型村鎮建設的功能類型及特征，揭示鄉村生產要素組織化與發展方式轉變的科學途徑。
針對特色村、中心村、空心村、貧困村等不同類型，應研究鄉村地域系統優化重構[29]和鄉村振興分類戰略。古村落、古民居的歷史悠久、人居和諧、山水融合，傳承血緣、鄉緣、地緣、業緣關系，保護振興傳統文化的核心是鄉村農耕文化，而其載體是傳統村落及其傳承的鄉土文明。特色村振興宜以保護為先、傳承為重，介入現代元素，創新管理機制，推進形成特色鮮明的文化產業區；中心村通常是由若干行政村組成的農村中心社區，且具有一定人口、產業規模和公共設施、服務能力，是區域城鎮體系的空間中心和多個村莊的組織單元。中心村振興宜以新型主體與產業培育為重，強化鄉村治理與創新能力，發揮村鎮連接城鄉融合的紐帶作用，著力培育鄉村振興極，建設綠色生態宜居村鎮，建成鄉村安居樂業家園；空心村是快速城鎮化進程中村莊人地分離而造成的土地空廢、文化衰退的鄉村聚落。隨著新型城鎮化與鄉村轉型發展，亟需實施空心村綜合整治，推進村莊組織、產業、空間“三整合”，實施遷村并居、中心集聚、整治配置，加快建設現代社區、就業園區；貧困村是鄉村貧困化的區域“縮影”、貧困地區鄉村發展的最大短板，在空間上具有“孤島效應”[23]，推進因村因戶幫扶、因人因貧施策，是實現精準脫貧和貧困村退出的可行戰略。
還有一些典型問題村莊（如“無人村”、“老人村”、“癌癥村”），要以現實問題為導向，探究實施村域水土資源、生態環境與社會保障綜合治理戰略，探明鄉村傳統生活功能向生產、生態功能轉型途徑。在家庭外遷、生態脆弱、環境污染等區域不宜重建新村、再建新社區，亟需結合精準扶貧、生態文明建設提出整治與振興新方向。
5.4 居業協同體系與模式
村鎮有機體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載體，亟需深化村鎮資源環境承載力、生產要素集聚與空間形態、居業協同機理與地域模式、主導產業培育與宜居環境建造研究，模擬揭示村鎮空間場效應、空間要素流過程、增長極化機制及其內生動力，梳理總結不同類型的鄉村振興地域系統模式，探索培植鄉村振興空間新載體，科學指導鄉村振興決策與鄉建實踐。依據鄉村系統結構，鄉村地域系統模式分為農區居住均一型、村莊居業組合型、村鎮產城融合型、城郊居業聚合型等；依據鄉村地域功能，分為農業主導型、工業主導型、商旅服務型、均衡發展型等；依據村鎮發展階段，可分為初級型、成長型、興盛型、穩定型、轉型或衰退型。2014年農業部圍繞“美麗鄉村”創建目標，倡導十大模式，即產業發展型、生態保護型、城郊集約型、社會綜治型、文化傳承型、漁業開發型、草原牧場型、環境整治型、休閑旅游型、高效農業型。這些模式根植于區域、來源于實踐，具有示范意義，但仍需探明不同模式的生態—經濟—技術原理，研究提出各類模式分區、分類推廣的適應性和約束性。
總體而言，現代鄉村地域系統模式應具有區域成長性好、適應面廣、示范性強，具備“三創”特征：①創建發揮農民主體作用的基礎條件與市場環境，利于產權明晰、利益聯接共享，激發鄉村內生發展活力與動力；②創立接地氣、有底氣的鄉村組織體系與治理模式，利于突出特色、發揮地域優勢，踐行基地型、品牌化鄉村發展之路；③創新吸納新要素、培育新業態、釋放新動能的長效機制，利于激勵競爭、優化資源配置，促進鄉村“三治”（自治、法治、德治）結合、“三產”融合發展。
城鄉基礎網是城鄉融合發展的基脈，通過構筑現代城鄉交通、通信體系等，把一個城鄉地域系統內城市、中小城鎮、村鎮貫通聯接起來，通過健全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機制、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服務體系、鄉村治理現代化支撐技術平臺，科學推進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城鎮村發展的系統化、鄉村振興的協同化。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關鍵點在于謀長遠、補短板、促改革、強實力、求實效，其根本出發點就是使農業農村現代化跟上國家現代化的步伐[30]。在全球化時代，農業現代化與鄉村可持續發展具有全球性[31-32]。鄉村振興應是全球治理體系的組成部分，亟需主動融入世界鄉村發展網絡體系，通過實施“全球鄉村計劃”[5]，有序推進鄉村振興的國際合作和創新發展，真正實現中國“鄉村美、農民富、農業強”，“鄉村讓城市更美好”。
6 結論與討論
（1）人地關系地域系統是地理學研究的核心理論。依據該理論延展而來的城鄉融合系統、鄉村地域系統，是全新認知現代城鄉關系、透視鄉村發展問題的基本依據。城市與鄉村血脈相融、地域相連，城鄉是一個有機體。針對當前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基礎不牢固、“鄉村病”日趨嚴峻等突出問題，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既是推進城鄉融合與鄉村持續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也是破解新時期中國“三農”問題，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必然要求。
（2）鄉村振興對象是一個完整的鄉村地域多體系統，主要包含城鄉融合體、鄉村綜合體、村鎮有機體、居業協同體等“四體”系統。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重在堅持揚長與補短結合、均衡與極化契合、居住與產業融合，構筑城鄉基礎網、優選鄉村發展區、激活村鎮空間場、強化鄉村振興極，創建“網—區—場—極”多級目標體系。
（3）鄉村振興戰略是現代鄉村發展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必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探索推進鄉村振興極化戰略，全面創新鄉村振興規劃體系和評估指標體系。
（4）鄉村振興地理學研究應著眼于鄉村地域系統復雜性、綜合性、動態性，致力于鄉村地域類型與機理、鄉村振興規劃與決策、村鎮地域功能與分類、居業協同體系與系統模式等前沿領域綜合研究，為新時代城鄉融合與鄉村振興戰略決策提供理論依據。
鄉村振興地理學研究具有獨特的地域特色、學科優勢和扎實的實踐基礎。同時需不斷強化針對鄉村地域系統問題的創新研究和典型示范，加強地理學與其他學科交叉集成，融合經濟學、生態學、社會學、管理學、工程學、信息科學、資源科學等理論精髓。不斷創新科學研究與國家智庫、地區發展聯盟機制，加強多學科、多部門、多地區專業研究與應用的橫向聯合，加快自然資源學、土地工程學、鄉村系統工程等前沿學科建設。面向國家鄉村振興戰略，還需深入探究中國鄉村科學或鄉村學，創新完善新時代中國特色鄉村振興理論及方法體系。
謹以此文紀念恩師吳傳鈞先生誕辰100周年。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地理學報 2018 73(4):63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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