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霸”犯罪現象是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活動的突出表現之一, 近年來因其嚴重影響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而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村霸”犯罪現象有其產生的個體、歷史傳統、政策利益及社會控制等多方面的因素。采取積極的預防措施, 完善農村利益分配機制, 增強“村霸”犯罪潛在群體的針對性管控和提高農村法治水平十分必要。
當前我國農村地區面臨著復雜的治安問題, 以“村霸”犯罪現象為代表的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活動尤為突出。“村霸”一詞并非法律概念, 《新華字典》中“村”為鄉村、村莊之意, “霸”為依靠權勢橫行無忌, 迫害人民之人, 文中“村霸”泛指農村流氓惡勢力, 包括橫行鄉里, 通過暴力或非暴力的犯罪行為嚴重危害農村社會秩序等多種情形中的犯罪主體。2017年1月19日, 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 這為打擊“村霸”、宗族惡勢力刑事犯罪, 為“村霸”、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提供了政策支撐。筆者以“村霸”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內共檢索出2014—2016年已判決刑事案例22個, 試在探討“村霸”與村官犯罪、宗族惡勢力犯罪主體之間關系的基礎上, 對我國“村霸”犯罪現象的特征原因進行分析, 并提出預防對策。
一、“村霸”犯罪現象的特征及主體分類
(一) “村霸”犯罪現象的特征
1.從犯罪發生地看, 多發生在城鎮化進程較快區域。在22個案例中, 9個發生在廣東省, 湛江市3例, 廣州市和茂名市各2例, 廣州、湛江、茂名三市案例占廣東省案例中的70%, 根據2014—2016年公布的經濟數據, 三市三年平均的國民生產總值占全省的31%左右, 城鎮化進程位于全省前列。
2.從犯罪主體看, 具有多元交叉的特征。“村霸”不都是村官犯罪、宗族惡勢力犯罪主體, 村官犯罪、宗族惡勢力犯罪主體也不都是“村霸”。如廣西省寧明縣法院審理的農某某行賄基層官員一案。此外, 也有主體僅為“村霸”的案件。
3.從犯罪目的看, 多尋求非法利益的最大化, 但不排除個人極端行為。犯罪主體多通過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對特定區域形成一定控制, 從而進行非法利益的攫取。如江西省樂安縣法院審理的張某某等三人尋釁滋事擾亂生產秩序一案。而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張某某故意傷害一案中為多次飲酒后無故傷人的個人極端行為。
4.從犯罪行為看, “村霸”通過暴力脅迫、謾罵誹謗、無事生非、糾集社會閑散人員、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用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達到非法目的。涉及村官的案件行為多與職務犯罪相關, 涉及宗族惡勢力案件的行為惡性更強, 部分涉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 如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梁某某等22名被告人的案件中涉及非法持有槍支等罪名。
5.從危害后果看, 22個案例中10個案例涉及尋釁滋事罪, 10個案例涉及故意傷害罪與敲詐勒索罪, 侵犯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利, 公民、法人和其他主體的財產權以及社會治安管理秩序。
(二) “村霸”犯罪案件的分類
我國學界尚未對“村霸”類型有統一界定, 本文22個案例中據犯罪主體不同可主要分為三類案件:第一類“流氓型村霸”案件共13個;第二類“宗族惡勢力型村霸”案件共5個;第三類“村官型村霸”案件共4個。
1.“流氓型村霸”犯罪主體通常指農村流氓惡勢力。行為人通常以暴力脅迫、謾罵阻撓、糾集社會閑散人員、煽動不明事實真相的群眾、無事生非毆打他人等方式侵害個人、法人及其他主體的合法權益, 嚴重破壞農村社會治安、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行為人多為一人。如吉林市豐滿區法院審理的苑某某尋釁滋事一案中被告人多次毆打他人, 強占財物。
2.“宗族惡勢力型村霸”犯罪主體通常包含農村流氓惡勢力和宗族惡勢力兩類群體。如上文提及的梁某某等22名被告人涉及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等多個罪名, 被告人糾集有前科的宗親人員組建黑社會性質組織, 非法控制所在農村地區的經濟秩序。該類案件包含第一類所有犯罪行為, 但組織性更明顯, 危害性更大。侵害對象與第一類相同。
3.“村官型村霸”犯罪主體通常包含村官和農村流氓惡勢力, 兩類主體有交叉也相對獨立。有的行為人既是村官也是“村霸”, 如唐山市開平區法院審理的案件中, 李某某等村委會成員與農村流氓勢力勾結謀取不正常利益。有的行為人為“村霸”提供“保護傘”, “村霸”為村官犯罪提供非法利益輸送, 如上文提及的農某某行賄一案。該類案件犯罪行為包含前兩類, 但不同的是該類犯罪方式通常會利用職務之便。侵害對象與前兩類案件相同。
二、“村霸”犯罪現象的原因分析
“村霸”犯罪現象的產生受到多種因素制約和影響, 究其原因離不開行為人自身和所處的社會, 正如犯罪社會學家菲利所說:“人們總是應該對每一個行為負有責任, 唯一理由就是他生活在社會里并且這個行為是他做的”。
1.“村霸”個體因素。“村霸”自身的心理與生理因素對其行為起支配作用。當“村霸”對非法利益需求匱乏或現實與目標存在差距時, 這可能成為犯罪心理形成的誘因。在22個案例中均有“村霸”一詞實質為一種“標簽”, 但越軌行為被社會和刑事司法系統貼上“標簽”后產生了社會反作用, 行為人可能會通過逐步改變來適應這種“標簽”。而外界對其行為的“放任”強化了“村霸”無法基于社會規范和個人利益綜合考慮而進行自我調節的自私又自毀的情緒。此外, “村霸”個人極端行為也與生理因素有關。“村霸”的行為受社會的綜合影響。差異交往論認為違法犯罪行為是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通過與正常的“社會化”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社會化”過程而傳播給其他人群。在“宗族惡勢力型村霸”中, 組織化是一個明顯特征, 團伙內部形成“支持違法的論調超過了反對違法的論調”。如多個案例中被告人均有前科, 通過糾集社會閑散人員非法占有村集體財產。這種“論調”還來自外部的“默許”, 由于治保委員會等組織發揮作用小, 遭受侵害的村民法律意識淡薄, 助長了“村霸”囂張氣焰。“村霸”受教育程度同樣值得注意, 在22個案例中, 僅有3個案例被告人學歷為大學或大專, 19個案例被告人學歷為初中及以下。
2.農村政策利益的誘惑。農村經濟的發展伴隨著一系列惠農政策的實施和建設資金的流入, 政策利益的巨大誘惑是“村霸”犯罪現象原因之一。一方面, 村官人事任免和村務公開監督體系有待完善。在農村基層民主自治中, 賄選、暴力干擾選舉的現象層出不窮, “一套班子, 身兼數職”現象嚴重, 村務公開監督落實不到位。在基礎設施建設、征地補償等領域, 更是腐敗問題發生的“高危地段”, 給“村官型村霸”實施犯罪行為提供了犯罪機會。另一方面, 農村經濟的飛速發展也伴隨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 刑滿釋放人員、經濟困難者往往處于經濟與社會地位的劣勢, 緊張理論認為這一類人群由于社會地位低下和缺乏經濟基礎難以達成自己的目標, 感到沮喪和失望, 便會借助非法手段去實現目標。
3.農村歷史傳統因素。在我國當前農村治理工作中, 受農村歷史傳統因素的影響, 宗族在農村治理中發揮了一定作用。華中師范大學“百村十年”觀察平臺通過對數百個村莊的村干部的姓氏數據進行收集和分析, 得出了“雖然各個村莊的姓氏結構多樣變化, 但權威格局有朝著主導型和均衡型集中的趨勢”相關結論。這就造成了一個村內的基層工作人員可能是同姓人員居多, 這一消極影響體現在“宗族惡勢力型村霸”犯罪現象中。盡管城鎮化快速進程沖擊了原有的鄉村文化結構, 但數千年固定下“血緣與地緣”關系在當今農村地區仍然尤為重要, 血緣是穩定的力量, 世代間人口的繁殖, 像一個根上長出的樹苗, 在地域上靠近一伙。宗親勢力的惡性發展易引發犯罪活動, 如廣東省吳川市法院審理的黎某某故意傷害一案中牽涉到的是當地黎姓家族的利益之爭。
4.社會有效控制的弱化。當前經濟的飛速發展也伴隨著社會矛盾累積, 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一系列經濟社會改革在激發社會的創新活力同時也可能會導致“社會規范的失調”, 使得社會處于“失范”狀態, 人們對于許多社會現象無所適從, 會因不知正確的尺度而導致違法犯罪。這一點在我國歷年人民法院審理刑事罪犯數量體現的較為明顯, 我國自1999年以來進入的第五個犯罪高峰期, 刑事罪犯人數波動上升。社會規范的失調會引發越軌行為, 從而產生犯罪現象。默頓認為當人采取變革方式適應社會時便會產生違法犯罪活動, “村霸”犯罪通過暴力脅迫、謾罵誹謗、糾結閑散人員等方式擾亂農村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侵害公民、法人以及其他主體的利益, 以實現自己的非法利益目的的達成, 且大多是非法的經濟利益。
三、“村霸”犯罪現象的預防策略
中央多次強調加大對“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整治, 決不允許其橫行鄉里, 侵蝕基層政權。在這里主要運用犯罪情境預防理論, 通過完善農村利益分配機制和對“村霸”犯罪潛在群體的針對性管控, 增加犯罪難度、減少犯罪收益、增加犯罪風險, 以提高農村法治水平。
1.完善農村利益分配機制。當前農村利益分配焦點主要涉及土地、基建等方面, 完善農村利益分配機制從根本上來說是通過發展經濟, 提高農民收入和生活水平, 具體到“村霸”犯罪現象預防上是做好經濟困難者和刑滿釋放人員的精準幫扶工作。對農村地區刑滿釋放人員、經濟來源困難者等特殊人群要做好精準幫扶, 鄉鎮司法所和村委會等組織要在分別了解其幫扶需求的基礎上幫助其更好地融入社會。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及鄉鎮企業加強與政府部門合作, 為有需要的幫扶對象提供就業保障等支持, 避免這一類人群因經濟因素再犯或被迫走上“村霸”犯罪等違法道路。此外, 完善農村利益分配機制, 縮小農民收入差距也是促進農村公平良性發展的助推劑, 減少因社會因素產生違法犯罪的犯罪動機。
2.加強基層官員和“村官”的監督與保障。基層官員作為縣和鄉鎮兩級基層政府執行主體與農村有著不同形式的關聯, 村官則在農村基層自治組織中起組織引領的作用。加強基層官員和“村官”的監督與保障是預防“村官型村霸”的有效途徑。基層官員在農村經濟領域內有密切的行政權力, 易和農村流氓惡勢力勾結形成腐敗利益鏈。要在重塑基層官員工作理念基礎上突出新聞輿論媒體監督的作用, “村官”具體責任的落實應依靠村民會議、村務監督委員會、村委會與村黨支部之間的權力制約, 黨內民主監督、司法監督和村民監督的多維監督模式, 黨務、村務公開與財務管理制度的完善三方面的工作, 充分發揮能人治村的優越性, 增加為“村霸”提供“保護傘”的犯罪難度。在明確責任時應落實和加強保障工作, 當前基層官員和“村官”面臨待遇差、監督少、經手資金多的現實矛盾。對于基層官員要在完善工資制度基礎上采取不同地區、不同崗位激勵制度。“村官”的待遇應從工資的落實與退休保障兩方面去實施, 可以借鑒貴州石阡“合作社分紅+村干部職業化”模式, 讓“村官”做好“脫貧致富”帶頭人的同時引領農村全面建設發展。
3.加強違法者的打擊與管控。通過打擊與管控機制的完善對“流氓型村霸”、“宗族惡勢力型村霸”采取相應的預防措施。對于“流氓型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型村霸”的潛在群體, 應將常態監管和正確引導相結合。對于農村流氓惡勢力的常態監管要堅持“打防并舉”的措施, 打擊違法行為的囂張氣焰, 依托農村地區犯罪預防情報網、農村治安防控志愿隊伍等多種治安參與力量做好“村霸”犯罪防控工作, 對潛在犯罪群體形成威懾。同時要做好法制教育和警示工作, 使其“不敢犯, 不能犯”。對于“宗族惡勢力型村霸”潛在群體要進行正確引導, 特別是對地方宗族主要負責人的正確引導, 通過政策支持、法制宣傳教育等多種方式發揮宗族勢力在基層自治中的積極作用。
4.提高農村地區法治水平。農村法治水平的提高是基層官員和“村官”依法辦事、農村群眾守法和用法、打擊和預防“村霸”犯罪現象的前提, 通過提高農村法治水平形成“村霸”犯罪現象預防的良好法治氛圍。提高農村法治水平有賴于普法等基礎性工作。第一, 加強對農村群眾的法治宣傳教育, 提高農村群眾知法、守法、用法水平, 在面對“村霸”的不法侵犯時敢于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 這也是對“村霸”犯罪潛在群體的震懾。第二, 領導干部帶頭學法守法是樹立法治意識的關鍵, 更是預防“村官型村霸”犯罪的法治途徑。要進一步完善農村基層工作人員的學法用法制度, 保障農村地區依法辦事水平。第三, 發揮農村基層組織自我管理、自我約束的積極作用, 通過鄉規民約、團體章程等社會規范制定推進農村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 有效預防“流氓型村霸”、“宗族惡勢力型村霸”非法侵占公私財物, 損害公共利益。第四, 通過完善農村地區法律服務體系解決農村群眾的法律援助需求, 在面對可能被“村霸”利用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矛盾糾紛時能夠及時化解, 保障農村地區正常生產生活秩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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