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耕地閑置已經成為中國的普遍現象, 這與中國政府耕地集約利用的主張相違背, 也直接影響到農業產量。本文利用中國家庭收入調查 (CHIP) 數據分析了2002—2013年中國閑置耕地的時空變化特征, 采用Tobit模型探討了影響耕地閑置的主要因素。結果表明: (1) 2002—2013年間, 中國閑置耕地比例從0.32%上升到5.72%, 可能無法避免“森林轉型”引致的耕地在空間上收縮現象, 從區域上看, 東中西部閑置耕地占耕地總面積的比例分別為0.81%、6.91%與7.65%; (2) 全國層面上, 戶主的健康狀況、家庭耕地總面積、家庭農業收入成為農戶耕地閑置與否的最關鍵因素。戶主健康惡化與較多的耕地面積均會促使農戶閑置耕地, 而家庭農業總收入的增加能起到促進農戶充分利用耕地的作用; (3) 平原地區的土地流轉能有效利用耕地資源, 防止土地閑置, 而在山區土地流轉對耕地閑置的影響不明顯。建議積極建立基層的土地流轉中介平臺, 以推動平原地區的土地流轉與全國層面的農業規模經營。
1、引言
目前, 農地 (農田與牧場) 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生態系統, 其面積約為全球陸地面積的40%[1], 而且仍有繼續增長趨勢[2]。農地利用變化不僅對糧食生產、農村經濟等社會經濟方面產生重要的影響, 而且也直接或間接地對全球生態與環境產生作用。借助于IGBP和IHDP聯合發起的LUCC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 和GLP (Global Land Project) 項目[3], 近年來農地利用變化研究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從廣義上來講, 農地利用變化的形態大致可以劃分為兩類:一類為農業生產前沿的拓展, 主要表現為毀林拓荒;二類為林地生態恢復, 主要源于工業化與人口城鎮化引起的邊際農地退耕[4]。盡管在全球尺度上, 農業生產面積的拓展仍為主流, 但近幾十年來, 尤其是二戰之后, 發達國家 (尤其是歐洲) 出現了大尺度的耕地閑置 (撂荒) 現象[5-7], 完成森林轉型 (即由于農地撂荒等因素, 森林覆被得到恢復, 森林面積從凈減少轉為凈增加的過程) , 近年來這種現象已經延展到發展中國家[4,8,11], 中國的森林轉型可能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9]。
盡管農地閑置 (撂荒) 現象由來已久, 但真正形成系統研究的時間較晚。作者利用Thomson Reuters科技信息集團Web of Knowledge數據庫進行檢索, 檢索式為:“標題= (land) AND標題= (abandonment) OR標題= (farmland abandonment) OR標題= (cropland abandonment) OR標題= (agricultural abandonment) ”, 共檢索到相關文獻120篇, 最早文獻可追溯到1985年Michaels PJ在雜志《Climatic Change》發表的“Economic and climatic factors in acreage abandonment over marginal cropland”一文[12]。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 相關文獻發表與引用均出現連續增加的態勢。從研究內容來看, 研究多集中于農地閑置 (撂荒) 制圖、農地閑置 (撂荒) 的影響 (尤其是生態效應) [13-15]與驅動因素[16]等方面。與國際相似, 中國學術界對農地撂荒現象的研究較少[17], 且研究多集中于撂荒對生態系統的影響方面[18-20], 研究區域多集中在山區, 缺乏對全國整體態勢的分析與判斷, 對驅動因子與機制的分析也較為淺顯[21]。概括地講, 農地閑置 (撂荒) 是指農地退出農業生產, 是農地邊際化的最終表現形式[22]。由于邊際化是一個復雜的反復過程, 農地閑置 (撂荒) 一段時間后有可能會出現復墾現象, 在時間長度的界定上, 學術界并未形成一致, 但多以2年[23]或5年為步長。從學者研究的結論來看, 不同時間、不同地區農地撂荒的驅動因子差別較大, 但大致可以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大量農業人口非農遷移, 務農勞動力老齡化, 農場后繼無人[24-28], 中國學者也多贊同此因素為中國農地撂荒的主要驅動因素[29-31]。邊際土地是農地閑置 (撂荒) 的第二大因素, 主要表現為土地質量低下[32-34], 坡度較陡[35], 距離農戶、道路與市場較遠等[36-38], 學者的研究表明, 農地規模較小、地塊破碎也是部分地區農地撂荒的主要驅動因素[39]。政策變動[34,40]、土地制度不穩定[41]、農業投入產出品價格變動[41]等因素是農地撂荒的第三大因素。農地閑置 (撂荒) 是比較復雜的社會現象, 往往受多種驅動因素的綜合作用, 不同地區的首要驅動因素可能差別較大[42]。
中國人多地少, 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中, 糧食生產與供給一直不足, 多次的朝代更迭也均因饑荒引起。新中國成立后, 中國政府一直重視糧食生產, 制訂了“以糧為綱”的戰略, 耕地資源是糧食生產最重要的物質投入, 是保障糧食安全的基礎。為保護有限的耕地資源, 中國政府制訂并執行了世界上最為嚴格的耕地保護制度, 并不斷延伸出“耕地總量動態平衡”、“永久基本農田”等保護政策。而且, 為促進農業生產與糧食安全, 中國還實行了取消農業稅、補貼糧食生產等刺激政策, 但即使是在這些利好的條件下, 近年來中國還是出現了耕地普遍閑置的現象[43]。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通過全國29個省262個縣的住戶調查發現, 2011年全國約有13.5%的農用地處于撂荒閑置狀態;而2013年, 全國農用地閑置率增加到15.0%[17]。參考國際的發展經驗, 中國農地利用可能進入農業拓展向農業收縮的轉型時期[44,45], 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 中國進入城鎮化的中期加速階段[46], 2015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水平達到56.1%, 2014年3月國務院發布的《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2014—2020年) 》、201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十三五”及2030年發展目標及戰略研究》[47]均預測, 到2030年, 中國將新增3.1億城市居民, 城鎮化水平將達到70%。屆時, 中國城市人口總數將超過10億。在此背景下, 預計在未來30年內, 非農產業會繼續從農業中爭奪勞動力, 加上非農工資上漲, 導致農業勞動力務農機會成本上升[30]。
綜觀已有研究可以發現:第一, 目前缺乏全國尺度的耕地閑置 (撂荒) 特征的整體判斷;第二, 在研究驅動因素方面, 已有研究多集中在山區, 且調查范圍較小, 以農戶調查為基礎的大范圍分析較少。鑒于此, 本文基于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中國家庭收入調查 (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s, CHIP) 數據庫[48], 探討中國耕地閑置的整體特征及區域分布, 從農戶尺度上分析中國耕地閑置的主要驅動因素, 希望能為中國耕地的合理利用提供政策參考。
2、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截止目前, 中國家庭收入調查 (CHIP) 共進行了1989年、1996年、2003年、2008年和2014年五次入戶調查。本文數據來源于2003年與2014年調查的中國家庭收入調查數據庫CHIP2002與CHIP2013。該數據庫主要記錄了中國城鄉住戶個人層面的收入與支出信息, 包括勞動時間安排、就業情況、住戶資產、拆遷征地情況、農業經營等內容。CHIP調查由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聯合國內外專家共同完成, 由國家統計局城鄉一體化常規住戶調查辦公室具體執行[48]。
CHIP調查共覆蓋了15個省份126城市234個縣區7175戶城鎮住戶樣本與11 013戶農村住戶樣本。本文數據主要針對農村住戶, 去掉數據缺失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本文的研究區域涵蓋14個省 (直轄市) , 196個縣, 包括北京、山西、遼寧、江蘇、安徽、山東、河南、湖北、湖南、廣東、重慶、四川、云南、和甘肅。農村住戶的調查信息主要包括家庭住戶成員個人信息、住戶收支與資產及農業經營情況等。本研究剔除了家庭沒有土地的樣本、剔除家庭分項收入大于總收入的樣本、剔除關鍵數據明顯失真或缺失的樣本, 最后, CHIP2002共獲得8241個樣本, CHIP2013共獲得8480個樣本。CHIP2013調查區域與樣本數量見表1。
表1 CHIP2013研究區與樣本分布Table 1 Study area and sample distribution of CHIP2013
2.2 研究方法
(1) 耕地閑置比例與耕地流轉比例。本文利用兩個指標表征中國耕地的閑置水平, 一是耕地閑置面積比例RL, 表示所有調查農戶閑置耕地面積占調查農戶總耕地面積的比例;二是耕地閑置農戶數量比例RH, 表示有閑置耕地的調查農戶數量占調查農戶總數量的比例。耕地流轉包括耕地轉出與耕地轉入兩個方向, 由于調查范圍所限, 耕地轉出數量與轉入數量略有差別, 本文主要采用調查農戶轉出耕地總面積占調查農戶耕地總面積的比例RT表示。
(2) 耕地閑置影響因素研究。本文通過建立回歸模型分析中國耕地閑置的主要驅動因素。基于重慶山區的研究表明, 耕地流轉能有效緩解耕地的撂荒現象[49], 因此本文也著重考慮了耕地流轉的影響。對于農戶土地閑置影響因素的研究, 多將農戶土地閑置與否設置為二分類變量, 即沒有閑置耕地的農戶賦值為0, 有閑置耕地的農戶賦值為l, 采用LogisticL回歸分析中的Binary Logistic回歸分析方法來建立離散變量模型[50,51], 這樣做的缺點是其忽略了農戶耕地的閑置程度, 即農戶耕地的閑置比例在0~1范圍, 對此, Tobit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擬因變量有上限與下限的樣本選擇模型。本文采用的Tobit模型具體設置如下:
式中Yr為單個農戶閑置耕地的比率 (0~1) , 即農戶閑置耕地面積占其自身耕地面積的比例;Xi為模型的關鍵變量, 根據前面的理論分析, 本文將工資收入、外出工作地點、農業收入、耕地流轉列為關鍵變量;Xj為模型的控制性變量, 主要為戶主特征、家庭特征等因素;?為隨機擾動項。
為了消除數據存在的異方差, 文章對農戶的工資性收入、家庭總收入、家庭總消費、家庭農業收入的原始數據進行了取對數處理。
由于2002年與2013年調查農戶并不統一, 不適合采用面板模型, 因此文章僅利用CHIP2013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表2為解釋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3、結果及分析
3.1 耕地閑置的程度及區域分布
從閑置耕地面積上看 (表3, 見第723頁) , 2002年中國閑置耕地面積比例為0.32%, 即100 hm2耕地中有0.32 hm2耕地出現閑置現象, 閑置水平較低;至2013年, 中國閑置耕地面積比例發展到5.72%, 即100 hm2耕地中有5.72 hm2耕地出現了閑置現象。從有閑置耕地的農戶數量上看, 2002年有閑置耕地農戶的數量比例為1.64%, 2013年此數值發展為15.50%, 增長了13.36個百分點。由此可見, 2002年中國耕地閑置現象處于起始階段, 至2013年, 中國的耕地閑置現象已經較為普遍了;2013年有閑置耕地農戶比例 (15.50%) 比閑置耕地面積比例 (5.72%) 高, 說明農戶并非將家中所有的耕地均進行閑置, 耕地閑置具有選擇性。
從區域上看, 中西部的耕地閑置比例要比東部地區高。2013年東中西部閑置耕地占比分別是0.81%、6.91%與7.65%。從各省 (市、自治區) 來看, 山西省、重慶市的耕地閑置面積比例最高, 2013年兩者的閑置耕地占比分別為18.76%與24.08%, 山西省是中國黃土高原的重點覆被區, 重慶市是中國典型的山地行政區, 兩者的耕地質量在全國均處于較低水平。廣東省的耕地閑置面積比例也達到了14.15%。華北平原及其周邊地區、兩湖地區的耕地閑置比例較低, 這些地區多為平原地區, 耕地質量較高, 為中國傳統的農業生產區。閑置農戶的比例與耕地面積閑置比例的空間分布較為一致 (表3) 。
表2 Tobit模型變量定義及統計性描述Table 2 Variable definitions of the Tobit model and statistical descriptions
3.2 耕地流轉與土地閑置的關系
從耕地轉出面積上看, 2002年中國耕地流轉面積比例為1.02%, 至2013年, 中國耕地流轉面積比例發展到8.07%。從東中西部來看, 2013年中國東中西部耕地流轉的比例分別為9.25%、9.82%與4.42%。本文繪制了戶級、縣級、省級三個尺度上的土地閑置比例與土地流轉率之間的散點圖, 采用不同的方程進行擬合, 以此判斷土地閑置與土地流轉的關系。結果顯示 (圖1) , 在戶級、縣級、省級不同的微觀、中觀、宏觀尺度上, 土地閑置與土地流轉之間的相關關系不明顯, 指數、線性、對數、多項式、冪等擬合方程的R2均處于較低的水平, 難以得出土地流轉能有效緩解耕地撂荒的結論。從理論上講, 縣級、省級仍然屬于宏觀尺度, 其更易受經濟、社會、自然條件的影響, 農戶尺度上的規律可能與之不同, 本研究在下文的回歸模型中對此有重點考慮。
表3 中國閑置耕地與閑置農戶的比例Table 3 Ratios of farmland abandonment areas and households with farmland abandonment
3.3 耕地閑置的驅動因素
本文利用Stata MP13.0軟件對CHIP2013數據進行模型參數的估計。
為避免自變量之間存在共線性問題, 需要對自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本文采用方差膨脹因子 (VIF) 和容忍度 (Tolerance) 進行檢驗, 結果顯示, VIF最大值不超過2.5, 各變量Tolerance的最小值為0.4, 說明自變量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問題, 不會對分析造成影響。表4是以農戶閑置耕地程度 (農戶閑置耕地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比例) 為被解釋變量的實證結果, 模型均通過計量檢驗, 可信度較高。本文共分全國、平原、山區、東部、中部、西部6個模型。此外, 為剔除區域異質性, 6個模型均納入了省 (市) 虛擬變量, 為節約版面, 文中省去了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6個模型的回歸結果見表4。
表4顯示, 從全國模型的回歸結果看, 戶主的健康狀況、家庭耕地總面積、家庭農業收入成為農戶耕地是否閑置的最關鍵因素。從以前的研究來看, 家庭農業生產的決策多數由戶主決定, 戶主的健康狀況直接對農業生產產生影響, 而家庭中的年輕勞動力較少從事農業生產, 也較少參與到農業生產決策中來, 由此, 戶主的個人特征對農業生產地位重要。隨著戶主健康狀況變差, 農戶閑置耕地可能性明顯增加, 尤其是在平原地區、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全國層面上來件, 隨著家庭耕地總面積的增加, 農戶閑置耕地可能性也明顯增加。與戶主的健康狀況、家庭耕地總面積的影響不同, 家庭農業收入對耕地閑置表現出明顯的負面影響, 即隨著家庭農業收入的增加, 農戶閑置耕地的可能性明顯降低。戶主性別、是否為村干部、是否有養老保險等指標對農戶閑置耕地的決策幾乎沒有影響。家庭人口數量對耕地閑置與否的決策也沒有明顯影響。
圖1 土地閑置與土地流轉的散點分布Figure 1 Scatter diagrams of land abandonment and land transfer at the household, county, and provincial scale
表4 Tobit模型參數估計結果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land abandonment models
從平原與山區模型的回歸結果來看, 平原地區, 對農戶閑置耕地有正向影響的因素是戶主的健康狀況、非農工作地點、家庭耕地總面積, 有負面影響的是土地流轉、農業總收入;山區, 對農戶閑置耕地有正向影響的因素是戶主工資性收入、家庭總消費、家庭耕地總面積, 對農戶閑置耕地有負面影響的是戶主性別、戶主年齡、戶主受教育程度與農業收入。
從東中西部模型的回歸結果來看, 東中西部模型的回歸結果有明顯的差異, 其共同之處僅為家庭農業總收入對農戶閑置耕地的決策產生負面影響。值得注意的是, 東部地區耕地面積越大, 閑置比例越低, 而中部與西部地區, 隨著農戶耕地面積的增加, 其閑置比例隨之增加。
3.4 討論
近年來中國閑置耕地面積快速增加, 至2013年, 中國閑置耕地面積比例達到5.72%。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為, 2013年中國有15.0%的農用地處于閑置狀態[17]。兩者的較大差距可能是由于調查范圍的差異引起的。但無論是5.72%與15.0%, 均已經處于較高的閑置水平了, 這與中國政府高度重視農業生產的導向明顯相違背。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表明, 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 農業必然在空間上收縮, 生態用地在空間上擴展, “森林轉型”現象有一定的必然性[8,9]。中國人多地少, 用9%左右的耕地資源養活了世界上約22%的人口, 耕地長期處于過壓狀態。廣布的山區耕地對維護中國糧食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山區耕地的普遍閑置, 無疑會減少中國的農業總產出, 從而增加其他地區農業生產的壓力。中國人口數量與農產品需求數量, 仍將會持續增長一段時間, 耕地資源的這種閑置現象, 無疑加重了中國農業生產的壓力。
從模型的回歸結果來看, 戶主的健康狀況、家庭耕地總面積、家庭農業收入成為農戶耕地是否閑置的最關鍵因素。近年來, 中國農業生產老齡化現象非常明顯, 本文的調查數據顯示, 中國農戶戶主的平均年齡為52歲, 隨著年齡的增加, 健康狀況惡化, 身體條件的限制使其閑置耕地成為無奈的選擇, 這種情況在中西部地區表現尤為突出。山區模型與西部模型中, 年齡因素對閑置耕地具有明顯的正向影響, 也是這個因果的有力證明。東部戶主的健康狀況對耕地閑置影響不明顯, 可能主要因為東部地區機械化服務較為完善, 農業生產對體力的要求較低。盡管中國一直是小農的經營方式, 農戶擁有的耕地面積普遍較小, 但從全國及中西部模型的回歸結果來看, 農戶耕地總面積對耕地閑置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 原因可能是由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遠近搭配、好壞搭配”的分地制度, 耕地面積越大意味著耕地塊數越多, 耕地塊數增加明顯提高了農戶種田的交通成本與時間花費, 在勞動力成本快速提高的背景下, 農戶主動放棄偏遠、質差的耕地, 這個結論已經被其他學者證實[51]。家庭農業收入反映了家庭對農業的依賴程度, 農業收入越高的農戶, 對土地的利用越充分, 越不會閑置土地, 而農業收入越低的農戶, 其耕地的重要性也下降, 容易出現耕地閑置現象。理論分析為:中國是小農經營, 且地塊分散, 農業收入較低, 相對其他收入, 農業收入的比重與貢獻逐步減小, 勞動力更愿意轉移到非農產業, 這樣, 導致耕地的重要性下降, 農戶會首先放棄離家遠、質量差的耕地, 從這個角度講, 家庭農業收入低是因, 土地閑置是果。而對專業農戶來講, 其經營的土地規模較大, 農業收入較高, 其往往會充分利用土地, 耕地閑置規模低。
有學者針對重慶山區的研究表明[49], 土地流轉能有效緩解耕地撂荒現象, 但本文的山區模型并未支持這個結論, 本文證實, 在平原地區與中部地區 (中部也多為平原省份) 土地流轉能有效緩解耕地閑置現象。土地流轉對耕地閑置 (撂荒) 的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作者的推斷是, 平原地區耕地質量高, 且容易實現規模經營, 雖然對閑置農戶來講, 耕地的重要性或對農戶收入的貢獻較低, 但對整個社會來講, 仍有較高的使用價值, 能有效地流轉出去, 從而降低閑置面積;而對山區來講, 坡耕地質量較差、破碎、交通困難, 不易實現機械化, 在人口大量外流、勞動力工資較高時, 耕地的利用價值降低, 土地出租與流轉就比較困難, 容易發生閑置 (撂荒) 行為。
4、結論與政策建議
4.1 結論
綜合前人研究與本研究可以發現, 耕地閑置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的普遍現象, 這與中國政府耕地集約利用的主張相違背, 也直接影響到農業產量, 關系到眾多土地政策的制訂與修改。本文利用中國家庭收入調查 (CHIP) 數據分析了2002—2013年中國閑置耕地的時空變化特征, 采用Tobit模型探討了影響耕地閑置的主要因素。研究的主要結論為:
(1) 2002—2013年間, 中國閑置耕地比例從0.32%上升到5.72%, 可能無法避免“森林轉型”引致的耕地在空間上收縮現象, 從區域上看, 東中西部閑置耕地占耕地總面積的比例分別為0.81%、6.91%與7.65%。
(2) 全國層面上, 戶主的健康狀況、家庭耕地總面積、家庭農業收入成為農戶耕地閑置與否的最關鍵因素。戶主健康惡化與較多的耕地面積均會促使農戶閑置耕地, 而家庭農業總收入的增加有促進農戶充分利用耕地的作用。
(3) 平原地區的土地流轉能有效利用耕地資源, 防止土地閑置, 而在山區土地流轉對耕地閑置的影響不明顯。
4.2 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 政策建議是:
(1) 推動耕地的規模經營, 形成以農業收入為主的新型農業生產者。
(2) 推動平原地區的土地流轉, 避免土地閑置。中國農戶耕地面積較小, 而耕地塊數較多, 土地流轉的交易費用非常高, 目前中國戶均僅有0.47 hm2多的土地, 分散成4塊, 2015年中國每個家庭農場平均要與46.5個農戶進行交易, 這么高的交易成本難以實現規模經營。從現有的地方經驗來看, 建立基層的土地流轉中介平臺是解決高交易成本的最有效途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資源科學2018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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