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中國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的研究生培養范式
摘要:從西方農業制度經濟學的演進歷史來看，新佃農理論在古典與新古典重農主義經濟學的基礎上引入了交易費用與風險因素，開創了新制度重農主義經濟學的先河。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則是一門關于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與實驗經濟學的交叉學科，是制度經濟學理論在農業領域方面的實驗方法應用。因此，中國的農業制度經濟學的學科設置分為農業市場組織的契約分析、農村要素產權結構比較與自然資源環境管制理論三個方向。
關鍵詞:農業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新重農主義
一、問題的提出:“西方農業制度經濟學”是什么?
作為一門綜合性的學科，傳統的農業經濟學交叉了經濟學、管理學甚至地理學等學科，在經濟學中屬于應用經濟學中的一個分支學科。例如，作為美國常青藤高校聯盟成員的康奈爾大學的應用經濟學院就是從過去的農業經濟系發展起來的，而美國有些高校（如德克薩斯理工大學）的農業經濟學博士項目命名為“應用經濟與農業經濟學”。換言之，農業經濟學是經濟學的理論、模型與方法在農業領域的具體運用[1][2]。它具體分為農業經營學、資源環境經濟管理與食品經濟管理，前者偏重于商科知識，如農村金融學、農場會計學和農村產業組織[3-5]；而資源環境經濟管理則涉及生態經濟學、自然資源經濟學與環境經濟學等[6]；食品經濟管理以食品為核心，對從生產到消費的整個食物供應鏈的研究，包括農產品貿易、營養經濟學和食品營銷物流[7][8]。雖然傳統的（以政策導向型的）農業經濟學研究在不斷地萎縮，但現代農業經濟學已經出現兩個比較前沿的方向——生物經濟學和農業制度經濟學——前者基于農林業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生物加工銷售服務等行業（包括紡織、中藥、木材、家具和生命科學等行業），后者是新制度經濟學在農業經濟領域的實際應用。本文重點探討后者在西方學術界的學派型構、前沿發展以及學科建設等方面的基本情況及其對研究生培養范式的中國本土化特色所產生的啟示。
此外，就制度經濟學而言，20世紀30年代便出現了新、舊兩個制度經濟學，分別是以美國經濟學家Commons為代表的“舊制度經濟學”及以Coase、North和Williamson等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又稱為交易費用經濟學，其誕生在西方經濟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它尤其在產權理論、契約理論和制度變遷等三個方面形成了比較系統的理論體系。而Coase、North和Williamson分別在1991年、1993年和200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所以“農業制度經濟學”包括了新、舊制度兩大學派的理論，但以新佃農理論為標志的新制度重農主義經濟學在上述兩個主流學派之外產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影響。
那么，“西方農業制度經濟學”這門學科是把農業體制作為研究對象的一門農業經濟學分支。它研究農業體制對于農戶經濟行為和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以及宏觀經濟發展如何影響農業制度的演變。由此衍生出的“西方農業制度經濟學”課程有三個特點：一是理論性，即從博弈論的視角重新構建和修正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二是應用性，農業制度經濟學作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綜合性課程，強調用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去解釋農業領域內的具體案例和真實世界中的現象，為中國經濟體制轉軌和農村經濟改革提出政策建議和科學依據；三、關聯性，該學科是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加上制度費用的約束條件，因此，所有以新古典為標準體系的其他分支學科，如產業組織學、發展經濟學、轉軌經濟學和公共經濟學等學科都會涉及到制度費用等知識。
二、新制度重農主義經濟學的興起
過去，法國的重農主義學派之所以能夠在人類的經濟思想歷史中占據一席之位，是因為它提倡的“自然秩序”理念不但批評了重商主義的政府干預思想[9]，而且促進了古典經濟學的誕生[10]。重農學派這種承前啟后的樞紐作用首先可以在《國富論》[11]中找到證明，在此基礎上，李嘉圖[12]、穆勒[13]等古典經濟學大師進一步探討農業資本與地租等收入分配問題。到了新古典時期，德國的農業區位經濟理論成為新古典重農主義的代表作[14]。不過，在新佃農理論提出之前，古典或新古典重農主義經濟學均沒涉及真實世界的制度問題。而新佃農理論[15]首次把地權、管制與交易費用引入農業契約選擇的理性選擇范式，并推翻了古典與新古典經濟學家關于分成契約低效率的傳統觀點，從而開創了新制度重農主義經濟學的先河。換言之，如果說新古典重農主義經濟學把空間與距離費用引入了地租決定的經濟分析當中，那么，新制度重農主義經濟學則是把地權管制、契約選擇與交易費用引入地租分配的制度分析當中。
從經濟思想史的發展看，經濟學家往往喜歡把佃農契約作為農業制度經濟學研究的開端。作為一個沒有土地的勞動力所有者，佃農為了生存發展就需要向地主（土地所有者）租佃土地用于農業生產。于是，佃農與地主會就土地的租佃租金如何分配問題簽訂契約，固定租金契約、地租分成契約與地主雇傭工人的工資契約是其中的三種主要契約形式。就佃農理論的演進歷史而言，傳統的佃農理論一直認為分成契約在效率方面要低于其他兩種契約，而新佃農理論卻以東南亞和中國的經驗數據表明分成契約與其他契約一樣都是有效率的，從而推翻了前者維持了一百多年的傳統觀點，在經濟學說史中開辟了一條契約研究之路。除此之外，更加重要的問題是，新佃農理論還證明了“政府對分成收益的權利管制在滿足既定約束條件后能提高總產出水平”的命題，所以，它再一次推翻了傳統管制經濟學關于“政府管制必然產生低效率”的觀點[16]。事實上，如果進一步就西方農業制度經濟學的發展歷程而言，新佃農理論已經在古典與新古典重農主義經濟學的基礎上引入了交易費用與風險因素，成為新制度重農主義經濟學的學派形成標志。
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重農主義經濟學研究范式可以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深入探討：（1）構建地權管制的契約理論。首先是以地權管制第一定律（地權管制—公共領域—租金耗散）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地權管制二定律（資源屬性—交易費用—契約選擇）作為范式的“內核”，同時，把地權管制兩大定律回歸到Coase定理或新佃農理論。（2）研究選擇地權管制契約的原因（原因假說），即構建一個關于分散決策個人的地權管制制度需求與政府的地權管制制度供給行為的契約分析框架，從管制租金與管制成本的視角研究地權管制契約的初始條件與選擇機制；解析地權管制契約形成的分成談判過程（過程假說），即設計個人選擇與政府管制的租金分成契約，得到個人與政府關于地權管制契約的博弈均衡解；地權管制契約的績效分析（績效假說），主要探討地權管制契約的交易費用生成機制。在討論地權管制與契約績效間的交易費用最小化邏輯之基礎上，形成一個農業經濟系統內生增長的地權管制分成博弈機制。（3）將上述三個假說作為范式內核的保護帶，并引入農地資源特殊屬性（如專用性、風險性和規模性等）以及考慮核心統治者關于地權管制的價值偏好和主觀模型，從而修正保護帶，最終建立一套可驗證的地權管制契約理論邏輯體系。
事實上，從過去的改革實踐上看，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體制改革的關鍵不在于國有企業或者金融系統，而是廣大農村[17]。因為中國有九億農民，“三農”問題是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近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連續以“三農”為主題。此外，土地是農民的最大財產并肩負養老和社保等社會福利功能，因此破解“三農”困境必須在土地產權改革上有新突破。如果“三農”問題沒有得到真正解決，整個國家的經濟改革都不能被稱為成功。事實上，從1978年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的誘致性制度創新開始，中國的農業基本經營體制逐漸從過去的人民公社生產隊制轉變為今天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從佃農契約經濟學的角度看，前者屬于固定工資契約安排（生產隊的工分制相當于計時工資契約），后者屬于固定租金契約（家庭承包制的核心是“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關鍵的問題是，家庭承包制雖然賦予了農民土地剩余索取權而解決了農業生產的激勵問題，但獲得固定剩余收入的政府卻沒有積極性提供集體土地改良、集體灌溉系統等公共服務。因此，中國農業基本經營體制未來的改革關鍵在于采用一種能夠使農民、集體和國家目標激勵相容的分成契約安排，讓三者共同分享農地剩余索取權并承擔農業經營風險。此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農業體制改革已經明確指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保障農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賦予農民對集體資產股份占有、收益、有償退出及抵押、擔保、繼承權，探索農民增加財產性收入渠道。”所以，地權管制放松應該構成我國農業體制轉軌的邏輯主線。
總之，新制度重農主義經濟學這門學說的特點有兩個：一是理論性，即從地權管制與交易費用的視角重新構建和修正新古典重農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架構；二是應用性，它強調運用交易費用的分析方法去解釋真實世界中的地權管制行為和農業契約選擇現象，為中國制度改革提出政策建議和科學依據，鑒于此，有必要構建一套屬于中國特有的“新重農主義制度經濟學”或“新制度重農主義學派”。它是以“農”為中心、把“地權”作為研究對象，主要運用國外相對成熟的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試圖通過理論構建與案例研究，總結中國契約分成傳統與地權管制創新的運行模式，為推動農業制度經濟理論的推廣與應用、驗證并修正新制度經濟學的各種主流理論模型提供“實驗田”。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農業經濟學比較注重計量經濟模型的應用[18]，因此，農業制度經濟學也可以考慮借鑒該學術傳統。
三、實驗經濟學方法：站在農業制度經濟學的國際前沿
誠然，縱觀國際農業經濟學或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的發展，實驗方法已經成為繼博弈論與計量模型之后的主流研究手段。事實上，實驗經濟學是指在可控的實驗室環境下，針對某一經濟現象，通過控制某些條件使得參加者在模擬但更為簡化的具有純粹形式的市場或者其他經濟環境中進行決策，通過觀察和分析實驗結果來檢驗、比較和完善已有的經濟理論并提供政策決策依據的一門學科。經濟學的實驗方法之所以受到如此歡迎，主要是因為實驗方法的可復制性和可控性兩個特征：（1）可復制性是指其他研究人員可以復制相關實驗從而具有獨立驗證實驗結果的能力，進而能獨立地證實或舍棄前人的結論，也就是可以對前人的結論進行證偽；（2）可控性是指操縱實驗室環境，設定和控制某些條件，以觀察決策者的行為，分析實驗結果，來檢驗、比較和完善經濟理論并提供經濟決策的依據。
事實上，可復制性和可控性都是通過實驗程序標準化、貨幣激勵顯著化、實驗語言無偏化等一系列實驗的嚴格標準化和規范化方法得到的。換言之，實驗中的可控過程作為生成科學數據的重要來源，其數據采集的嚴格標準也受到理論經濟學家的日益重視。另外，在經濟學實驗中，實驗員通常對參加實驗的人給予各種經濟激勵，以控制其參與行為，因此其得到的實驗數據也往往更能反映實驗參與者的行為動機。就實驗經濟學的演進來說，該新興學科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操作程序與完善的實驗軟件設備，并不斷形成了若干個研究領域與豐富的實驗結果：（1）市場均衡實驗[19-21]；（2）拍賣實驗[22]；（3）信任博弈實驗[23]；（4）利他主義行為實驗[24]；（5）公共物品博弈實驗[25]；（6）風險與行為金融實驗[26]；（8）田野實驗[27]。
農業制度經濟學的實驗方法主要分為行為博弈實驗、實驗室經濟學、田野實驗與制度實驗。行為博弈主要是通過博弈軟件進行編程模擬，而實驗室經濟學則需要組織學生在計算機上回答問題，這個過程一般需要通過國際上流行的實驗室軟件Z-Tree來實現。田野實驗則是以問卷發放的形式設計調查實驗獲得實地調查的數據。最后的制度實驗，它主要是運用面板計量經濟學“雙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 in Difference，即所謂的DID）對農業管制現象中的制度因素提取出來進行實證檢驗。這往往通過所謂的“自然實驗”來完成。因為制度實驗依靠的“實驗室”是真實世界的歷史事件或數據，這種實驗無法復制或人為控制，只能通過尋找已經發生的制度變革進行理論驗證。圖1展現了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的邏輯框架。在方法論視角下，整個邏輯框架分為學科型構、課程創新、實驗方法與學派創立四個部分。
四、進一步討論：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的中國本土化及其一般化發展
教學相長，一個學科的發展離不開研究生教育的支持，中國的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也不例外，已經有學者通過中國近代佃農歷史數據對此進行了制度實驗[28]。中國的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要創新新制度重農主義經濟學的固有思想并吸取國際實驗經濟學方法的精華，則需要強化本土研究生的培養與訓練。這表現為研究生的研究方向設計與教學模式實踐兩個方面。
（一）中國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的研究方向設計
本文認為，中國的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應該是對關于農業市場契約組織、農村要素產權結構與自然資源環境管制的一般規律進行研究。
該學科以分工理論、產權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契約與機制設計理論）、經濟博弈論、行為（心理）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法律經濟學以及農業經營學、公共選擇理論、管理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企業戰略理論和微觀計量統計分析等經濟學為基礎，研究農業經濟行為的一般規律及典型經驗。總體而言，傳統的農業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均建立在微觀經濟學的理論模型基礎上，那么，農業制度經濟學自然也屬于微觀經濟學領域，但它更加關注農業領域中的“交易與締約”行為，因而是“超微觀”的經濟學或“微觀中的微觀經濟學”。
為了更好地服務于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建設，培養專長于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的高級人才，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主要有以下三個研究方向：
第一、農業市場組織的契約分析。該方向重點關注組織模型在農產品（包括食品）價格方面的理論研究，涉及經濟組織不斷變化背景下農產品市場的演變邏輯、作用機理、路徑選擇的研究，探索從完全管制的計劃經濟體系向適度管制的市場經濟體系轉變模式以及向多樣化多形式的農業契約的組織體系的范式變革，從而深化對農產品價格機制的市場化轉軌認識，揭示農產品特性（風險性、規模性與專用性）與實施“不完全管制契約安排”的“契約兼容性”。一方面，從現代經濟學的契約理論、交易費用理論、博弈理論、一般均衡理論對農產品市場體系構建與農業市場范圍擴展進行交叉研究，形成“產品特性—市場組織—契約匹配”的邏輯主線；另一方面，從理論層面揭示農業市場組織的“契約性質”，在政策層面闡明農業市場化的“契約組織”。這為穩定和完善農業市場體制，推進農業市場價格機制創新，加快農業契約模式轉變提供理論依據和政策支持。
第二、農村要素產權結構比較。本方向重點關注農村生產要素的產權問題，研究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土地使用權、農村資本借貸權與農村勞動力流動權利。特別是，在農地流轉制度改革、農村金融制度改革與農村戶籍制度改革等方面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前者在分析農地集體所有權不變的條件下，剖析制約農村土地使用權交易的管制因素，探討完善符合國情的農地產權制度。農村資本借貸權分析在城鄉二元結構歷史演化與城鄉統籌發展基礎上的農村金融改革的理論范式，設計“借貸權利轉變—交易費用變化—農村金融績效”的理論模型。農村戶籍制度改革的研究是通過構建對比農村勞動力自由流動管制前后的相應的制度績效，從而提出適應城鄉協調發展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政策措施和產權結構，為推動農村轉移人口市民化和農村人力資源增值的制度設計提供可操作的方案。
第三、自然資源與環境管制理論。本方向重點關注工業進程中自然資源與農村生態環境的管制機制與經濟效率生成，包括自然資源的耗散博弈機制以及農村生態環境污染及其外部性對農業效率的決定作用，測算不同發展階段的自然資源耗散的程度與不同農村生態環境的外部性及其管制機理，構建“自然資源耗散—生態環境污染—外部性管制”的理論框架。本研究方向將借鑒激勵理論，用數理模型、計量實證和案例分析等方法，聚焦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的管制問題，集中研究自然資源消耗與農村經濟增長的因果關系，致力于建立生態理論、現代地理學以及經濟增長等相關領域交叉研究的學術平臺，以期為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可持續發展的激勵機制設計與組織創新機制的構建提供指導。
（二）中國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的研究生教學體制實踐與創新
在教學實踐中，面向研究生的《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課程具有知識點多、體系龐大、教學時間短等問題。因此，需要對課程設計和安排進行改革。
1.教學中面臨的問題
《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教學體系的困境：課程安排的復雜性與矛盾性。我們發現在《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課程的教學過程中，教員和學生都會面臨兩個問題：課程安排的復雜性與矛盾性。之所以將它們加以特別強調，是因為在授課的時候，學生普遍反映該課程的知識點太多且體系龐大。關鍵的問題是，《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是面向農林經濟管理類研究生開設的，即包括企業管理專業、土地資源管理專業和公共管理專業等非經濟學專業的學生。此外，作為教員或研究人員，我們也發現，無法在短短的一學期幾十個學時內詳細地把內容復雜、體系和觀點甚至概念都仍存在爭議的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方法轉述給學生，這是課程內容過多與授課時間過短之間存在的矛盾與沖突；另一方面，它所涉及的前沿文獻和經濟學家以及觀點流派幾乎難以窮盡，而且不同流派之間又存在各種觀點，從而增加了課程自身的復雜性。因此，筆者認為，要克服上述兩個問題，就需要對課程設計和安排進行變革。這實際上是對整個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理論體系的重新梳理和構建。
2.以雙語教學為主的教學改革
本課程根據農業管制經濟學課程特點和教師的教研專長，將使用國際上公認的農業制度經濟學權威著作《The Theory of Share Tenancy》（1969）并輔以《佃農理論》介紹給學生，運用雙語教學的方法使教學內容突出國際性和學科前沿性。該書既有基本原理和理論模型介紹，也有經典案例解讀，還有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研究方法論探討。更重要的是，該書是作者在其博士論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所以，對于研究生的畢業論文指導具有較強的實用性。
此外，結合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的課程特點，本課程在教學方法上以問題導向教學法、案例教學法、文獻收集法和參與式教學法為主，尤其是，教材與板書均為英文。具體地：
第一、雙語講述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的理論體系。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是當今國際農業經濟學界影響最為廣泛的學派之一，它對處于轉軌經濟的農業部門的大量現象具有非常尋常的解釋力。教師在教學中，應該堅持系統而雙語講授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不過，國內高校并無設置獨立課程來系統、全面而雙語地講述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有些高校的教師只是在講授其他課程中涉及實驗經濟學的部分內容。
第二、課程講授內容突出特色。本課程要求教師系統講述基本理論，又根據農業經濟學科特色和學科優勢，主要關注新管制經濟學與農業、農村和農村社會等特殊問題的結合，并在交叉領域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補充和豐富了實驗經濟學理論體系。
第三、在教學方法實現理論教學和案例教學的統一。在案例教學方面，既要注意理論剖析，更要關注發現新現象、新問題。尤其是，教師應該帶領學生到農村及農產品市場進行實地調研，圍繞重點村落進行多維度、全方位的田野研究，觀察其中的約束條件。
3.教學改革的實施機制
第一、為提高學生的理論素養，使其了解理論發展前沿，學會運用理論分析現實問題，《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課程將通過講述基礎理論、專題講座與互動討論等方式來組織教學內容。為提高教學效果，在《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的課堂講授中，將綜合運用啟發式、頭腦風暴式等綜合教學方法。通過課堂講授使學生掌握農業管制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通過啟發式教學使學生了解理論淵源及其現實背景。通過頭腦風暴法使學生了解農業制度經濟學實驗的脈絡分岔、研究假設的分歧、主要觀點的異同點及其未來發展趨勢。組織學生對家庭農場、農牧公司以及土地股份合作社等進行實地考察、調研，使學生深化對農業領域中的管制契約、產權管制、制度治理等相關問題的理論認識。
第二、在教師課堂講授之外，還輔以課堂討論、學生主題發言等教學形式，尤其注重使用問題導向教學法、案例教學、實驗教學、參與式教學等靈活多樣的教學方法，將導師制、學術沙龍、論壇、例會、小型研究會等形式作為重要的教學組織形式，充分運用網絡、多媒體等先進的現代化教學手段進行教學。目的在于培養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實踐能力、溝通交流能力等，最終促進學生素質的全面提升。
第三、本課程作為經濟管理類研究生的專業課，教學方式以講授為主。教師以教材為基礎，并結合最新的相關研究文獻，以及農村體制改革的熱點問題，適當把握講授內容的詳略程度。本課程在課堂教學上鼓勵學生不拘形式、隨時提問，進行靈活的師生對話，并根據學生的問題，相應增加講授內容。本課程也向學生提供與本課程相關的參考與閱讀書目，并介紹閱讀的方法及注意事項等。
（三）中國農業制度經濟學的一般化發展綱領
經過30多年的農業體制改革實踐，我國農業經濟學界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理論成果，因此，要讓它們在國際舞臺上展現中國學派的影響力，需要進一步實現中國農業制度經濟學的一般化發展戰略。具體的研究大綱建議如下：
1.從產權與交易的關系切入。在產權與交易問題上，從交易費用角度去思考兩者的關系，交易費用高，產權難以轉讓給對方；相反，則容易。農地確權即產權主體的界定清晰，但界定產權的交易費用因而也高。交易的本質是商品的產權交換。相反，產權模糊不清，界定產權的交易費用也低。所以，產權與交易之間沒有必然關系，具體看用于界定產權的外生性交易費用與產權模糊引起的租金耗散即內生性交易費用的大小比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則不要把產權界定得太清晰；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則需要清晰界定產權。按照這個邏輯，目前國內農地確權與農地流轉之間應該并不存在必然關系，關鍵看具體在什么情況下，產權能促進交易；在什么情況下，產權反而會抑制交易。
2.產權模糊、租金分成與比較優勢的理論鏈條。就中國目前而言，從宏觀制度變遷上，中國正處于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軌的過渡時期，所以產權從國有轉為模糊狀態。雖然產權模糊，但這套制度能造就中國奇跡出現，一定有一個激勵機制在發生作用，這個模糊產權背后的激勵機制可能是分成契約，就像股份合作社的分紅一樣，而且這個分成比例取決于締約雙方的行為（談判）能力，而這個談判能力可能來自自身比較優勢的發揮效率。那么，只有在明確分工下才會有比較優勢的有效發揮。
3.產權、交易、契約與分工的邏輯循環圈。如果把地主和佃農看做一個自治組織，在分成契約下，佃農負責付出勞動L種地，地主負責改良土地K，雙方共享剩余索取權，分成比例由雙方的行為能力大小決定，這樣才會有農業生產函數y=f(L,K)。不然，如果分成剩余收入的權利不清晰，就無法實現分工明確，雙方的比較優勢也無法發揮出來，更寫不出準確的農業生產函數。所以，分工應該跟分成契約實現的交易聯系在一起。這樣，產權和交易，契約交易和分工之間的邏輯就初步形成。進一步，如果不是分成契約而是工資契約，分工依然明確，如工人負責干活，企業家負責承擔風險和協調組織。因此，分工明確的前提是存在契約激勵。產權交易通過契約完成，這樣，產權、交易、契約與分工之間就存在一條邏輯主線。不過，從斯密定理可知，勞動分工受市場范圍所限。而市場范圍或市場交易半徑的擴展又受到交易費用的約束，產權乃是節約交易費用的一種主要的制度安排。那么，產權、交易、契約與分工以及市場范圍和交易費用之間又重新整合在一起，形成所謂的“產權→交易→契約→分工→市場范圍→交易費用→產權→…….”這樣無窮循環的邏輯圈層結構，而交易費用在其中發揮了內生性的作用。
【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項目編號：71333004）；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應急項目（項目編號：71742003）；國家特支“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項目（項目編號：2014SS075）。
作者簡介:何一鳴（1981-），男，廣東廣州人，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國家農業制度與發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農業與制度經濟學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疆農墾經濟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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