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隨著惡性、突發的食品安全事件屢遭曝光，食品安全問題備受消費者關注?，F今農村甚至出現很多“新自留地”現象，農戶將大田里施過化肥、灑過農藥的蔬果糧食賣到城市，而小塊“新自留地”里的“土菜”“笨果”則自己食用。同一個行為主體，為何在生產過程中將自己食用的農產品與用于銷售的農產品進行不同的“處理”？在中國眾多中小規模稻農對生產的稻谷“既吃又賣”的現實背景下，是否也存在這種“新自留地”現象呢？中國目前稻谷年消費總量的85%以上是由國內農戶生產的，而農戶作為農產品的初級生產商，其生產過程中對不安全農藥的施用是造成農產品質量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促進稻農生產過程中的綠色安全農藥施用行為，對于保障國民健康與國家糧食安全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
現有文獻大多將農戶視為單純的追求穩定收益或最大化收益的生產者，食品質量安全僅作為擴大生產者利潤的一個因素，這很容易忽視農戶作為消費者的回避消費風險行為，導致模型估計結果有偏。而且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人們的生產觀念和消費觀念會發生很大轉變，追求利潤并非農戶的唯一生產目標。因此，本文將基于中國眾多中小規模稻農“既吃又賣”的現實背景下，將食品安全納入稻農的多目標效用函數，探討不同類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行為及其影響因素的差異。
二、理論分析框架
（一）農戶生產多目標效用理論
多目標效用理論最先由Robison等人提出，提出多目標效用函數能夠更準確地反映農戶的真實行為。本文將食品安全效用目標納入稻農生產的多目標效用函數，假定稻農生產過程中將考慮三個目標：追求利潤、降低風險和滿足食品安全效用。稻農實現利潤最大化目標的決定因素為農藥施用成本和農產品收益，實現最小化風險目標取決于技術風險（施藥效果）和市場風險（銷售難易程度），實現食品安全效用目標取決于稻農的食品安全重要性認知和農藥殘留危害認知。
（二）稻農種糧目的分化及其生物農藥施用行為
本文以稻谷的商品化率為標準將稻農劃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以稻谷生產滿足口糧需要目的為主的“口糧型稻農”（00.5）；另一類是以稻谷生產增收達到利潤最大化目標為主的“利潤型稻農”（0.5<1）。雖然口糧型稻農與利潤型稻農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吃”與“賣”，但兩種情形下農戶的目標效用函數有所差異。
對于口糧型稻農，其生產的大部分稻谷都供自己食用，只有很少一部分用于市場交易。而且區別于市場交易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稻農食用的稻谷由自己生產，信息是完全對稱的，稻農對食品安全效用的追求直接反映在是否施用綠色安全農藥的行為上。因此，在不考慮市場因素的情況下，口糧型稻農能否讀懂并按照使用說明施用生物農藥及其食品安全重要性認知和農藥殘留危害認知，對其生物農藥施用行為具有重要影響。
對于利潤型稻農，其對市場的依賴程度較高，優質優價市場原則是利潤型稻農選擇施用生物農藥的驅動力。但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現階段綠色農產品市場體系并不完善，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農產品市場信息不對稱；二是生物農藥施用的外部性。解決綠色農產品信息不對稱問題的常用手段就是構建農產品品牌、農產品可追溯體系和農產品質量檢測體系，而政府行為是解決農業生產外部性最適用的方法。
三、實證分析
（一）生物農藥的施用及其評價
通過對稻農的施藥品種進行統計分析可知：其一，稻農生物農藥施用比例較低，施用生物農藥的樣本稻農僅占樣本總量的20.75%；其二，在稻農種植中大多只施用一種農藥，“新自留地”現象在水稻生產中并不常見。而且施用過生物農藥稻農對生物農藥施用效果的評價普遍較高。
（二）不同類型稻農生物農藥施用行為的差異
運用SPSS19.0軟件對口糧型和利潤型兩類稻農是否施用生物農藥做了交叉項Pearson卡方檢驗。統計結果顯示，口糧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比例為22.78%，利潤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比例為17.74%，口糧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比例高于利潤型稻農，卡方檢驗顯著。
（三）稻農生物農藥施用行為影響因素分析
1.全樣本稻農生物農藥施用行為的影響因素。估計結果顯示，稻農類型、食品安全重要性認知、遵照說明施藥能力、技術風險、區域品牌和口碑、農產品質檢、種植規模與是否參加合作社變量均顯著。但農藥施用成本和水稻單產收益對稻農生物農藥施用行為的影響并未通過顯著性檢驗，也即市場的優質優價原則并未得到體現，這進一步契合了本文“現實的市場不完善”的研究背景。此外，口糧型稻農類型對生物農藥施用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2.口糧型稻農生物農藥施用行為的影響因素。估計結果顯示，農產品質檢變量和食品安全重要性認知變量都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即存在農產品質檢以及稻農食品安全重要性認知水平越高，口糧型稻農采用生物農藥的可能性就越大。此外，戶主受教育程度也促進口糧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行為。
3.利潤型稻農生物農藥施用行為的影響因素。估計結果中，遵照說明施藥能力、區域品牌和口碑、政府監管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水稻單產收益變量通過了10%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但對利潤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行為具有負向影響。從利潤型稻農的稻谷銷售情況來看，施用生物農藥的稻谷的平均售價為1.98元/千克，相較于施用化學農藥的稻谷的平均價格（1.94元/千克）而言，并不具備優勢，稻谷優質優價的市場原則并未得到體現，綠色農產品無法被消費者識別，甚至存在“檸檬市場”的擠出效應。而區域品牌和口碑則正好解決了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對利潤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農藥施用成本變量通過了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且系數為正，即農藥施用成本對利潤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行為存在正向影響。其原因是，生物農藥較化學農藥而言，制作工藝更復雜、成本更高，調查區域稻農普遍存在“農藥越貴，藥效越好，毒性越低”的觀念。
四、主要結論與啟示
第一，同一稻農對用于“吃”和用于“賣”兩部分稻谷在生產中的施藥行為具有一致性，稻農生物農藥施用比例較低，施用生物農藥的樣本稻農僅占樣本總量的20.75%，但施用過生物農藥的稻農對生物農藥的施用效果普遍評價較高。第二，口糧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比例為22.78%，利潤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比例為17.74%，兩者的生物農藥施用行為存在顯著差異。第三，稻農的口糧生產動機促進其生物農藥施用行為，且口糧型稻農與利潤型稻農生物農藥施用行為的影響因素存在較大差異。食品安全重要性認知、農產品質檢與戶主受教育程度對口糧型稻農施用生物農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利潤型稻農是否施用生物農藥較易受遵照說明施藥能力、區域品牌和口碑、農藥施用成本、政府監管和種植規模的正向影響，受水稻單產收益的負向影響。
不同類型稻農的生物農藥施用行為雖然有所差異，但生產目的無論是“吃”還是“賣”，農業生產的未來導向必然都是提升農產品質量安全。因此，結合本文研究結論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啟示：一是要加強生物農藥的研發與推廣。在提升生物農藥的研發能力的同時加強推廣和示范，讓更多的農業生產者對生物農藥有客觀、準確的認知并邁出嘗試使用的第一步。二是普及農產品質量檢測技術，進行綠色安全農產品的識別與分類，清除“檸檬市場”帶來的困擾，實現農產品優質優價市場原則。三是完善綠色農產品市場的制度體系建設。在農戶層面，要積極創建綠色品牌與標識制度，向消費者傳遞產品質量信息；在國家層面，要完善法制建設，構建全面的懲罰與激勵機制，引導和規范農產品市場的綠色生產和消費行為。
作者單位：華中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湖北農村發展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7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