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萬多戶的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為基礎，本文研究中國農村家庭收入流動問題。研究發現：（1）三十多年來，我國農村收入流動性一直在下降，根據不同指標的測度，下降幅度約14%~21%；（2）基尼系數從1986年的0.37緩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再逐步下降，最近幾年穩定在0.33左右，收入流動會使得長期基尼系數下降10~25%，但收入流動在緩解長期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在下降，由于流動性下降帶來的長期貧困問題需要關注；（3）對不同角度的影響因素相關性討論發現，政府補貼、家庭稟賦（勞動力或土地）、學校教育、社會資本（黨員身份或干部身份）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實現階層躍遷，但相對于2002年之前的市場化前期，這些因素的影響程度在不斷下降，越來越難以帶來階層躍遷，而具有專業技能的勞動者回報在快速上升。本文的研究對于全面理解我國農村收入流動及與其相關的收入分配、階層固化等重要問題有一定的意義。
關鍵詞：收入流動 收入分配 教育 政府補貼
一、研究背景與意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不過，市場效率大幅提升的同時，也伴隨著收入差距大幅度上升等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相對于改革開放之前的“共同貧窮”，2008年我國基尼系數已經達到0.491，其后雖然逐年回落，但仍然維持高位，2017年為0.467。基于這一背景，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收入流動和收入差距密切相關，同一個人或家庭的收入在不同時點所處階層的差異，衡量收入差距的動態變化。我們通常討論的收入分配是指截面差異，即在同一個時點，個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而收入流動則是研究這種收入差距的動態演變。比如，在一個由兩個人組成的群體中，第一年的收入分布為（1，0），第二年的收入分布為（0，1），獨立來看，每年的收入差距都非常大，一個人獲得所有收入，另一個人一無所獲。但如果動態的看，這個分配是非常平均的。由此可見，收入流動同樣是研究收入分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如果收入流動性非常好，處于收入底層的家戶有上升通道，那較大的收入差距并不一定會帶來太大的問題；如果收入差距大，收入流動性也差，階層固化非常嚴重，這種收入結構將對低收入群體非常不利，他們很難通過不斷努力實現階層躍遷。收入流動性強會平滑短期的高收入差距，降低長期收入差距；反之，收入流動性弱時，即使短期收入差距較小，在長期也會被不斷放大。
二、數據說明與研究內容
本文使用的是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2萬多戶的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該數據從1985年進行預調研，1986年開始正式調研，1992年和1994年數據質量較差，沒有收入數據集，到2017年剛好收集30年跟蹤數據。早期每年調查戶數約25000戶，后來對樣本做了些調整，每年調查戶穩定在約20000戶。從面板情況來看，三十年共有644550個觀測值，涉及41865戶農戶，每戶平均跟蹤年限約16年，但具體跟蹤年限差異較大，30%約13000戶的調查年數在26年以上，但由于最近幾年樣本調整幅度較大，也有40%的戶調查年數在8年以下。總體而言，該數據集覆蓋從改革開放初期以來的幾乎所有年份，且構成一個全國范圍內的大樣本面板數據，具有較高的數據質量，問卷設計對農戶收入做了較為詳細的調查，有利于本研究的順利進行。
根據眾多文獻的討論，收入轉換矩陣是研究收入流動的最重要工具，我們將每一期樣本按照家庭人均純收入等分為五個組，從而得到每個家戶所處的收入分組，再來考察下一期該家戶所處收入分組的變化。以1986~1991年時間段為例，1986年處于低收入組的農戶中，到1991年，仍有43%的農戶處于低收入組，有26%躍遷到較低收入組，有16%躍遷到中等收入組，有10%躍遷到較高收入組，有4%躍遷到高收入組。以收入轉換矩陣為基礎，還有一些其他指標可以更簡練的體現收入流動情況。比較常用的包括Shorrocks指數和平均流動指數。我們按照三年一段的方式將所有年份分為15段，即1986~1990、1990~1993，以此類推到2015~2017，再計算每年的收入轉換矩陣和收入流動指數。三十多年來，以Shorrocks指數衡量的收入流動程度由0.77下降到0.66，下降幅度約14%，以平均流動指數衡量的收入流動程度由4.67下降到3.68，下降幅度約21%。我國農村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數在經歷前期的上升后一直在緩慢回落，但與此同時卻發現收入流動性也在不斷下降。收入差距雖然在縮小，但低收入農戶處于持續貧困的概率卻在上升，相對于收入差距，這個問題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
三、主要結論
總結而言，本文基于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1986~2017年每年約2萬多戶，共計644550個戶——年觀測值的農村固定觀察點調查數據，研究中國農村家庭收入流動問題。我們得到幾點主要結論。第一，收入流動性在不斷下降。三十多年來，農戶家庭收入流動性一直在下降，以Shorrocks指數衡量的收入流動程度下降14%，以平均流動指數衡量的收入流動程度下降21%。第二，收入不平等程度在下降，但階層固化現象開始顯現。基尼系數從1986年的0.37緩慢上升到2000年的峰值0.42，再逐步下降，最近幾年穩定在0.33左右。泰爾指數從1986年的0.25上升到2002年的峰值0.33，最近幾年穩定在0.20左右。收入流動使得以基尼系數和泰爾指數衡量的長期收入不平等程度下降了約10%-25%，但這種作用在不斷下降，由于流動性下降帶來的階層固化問題值得關注。第三，政府補貼、家庭稟賦（勞動力或土地）、學校教育、社會資本（黨員身份或干部身份）等均有利于提高收入，實現階層躍遷；但相對于2002年之前的市場化前期，這些因素的影響程度在不斷下降，越來越難以帶來階層躍遷，而具有專業技能的勞動者回報在快速上升。
四、邊際貢獻與未來拓展
相對于現有研究，本文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拓展。第一，數據方面的拓展。原有關于收入流動的經典研究多基于CHIP和CHNS等數據，本文用長期面板跟蹤數據進一步檢驗和拓展這些研究成果，在更長的時間跨度內考察農村收入流動問題，有一定的研究意義。第二，以數據的拓展為基礎，我們對已有文獻中討論的與收入流動相關的幾個重要問題做進一步的驗證。比如，收入流動如何緩解長期收入不平等？收入流動與反貧困問題，影響收入流動的主要因素等。并得到了一些比較有價值的結論。
當然，本文主要著眼于討論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農村收入流動的一些基本事實，試圖在一個更大的視野中看待這個問題，研究還較為粗糙，更多是在提出問題，沒有將有關結論做更為細致的探討，還存在很多的不足。后續研究中，我們希望能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拓展。第一，在長時期內，收入流動與代際流動密切相關，本文暫時沒有涉及這個問題，后續有必要詳細研究。第二，關于收入流動影響因素的探討。對于收入流動的影響因素，我們結合現有文獻研究的結論，在長時期內進行了拓展，但我們集中于整體分析，并沒有具體選擇一個角度做嚴格的因果檢驗，這就使得文章的結論離政策應用還有一定距離，這將是我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第三，現有研究提示了一些有意義的研究方向，比如，長達三十多年的持續貧困問題仍然存在，政府直接補貼、農產品價格托底等政策對于保障基本民生和發展要素市場的影響，與階層躍遷的難度越來越大相伴隨的階層固化現象等，后續可以進一步探討。
作者：朱詩娥（湘潭大學商學院副教授）楊汝岱（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吳比（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固定觀察點辦公室副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管理世界》雜志2018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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