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會出現在最困難的時候
在講中國的經濟體制演變之前，我先給大家推薦一本書，即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我們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讀到的很多精辟觀點，在觀察中國的經濟體制變革時，同樣能夠找到共鳴。
《舊制度與大革命》中談到，真正發生變革的時候，不是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反而是經濟狀況有所改善的時候。托克維爾講到，如果一個奴隸的手腳都戴著鐐銬，他可能不會有反抗的勇氣，但如果把他的腳鐐去掉，剩下的手銬就會變得格外令人難以忍受。
回顧中國的經濟體制演變，我們能夠看到，改革并沒有發生在經濟最困難的時候，而是發生在形勢相對較好的時候。在計劃體制時期，中國經濟經歷的最困難的時候是20世紀60年代初期的大饑荒。大饑荒期間，大約有3000萬人死亡。雖說是天災，其實是有人禍的原因。
建國初期，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驅使下，國家的行政權力深入到鄉村社會。為了保證糧食和農產品的供應，國家一開始規定了農村的生產指標，并且限制農民自由買賣自己生產的產品。隨后，伴隨著農業集體化運動和大范圍推行公有化的人民公社，進一步消滅了農民的私有權。
在和國家的博弈之中，農民處于劣勢。為什么農民的私有產權可以很輕易地被國家收走？這就要回到農民過去是如何在土地改革中獲得私有權的。簡單來說，建國最初，農民獲得土地不是靠自己買來的，是國家通過土改分給農民的，既然是國家給你的地，國家說要收回，你又有什么話說？
這段時期，農業生產受到極大的影響。在集體化農業生產中，干好干壞一個樣，農民無法從中得到好處，當然不會有積極性，就連監管農民生產的基層干部都沒有積極性。集體化生產長期低效的后果到1959年開始顯現，隨后是三年歉收，導致了大饑荒的悲劇。
大饑荒是對國家合法性的極大挑戰，國家隨后不得不對農村的經濟政策進行短期的調整。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調整不是真正的改革，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到1964年農業生產逐漸恢復以后，很多政策改革就被摒棄了。這一次的短期調整并沒有打破人民公社的制度框架，但卻保留了兩個農村產權改革的萌芽。一是恢復了以生產隊為基礎的所有制，不再激進地建更大規模的人民公社了。二是承認家庭副業的合法性，允許農民在房前屋后種點兒菜，以免再次出現饑荒時期餓死人的悲劇。
小小的讓步，為后來的改革埋下了伏筆
這兩個政策上的妥協為日后的農村改革埋下了伏筆。首先，生產隊的所有權在一定條件下得到了保護，這在全面公有化的農村經濟中開了一道口子。其次，允許農民家庭的自留經濟之后，農民不僅不再完全依賴集體生產，還可以通過部分退出集體勞動轉投家庭副業的方式來表達對集體農業制度的不滿。不管你到哪里，都能發現，自留地種的很好，集體的地常常種不好，這就是激勵機制導致的。在這一時期，農民保留了局部的退出權。在與國家的博弈中，雖然農民不能不服從國家的指令，但已經可以采取消極勞動的策略來要求國家作出一些讓步。
到了70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其實是不錯的。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經濟增長有短暫的沖擊，生產秩序遭到破壞，大家只抓革命，不促生產了。但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逐漸退去，生產秩序逐步得到恢復。許多政治人物被當作“當權派”被打倒，但相對而言，中層和基層負責經濟管理的業務干部陸續被再次啟用。尤其是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人們已經對政治斗爭失去了興趣，人心求穩。70年代末，中國的糧食生產在局部地區出現了困難，這引起高層的關注，擔心會再度出現大規模饑荒。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冒天下之大不韙”偷偷搞起“包產到戶”的壯舉已經是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但“包產到戶”并不是小崗村的制度創新。早在1960年大饑荒后國家開始調整農村經濟政策，就曾經短暫地允許農村包產到戶甚至分田單干。這也是《舊制度與大革命》中的一個有名的觀點：大革命時代的很多制度，其實在舊制度時代就已經存在了。
20世紀70年末中國的農村改革幾乎就是60年代政策調整期的大規模重演，但這一次國家的上層政治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使得農民再和國家的博弈中，能夠通過分步溝通、討價還價與國家達成互惠互利的交易，形成一個有利于調動生產積極性和經濟增長的產權制度安排。在這種新的制度安排下，農民通過“包產到戶”的形式，以保證對國家的糧食上繳和承擔經營責任，換得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大家注意，“包產到戶”不是土地私有化，它只承認農民可以獲得土地的承包權，并保護農民可以支配上繳國家之后的農業產出。但在當時來說對農民是更為重要的，而國家也看到了這種產權形式能夠帶來更高的收益——不僅有穩定的稅收，還有對農村經濟低成本的控制系統和農民的政治支持。由此，新的均衡產生了，農村的產權秩序得以在農民和國家的交易中重建。
陽關道與獨木橋
我們還得講講地方政府在這一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是不是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支持包產到戶呢？并非如此。萬里同志還在安徽的時候，北京有個長期從事農業工作的老同志過去調研，說包產到戶可不能搞，那是反對社會主義的。萬里則說，包產到戶是群眾要求的，他反問那位老同志，你是要群眾，還是要社會主義？那位老同志毫不猶豫地說：我要社會主義。1980年中央召集各個省市的領導開會討論農村改革，黑龍江省省委書記楊易辰反對包產到戶，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插話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黑龍江省地廣人稀，自然不愁糧食生產，但安徽、四川和貴州這樣的地區，再不改革，真有可能再次出現餓死人的事件，所以當地的官員對農村改革的積極性更高。
所以，中國經濟的M型結構對農村改革的推進也有幫助。各地可以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進行局部的試驗和創新。當改革帶來了顯著的經濟績效的改善，便可能會引起中央決策的注意，由中央與多方協調在全國推行，完成全局改革。
中國的經驗表明，有效的產權制度可以以漸進的方式，通過社會和國家的博弈，在不斷的摸索和調整過程中形成。當然，國家是否允許群眾的自發創新、是否真正貫徹群眾路線，是改革最終能否成功的關鍵。體制的優劣，不取決于在一時一地是否效率更高，而取決于其發現問題、解決問題、自我調整的能力。失去了這種能力，社會就失去了活力，體制就失去了抗擊風險的能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騰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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