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基于環境規制視角，以環保部重點提及的化學品污染重點防控產業為研究范圍，實證分析中國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應”。結果表明：首先，2002—2011年間6類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其中4類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超過全國相應企業產值平均增長率；農村紡織業和化學品纖維制造業占全國比重均已超過一半以上，其中農村紡織業比重最高達72.99%；在地區分布上，東部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占全國農村比重占絕對優勢，西部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24%，超過東、中部地區。其次，環境規制對中國農村化學品企業的發展有顯著負向影響, 中國農村化學品企業的發展存在污染天堂效應；農村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和工業資本存量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技術因素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有顯著負向影響。
關鍵詞:農村；化學品企業；污染產業；環境規制；污染天堂效應
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化學品導致的健康問題和環境風險與日俱增。2013年1月環境保護部出臺的《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簡稱《規劃》）明確指出“有毒有害化學物質造成多起急性水、大氣突發環境事件，多個地方出現飲用水危機，個別地區甚至出現癌癥村等嚴重的健康和社會問題”。《規劃》中“癌癥村”的出現，說明中國農村化學品污染形勢嚴峻，化學品中汞、鎘、鉛、氰化物、有機磷及其他有機或無機化合物對人體有致癌、致畸、致突變的危害。化學品還可以通過大氣、水和土壤對糧食安全構成重大威脅。“惡水橫流、烏煙瘴氣、枯枝敗葉、顆粒無收、怪病高發、民不聊生”已經成為部分化學品污染嚴重的農村地區的真實寫照。個別農村地區因為化學品污染形勢嚴峻、農民福利受損嚴重，引發了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地區的招商引資和城市環境壓力背景下污染向農村地區的轉移，加重了農村地區的環境壓力，致使農村成為環境污染的 “重災區”。農村化學品企業的污染物排放是造成農村化學品污染的重要來源，在農村企業排污數據缺失和排污技術普遍較為落后的前提下，摸清農村化學品企業的發展規律成為當下農村化學品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內容之一。環境規制通常被認為是解釋污染產業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較為成熟的理論有污染天堂假說和污染天堂效應。污染天堂假說（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PHH）認為污染密集型產業傾向于從嚴格環境規制的地區向寬松環境規制地區轉移；污染天堂效應（Pollution Haven Effect, PHE）理論則認為環境規制不一定造成污染密集型產業的必然轉移，但在邊際上對污染產業區位選擇產生某種影響。
那么環境規制是否影響了化學品企業在農村區域的發展？已有很多學者按不同國家、不同地區就環境規制對污染產業發展影響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證研究，但上述實證分析鮮有以農村為研究區域。綜上，本文研究擬基于環境規制視角，以農村化學品企業為研究對象，以環保部在《規劃》中重點提及的化學品污染重點防控產業為研究范圍，實證分析環境規制因素是否對中國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存在“污染天堂效應”，以期為合理引導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和做好農村化學品污染防控工作提供決策依據。
二、文獻回顧
學者普遍認為制度、市場、資源、技術等因素是推動產業區位選擇的重要原因。考慮到污染的特殊性，環境規制被認為是推動污染產業區位選擇的關鍵制度因素。環境規制因素曾經被廣泛應用于研究國際“污染密集型”產業由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問題。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從具有比較優勢的污染產業轉向了清潔產業，并采用進口污染品的方法保持原有的消費結構。很多學者將原因歸結于發達國家普遍實行的嚴格環境規制，并形成“污染天堂假說”。該理論最早由Walterand Ugelow提出，認為污染密集型產業傾向于從嚴格環境規制的地區向寬松環境規制地區轉移。同時，為增強本土產業競爭力和吸引外資，各地在環境規制上采取策略性行為，結果可能出現“向環境規制底線賽跑”局面。環境規制影響污染產業選址和國際貿易流向，其原因在于較高的環境規制意味著污染企業面臨較高的環境治理成本，為逃避本國嚴格的環境標準，發達國家要么將污染產業遷至環境標準低的不發達國家，要么擴大污染品的進口。
“污染天堂假說”在學界沒有達成共識。學者們試圖從不同角度對該假說不成立的原因予以解釋：第一，Porter等提出了與該假說完全相反的波特假說（Porter Hypothesis），認為雖然嚴格的環境規制會導致企業成本增加，但可以刺激企業技術創新，產生有別于競爭對手的競爭優勢，例如日本和德國的部分企業面對嚴格的環境規制選擇了技術創新而不是轉移。第二，環境成本在企業總成本中比重較小，環境規制的提高并不能導致企業的競爭力下降。第三，環境規制較低的國家可能有其他阻礙企業轉移的原因，例如腐敗，政局不穩、公共基礎設施落后等問題。第四，現有的數據和經驗方法存在問題導致“污染天堂假說”不能被證實。
除了以上幾種觀點以外，Copeland and Taylor認為是部分學者混淆了“污染天堂假說”和“污染天堂效應”，導致污染天堂假說不能被證實。“污染天堂假說”意味著污染產業必然會從環境規制大的國家或地區轉移至環境規制小的國家或地區，環境規制是影響污染產業轉移的最重要的因素。實際上，污染產業是否發生轉移取決于環境規制和其他影響因素（諸如制度、市場、資源以及技術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其他因素的影響較大，環境規制在邊際上對產業區位選擇產生某種效應，但不必然造成污染產業的實際轉移，即僅存在“污染天堂效應”，不存在 “污染天堂假說”，“污染天堂效應”是“污染天堂假說”的必要非充分條件。
本文假設環境規制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存在“污染天堂效應”，即環境規制因素同制度、市場、資源以及技術等因素共同影響農村化學品企業的發展。縱觀已有關于“污染天堂”的文獻，鮮有以農村為特定研究區域探討環境規制是否對農村污染企業發展存在影響；已有關于農村污染企業的文獻少有專門以農村化學品企業為研究對象的文獻，同時大多數關于農村污染企業的文獻認同二元城鄉體制造成農村地區較城市較低的環境規制是農村污染企業存在的重要原因，卻忽視了農村地區間的環境規制差別同樣也是導致農村污染企業發展的重要原因。此外，已有關于農村環境規制和污染企業發展的文獻，多集中于現狀與成因的定性研究，僅有少量描述性統計分析，鮮有采用計量方法對農村污染企業發展進行實證研究。基于此，本文擬以已有文獻為基礎，以農村為特定研究區域，通過建立計量模型實證分析在中國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中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應”。
三、理論、模型與數據
（一）理論分析框架
農村化學品企業，主要指地處農村的化學品企業。農村化學品企業為追求利潤最大化，必然要在制度、市場、區位資源稟賦以及技術等激勵和約束下尋求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最低的經濟活動及地理區位，從而內生地決定了農村化學品企業的發展和區位布局。主導中國農村化學品企業區位選擇與發展的首要區位因素是農村制度及其市場化變遷。人民公社制度、城鄉隔離制度以及經濟體制漸進性的市場化變化為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奠定了基礎。地方政府“趕超GDP發展戰略”內生出一系列扭曲要素價格的制度安排，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環境要素在內的制度安排是推動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的重要原因。
環境規制因素從屬于區位因素中的制度因素。農村化學品企業所在的農村地區環境規制表面類似，但是各地農村環境規制實際執行水平可能存在差異。不同的農村環境規制實際執行水平將帶給化學品企業不同的環境成本，從而形成資本回報率的差異。在其他條件相同及資本自由流動的假設前提下，追求理論最大化的資本會趨向環境規制水平低而回報率高的地區。現實亦存在蘇南農村污染企業向環境規制較低的蘇北農村轉移，以及東部農村污染企業向環境規制較低的中、西部農村轉移的現象。但是，環境規制并不是影響農村化學品企業轉移的唯一因素，也不一定必然導致農村化學品企業的轉移。農村化學品企業是否發生實際轉移將取決于環境規制和其他影響因素（諸如制度、市場、資源以及技術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其他因素的影響較大，環境規制在邊際上對產業區位選擇產生某種效應，但不必然造成污染產業的實際轉移，即僅存在“污染天堂效應”。例如，污染產業同時也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時候，污染企業有可能選擇在資本富裕和環境規制水平較高的地區而不是資本匱乏和環境規制水平較低的地區，但不能否定環境規制對污染企業的邊際影響。
除了環境規制因素以外，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還得益于農村的手工業傳統，農村較小的企業規模、較大的生產彈性和勞動對資金的替代也促進了工業技術的溢出及其廣泛運用。改革開放后農村市場規模和開放度的擴大為農村化學品企業在農村進一步增長奠定了基礎。此外，農村特定的區位資源稟賦為農村化學品企業的發生與發展提供了基本的生產要素。
綜上，制度、市場、資源以及技術等區位因素共同推進了農村化學品企業的發展。農村化學品企業發生最終是否發生轉移取決于包括環境規制在內的農村制度、市場、資源以及技術等區位因素的綜合作用。本文假設環境規制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存在“污染天堂效應”，即農村化學品企業有向較低環境規制農村地區轉移的動力，環境規制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存在負向的邊際影響。
（二）模型構建
根據理論分析框架，本文建立分析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的計量模型如下：
1.因變量。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Outputjt），其中，j和t分別代表省份和年度。本文以《規劃》中明確規定的化學品污染重點防控產業中農村化學品企業總產值作為因變量的替代變量。
2.關鍵變量。農村環境規制（enrjt）變量的設計是本文研究的關鍵。已有文獻中環境規制的度量方法主要有四種。第一種方法是單一指標法，例如李永友、沈坤榮用地方頒布的環保標準數量衡量環境規制水平，又如李勝文、楊濤等以單位污染物的排污費征收額、工業總成本中排污費所占比重衡量環境規制水平。第二種方法是替代指標法，鑒于Xu研究認為環境規制水平與國民生產總值相關系數接近0.9，以及Dasgupta等研究認為環境規制水平與收入水平相關性較高，因此，很多學者用“人均GDP”來衡量環境規制水平。傅京燕考慮到人均GDP與其他自變量存在一定共線性，采用單位GDP能耗作為衡量環境規制水平的替代指標。第三種方法是賦值法，用數字對環境規制嚴格程度進行賦值。第四種方法是復合指標法，用多種環境規制的度量方法對環境規制程度進行全面度量，上述各種方法各有優缺點。鑒于農村企業污染以及農村環保系統人數等數據缺失，首先，選擇各省環保系統實有人數（絕對數）作為衡量農村環境規制的替代指標；其次，考慮到各省因為人口經濟規模等差異導致環保系統人數差距較大，選擇省環保系統實有人數占全省人數的比重（相對數）作為衡量農村環境規制的替代指標；最后，農村化學品企業所在地農村人均收入雖然有數據可得便利性，但是考慮到農村人均收入作為環境規制變量具有較強的內生性，遂予以放棄。
3.其他變量。Xi,jt具體包括農村除環境規制之外的其他制度安排、市場因素、資源因素以及技術因素。μｊ和νｊｔ分別為不可觀察的各省的個體差異和隨機擾動項。
結合已有文獻和數據可得性，自變量及替代變量選擇詳見表1。個別變量說明如下：環境規制以外的制度因素，如工業園區政策和信貸優惠政策，分別用本省農村工業園區產值占農村工業總產值比重和農村工業固定資產金融機構貸款總額變量予以替代；考慮到中國主要采取火力發電方式，需要消耗大量煤炭資源，因此利用所在省發電量近似替代資源因素中的原材料成本與便利性變量；用所在省農村工業企業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數對技術因素變量予以替代。
（三）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2003—2012年版的《中國鄉鎮企業及農產品加工業年鑒》、《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結合《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中明確規定的7個化學品污染重點防控產業，本文選擇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醫藥制造業，化學纖維制造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和紡織業6個產業作為化學品企業核算范圍，新型煤化工產業因企業統計數據缺失，暫不在本文研究范圍。海南、貴州、西藏、青海和寧夏五省因數據缺失嚴重未納入考察范圍，其他省份少量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予以彌補。以2002年為基期，化學品企業產值均用工業產品出廠價格指數折算成可比值，企業固定資產凈值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折算成可比值，人均純收入、企業固定資產、金融機構貸款總額和勞動力報酬均用GDP平減指數折算成可比值。主要變量的統計性描述見表2。
四、結果與分析
（一）中國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情況
1.產值。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呈現持續上升的趨勢。截至2011年（按基年價格計），產值由大到小分別是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13906億元），紡織業（13039億元），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7374億元），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3604億元），醫藥制造業（2907億元）和化學纖維制造業（2450億元）。
2.產值年平均增長率。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2002—2011年10年間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由大到小分別是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12.76%），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8.34%），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7.96%），醫藥制造業（6.26%），化學纖維制造業（5.99%）以及紡織業（3.99%）。其中，有4類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超過全國相應企業產值平均增長率，分別是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以及醫藥制造業；其中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接近全國相應企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2倍。
3.產值占全國比重。2002—2011年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占全國相應企業產值年平均比重由大到小分別為：紡織業（65.29%），化學纖維制造業（52.04%），有色金屬冶煉及延壓加工業（38.08%），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33.83%），醫藥制造業（27.98%）和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13.04%）。其中農村紡織業和化學品纖維制造業在全國比重均已超過一半以上，其中農村紡織業比重最高時達到72.99%。
4.區域分布及變化趨勢。表3給出了2002—2011年中國東、中、西部三大區域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及其年平均增長率（以2002年為基年），依據表3數據繪制區域產值對比柱狀圖（圖1）。由表3及圖1可以看出,東部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占全國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比重超過一半；中部比重較為穩定；西部比重有上升趨勢。具體表現為：第一，2002—2011年東部各類化學品企業占全國農村相應企業比重由大到小的順序為：化學纖維制造業（93.98%），紡織業（91.96%），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82.85%），有色金屬冶煉及延壓加工業（69.20%），醫藥制造業（64.76%）和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52.71%），6類企業比重均超過50%。第二，中部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占全國農村相應比重較大，比重達到40.32%。第三，西部比重雖然基數較低，但增幅較大。西部各類化學品企業占全國農村相應企業比重2002—2011年間總增長率由大到小分別為化學纖維制造業（264.32%），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195.38%），紡織業（188.16%），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76.77%），醫藥制造業（42.22%）和有色金屬冶煉及延壓加工業（37.38%）。第四，西部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24%，超過東部（23%）及中部地區（20%）。
（二）環境規制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的影響
利用Stata14.0軟件對面板數據進行隨機效應和固定效應回歸，估計結果如表4和表5所示。表4中模型以環境規制作為唯一自變量，表5中模型加入控制變量。模型1、模型5和模型2、模型6分別是采用本省環保系統實有人數作為環境規制變量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模型3、模型7和模型4、模型8分別是采用本省環保系統實有人數與全省人數比重作為環境規制變量的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表5中所有模型整體上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模型設定合理；Hausman檢驗表明應當采用固定效應模型。
1.關鍵變量。表4僅以環境規制為自變量，該變量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有顯著正影響，“污染天堂假說”不成立。表5加入其他自變量以后，所有模型中環境規制變量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有顯著負影響，較低的環境規制對農村化學品企業來說意味著較低的成本，農村化學品企業傾向于在環境規制較低的地區選址與發展；同時，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除了受到環境規制變量的顯著負影響以外，還受到農村招商引資優惠政策、工業資本存量以及技術等因素的顯著影響，環境規制并不是決定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的唯一因素。以上證明中國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存在“污染天堂效應”。
進一步推斷中國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存在“污染天堂效應”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國農村各地環境規制存在差異。中國農村環境規制表面類似，是什么導致實質差異的存在？根據已有文獻，究其原因可能有：（1）部分追求GDP政績的地方官員傾向于接受污染企業發展眼前經濟，在招商引資環節降低環境規制以吸引高污染企業落戶本地或者對已經落戶本地的污染企業則采取放任自流的態度，致使當地環境規制實質降低。（2）各地農村企業粗放型生產方式程度不同、分散布局程度不同，分配至農村用于環保監管的人、財、物參差不齊，導致各地農村環境規制實質存在差異。（3）環境承載能力存在差異也是造成農村環境規制差異的重要原因。不同區域農村所處生態環境不同，導致環境承載能力差異明顯。如臨江、臨海的農村地區其污染凈化能力要強于內陸農村地區，環境承載能力較低的農村地區傾向于維持較高的環境規制以防止污染的過度惡化。
2.其他變量。工業園區政策在模型5中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影響不顯著，在模型7中顯著；該變量不太顯著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國農村企業存在“過度分散”的先天不足，實踐中雖然大量農村化學品企業被要求進駐園區，但為數更多的農村小企業由于達不到入園要求無法進入園區，農村工業“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分散化局面沒有得到實質改善。例如，2005年全國農村企業入園比例為5%，2012年浙江農村電鍍企業入園比例為24%，入園比例并不高。信貸優惠政策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有顯著正向影響，及時、充足的資金供給為化學品企業在農村發展提供便利，例如很多基層政府在招商引資時向農村企業承諾低息貸款，借助行政力量向國有銀行爭取金融資源。
市場規模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市場規模是吸引農村化學品企業選址的重要條件，較大的市場除了在生產方面為農村化學品企業提供便利的資源保障，也有利于產成品銷售。開放度在模型5中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有顯著正向影響，在模型7中不顯著。工業資本存量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有顯著正向影響，說明豐裕的資本存量有利于農村化學品企業的發展。勞動力成本和原材料成本與便利性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影響不顯著。技術因素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有顯著負向影響，說明農村化學品企業傾向于在技術水平較低地區選址，間接反映當前農村化學品企業總體處于技術落后和污染防控形勢堪憂的局面。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綜上，本文研究基于環境規制視角，以農村化學品企業作為研究對象，以環保部在《化學品環境風險防控“十二五”規劃》中重點提及的化學品污染重點防控產業為研究范圍，利用2002—2011年農村工業企業數據實證分析環境規制因素是否對中國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存在“污染天堂效應”，本文得出的結論如下：
首先，2002—2011年，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其中4類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超過全國相應企業產值平均增長率；農村紡織業和化學品纖維制造業在全國比重均已超過一半以上，其中紡織業比重最高達72.99%；在地區分布上，東部農村化學品規模企業產值占全國農村相應企業比重占絕對優勢，西部農村化學品企業產值年平均增長率為24%，超過東、中部地區。
其次，農村化學品企業在中國農村地區發展存在“污染天堂效應”。在技術、市場以及資源等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環境規制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存在顯著的負向影響。此外，農村招商引資優惠、工業資本存量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的發展有顯著正向影響，技術因素對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有顯著負向影響。
為合理引導農村化學品企業發展和做好農村化學品污染防控工作，本文提出政策建議如下：第一，提高農村環境規制。第二，在有法可依前提下，提高農村環境規制執行力度，各級政府應將人、財、物等環保資源向農村傾斜。第三，警惕農村化學品企業在西部農村快速發展。第四，引導和推動農村化學品企業對包括防污在內的各項技術進行升級改造。
作者簡介：葛繼紅，女，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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