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不是新問題，而是與人類社會相伴生。二戰后，國際社會普遍認識到貧困絕不僅僅是經濟問題，而是事關人權、安全、和平的關鍵要素，因而擺脫貧困也被認為是國家對其人民所必須承擔的、無可推卸的基本責任。在全球層面，國際社會普遍認為，發達國家有責任為發展中國家減貧提供必要的物質援助和經驗參照。當“減貧”同時成為“國家責任”與“國際責任”的時候，這項偉大的事業不僅催生出一大批國際組織、機構，還促成了“發展經濟學”這門經濟學的誕生，因為只有經濟實現了持續健康發展，貧困也才有可能得到消除。
在實踐層面，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簡稱UNDP）作為聯合國下屬機構，自1965年成立以來便成為全球最大、最權威的多邊無償援助機構。作為聯合國從事全球計劃發展的網絡平臺，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倡導變革，并為170多個合作國家提供知識、經驗和資源，幫助人們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在理論層面，發展經濟學則是20世紀40年代后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主要研究經濟發展規律、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相互關系以及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社會發展規律等，旨在幫助落后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實現工業化，從而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長期支持、引領和資助下，發展經濟學已成為當代經濟學領域中的“顯學”。
在早期的國際減貧實踐與發展經濟學理論探索過程中，最開始人們通過直觀地觀察貧困問題而將之歸因于落后的“產業結構”。當時人們普遍認為，發達國家之所以能夠享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水平，是因為他們有當時先進的資本密集型大工業。相比之下，以農業或自然資源產業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勞動生產率水平則低下。而這種落后的產業結構又是由于發展中國家所存在的諸多結構剛性所造成的，譬如該國歷史文化等因素造成的居民低儲蓄率，或因為對價格信號不敏感而導致的市場失靈等。沿著這條思路，人們自然地得出推論：發展中國家要想徹底擺脫貧困，趕超發達國家，就必須依靠政府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以發展現代化大產業。
其實，這種發展模式在理論化之前便以不同的形式在世界多國進行實驗，包括“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蘇聯模式，以及二戰后在拉美、非洲、南亞國家所推廣的“進口替代戰略”等。他們都主要通過政府的直接干預來集中人力、配置資源，以發展本國的現代化先進產業，從而實現替代進口產品的目標。然而，除了蘇聯等極少數個案外，數十年的“進口替代”實踐，并沒有讓大多數這類國家發展起來、擺脫貧困。這種發展戰略實施初期，尚有五至十年的由投資拉動的快速經濟增長，可一旦他們將先進產業建立起來后，整個國家卻往往陷入停滯，甚至危機頻發，從而導致與發達國家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拉大。
傳統結構主義思維下的“進口替代”頻頻受阻，迫使人們在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反思，于是另一種發展——減貧政策開始出現。歷史的鐘擺仿佛滑向另一個極端，即從過去依賴政府實施減貧戰略直接轉向將政府干預視為產生貧困的源頭。這一思潮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差距不斷加大的原因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過多，從而造成政府失靈，使市場作用未能充分發揮。他們以經驗數據來論證：發達國家政府干預較少，市場作用發揮較充分，而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干預較多，所以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加大。他們強調，政府主導發展、干預市場不僅會導致資源錯配、市場失靈，還會導致尋租和腐敗以及隨之而來的效率低下及社會分配不公，從而既在國際層面拉大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又在國內層面拉開不同人群間的收入與財富分配鴻溝。
在上述思路下，20世紀80年代末，以抑制政府干預為宏旨的“華盛頓共識”開始興盛，并隨著西方對“冷戰”的勝利而成為全球主流范式。在少數西方國家及國際組織的大力推動下，一場經濟革命在眾多發展中國家悄然上演：“休克療法”、急速市場化、全盤自由化、激進私有化、全面消除政府干預、削減政府開支、取消公共服務等措施相繼推出。然而遺憾的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甚至要低于六七十年代，發生危機的頻率也更高。所以對他們而言，“華盛頓共識”并非靈丹妙藥，沒能幫助他們實現發展、脫貧致富。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紅旗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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