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我國鄉村地域差異顯著, 鄉村振興需分類有序推進。本研究立足于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 從資源、環境、人文、經濟等維度構建了度量鄉村綜合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和計量模型, 劃分了鄉村地域類型, 明確了分區發展途徑。結果表明, 我國鄉村綜合發展水平區域差異顯著, 呈現明顯的自東向西遞減規律;全國鄉村地域類型可以劃分為11個一級區和45個二級區, 不同類型區制約因子各異;鄉村發展水平差異是資源稟賦、功能定位、區位條件、政策文化等因子交互作用的綜合體現。地理環境是鄉村地域類型分異的決定性因素, 資源稟賦狀況是鄉村地域分異的關鍵因子, 人文和經濟因素在鄉村系統轉型發展中扮演著重要作用。通過對鄉村地域類型、特征及其分異機制的研究, 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推進提供了理論依據。
1、引言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1]。改革開放以來, 伴隨快速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 中國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1978—2016年間, 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從133.6元增長到12363元, 年均增長12.6%, 同期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比重由82.08%下降為42.65%。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 (2014—2020年) 》, 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預計將達到60%, 步入城鎮化中后期階段, 城鄉逐漸實現一體化發展。即便如此, 中國依舊有5億多人生活在鄉村, 農業、農村、農民“三農”問題仍是中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議題[2,3,4]。“三農”問題事關國民經濟社會的持續、穩定和健康發展[5]。改革開放初期 (1982—1986年) , 中共中央連續五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中央一號文件, 對農村改革和農業發展做出了具體部署。在這些國家政策的指導下, 各地積極實踐, 涌現了以珠三角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晉江模式為代表的農村城鎮化發展道路[6,7,8,9]。進21新世紀, 中共中央自2004年至2018年連續15年發布以“三農”為主題的一號文件, 強調了“三農”問題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的“重中之重”地位, 內容涉及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民增收、農業現代化、農業供給側改革等方面, 并在東部沿海地區開展了新農村建設的實踐。但這些鄉村建設實踐多為點狀式發展模式, 難以在全國范圍內大規模推廣。中國鄉村發展面臨的問題依舊突出, 包括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業基礎不牢固、農村發展壓力加大, “鄉村病”日趨嚴峻、多種矛盾加劇等, 成為新時代鄉村發展的重要挑戰[2]。
鄉村, 是指城市建成區之外的廣大鄉土地域[2,10,11,12]。通常來說, 傳統的鄉村是以第一產業為主, 第一產業從業者是鄉村的主體。隨著鄉村的發展演化, 其內涵逐漸擴大, 鄉村產業類型和主體日趨多元化。地域類型是指由若干發展條件、生產結構、發展特點和發展方向相類似的地區或單位組成并具有相對穩定性的地域單元, 是在一定的地理環境和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13]。據此, 鄉村地域類型可界定為在一定地域范圍內和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 在自然、技術、經濟、社會、文化等因素共同影響下形成的具有相似生產條件、功能特征和發展方向的鄉村地域單元或鄉村綜合發展體系。長期以來, 由于認知的差異, 學界對鄉村地域類型的研究側重于農業地域分異格局。直到20世紀70—80年代起, 鄉村發展過程中暴露出人口、就業、環境等諸多問題, 從而興起了鄉村空間類型、功能分類、鄉村經濟區劃等研究[14,15,16]。比如, 波蘭學者Stola從用地結構、就業結構、旅游和休養中心床位數等視角綜合考量了波蘭鄉村農業功能與非農業功能[17]。日本學者Yamamoto等基于農業人口就業的區域差異和城市影響強度的差異性將日本的鄉村劃分為都市鄉村空間、郊外鄉村空間、都市外圍鄉村空間等七種空間類型[18]。印度學者Sharma等在剖析農村非農勞動力比重與農村經濟多樣性關系的基礎上, 用非農勞動力比重刻畫了印度鄉村多樣性水平的區域差異, 將印度鄉村劃分為多樣性水平高、較高、較低、低四種類型[19]。由于農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地位, 國內關于鄉村地域類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區劃上。最具有代表性的工作如地理學家胡煥庸先生對全國農業區域進行了劃分[20,21]。1949年以來, 秉持地理學研究為國民經濟發展服務, 尤其是為農業發展服務的宗旨, 老一輩地理學者積極推進農業地域類型的理論與實踐研究[22,23], 編制了中國農業區劃初步方案[24]。改革開放后, 以周立三院士為首的專家小組歷時三年編制完成了《中國綜合農業區劃》, 將全國劃分為10個一級農業區和38個二級農業區, 并指明各區的發展方向和建設途徑[25]。新時期, 立足于“四化”協同發展, 劉彥隨等學者研制了中國現代農業區劃方案, 將全國劃分為15個農業一級區和53個農業二級區[2], 為促進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了重要決策參考。已有鄉村空間類型、功能分類、經濟分區和農業區劃為我國農業農村發展決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 然而, 已有研究側重于鄉村地區的空間類型、經濟和農業某一個單一領域, 很少從鄉村地域系統視角, 從自然、人文、社會、經濟等維度全面刻畫鄉村綜合發展水平。鄉村是一個復雜的巨系統, 其以產業為載體, 地域間存在物質與非物質要素的動態和靜態交互作用, 從而呈現出不同的發展過程、格局和空間形態[26,27,28,29]。
進入新時代, 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而這種不平衡不充分發展最突出體現在農村。為此, “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鄉村振興有助于重塑城鄉關系, 實現城鄉要素的平等交易和自由流動以及鄉村地域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然而如何振興中國的鄉村或者如何使鄉村振興規劃落地見效成為了新時代亟待攻克的科學問題和現實難題。我國地域遼闊、類型多樣, 各地理要素呈現出明顯的由南到北、由東到西、由東南沿海到西北內陸的地域分異規律, 城鄉空間格局的差異性也決定著鄉村地域類型的復雜多樣性[2,12,30,31]。2018年9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2018—2022年) 》, 提出分區分類推進鄉村發展。鄉村振興亟需尊重鄉村地域分異規律, 以破解鄉村發展面臨的問題為導向, 以補齊鄉村發展短板實現城鄉一體化為目標, 分區分類分級推進鄉村振興戰略[30]。鄉村振興戰略的分區分類推進亟需強化鄉村地域類型研究。因此, 立足于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 著眼于城鄉發展區域差異性特征, 本研究在構建縣域鄉村地域系統發展水平測度指標體系的基礎上, 綜合評價了我國鄉村發展水平, 診斷識別了鄉村發展的制約性因子, 并區劃了我國鄉村地域類型, 研究結果可為分區、分類推進鄉村振興國家戰略提供理論依據和決策指導。
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2.1 指標體系構建
鄉村是具有自然、社會、經濟特征的地域綜合體, 兼具生產、生活、生態和文化等多重功能。鄉村地域系統是由人文、經濟等構成的主體系統和資源、環境等構成的本體系統在一定的鄉村地域空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復雜開放巨系統, 是一種耗散結構系統[9]。其發展演化受鄉村發展內核系統和外緣系統的影響, 其中前者包括人口、土地、產業、文化等要素, 后者包括區域發展政策、工業化和城鎮化、體制機制等要素[9]。在這一過程中, 內核系統和外緣系統通過物質循環、能量轉換、信息交流相聯系, 推動著鄉村地區人口結構、產業結構、土地利用結構的變化和生產、生活、生態功能的演化。鄉村地域系統是城鄉各要素交互作用形成的開放系統, 鄉村發展受其內核驅動力、城市外援力和城鄉交互力的共同影響[32]。鄉村地域包括縣域及縣域內城關鎮、中心鎮、集鎮、中心村、行政村和自然村等村鎮集合[30]。因此, 基于前人的研究, 本研究采用縣域單元作為我國鄉村地域的代理指標。
鄉村發展內涵的綜合性決定了必須從多維度對鄉村發展水平進行綜合測度。基于鄉村地域系統理論, 本研究從環境系統、資源系統、人文系統、經濟系統4個維度綜合評價鄉村綜合發展水平。選取具體的指標時, 在遵循科學性、系統性、可操作性、簡明性等原則的基礎上, 研究著重突出鄉村發展的差異性和可比性。由于不同指標在刻畫鄉村發展水平時的重要性存在顯著差異, 采用商權法確定各指標的權重, 具體指標及權重如表1所示。考慮到各指標的量綱不一致, 采用極值法對各指標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由此, 得出鄉村綜合發展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式中:RDi為i縣的鄉村綜合發展指數;Sia、Rib、Hic、Eid分別為i縣環境系統、資源系統、人文系統、經濟系統第a、b、c、d項指標的標準化值;ωa、ωb、ωc、ωd為對應的指標權重。
為了更好地刻畫和甄別鄉村綜合發展水平的空間格局及分異特征, 基于公式 (1) 中得到的全國鄉村綜合發展指數, 利用自然斷點法 (natural breaks) 將鄉村綜合發展水平進行分區, 這一方法的優點在于每個分類間距可以擁有自己的寬度, 類中的要素數量也不相同, 適用于不均衡分布數值的歸類[33]。
具體來看, 自然環境是鄉村發展的本底, 因此選取海拔、坡度、地表破碎度來反映縣域地形地貌條件, 選取凈初級生產力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來表征鄉村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通常來說, 農業是鄉村的重要產業, 水土資源是農業發展的基礎, 因此選取人均耕地面積和年降雨量來反映鄉村發展的資源稟賦條件。在人文發展方面, 人是鄉村發展的主體, 對鄉村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 相應地選取農村人口老齡化和受教育程度來表征鄉村人口質量。由于城鄉之間存在著廣泛的相互作用, 因此選取城鎮化率、城鄉居民收入差異來表征城鎮對鄉村發展的影響與城鄉融合發展程度。同時, 鄉村作為區域的組成部分, 存在著廣泛的對內和對外聯系, 因此采用道路交通密度來表征鄉村對外聯絡和對內溝通的難易程度。此外, 農業機械化水平反映了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的高低, 農村人口外流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城鎮對鄉村人口的吸引力。在經濟方面, 地區經濟發展狀況構成了鄉村發展的大背景, 因此選取人均GDP、人均消費水平和地方財力狀況來表征地區對農村產品的消費需求和支撐狀況, 同時采用農業發展優勢度來體現地區經濟發展背景下的農業發展狀況。鄉村發展最終要為人服務, 選取農民收入水平來體現農民在發展過程中的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狀況。從指標極性來看, 除海拔高度、坡度大于15°面積占比、地表破碎度等地形地貌指標為負向指標外, 其余均為正向指標, 與鄉村發展水平呈現不同程度的正相關關系。
2.2 鄉村地域類型劃分方法
分區是指基于一定的地理要素對地域進行區域劃分, 以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間分異特征及其規律[34]。在這一過程中, 區劃原則是制定區劃方法, 形成區劃體系的重要依據[2], 通常包括綜合性原則、主導因素原則、資源利用與環境整治相一致原則、綜合分析與主導因素相結合原則、多級劃分原則等[35,36]。新時代的鄉村地域類型劃分要服務于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重在診斷出鄉村發展的短板和不足, 從而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依據。由于同一鄉村發展類型在發展基礎、結構特征、生產組合、發展方向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因此, 在前述構建的指標體系基礎上, 借鑒相關研究成果[2,33,37], 中國鄉村地域類型的劃分遵循的原則包括綜合性測度和主導性因素相結合、資源環境基礎與社會經濟發展相結合、發展現狀與發展方向相結合、定量綜合評價與定性描述分析相結合、空間連續性與區內一致性相結合。
在一定地域空間內, 自然地理環境與社會經濟要素之間綜合作用構成具有內在聯系和空間規律的人地關系地域系統, 由此使得區劃成為地理學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工作方法[37]。基于鄉村發展水平的綜合測度, 結合環境子系統、資源子系統、人文子系統、經濟子系統各指標, 采用聚類分析對我國鄉村地域類型進行一級分區, 并在分區數量的合理性、類型的明確性、對象的互斥性、要素的科學性等基本要求的基礎上, 采用“自上而下”的分類法確定具體的分區, 形成中國鄉村地域類型大區 (一級區) 和亞區 (二級區) 的劃分。在二級分區名稱上, 采用“地域范圍+主導因素+發展水平”的命名法則 (圖1) 。
2.3 數據來源及處理
本研究所使用的縣級行政單元矢量數據 (不含港、澳、臺地區, 下同) 來自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 (http://www.resdc.cn) , 時間為2015年。以2015年為基準年份, 對2010年至2015年期間涉及行政區劃調整的縣域行政單元進行歸并、對應等操作, 并剔除無鄉村人口分布的縣級行政單元和冷湖行委、大柴旦行委、茫崖行委三個政府派出機構。同時, 為滿足研究之需, 將各地市的中心城區合并一個研究單元, 最終處理后的數據包含2321個縣級單元。對于少數數據缺失的區縣, 采用相鄰年份數據補齊或者利用縣級單元所在地級市的平均值予以替代。DEM數據下載于WebGIS (http://www.webgis.com/index.html) , 年均降雨量 (1980—2015年) 、凈初級生產力 (2000—2010年) 、土地利用 (耕地面積, 2015年) 等地理要素數據來源于中國科學院資源環境科學數據中心, 2015年全國道路交通數據來源于國家基礎地理信息中心 (http://www.ngcc.cn) , 社會經濟發展數據來源于《中國縣域統計年鑒》 (2011年、2016年) 和各省、市、自治區2016年統計年鑒及各區縣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人口數據來源于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和2010年各省、市、自治區人口普查資料。
3 結果分析
3.1 中國鄉村發展水平空間格局及其分異特征
將獲取的各子系統指標數據及權重經標準化處理后, 根據公式 (1) 得到我國綜合鄉村發展水平, 并對評價結果進行歸一化處理。基于鄉村綜合發展指數, 采用自然斷點法將鄉村綜合發展水平指數劃分為5個等級, 分別為低水平區 (0～0.26]、較低水平區 (0.26～0.43]、中水平區 (0.43～0.56]、較高水平區 (0.56～0.69]和高水平區 (0.69～1.00] (圖2) 。從各類型區占比來看, 五個等級區占全國的比例分別為7.46%、15.52%、27.16%、39.08%、10.78%。基于綜合評價結果可知, 我國鄉村綜合發展水平呈明顯的空間異質性特征, 這與縣域社會經濟發展階段、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自然資源稟賦等因素密切相關。
(1) 低水平區 (RD≤0.26) 。主要分布在除湟水谷地和柴達木盆地以外的地勢第一階梯及其外圍地區, 這些地區高山大川密布, 地勢險峻多變, 氣候寒冷, 土層淺薄, 綜合自然條件極其惡劣, 農業生產活動的限制性條件尤為突出。同時, 由于自然條件的限制, 區內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滯后, 鄉村主體發展內生動力不足, 對內對外交通不便, 城鄉要素流動性不強, 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緩慢, 城鎮對鄉村的帶動作用有限, 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且易受極端氣候事件、自然災害等沖擊波動性大, 區內貧困人口集聚, 多數地區屬于現階段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 亦是當前國家脫貧攻堅亟待攻克的深度貧困地區。
注:此圖根據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標準地圖 (審圖號:GS (2016) 1569號) 繪制而成, 底圖無修改。
(2) 較低水平區 (0.26
(3) 中水平區 (0.43
(4) 較高水平區 (0.56
(5) 高水平區 (0.69
3.2 中國鄉村地域類型分區
鄉村地域類型的劃分重在從特定空間單元中識別出在資源、環境、人文、經濟等方面具有較高相似度的地域子單元, 使得不同子單元之間差異性盡可能大。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分區過多會導致分區地圖過于混亂, 而分區過少又難以發現存在的地域分異規律[30], 因此, 選擇適當的聚類分析方法成為能否有效劃分鄉村地域類型之關鍵。通常來說, 聚類分析方法主要有統計方法、機器學習方法、神經網絡方法、面向數據庫的方法等。其中, 自組織神經網絡 (Self-organizing maps, SOM) 作為一種無監督學習方法, 能通過網絡結構的自主執行尋找數據中的內在規律和本質屬性, 進而將數據劃分為不同的類別, 是腦認知科學和數據挖掘的有機結合[38]。SOM通過競爭學習的方式在隱藏層找到與輸入數據最匹配的節點, 無需事先確定分類個數, 適合于聚類數目未定的多為數據聚類分析。借鑒前人的研究[27,36], 本研究亦采用SOM模型對我國鄉村地域類型進行劃分。結合實際情況, 具體操作過程中對分區結果進行了微調, 確保分區結果的空間連續性和區內一致性, 據此進一步從發展水平、要素稟賦、城鄉融合發展狀況角度等進行二級區劃分。
基于對各子系統的綜合評價, 對SOM模型的進行多次調試, 并結合上述區劃原則對模型結果進行微調, 最終劃定我國鄉村地域類型的11個一級區和45個二級區 (圖3) 。一級區主要特征如表2所述, 二級區名稱見表3。
注:此圖根據國家測繪地理信息局標準地圖 (審圖號:GS (2016) 1569號) 繪制而成, 底圖無修改。
3.3 中國鄉村地域分異特征及其分區發展途徑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旨在實現鄉村地區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發展目標, 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但是, 由于自然條件、資源稟賦狀況、經濟基礎等差異, 以及受區位條件、歷史文化等多種因素影響, 不同地區鄉村發展水平差異明顯, 面臨的挑戰和困難也迥異。因此, 著眼于區域差異, 鄉村振興宜因地制宜、循序漸進, 基于各鄉村發展分區的主要限制性因素, 明確發展方向和發展途徑。借鑒劉彥隨等對中國現代農業分區發展的思路[2], 結合本研究劃定的鄉村地域類型區內制約鄉村發展的主導因子, 研究提出我國鄉村地域類型一級區發展途徑如下:
(1) 新疆區 (Ⅰ) , 包括新疆北部、天山山區以及天山南麓塔里木河地區。該地區土地資源豐富、光照和水資源條件充沛, 鄉村整體發展基礎較好, 但是面臨基礎設施建設不足、生態環境脆弱、城鄉融合發展水平較低、水資源季節性強等問題, 鄉村發展屬于較低水平。未來, 該地區在鞏固現有特色農業生產種植的基礎上應強化推廣節水保育技術, 提升農業機械化和標準化, 同時積極推進以道路交通為主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城鎮化發展, 強化區內區外聯系和城市對鄉村的帶動作用。
(2) 青藏高原區 (Ⅱ) , 包括西藏、青海、南疆、四川西部等地勢第一階梯及其外圍過渡地區。該區為氣候高寒、地形起伏、生態環境極為脆弱、自然災害特別是地質災害多發頻發, 鄉村發展基礎薄弱。同時, 該地區基礎設施條件建設嚴重滯后、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緩慢、城鄉發展差距大、受教育水平低等劣勢突出, 鄉村發展水平較低, 是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分布最廣的區域。依據國家主體功能區劃, 青藏高原區是我國的生態屏障和水源涵養區, 需重點做好保護多樣、獨特的生態系統, 依托其獨特的地理環境和后備資源, 發揮涵養大江大河水源和調節氣候的作用。因此, 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 應稟持綠色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和山水林田湖草有機生命共同體的發展理念, 充分發揮其特有的后發優勢, 注重保護和傳承民族文化, 在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基礎上推進現代農牧業、生態旅游業等生態型產業的發展, 走生態產業化發展路徑, 注重減災與減貧的有機結合。
(3) 內蒙古高原區 (Ⅲ) , 包括內蒙古中東部的烏蘭察布高原和錫林郭勒高原、鄂爾多斯高原、阿拉善高原和河西走廊。該區地勢平坦, 為中國重要的草牧業區, 近年來隨著氣候條件的改善, 大量邊際土地被開墾為耕地, 耕地資源增長迅速。同時, 資源開發導向下的經濟快速發展, 為鄉村發展創造了條件, 鄉村發展整體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但是, 由于地區生態環境脆弱, 資源型產業突出, 可持續發展成為該區面臨的重要問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實現, 應在生態保育的基礎上積極推進現代種養殖業和草牧業的發展、優化農業種植結構, 實現一二三產融合發展。同時, 加強基礎設施配套, 強化城鎮化和工業化對鄉村發展的帶動作用。
(4) 東北區 (Ⅳ) , 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三省及內蒙古東部地區, 包括東北平原和大小興安嶺地區。該區整體地勢平坦開闊、土壤肥沃, 自然資源稟賦較好, 是我國重要的糧食主產區和林業生產基地, 加之開發歷史悠久和工業化、城鎮化的帶動, 鄉村發展水平較高。但近年來該地區耕地資源退化、大規模的荒坡和濕地邊際土地開墾等人類活動加劇了本已脆弱的生態環境, 同時由于計劃經濟背景下僵化的體制機制, 區域城鄉和經濟轉型升級壓力大。因此, 鄉村發展亟需優化土地利用結構, 構建現代農業生產體系, 推進鄉村地區產業升級和一二三產融合發展, 從而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競爭力。
(5) 黃土高原區 (Ⅴ) , 包括山西、寧夏南部、陜西秦嶺以北地區和甘肅東南部地區。該區是我國重要的經濟林果生產區, 但地塊破碎、坡耕地多, 農業生產條件差, 廣種薄收普遍, 同時水土流失嚴重、生態環境脆弱, 治理難度大, 鄉村發展處于中等偏下水平。本區雖然能源資源豐富, 但是地區能源開發與經濟發展聯系不緊密, 帶動鄉村發展的作用不明顯, 同時由于氣候變暖和單一農業生產結構, 土地開墾現象普遍, 加劇生態環境壓力。未來, 鄉村發展應著眼于強化生態保育, 加大生態補償力度, 借助國家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政策, 繼續開展溝道土地綜合整治, 充分挖掘土地生產潛能, 優化農業生產結構, 同時借助氣候變暖趨勢, 積極探索“一季變 (改) 兩季”農業發展模式, 大力發展特色林果業、設施畜牧業等, 拓展農民增收途徑, 強化鄉村對城市發展的支撐作用和城鎮對鄉村發展的帶動作用, 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6) 黃淮海平原區 (Ⅵ) , 包括北京市、天津市、山東省和河南、河北兩省大部分地區以及江蘇、安徽兩省北部地區, 主要由黃河、淮河、海河等河流沖擊而成, 光照、熱量、水土資源等要素匹配良好, 地勢平坦開闊, 農業生產條件優越, 交通條件較好。但是, 在悠久的開發歷史基礎上和在地區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的帶動下, 鄉村發展水平較高。但是, 這一地區農村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等“鄉村病”問題突出, 農業產業化、信息化發展不足。此外, 該區地下水超采嚴重, 尤其是華北平原形成了我國最大的漏斗;環京津冀地區仍有大規模的貧困人口集聚。在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 應注重現代農業與工程技術的結合, 優化農業種植模式和農業生產結構, 積極培養現代農業經營主體, 促進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2], 強化其作為全國重要農業生產基地的地位。
(7) 東南沿海區 (Ⅶ) , 包括長三角和浙江省、福建省等農村地區。該區人口密度較大, 耕地資源人均占有量不足, 但光、熱、水等資源條件好, 環境承載能力強, 是中國重要的水產品生產基地和經濟作物種植區。同時, 作為中國經濟發達地區, 快速發展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對鄉村帶動能力較強, 鄉村發展水平整體較高。但是在發展過程中, 農村人口老齡化、農地非農化、耕地撂荒、青壯年勞動力外流等問題突出, 區域農業生產功能下降明顯。作為城鎮化優化開發區域和農業重點開發區域, 在現有的鄉村發展基礎上, 該區應創新土地經營方式, 優化城-鎮-村空間格局, 推進鄉村地區產業的橫向和縱向聯系, 推進區內和區外產業的融合發展, 大力發展外向型、都市型、高品質的多功能產業, 提升要素資源的效益和效率, 走產業生態化鄉村振興道路。
(8) 長江中下游區 (Ⅷ) , 包括湖南省、湖北省中部和東部地區、安徽南部地區、河南南部部分地區、南嶺地區和桂北山地區。該區人均耕地面積少, 但光照和熱量條件好, 降水充沛, 資源環境承載能力強, 為鄉村地區的產業發展奠定了基礎, 同時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推動了鄉村地區的發展, 鄉村整體發展水平較高。在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 該區發展面臨著土地退化、基礎設施建設難以滿足地區發展需要等問題。因此, 亟需強化土地整治、優化開發格局, 大力發展以旅游業為主的第三產業, 促進農業結構調整和鄉村經濟社會轉型發展, 服務于與產業多元化發展和產業增效、農民增收的發展目標。
(9) 華南區 (Ⅸ) , 包括廣西中部和東部的山地丘陵區、南嶺山脈以南的廣東全部和海南省, 是中國的熱帶作物區。該區整體自然條件優越, 農業生產結構多樣化, 較完善的基礎設施配套為工業化和城鎮化帶動作用的發揮創造了條件, 為全國鄉村發展水平第二高的區域。但是, 作為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域之一, 珠三角對區內鄉村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相對較弱, 同時在這一過程中鄉村地區的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基于現有的發展基礎, 未來應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配套, 推進鄉村地區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同時強化珠三角對鄉村發展的帶動作用。
(10) 四川盆地區 (Ⅹ) , 包括陜南地區、四川中東部、重慶大部分和湖北西部地區。該區以盆地和山地為主, 自然資源豐富、農業類型多樣, 但人口規模大導致人均耕地面積小, 農村人口老齡化、人口外流率較高等問題嚴重, 區內工業化和城鎮化對鄉村發展的帶動作用有限, 鄉村發展處于中等水平。秉持可持續發展理念, 本區鄉村發展應處理好保護與發展的關系, 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 構建多元化的農業經營體系, 發展綠色有機農業, 強化對外交通聯系, 發揮成渝城市群對區域鄉村發展的帶動和輻射作用, 既滿足城鎮化的發展需要, 也為城鎮發展提供生態屏障。
(11) 云貴高原區 (Ⅺ) , 包括云南和貴州兩省大部分地區以及廣西西部地區。該區喀斯特地貌廣布, 河流深切作用顯著, 地形復雜、起伏度大, 耕地資源少且貧瘠, 石漠化問題突出, 交通基礎設施落后, 農業農村發展限制性因素突出。落后的基礎設施使得區內區外聯系不便, 低水平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對鄉村發展的帶動作用不強, 農村居民收入水平低且與城鄉差異大, 鄉村整體發展水平低, 農村貧困化、主體老弱化等問題嚴重。作為中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少數民族集聚地, 本區鄉村振興旨在生態保育的基礎上發揮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物種優勢, 加快發展多元化的農業生產體系和生態旅游業, 依托鄉村旅游業振興農村經濟。同時, 完善基礎設施配套和農業中小型機械, 強化城鎮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 建設區域性優質高端農產品市場體系, 提升農民技能和收入水平。
4 結論與討論
鄉村振興國家戰略明確提出鄉村振興要分類有序推進。鄉村地域類型研究是有序分類推進鄉村振興戰略的前提和基礎, 有利于理清鄉村發展思路, 明確鄉村振興各項任務優先序, 同時有利于統籌安排各類資源, 集中力量、突出重點, 加快補齊鄉村發展短板, 優化鄉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 同時也有利于引導城鎮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 促進城鄉融合。面向鄉村振興國家戰略, 立足于人地關系地域系統理論, 本研究從資源、環境、人文、經濟四個維度刻畫了我國鄉村綜合發展水平, 并對鄉村地域類型進行了分區, 揭示了鄉村地域分異機制, 研究提出了鄉村地域系統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及鄉村振興途徑。得到以下主要結論:
(1) 我國鄉村綜合發展水平具有明顯的區域差異, 突出表現為由東向西的遞減規律, 東部地區鄉村發展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 鄉村發展水平低、較低、中、較高和高的區域分別占7.46%、15.52%、27.16%、39.08%和10.78%, 可見我國50%以上的鄉村地區處于相對較低發展水平。
(2) 我國鄉村地域類型可分為11個一級區和45個二級區, 其中11個一級區分別為新疆區、青藏高原區、內蒙古高原區、東北區、黃土高原區、黃淮海平原區、東南沿海區、長江中下游區、華南區、四川盆地區、云貴高原區, 其中一級分區綜合反映了區域氣候、地形、主體功能等特征, 二級分區則體現了農業地域分異的復雜性。
(3) 地理環境是鄉村地域類型分異的決定性因素, 資源稟賦狀況或資源類型是鄉村地域分異的關鍵因子, 人文和經濟因素在鄉村地域系統轉型發展中扮演著重要作用。鄉村地域分異的內涵表現在發展水平和產業結構的差異, 鄉村發展水平的差異是各地區資源稟賦、功能定位、區位條件、文化政策、歷史背景等諸多要素交互作用的綜合體現。
(4) 以破解問題為導向、實現鄉村可持續發展為目標, 基于對區內鄉村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的深度剖析, 本研究提出了分區分類的鄉村發展途徑, 從而為我國鄉村振興和鄉村地域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決策參考。比如新疆區強化推廣節水保育技術, 強化區內區外聯系和城市對鄉村的帶動作用;青藏高原區走走生態產業化發展路徑;內蒙古高原區應積極發展現代種養殖業和草牧業;東北區應著重優化土地利用結構, 構建現代農業生產體系, 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競爭力;黃土高原區應加大生態補償力度, 積極探索“一季變 (改) 兩季”農業發展模式, 大力發展特色林果業、設施畜牧業等;黃淮海平原區應注重現代農業與工程技術的結合, 優化農業種植模式和農業生產結構, 積極培養現代農業經營主體;東南沿海區走產業生態化鄉村振興道路;華南區應進一步完善基礎設施配套, 推進鄉村地區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同時強化珠三角對鄉村發展的帶動作用;長江中下游區應強化土地整治、優化開發格局, 大力發展以旅游業為主的第三產業;云貴高原區需加快發展多元化的農業生產體系和生態旅游業, 依托鄉村旅游業振興農村經濟。
統籌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旨在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從各層面厘清“三農”問題產生之根本, 從而明確補短板之方向。現階段, 西部地區的鄉村發展整體處于較低水平, 鄉村振興是以擺脫貧困、消除絕對貧困和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為主, 應從制度創新、體制轉變和和功能提升的角度來切入推進;東部地區鄉村發展水平較高, 工業化和城鎮化的輻射帶動作用較強, 鄉村振興應以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為主。鄉村振興戰略的順利推進應立足于鄉村地域類型, 進一步強化城郊融合型、集聚提升型、特色保護類型、搬遷撤并型等村莊類型、特征及其振興路徑的研究。鄉村振興要求實現鄉村地區產業、人才、文化、生態和組織的全面振興, 本研究主要是從資源、環境、人文、經濟等角度對鄉村綜合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進行了研究, 而對鄉村地區的組織建設、文化傳承等要素考慮不足, 未來研究中需要進一步強化。
基金： 中國科學院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資助 (XDA23070301);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 (41871183;41601172); 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面上項目 (2016M591105);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地理研究2019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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