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明代糧長的起源
摘要:明代糧長起源于宋朝的催稅人，北宋前期為由鄉村上戶充當的里正衙前，中期改為戶長，后期為甲頭或大保長。南宋前后和各地實行不同制度，同時出現了稅長和苗長，是為明代糧長的濫觴。
關鍵詞:宋朝；糧長；催稅人
早年在探討宋朝的職役制度時，拜讀前輩梁方仲先生的《明代糧長制度》一書，頗受啟發。梁先生注意到糧長的起源，在第一章《糧長制的歷史淵源及其設立目的》中，從秦、漢到唐朝末年講起，涉及宋朝的內容，他根據馬端臨《文獻通考·職役考》和《宋史·食貨志·役法》，提到“當時‘保正副、耆戶長，僅執催科奔走之役。’‘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為奸，或匿財以規免’。兩宋對于掌催征之保正、戶長等役的改革，和對于一般役法的改革大致相同，即初行差役制，繼行募役制，最后行義田助役制，然終無補于事，且愈改愈弊，從此鄉職與胥役便混而不可分了。這是隨伴著官僚主義中央集權進一步底發展而產生的現象。”至于元代，梁先生則依據《元史·食貨志·農桑》《新元史·食貨志·農政》《大元通志條格·理民》等，從設立村社制的社長、里長、村主首，來論述統治者“利用他們來作榨取農民”。隨后，直接探討明代糧長的設置、職務和特權、演變等[1]。受此啟發，筆者開始注意到明代的糧長、元代的社長和主首與宋代的關系，希望能找到糧長、社長和主首的歷史淵源。
確實，明代初年創立糧長制度期間，制度的設計者并沒有明確指出這一制度與宋朝的關系，更沒有人直接提到是依照宋朝的稅長和苗長而設置。這就留下了本文試圖解決的一個課題。
一、北宋鄉村的催稅人
北宋前期，州縣的各種職役即“色役”實行輪差民戶法，故又稱差役法。其中，又分“鄉役”和“吏役”兩種。鄉役有里正，負責催督賦稅；戶長承接“符帖”即官衙的公文；耆長、弓手和壯丁督察盜賊。吏役則有衙前，主管官物；人吏、帖司、書手，掌管案牘；手力、散從官，供官員趨使，等等。其中，最引起人們注意的是衙前役。由于該役負責主管官府的庫藏，運輸官物，經常折耗賠償，往往破家蕩產，因此負擔最重。所以，最初由鄉村上戶充當的里正兼任，稱為“里正衙前”[2]卷五：歲役志。戶長的職責在承接官府公文外，也與里正以其“掌課輸”即催督賦稅。里正在鄉村第一等戶中輪差，戶長則在第二等戶中輪差[3]①。陳耆卿等《嘉定赤城志》也有相關記載：“鄉書手：國初，里正、戶長掌課輸，鄉書手隸焉，以稅戶有行止者充，勒典押、里正委保。天圣后，以第四等戶差。”[4]卷17：吏役門·縣役人這說明北宋前期，里正、戶長負責催督本鄉、里的賦稅，鄉書手則隸屬里正[5]卷14：版籍類五·州縣役人，類似會計、秘書、文書之職，協助里正催督賦稅。
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由于里正擔任衙前之役過重，各地情況相同，遂廢除里正，改差戶長。是年四月，知并州韓琦上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芶脫溝壑之患，殊可傷痛。”他指出“國朝置里正，主催稅及預縣差役之事，號為脂膏”，后來“遂令役滿更入重難衙前。承平以來，科禁漸密，凡差戶役，皆（縣）令、佐親閱簿書，里正代納逃戶稅租及應無名科率，亦有未曾催納，已勾集上州主管綱運”。據此建議“其稅賦只令戶長催輸，以三年為一替”。京畿、河北、河東、陜西、京西等路轉運使司經過“相度利害”，都認為韓琦所議為便[6]卷179，4330。于是，實行戶長催稅之制。
神宗熙寧五年（1072年），廢除戶長；六年，實行保甲法，始設保正副、大小保長，負責“譏察盜賊”；七年，改為主戶每十戶至三十戶輪流派差保丁一名，充當甲頭，主管催租稅、常平、免役錢，每一稅一替[7]卷263，6436-6437。甲頭別稱“催稅甲頭”，后又簡稱“催頭”。神宗起初對實行甲頭催稅制有所懷疑，說；“已令出錢免役，又卻令保丁催稅，失信于百姓”。王安石解釋說：“保丁、戶長，皆出于百姓為之，今罷差戶長充保丁催稅，無向時勾追牙集科校之苦，而數年或十年以來方一次催稅，催稅不過二十余家，于人無所苦。”堅持推行甲頭催稅制。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下詔府界及各路廢除甲頭催稅制；復置耆長和壯丁，但并非實行輪差舊法，而是雇募人戶充當，“等第給雇錢”[8]卷364，8711。不過，稍后又作調整，規定耆長、戶長和壯丁的差役，必須“正身充役”，即不準雇募他人替代。這是“元祐差役敕”的規定[9]卷45：御史中丞論時事札子八首·論衙前及役人不便札子。紹圣元年（1094年）九月，廢除耆長、戶長、壯丁（保丁）法，以保正長代替耆長，以甲頭代替戶長，以承帖人代替壯丁[10]食貨65之67《免役》，6190。不久，又恢復輪差保正、長法，廢除甲頭，由大保長催稅；其中保正、長不愿被官府雇募者，仍舊實行舊法，雇募稅戶（主戶）充當耆長、戶長及壯丁[11]卷12：國朝州郡役人之制。徽宗政和七年（1117年）李元弼撰《作邑自箴》記載，此時又實行戶長和甲頭催稅制。此制規定，每年縣衙在開始征稅時，知縣發給戶長帖子，令其催收。知縣又先統計全縣共有多少名戶長，“每一名戶長管催若干戶，都若干貫、擔、匹、兩”；各戶長“各具所管戶口，及都催稅賦數，須先開戶頭所納大數（謂三十戶為都計數），后通結計一都數，以一冊子寫錄，每一限只令算結催到現欠數，親將比磨”。縣衙還在各村張貼榜文，“大字楷書，告示人戶”，申明只差甲頭，“更不刬刷重疊差人下鄉”。同時，將稅物的品種和數額，“逐戶給單子，紐定折納數目，印押訖”，交給甲頭“赍俵”即分發，“免得將來計會”②。北宋鄉村的催稅人，大致上經歷了由里正、戶長、甲頭等的變化歷程，但尚未出現稅長和苗長。
二、南宋鄉村的催稅人
南宋鄉村的催稅人，前后仍然出現較多變化，而且各地實行不同制度；同時，開始出現了稅長和苗長。
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福州廢除戶長催稅，復置甲頭[12]卷14：版籍類五·州縣役人，7898。建炎四年八月，廣南西路轉運司提刑司上疏說：“今乞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以村疃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催納租稅、免役等錢物，委是經久利便。”高宗下詔“依”；同時，又命令兩浙、江南東西、荊湖南、福建、廣南東路州軍“并依此”，即照章推廣。紹興元年（1131年）正月初一，發布“德音”：“東南州縣比緣差保正、副，代戶長催稅，力不勝役，抑以代納，多致破產。已降指揮，罷催稅戶長，依熙豐法以鄉村三十戶，差甲頭一名催納，以紓民力。”“德音”還提到各地并未認證執行這一“指揮”，“人戶未獲安息”。因此，再次重申“仰逐路州縣遵依已降指揮，疾速施行。如敢違戾，許人戶越訴，提刑司覺察以聞，當議重置典憲”。值得注意的是，這里初次出現了“催稅戶長”一詞。五月二十三日，朝散郎呂安中上書說：“契勘催納二稅，依法每料逐都雇募戶長或大保長二名，系是官給雇錢。自建炎四年秋料為頭催稅，每三十家為一甲，責差甲頭催納。其雇募戶、保長，更不復用；所有雇錢，只在縣樁管。此錢既非率斂，又不預省計，乞督責諸縣每年別項起發，以助經費。”高宗下詔“依”，并命令各路提刑司“依經制錢條例拘收起發”。從呂安中的奏疏和高宗的批示，可知：一、從建炎四年秋稅起，恢復“熙豐法”，凡鄉村主戶每三十家為一甲，輪差一戶充當甲頭，負責催本甲的賦稅。二、原來各都每料雇募戶長或大保長二名，現皆取消。三、原來的戶長或大保長的雇錢，從今起由各縣作為經制錢上繳朝廷。九月十三日，又有官員上疏，指出使用甲頭催稅，使甲頭“受害，又十倍于保長”。他認為以前所差大保長，“皆選差物力高強、人丁眾多”的富戶，“其催科則人丁既壯，可以編（遍）走四遠。物力既強，雖有逃亡死絕戶，易于償補”。然而現今所置甲頭，有五大“不便”：一是甲頭的設置，“不問物力、丁口，雖至窮下之家，但有二丁，則以一丁催科”。他們“既力所不辦，又無以償補，類皆賣鬻子女，狼狽于道”。二是原來大保長催稅，“每一都不過四家，兼以保正、副事皆循熟，猶至破產”。現今的甲頭，每一都一料至少須催三十家的稅，因此“破產者又甚眾”。三是“田家”即“夏耘秋收，人自為力；不給，則多方召募，鮮有應者”。如今甲頭“當農忙”時，“一人出外催科，一人負擔赍糧，叫呼趨走”，即使能夠“應辦”，“官司亦失一歲之計”。以一都計算，則“廢農業者六十人”；以一縣、一州、一路計算，則“數十萬家不得服田力穡矣，此豈良法哉”？四是保長中“多有慣熟官司人，鄉村亦頗畏之”。即使如此，“猶有日至其門，而不肯輸納者”。如今的甲頭“皆耕夫，豈能與形勢之家、奸滑之戶立敵，而能曲折自申于私哉”！因此，“方呼追之急，破產填備，勢所必然”。五是“自來輪差保長，雖縣令公平，亦須指決論訟，數日方定”。不然，縣衙的“群胥之恣為高下，唯觀賕賂之多寡”，此事最為“民所憤怨者”。現今輪差甲頭，“每科一替”，其中“指決論訟之繁”，“群胥”“受賕納賂之弊”，“必又甚于前日”。預計“東南之民自此無寧歲”。因此，他建議停用甲頭催稅，“且令大保長同保正、副依舊催科”。當然，如果朝廷“念其填備破產，則當審擇縣令，謹戶賬之推割，嚴簿籍之銷注，申戒逃亡戶絕之令，又安有保正、長破產之患哉？”最后，指出其危害是“不知出此，而但務改法，適足為賊吏之資耳”。經過戶部官員十多天的討論研究，到十月初五日，上疏說：“奉詔勘當臣僚所言改差甲頭不便五事”，由于甲頭催科“系于主戶十戶至三十戶，輪一名充應，即是不以高下、貧富，一等輪差”，而大保長是從小保長內“取物力高強者選充，既兼戶長，管催稅租等錢物，即系有力之家，可以倚仗”。因此“欲乞依臣僚所乞事理施行”。高宗批準了這一提議。這意味著從此確定取消輪差甲頭催稅，而改行大保長催稅制[10]食貨65之76-77《免役》，6194-6195。依照大保長催稅制度的設計官員的用意，已經充分考慮到減輕直接生產者—鄉村下戶的差役重負，這無疑是對維持農業生產的正常運轉是有利的。
但是，任何完善的制度，不能很好的貫徹執行，仍舊只是一紙空文。紹興三年（1137年）二月二十六日，提舉淮南東路茶鹽公事郭揖上疏，明確指出吏人對大保長催稅制的破壞。他說：“差役之法，吏掾為奸，并不依法”。本來“五家相比者為一小保”，他們“卻以五上戶為一小保，于法數內選一名充小保長，其余四上戶盡挾在保丁內。若大保長缺，合于小保長內選差；保正、副缺，合于大保正、長內選差。其上戶挾在保丁內者，皆不著差役，卻致差及下戶，故當保正、副一次，輒至破產，不惟差役不均，然保伍之法亦自紊亂矣。”他提議，自今起“免役公文內選‘保正’二字下刪去‘長’字”。這樣“選差”，“上戶不能挾隱，不須更別立法，自然無弊”。高宗下詔令戶部在五日內“看詳”，而后申報尚書省。稍后，戶部上奏說：據“臣僚所言，止謂關防人戶避免充催稅大保長，多是計會系干人，將有心力之家，于小保下排充保丁，致選差不到。”現今“欲乞今后令州縣先于五小保內，依法選有心力、財產最高人充保長，兼本保小保長祗應”。其中，大保長的年限、替期、輪流選差，“并依現行條法施行”。其余皆“依臣僚所乞”。這樣，州縣“奉行，不致隱挾上戶卻充保丁之弊”[10]食貨65之78《免役》，6195。
到紹興四年（1138年）正月二十四日，御史臺檢法官李元瀹再次上書論“大保長代戶長催納稅租事”說：“凡戶絕逃亡，未曾開落，若詭名戶無人承認，及頑慢不時納者，以官司督迫、箠楚之故，率為填納，故多致于壞家破產”。他提議“現充保正、長人將替，縣令前一月，按產業簿，依甲乙次第選差”。高宗下詔戶部“看詳”。隨后，戶部匯報李元瀹“所陳，皆有條法，欲申嚴行下諸路州縣，委監司常切鈐束；違戾者仰案舉”。高宗批示同意[10]食貨65之79《免役》，6196。據熊克撰《皇朝中興紀事本末》卷28紹興四年（1138年）正月甲戌（24日）記載，“先是，御史臺檢法官李淪論保正、稅長之弊，上諭宰執曰：‘役法推行寢久，失其本意，致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民力重困，此宜講究。’。”及至此日，高宗又說：“原淪所論，乃是民事，祖宗法固不可改，然民事急務也。孟子所謂民事不可緩，其令州縣條利害上之。”[13]569值得注意的是初次將“催稅戶長”簡稱“稅長”。熊克《中興小紀》卷16紹興四年（1138年）正月甲戌也記載此事，不過御史臺檢法官李淪則寫作“李元瀹”[14]。九月十五日，朝廷頒布“明堂赦”說，福建路的保正、保長和大、小保長只管緝捕逃亡軍人及私販禁物、斗訟、橋梁、道路等事，其余承受縣衙追呼公事、催納二稅等物，“并系耆、戶長、壯丁承行”。但現今兩浙、江南等路各縣，并不雇募耆、戶長、壯丁，卻差保正副和大小保長“干辦”，又“責令在縣衹候差使”。因此，保正副和大小保長“費用不貲，每當一次，往往破蕩家產，遂詭名挾戶，規免差使，深可矜恤”。從今起，各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同共相度，可與不可并依福建現行事理，或量增役錢，以充雇募耆、壯、戶長之費”；同時，規定“自今不得更令保正副、大小保長在縣衹候承受差使”[10]食貨65之79-80《免役》，6196。這意味著各地推廣福建路的雇募耆長、壯丁、戶長負責承受縣衙追呼公事、催納二稅等事。
不過，紹興五年（1139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廣東轉運常平司上言說：近據知平江府長洲縣呂希常陳請，大保長催科，一保至內，豈能親至？違其過限，催促不前，則枷錮棰栲，監系破產”。他提議改用甲頭催稅，“用刑勢戶催形勢戶，平戶催平戶”。高宗以“朝旨”指出：“戶長與甲頭催科稅租，其風俗利害各有不同去處，令諸路相度以聞”。廣東轉運常平司提議，“今欲依所請，改用甲頭，專責縣令、佐，將形勢戶、平戶隨稅高下，各分三等編排，籍定姓名，每三十戶為一甲，依此攢造成簿，然后按籍，周而復始輪差，委是久遠便利”。高宗“從之”。說明在該年十一月，平江府長洲縣還是由大保長催科。當然，從此月起，與各地一樣，改為甲頭催稅。
但是，到紹興七年（1141年），福州仍舊由大保長負責催科[12]卷14：版籍類五·州縣役人，7898。九年（1143年）正月五日，“內降新定河南州軍赦”規定，凡“州縣催稅保長，官司常以比較為名，勾集赴縣科禁，人吏因而乞取錢物，有致破產者”，因而規定今后“并仰依條三限科較外，更不得逐月或逐旬勾集比較，仍仰本路監司常切覺察”[10]食貨65之85《免役》，6199。同年，福州則規定保正、長專管煙火、盜賊，“不得承受文帖及輸課事”，即不再掌管催稅之事。十年（1144年）至十一年，福州又拘收耆長、戶長及壯丁的雇錢，“充總制窠名”，即列入總制錢系列，成總制錢的一個名目[12]卷14：版籍類五·州縣役人，7898。十三年（1147年）十月二十四日，廣西路提刑和提舉常平司上奏說：“依準朝旨，相度到本路催科利害，除瓊州不行役法，及高、廉州乞用甲頭外，其余柳、象等州，自紹興六年（1140年）以后，各隨都分編排三十戶為一甲，夏、秋二稅，輪差甲頭二名催科，自高至下，依次而差”。又說，此制實行“至今已經七年，每甲共差過一十四戶，今已輪至下戶”。但一甲內“不下三無戶系逃移，一半系貧乏”，如果輪到他們充當甲頭，剩下“盡是上戶之家壯丁、佃客，委是催科不行”；如果回過頭來“再差上戶，即又不免詞訴”。因此，“今來若復用戶長，實為利便”。高宗又“從之”。這表明廣西路高、廉州依舊用甲頭催稅，其余柳、象等州改用戶長催稅[10]食貨65之85《免役》，6199。
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正月十日，權知復州章燾上疏建議湖北、京西路各州縣，每一都“選差”都保正一人，“催稅戶長”則“通行雇募”[10]食貨65之87《免役》，6200。二十九（1159年）年七月初五，國子正張恢提議“推詳祖宗舊法，每都令戶長專受催科”；同時，允許大保長自愿兼任戶長“催納稅租”。三十年（1160年）十一月初四，有“臣僚”上言各地多用甲頭催稅，說“各郡邑乃有以三十戶為一甲，創為甲頭，而責其成效者”。其中一甲之內，“或有貧乏輸納未前者”，不免“盡令甲頭代輸”；還有官衙的“無名之須”，“民戶不從”，則“悉取辦于甲頭”。因而甲頭一旦掛名于籍，則“遷延莫得而脫”。他指出廣南二路就是這種情況，建議以后“應有催科合納稅賦，各于本戶人自輸納，勿復廣置甲頭，以勤騷動”。高宗下令“有司看詳”[10]食貨65之91-92《免役》，6202。事后“有司”研究結果如何，不得而知。紹興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權發遷江東路轉運副使魏安行上書指出“保長催稅無不破產逃亡”，為此改為雇募耆長和戶長，但“此等本無稅產、行止顧籍，為害不可言”。現今與屬縣官、民“詳究相度”，決定“以比鄰相近三十戶為一甲，給帖從甲內稅高者為催頭催理”。其中，“本戶足者，本縣畫時給憑由，執照出甲，不與三十戶上流下接催理之數”。此制“行之數月，足漸見效”。提議其他各州“悉依此施行”。戶部認為，可以下令江東路轉運、常平司“權依所陳施行”，其他路則“從長相度，如經久可行，不致騷擾，兼別無利害，即仰保明申請施行”[10]食貨65之91-92《免役》，6202。同年，福州命令由甲頭催稅[12]卷14：版籍類五·州縣役人，7898。
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六月初一，因福建路轉運司上疏反映，建寧府、福州、泉州各縣輪差保正、副，凡保內“事無巨細”，包括“承受文引，催納稅役”等“無所不至”，“一如責辦”，“一經執役，家業隨破”。故重新下詔“諸充保正、副，依條只合管煙火、盜賊外，并不得泛有科擾差使”[10]食貨65之94-95《免役》，6203-6204。這種情況似乎帶有普遍性。乾道元年（1165年）八月初五，有一名官員反映說，各州縣“被差執役者，率中、下之戶。中、下之家，產業既微，物力又薄，故凡一為保正、副，鮮不破壞家產”。除了負責嚴防煙火、盜賊外，要“承文引，督租賦”即負責催納賦稅。此外，還有種種負擔：“方其始參也，饋諸吏，則謂之‘參役錢’；及其既滿也，又謝諸吏，則謂之‘辭役錢’；知縣迎送，僦夫腳，則謂之‘地里錢’；節朔參賀，上榜子，則謂之‘節料錢’；官員下鄉，則謂之‘過都錢’；月認醋額，則謂之‘醋息錢’。如此之類，不可悉數。”這名官員期望朝廷“嚴敇有司檢照參酌，立定條法，身嚴州縣”：今后仍然“敢令保正、副出備上件名色錢物”，“官員坐以贓私，公吏重行決配”。孝宗“從之”[10]食貨65之95-96《免役》，6203-6204。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十九日，四川制置使兼治成都府汪應辰也上疏說，最近有“臣僚”請求“罷催稅戶長，改差甲頭”。汪應辰認為，提出這種要求者只“見戶長之害，而思有以救之”，卻“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他以為“戶長之法，無可更易。望降明旨，令州縣并依現條施行，勿復他議”。孝宗贊同他的提議，下詔“令戶部下諸路準此”[10]食貨65之97《免役》，6205。從汪應辰的提議及孝宗的詔書，可知此時各地普遍實行戶長催稅制。乾道六年（1170年）十月七日，又有官員上奏說，近年有的“漕臣務在催科急辦，不用役法，罷去稅長”即催稅戶長，“行下州縣，每三十戶差一甲頭，逐時催稅”。此制推行后，各縣“并緣為奸，一名出頭，即告示出錢數千，謂之‘甲頭錢’。往往一縣歲不下五七千緡，以至萬余緡”。有的縣有一萬戶，夏、秋兩稅，共差甲頭六百多人，“此事豈不為擾”！請求下令各路提舉司，“并行住罷”，由戶部“檢坐乾道二年九月已獲旨行下”，“如有違戾，重作施行”[10]食貨65之99-100《免役》，6208。這表示取消甲頭催稅，仍舊實行戶長催稅制。
當然，由于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各地難以實行一種統一的催稅制。比如福建路、福州，此前多次變更。到乾道二年（1166年），福州取消甲頭催稅；四年，復設。五年（1169年）九月十六日，又有官員向朝廷提出，“兩稅催科，用戶長或耆長之類，此通法也”。說明此時各地普遍實行戶長或耆長催稅制。這名官員又提到，在江、浙四路，“以賦入浩繁，耆、戶長不足以督辦，乃權一時之宜，而責之保正、副長”。近二三年以來，福建諸州縣“亦仿浙、江之例而行之”，但“不知福建地狹民貧，賦入不及于江、浙也”。所以，他建議禁止照搬江、浙的催稅制。孝宗于是下詔：“應福建路州縣催科之人，悉仍其舊。如近來創置甲頭與保正、副長，追稅之擾，一切罷之”[10]食貨65之98《免役》，6205。八年（1172年），“又罷甲頭催稅”[12]卷14：《版籍類五·州縣役入》，7898。自此至淳熙九年（1182年）五月，福州耆長、壯丁雇募“投名”即自愿報名者，保正、長則依舊輪差稅戶即主戶。依據該州各縣主戶的戶數統計，平均約每一千多戶設置戶長一名，其中有的縣近700戶設一名，也有的縣5000多戶設一名[12]。
從宋孝宗朝至寧宗朝，按照法律規定，鄉村一都之內，一般設都副保正二名，主管本地有關盜賊、斗毆、煙火、橋梁、道路公事；下設大、小保長八名，負責“催納稅租及隨稅所納錢數”。都副保正是本都“物力頗高”者，“役之二歲，尚可枝梧”；而保長“類多下戶，無千金之儲，限以二年，困窮特甚”。淳熙元年（1174年）三月起，保長的任期縮短為一年，后來又減為“一稅一替”即每任一界（半年），前提是要自愿兼充戶長“輪催納稅租”[10]食貨66之21《免役》，6218。淳熙六年四月，孝宗采納“臣僚”所說“差役之弊，人但知保正受害，不知大保長催科者受害尤重，蓋其數多于保正，而力弱于大姓”，下詔自今大保長“不許催科，止受憑由，給付人戶，依限輸納”；如果遇有“頑戶”“欠多”，“即差保正追納”[10]食貨66之21《免役》，6218。但在執行時，又出現了保正負擔過重的問題。在縣衙“以文引勒令”保正副“拘催”時，“其間有頑慢不肯輸納之人，又有無著落稅賦，往往迫以期限”；保正副“不堪杖責”，縣衙則“勒令代納”。理學家朱熹了解到“縣道差募保正拘催二稅，自承認之日，便先期借絹借米，硬令空坐人戶姓名，投納在官，曾未旬月，分限完較，或三五日一次，或五六日一次。”在“比較”過程中，“人吏、鄉司皆有常例，需索稍不如數，雖所催分數已及，卻計較毫厘，將多為少，未免箠楚”。而且，在“一月之內，盡是趁赴比較之日，即不曾得在鄉催稅”。因此，保正、長“一經役次，家產遂空”。針對這一弊病，朱熹以兩浙東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的身份，在本路各州縣鄉村市鎮張榜公布，聲明如果縣衙有如上的“違戾”，“許保正副、催科保長徑副本司陳訴”[10]食貨66之21《免役》，6218。不管用大保長催稅，或者用甲頭及都、副保正催稅，時間稍長，都會產生弊病。一是一般官戶可以利用權勢免役，完全不承擔本都、保的催稅之責。二是上戶則使用“詭名挾戶”的辦法降低戶等避役。三是縣衙的案吏、“鄉司”即本鄉的頭目、鄉書手等，往往受上戶的“計囑”，“抑勒貧乏之家充催稅保長”，中、下戶反而被迫充役，“頻年被擾，不得休息”。四是縣吏在保正或保長交稅時，還對無權無勢的催稅人敲詐勒索，迫使承擔逃戶、絕戶田產的賦稅以及“陪備輸納管物”，“以至破家蕩產”。對于這些弊病，每隔數年總有官員上疏提出改革，有時講“催稅保長”或“大保長代戶長催稅”，請求朝廷取消“催稅戶長”或“稅長”，改差甲頭，或建議雇募；有時講“保正、副”催稅負擔太重，要求州縣官衙“遵守條法，不得泛有科擾”或“非泛科配物色”[10]食貨66之27、28《免役》，6221；等等。其實，不管改來改去，總有弊病出現。究其原應，正如乾道三年四川制置使汪應辰所說，是官員們“不知所以害民者，在人不在法也”。看來，世界沒有百分之百的完善之法制。任何一項新法，執行時間稍長，總會出現一些漏洞，給某些人鉆空子，從而產生弊病。隨后，有人指出其危害，提出進行改革，于是出現了新的措施或辦法。
三、稅長和苗長
如前所述，宋高宗紹興四年（1134年）正月已經出現“稅長”一詞。從當時使用者的角度推斷，此詞是負責催夏、秋二稅等賦稅的戶長的簡稱。紹興五年至七年，張守在《措置江西善后札子》中提及“民間積欠稅賦，多是逃絕死亡，及貧民下戶。如逃絕死亡，則取辦于稅長、保正；貧民下戶則不勝箠撻，亦逃亡而后已。臣契勘紹興五年分積欠，已有紹興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指揮除放外，今欲乞將本路紹興六年分積欠稅租、和買，特與蠲放。”[15]此處將稅長與保正并列，似乎稅長僅指催稅戶長，不包括保正，即使保正也被派去催稅。
到孝宗淳熙十六年（1189年），甲頭負責催稅也被稱為稅長。據浙東提舉袁說友奏請朝廷遵行紹興間的“甲首法”即甲頭法，具體為：“以三十戶為一給（甲），流水排次。遇開場，則以各戶合輸之目，列為榜，揭之通衢，令已輸者自疏其時，以待考察。限滿，上其榜，以縣鈔點磨：其輸足者，先出甲；未輸或輸未足者，擇其尤一人罰為甲首，給甲帖，催甲內稅；違者，痛繩之。”自此法實行后，效果甚佳：“自是民畏充甲首，競先輸官，不費寸紙而賦集，齊民破蕩之禍殆少紓矣”。但也有一些人不滿意，主要是縣衙的吏胥們無法從中敲詐勒索，于是“日撼歲搖”：或“怖以稅長”，或“雖用甲首，而已非袁公之舊，名實交戾，利害相反，雖未如至催頭之酷，而中產下戶遍患苦之矣”[16]。
從此，“稅長”一詞的使用頻率明顯增多。光宗紹熙元年（1190年）六月，知紹興府洪邁、同提舉鄭湜“奉詔”“措置”紹興府和買的“均敷”問題，洪邁等采取的措施之一是“諸縣人戶物力，有原管絕少，而新并過倍；有原系白腳，而新并千百貫者，多合升起等第充稅長保正之人。緣積習累年，一旦輸納和買，又便當役，中產之家所不能堪。”指出“均敷”和買的結果，造成鄉村中等戶的戶等提升，被迫充當本保的保正，并負責催稅，擔任當年的“稅長”。二年（1191年）八月十七日，據太常少卿張叔椿統計，按照鄉村的都、保制，大致“一都二年用保正、副二人”，“一都十保，一保夏、秋二稅用保長二人”，“二年之間，為稅長者四十人”。這里明確計算平均每都每年設保長十人，充當稅長。張叔椿建議采用不論寬鄉或狹鄉，人戶的“物力”“均以十分為率，以上五分充保正、副，以下四分充保長，至末等一分之貧乏者免之”。他具體舉例說，“如物力三千貫至五百貫，皆以為正、副；自四百貫至二百貫，皆以為保長”；寬鄉物力不及一百貫，狹鄉不及五十貫，“與免役”即不擔任保長[10]食貨66之26《役法》，6220。光宗朝的官員蔡戡在《論州縣科擾之弊》的奏疏中，說鄉村中擔任保正者，要承擔縣衙的“科買土產，科買竹木”外，“巡尉下鄉，則預備酒食；居民被盜，則先納賞錢；應期限，則有繳引錢；違期限，則有罰醋錢；以至修造公廨、橋梁、驛舍，一切取辦”，所以“中人之家，無不剔屋破產以充役”。至于擔任稅長者，遇到鄰戶“逃絕”，其稅則“令代納”；鄰戶的的土地“坍江”，其稅則“令代納”；鄰戶“產去稅存、無所從出者”，其稅則“又令代納”；“異縣它鄉、不能追逮者”，其稅“又令代納”，因此“單產之民，無不典妻鬻子以免罪”。蔡戡還提及州縣“催科”過程中對農民的種種騷擾[17]第2冊：1457-1458。
宋寧宗時，又出現了“苗長”一詞。從其名，估計由主管催繳本地的秋稅即秋苗而來。由此，如果同時出現稅長和苗長的話，稅長只管催繳本地的夏稅，苗長則只管本地的秋稅。據《名公書判清明集》記載，寧宗時，地方官范應鈴在《羅柄女使來安訴主母奪去所撥田產》判詞中指出，嘉定十四年（1221年）秋，“已差鄒明充應稅長一次”。鄒明是主戶羅柄家女使阿鄒之父，其田產系羅柄贈與阿鄒及阿鄒自己以銅錢和會子典買者，由于法律規定“不許起立女戶，而以父鄒明替之”。這說明鄒明是在當年征收秋稅即秋苗時，充當本地的苗長[18]上冊：115-116。
宋理宗時，又出現了“稅長催頭”一詞。端平三年（1235年），胡太初撰《晝簾緒論·差役篇》說：“今既行紹興甲首之法，可免稅長催頭之責，則應役者不過輯保伍、應期會而已，民亦不至甚憚，而巧計以求免也”[19]。如前所述，宋高宗時，一度實行“甲頭”催稅制，胡太初認為由甲頭負責催稅，便可以免除稅長催稅的麻煩。“催頭”列于“稅長”之后，可能就是負責催督秋稅（秋苗）者即“苗長”之意。不過，當時更多的官員不分秋稅和夏稅，只籠統使用“稅長”一詞，以代表負責催督二稅之長。如黃震撰《知吉州兼江西提舉、大監糜公（弇）行狀》記載，糜弇任紹興府山陰縣知縣時，“山陰舊苦催科”，地方官“往往抑稅長代輸”。糜弇到山陰后，“郡議排甲以易之”。糜弇提出反對說，“此不在變法，而在擇縣令。縣令得人，稅長可，排甲亦可。否者稅長之弊，排甲獨無弊乎？”他在當地“厘正稅長苗稅”，于是二稅“不趣而辦”[20]第7冊：2470-2471。王柏在《答季伯韶（按名鏞）》函中針對各縣鄉村主戶為逃避重稅而出現許多逃戶和亡絕戶，縣衙往往逼迫“稅長”代繳的現象，提出“由此逃亡戶絕者不與厘正，而稅長代輸，破家蕩產，比比皆是，而爭役之訟，自是而擾擾矣”[21]第1166冊：245-246。孫應時在《與施監丞宿書》中也言及“其余保正及稅長名次，一面排結，當以面呈”[22]第1166冊：613。
由于負責催納二稅等成為鄉村主戶的沉重負擔，稅長等逐漸變為職役的一種，而且帶來了許多糾紛。為了減少矛盾，平均負擔，各地推行新的役法即義役法、倍役法等。其中義役法大致為：鄉村主戶為了減輕輪差保正、保長而兼任稅長等的重負，自行結合，捐田收租，資助當役戶。嘉熙二年（1238年）正月，劉宰撰《義役記》，記載平江府常熟縣的義役法說：“役之大者曰保正，以式法受政令，而賦于下；役之小者曰稅長、苗長，視歲時之宜，督租稅以奉其上。保正則歲一人，及除而代；苗、稅長則歲各二人，或一人。”[23]說明常熟縣的義役法是每年每保輪差保正一人，而稅長和苗長輪差各二人或各一人。
在南宋人的各種記載中，人們更多地論述稅長的重負，而較少談到苗長。之所以出現這一現象，據朱熹說是因為夏稅和秋稅催納時難、易程度不同。他說：“嘗有人充保正，來論某當催秋稅，某人當催夏稅。某初以為催稅只一般，何爭秋、夏？問之，乃知秋稅苗產有定色，易催；夏稅是和買絹，最為苦重。蓋始者一匹，官先支得六百錢，后來變得令人先納絹，后請錢，已自費力了。后又無錢可請，只得白納絹；今又不納絹，只令納價錢，錢數又重。催不到者，保正出之，一番當役，則為之困矣。”[24]第7冊：2714-2715朱熹原來也不知道催夏稅和催秋稅的難易有別，在請問了一位當保正者后，才弄懂其中的奧妙。由此我們推測南宋人較少提到“苗長”的原因就在于此。
四、元朝和明朝的催稅人
元朝鄉村也設置催稅人，但沒有繼承南宋的稅長、苗長制，而是承襲金朝之制，設立里正和主首制。據刁培俊《元代主首的鄉村管理職能及其變化》一文的研究，元朝的基層組織編制，鄉村分為鄉、都二級；部分鄉村地區（尤其是北方）在更小的村一級還設立社制。在鄉設里正，鄉之下設都，都設主首。里正、主首成為元朝鄉村管理基層體系的職役人員。主首具體的治理職能首先是催督民戶交納賦稅，其次是催督民戶承擔徭役[25]。高樹林《元代賦役制度研究》一書《元朝賦稅》《元朝力役》[26]，也對元朝的二稅和職役制度作了深入研究，不過都還沒有涉及前代的稅長和苗長的問題。
明朝鄉村催稅人制度，在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就設立了。據梁方仲先生研究，洪武四年（1371年）九月丁丑，太祖“以郡縣吏每遇征收賦稅，輒侵漁于民，乃命戶部令有司科民土田，以萬擔為率，其中田土多者為糧長，督其鄉之賦稅。且謂廷臣曰：‘此以良民治良民，必無侵漁之患矣。’”[27]明太祖設計這一制度時，沒有沿襲元朝的主首和里正制，而是直接制定糧長催稅制。據明代一些方志記載，“初，嘉定之為役有四，曰糧長，曰塘長，曰里長，曰老人（塘、老人皆雜泛，唯里長為正役），而沿革損益之變，以時移易。”又說：“高皇帝（按明太祖）念賦稅關國重計，凡民既富方谷，乃以殷實戶充糧長，督其鄉租稅，多者萬擔，少者乃數千擔，部輸入京，往往得召見，一語稱旨，輒復拜官。當時父兄之訓其子弟，以能充糧長者為賢，而不慕科第之榮。蓋有累世相承不易者，官之百役以身任之，而不以及其細戶，細戶得以相保，男樂耕耘，女勤織紡，老死不見縣門。故民淳事簡，中家常有數年之蓄。”[28]明太祖如何與在朝大臣商討制定鄉村催稅制的，史無明文，但不可能不經過與大臣們商議，明太祖自己獨自作出了這一重要的決策。至少在明初君臣的心目之中，南宋的稅長和苗長催稅制還留下一些歷史的記憶，因此立即設計了“糧長”制。不過，與南宋之制略有不同，第一，糧長由當地的繳稅“殷實戶”即富戶中產生，稅長和苗長則有時輪差到中、下戶。第二，糧長不僅負責催納本地的租稅，還要負責運往首都；稅長和苗長則只負責催稅，將賦稅繳至本縣。第三，糧長將本地租稅解發至首都時，有機會謁見明太祖，如得到太祖的賞識，還可授予官職，故富戶尚愿任此差遣。由此可見，明朝的糧長制還是脫胎于南宋的稅長和苗長制。
作者簡介:朱瑞熙，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廬山白鹿洞書院院長，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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