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河南 Ｘ 縣實地調查數據
摘要:內生動力不足人群的脫貧是現階段脫貧攻堅戰面臨的突出問題之一，也是中共中央在《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中特別強調扶貧扶志行動的原因所在。文章基于河南省某貧困縣實地調研數據的實證分析，探究影響貧困農戶脫貧的動力及能力因素。研究結果表明在扶貧政策支持均質條件下，當控制個體及家庭特征等能力變量后，貧困戶的主觀動力因素會顯著影響農戶脫貧狀態，有信心的貧困戶其率先脫貧的可能性更大；但與非貧困戶相比，基于教育、健康和家庭規模等人力資本變量則顯著影響家庭是否陷入貧困。這意味著脫貧攻堅需要特別關注貧困農戶的能力和動力因素，只有在提升貧困人口能力基礎上不斷激發其內生動力，才能實現其物質和精神層面的“真脫貧”。
關鍵詞：貧困農戶；脫貧動力；脫貧能力；脫貧路徑；真脫貧
一、引言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要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確保到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其中，“脫真貧”關注貧困人口的精準識別問題，而“真脫貧”則強調脫貧的質量，即貧困人口是否在外部支持和拉動下煥發內生發展動力，通過自我發展能力的提升從而實現脫貧并致富。圍繞這個目標，2013年以來實施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聚焦于內源式發展的核心要素——人，將扶貧對象進一步下沉精準到貧困農戶和個人，通過“五個一批”等到戶到人的幫扶措施以及“扶貧與扶志、扶智”相結合，確保到2020年現有貧困人口能夠穩定脫貧。
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強力推動實施的精準扶貧舉措已經取得階段性的政策效果。據統計，2014年以來每年農村貧困人口減少超過1000萬人，累計脫貧550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2012年的10.2%下降到2018年末的1.7%，累計下降8.5百分點；貧困地區農村居民收入增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貧困人口生活水平明顯提高，貧困地區面貌明顯改善。盡管脫貧成效顯著，但是也必須承認如期實現脫貧攻堅目標仍面臨較大挑戰。一方面距離2020年僅有不到一年的時間，要實現現有1660萬農村貧困人口真脫貧，任務依然艱巨；另一方面現有貧困呈現結構性特征，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狀況嚴峻，脫貧成本和脫貧難度不斷增加，還要防止返貧和新的貧困發生。那么在精準脫貧方略大力推進的現實背景下已經脫貧的農村家庭其脫貧的路徑是什么，是否在外部資源的支持下煥發出內生發展的動力，以及與非貧困家庭相比貧困家庭脫貧路徑能否突破結構性因素的限制從而具備后續發展的能力，這些均關系到我國脫貧攻堅戰略的深入推進以及脫貧成果的鞏固，同時也是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有關精準脫貧所關注的重點。基于此，本文在實地調研的基礎上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方略背景下建檔立卡貧困農戶的脫貧路徑進行分析，并特別關注脫貧戶內生發展的動力和能力因素，為檢驗“真脫貧”提供實踐依據。
二、文獻綜述
近年來在精準扶貧方略背景下關于貧困農戶脫貧動力和能力的學術研究并不多見，但圍繞農戶脫貧路徑或者影響因素的研究相對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從產業發展和市場參與角度出發，馬鈴、劉曉昀認為發展農業依然是貧困農戶脫貧的重要途徑，原因在于貧困農戶農業收入低下，并且與全國農村人口平均水平相比，農業收入仍存在較大差距，因此若能增加貧困農戶的農業收入并達到全國平均水平則會大大改善農村貧困狀況。而許翔宇更強調從農產品供應鏈角度尋求破解路徑，認為分散的小農戶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仍然是農業生產的主體，而貧困地區小農戶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尤為明顯，因此要從農產品供應鏈入手將分散的小農戶有機地整合到供應鏈中來，最終促進貧困地區農戶減貧增收。
其次，從農民個體的特征和行為角度出發，葛霆利用“2010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的微觀數據研究發現人力資本的積累、政治資本的提升以及家庭勞動就業狀況改善是貧困農民群體脫貧的有效路徑和方法，但是與前面觀點不同的是這項研究發現發展農業生產（以是否承包農業用地衡量）所產生的脫貧效應十分有限。使用同一數據庫2006年的數據，周玉龍、孫久文檢驗了社會資本對農戶脫貧的影響，發現在加入人力資本、實物資本、宏觀環境以及制度條件四類控制變量后，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國貧縣）貧困人口的社會資本脫貧效應更強。張雄、張紫芬從武陵山片區典型貧困縣實地調研數據的分析表明，農戶人力資本、勞動力轉移率、受教育程度、收入等指標影響貧困人群脫貧能力。張佩、王博基于甘肅省的農戶調研數據實證分析得出相似結論，即農戶的人力資本積累、人口因素以及市場參與程度均是影響貧困農戶脫貧的決定因素。
此外，郭紹村從區域視角解析脫貧攻堅的路徑和機制，來自江蘇徐州市的實證分析表明低收入農戶存在就業能力差、醫療負擔重和增收潛力小等特征，需要從就業、醫療、政策性保障以及村集體經濟等層面入手促進低收入農戶脫貧。虞洪、林冬生則以四川省通江縣的實踐為例，強調立足于區域貧困特征和現實難題探索脫貧攻堅的長效機制。
梳理已有研究發現，現有的對脫貧路徑及影響因素的研究成果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宏觀層面的研究主要立足于農業部門增長和貧困減少之間的關系，作為“經濟增長—收入分配—貧困變化”這一發展經濟學的經典問題在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現實背景下，回到農業部門探尋農戶脫貧路徑依然有很強的現實意義，特別是從產業鏈視角考察貧困地區農戶參與市場及獲取收益的程度有助于理解農村內部收入差距及貧困現象，并能從宏觀結構層面探索如何實現有益于窮人的增長。其次，微觀層面貧困農戶個人及家庭特征決定其脫貧路徑選擇，比如人力資本、就業狀況以及社會（政治）資本等。這部分研究驗證了Sen關于貧困的論述，Sen認為貧困不僅只是經濟層面的貧困，更是一種權利和能力的貧困，而可行能力的剝奪才是貧困的實質和根源，因此貧困農戶個體和家庭的能力才是戰勝貧困的關鍵。再次，區域層面比較關注制度和扶貧政策干預對區域內貧困農戶的影響。可以看出，已有研究比較關注來自外部資源尤其是政府的扶持和干預，針對內源式發展的要素主要集中于貧困農戶及家庭的人力和社會資本等可行能力，對于其內生發展動力的探討相對較少，結合現有精準扶貧工作中所出現的一些貧困人口僅靠外部幫扶缺乏內在動力的現象，亟需探討貧困農戶脫貧的自主性及內生動力。此外，已有研究大多基于統計部門以及本單位的農戶調查，比如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農戶調查以及中國綜合社會調查，但是并沒有專門針對精準扶貧中精準識別的建檔立卡貧困戶的研究，并且統計數據時期大多集中在精準扶貧方略實施之前，從研究時期上看未能充分反映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這一階段的脫貧特征。
綜上，本文將利用實地調研數據對精準扶貧背景下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脫貧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重點關注貧困戶脫貧的內因和內力以及與非貧困戶相比決定其脫貧的關鍵因素是什么。然而，要在微觀層面將農戶個體脫貧的動力和能力因素轉化為可操作并且可測量的指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借鑒行為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即人的行為受動機支配，是在某種動機的策動下為達到某個目標而進行的有目的的活動，更通俗一點，即人類心中有一種類似心氣的東西，如果很好地利用它，則可以更大限度地提高政策的效果，對于本項研究則可以理解為農戶脫貧的志氣和信心；除志氣外，貧困農戶的可行能力也很重要，即是否具有過一種美好生活的能力和選擇的自由。因此，本文試圖從影響農戶脫貧的主客觀因素出發，分析脫貧攻堅階段農戶脫貧路徑的選擇以及決定因素，從而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提供實證依據。
三、數據來源及分析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2017年11月底在河南X縣的實地調查數據。X縣地處河南省大別山腹地，是一個以林為主的國家級貧困縣，縣域內貧困村和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庫區和深山區。精準扶貧方略實施之前，近50%的自然村不通公路，農業生產條件落后，特別是水利設施年久失修，抗風險能力薄弱。該縣自2014年精準扶貧方略全面實施后，通過一系列的精準幫扶措施及扶貧資金投入極大地改善了貧困村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發展及農戶收入狀況。2017年底該縣貧困發生率已經由2014年的15.4%下降為1.36%，并經過市級公示實現貧困縣退出。此次調查主要針對該縣貧困退出情況進行調研核實。基于國家精準扶貧大數據平臺，綜合考慮交通區位條件、地形地貌、貧困程度、經濟發展水平、村莊屬性等因素，本次調查共抽取15個鄉鎮的28個行政村進行調研，其中貧困村17個，非貧困村11個，占總體的15.6%（X縣貧困村73個，非貧困村106個，總計179個）；村莊確定后在每個村按照配額抽樣的方法抽取40戶農戶進行問卷調查，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25戶（含已經脫貧的建檔立卡戶）以及非貧困戶15戶，貧困戶是從每個村建檔立卡戶名單中按照等距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抽取，非貧困戶則采用判斷抽樣的方法重點選擇那些未成為建檔立卡貧困戶但在貧困線附近的邊緣戶。調研實際完成農戶問卷1129份，剔除受訪者是非戶主/配偶的問卷，實際進入分析的問卷數量為1025份，所占比例為90.8%。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含脫貧戶）共534戶，非貧困戶491戶，分別占總樣本的52.1%和47.9%。需要指出的是，已經脫貧的農戶與非貧困戶的區別在于其之前享有的精準幫扶措施（醫療、教育、住房、低保、就業等）將保持不變（表1）。
農戶問卷內容包括：農戶個人及家庭信息、生活及居住條件、家庭收支情況以及關于幫扶措施及脫貧程序的評價，其中重點關注農戶個人對于脫貧的態度和信心，用以反映農戶是否具有內生脫貧的動力。
（二）分析方法
本文的研究問題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對于建檔立卡貧困戶，影響其率先實現脫貧的因素是什么；二是與非貧困戶（包括脫貧戶）相比，建檔立卡貧困戶脫離貧困狀態的決定因素又是什么。農戶類型由建檔立卡貧困戶轉變為脫貧戶，以及建檔立卡貧困戶與非貧困戶的分類均是二分類離散型變量，研究此類問題常用Probit和Logit等離散選擇模型。相比于Logit模型在替代形式、不可觀測因素跨期相關等方面的局限性，Probit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擺脫這類困擾，更適于分析主體行為及預測問題，因此本文采用Probit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Probit回歸模型是一種廣義的線性模型，要求樣本符合正態分布，被解釋變量Y是一個0，1變量，事件發生的概率依賴于解釋變量。就本文而言，函數表達式為：
Yi=f(XIC,XFC,XLC,XCONF,XVT)＋εｉ
公式左邊的被解釋變量Yi，表示某個事件發生的概率，本研究中表示建檔立卡貧困戶脫貧的概率（1=已脫貧；0=未脫貧），以及由建檔立卡貧困戶轉換為非貧困戶的概率（1=包括脫貧戶在內的非貧困戶；0=貧困戶）。公式右邊為累積正態分布函數，XIC、XFC、XLC、XCONF、XVT為影響農戶脫貧的因素，εｉ為隨機擾動項。根據前文對相關文獻的分析以及實地調查數據，本文主要考慮不同類型農戶脫貧及致富的能力因素（家庭規模、戶主/配偶的教育及健康狀況等）和動力因素（脫貧的信心），以及與“兩不愁，三保障”目標相關的福利狀況（作為控制變量的住房、飲水及飲食條件、家庭轉移性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比例）。此外，村莊類型（貧困村）是扶貧政策的村級瞄準單元，也會通過對村級公共服務的扶持改善進而影響農戶是否擺脫貧困。
本文擬構建2個Probit離散選擇模型：ProbitⅠ只針對534個建檔立卡貧困戶（含脫貧戶），ProbitⅡ針對1025個樣本農戶（含建檔立卡貧困戶與非貧困戶），解釋變量的區別在于模型Ⅰ納入貧困戶脫貧的動力因素，模型Ⅱ則不包括這個變量。表2是模型中所列變量包含的具體指標及描述性統計。
為保證模型的準確性和穩定性，在回歸之前需要檢驗回歸方程中各個自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多重共線性。首先以是否有永久脫貧的信心為因變量，其他變量作為自變量進行回歸分析；隨后，依次以家庭規模、戶主/配偶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特征及生活條件等其余11個變量作為因變量，重復上述回歸過程。通過判斷回歸結果中各變量的容忍度（Tolerance）與方差膨脹因子（VIF）的取值是否在合理范圍內（一般情況下，容忍度<0.1，VIF>10，則認為存在共線性問題），由此檢驗模型中各個自變量之間的多重共線性問題。檢驗結果表明進入模型的自變量均通過了多重共線性檢驗，囿于篇幅限制，僅列出脫貧信心這一變量的檢驗結果（表3）。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次調查的非貧困戶包含未列入建檔立卡貧困戶名單但在貧困線附近徘徊的邊緣戶，因此會發現調查樣本中戶主/配偶的平均年齡偏大并且受教育水平明顯偏低，某種程度上樣本對貧困人口更具代表性，但不能代表全國農村居民家庭情況。
四、實證結果及分析
（一）脫貧影響因素的描述性分析
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扶貧先要扶志，要從思想上淡化貧困意識，不要言必稱貧、處處說貧”。調研中確實發現在當前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背景下，各類扶貧惠農政策及扶持力度不斷加大，貧困戶成為各級政府及工作人員關注的焦點，一定程度上貧困戶變為一種“資源”，爭當貧困戶的現象屢見不鮮，少數有勞動能力的貧困戶“等靠要”思想嚴重，缺乏自力更生的銳氣和脫貧致富的勇氣。當然，調研中也看到絕大多數的貧困戶在外部政策支持下煥發出奮斗的精神和勇氣，對未來生活充滿了期待，訪談中能被他們的精氣神所強烈感染。筆者曾走訪到一位貧困戶（已脫貧），這一家因兒子外出務工意外身故、兒媳撇下兩個孩子出走而陷入困境，兩位七旬老人獨自照顧未成年的孫子和孫女。可老人卻驕傲地拿出孫子在縣福利學校上學所獲得的體育獎牌說，“政府把我孫兒管起來了（孤兒補助以及教育扶貧），我自己還能干動活，能有好日子”。事實上，扶貧扶志行動就是強調要發揮貧困群體自身的主體作用，要將外部的政策支持和人文關懷內化為個體的脫貧之志方能實現真脫貧。
調研結果分析顯示，在所有建檔立卡貧困戶中有83%的農戶均表示對永久脫貧有信心，其中已脫貧的農戶這一比例要高于未脫貧農戶（表4）。
為考察精準扶貧政策的收入效果，特比較了三種類型農戶的人均轉移性收入水平，以及轉移性收入在家庭總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結果表明，貧困戶的人均轉移性收入明顯高于非貧困戶，2016年未脫貧農戶的人均轉移性收入為2045.5元，比非貧困戶高889.1元，但比已脫貧農戶低318.2元，由此可以推斷轉移性收入對于貧困戶脫貧起了一定的作用。從收入結構看，貧困戶的轉移性收入水平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最高，達到31.4%，而非貧困戶和已脫貧農戶的這一比例分別為22.3%和27.9%。筆者同時計算了不同類型農戶工資性收入所占的比例，發現工資性收入已經成為當地農戶最重要的收入來源，所占比重均超過55%，其中以非貧困戶最高，達到66.6%，說明獲取工資性收入是當地農戶擺脫貧困狀態的重要途徑（表5）。
（二）模型估計結果與分析
在描述統計分析的基礎上將上述變量納入回歸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并在回歸分析之前對各自變量進行多重共線性檢驗，實證估計結果見表6。兩個模型卡方檢驗的P值均小于0.01，表明模型在1%的顯著水平下通過檢驗，其中模型Ⅰ是針對建檔立卡貧困戶，即影響貧困戶率先實現貧困退出的因素是什么。回歸結果顯示，除脫貧信心和村莊類型變量外，其余個體特征、家庭特征以及與精準脫貧目標相關的生活條件變量均不顯著。事實上，基于精準識別所認定的貧困戶其家庭稟賦差異并不大，致貧原因均集中于因病、因殘、因學以及缺乏勞動力、技術和懶惰等因素，經過針對貧困村的道路、飲用水、電力、通信、衛生室以及文化廣場等具有普惠性質的基礎設施建設之后，農戶的出行及生活條件大大改善，因此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獲益情況并不存在明顯差異。同時因人施策的醫療、教育、住房、低保、就業等精準幫扶措施是針對所有貧困戶，根據貧困戶的致貧原因而補齊短板，因而在外部支持均質條件下，當控制個體特征及家庭特征等衡量脫貧能力的變量后，回歸結果表明貧困戶的主觀動力因素會顯著影響農戶脫貧狀態，即貧困戶對永久脫貧是否有信心會顯著影響其脫貧進度，貧困戶對實現永久脫貧有信心會顯著增加其脫貧的可能性。扶貧先扶志、治貧先治愚在當前扶貧工作進入攻堅階段具有重要意義，只有貧困個體有脫貧的內生動力，才能與外部支持產生合力，真正靠自己的雙手擺脫貧困。
此外，模型Ⅰ中村莊類型也會顯著影響貧困戶脫貧狀態。實地調研發現由于這幾年精準扶貧投入主要投向貧困村，因此與非貧困村相比，某些貧困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甚至要更好。在河南X縣，貧困村退出標準除貧困發生率降至2%以下外，還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等硬件標準，比如有一條通村公路實現硬化，農村飲用水符合安全衛生評價指標體系要求，實現廣播電視戶戶通，有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有標準化衛生室，有合格鄉村醫生或執業醫師等等，在此基礎上統籌考慮產業發展、集體經濟收入等因素。在這些硬性標準下，各級政府幾乎將精準扶貧以來的扶貧資源全部集中投向貧困村，以盡早實現貧困村退出和貧困縣摘帽，而鄰近區域非貧困村則因缺乏扶貧資金的投入導致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明顯滯后。因此，是否是貧困村決定了該村能否獲得扶貧資源進而顯著影響本村貧困戶脫貧的進度。
模型Ⅱ則表明貧困戶與非貧困戶的主要差異還是體現在個體和家庭的能力等結構性因素，比如戶主/配偶的年齡、教育水平以及家庭規模、疾病負擔等，由于針對非貧困戶并不適用對實現永久脫貧是否有信心這個問題，因此模型Ⅱ中未引入脫貧信心這一變量。具體來看，戶主/配偶的年齡、教育水平以及家庭規模對脫貧狀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疾病負擔則會顯著降低其脫貧的可能性。這與研究假設一致，即農戶的可行能力會決定其生活狀態以及選擇的自由。戶主/配偶的年齡、教育、家庭規模以及疾病負擔反映家庭人力資本狀況并代表著貧困農戶脫貧的能力，與非貧困農戶相比，貧困戶則更表現為年齡、教育、疾病等因素對可行能力的限制。與模型Ⅰ相比，模型Ⅱ中的飲食條件對農戶貧困狀態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即飲食條件達到全村平均水平的農戶其是非貧困戶的可能性更大；村莊類型對農戶貧困狀態的影響并不顯著。這符合精準扶貧政策的操作程序，即無論是貧困村還是非貧困村，建檔立卡貧困戶的識別均遵循一致的標準和程序，并不會因為村莊類型而對貧困戶識別產生影響。最后，模型Ⅰ和模型Ⅱ中的轉移性收入所占比例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均不顯著，這并不是說轉移性收入對農戶脫貧沒有作用，只是說明來自政府的直接轉移支付并不是影響農戶狀態的決定因素，因為轉移性收入中包括針對特殊困難人群或者特定貧困戶的補貼，比如殘疾人補貼、技能培訓補貼，以及新農合報銷和大病救助等，這些收入并不是普惠式的，因此總體上削弱了轉移性收入對農戶狀態的影響。此外，諸如“雨露計劃”等教育技能類培訓補貼其政策目標也不是直接增加貧困農戶的轉移性收入，而是通過鼓勵貧困家庭中的青壯年勞動力參加就業培訓進而實現自主就業或創業，最終幫助整個家庭擺脫貧困。
五、結論及討論
當前是脫貧攻堅承前啟后的關鍵階段，目前各地依據扶貧工作進展正在進行貧困退出的評估和驗收工作，但扶貧越到后面就越艱巨，突出表現在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因病因殘致貧人群的脫貧以及內生動力不足人群的脫貧。本文基于河南省X縣實地調研數據的實證分析試圖回應貧困農戶脫貧的動力和能力因素，得出以下研究結論：
第一，在外部支持（扶貧政策）均質條件下，當控制個體及家庭特征等衡量脫貧能力的變量后，回歸結果表明貧困戶的主觀動力因素會顯著影響農戶脫貧狀態，即貧困戶對永久脫貧是否有信心會顯著影響其脫貧進度，有信心的貧困戶其率先脫貧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當考慮貧困戶和非貧困戶差異的時候，基于戶主和家庭的能力因素則成為這個家庭貧困還是非貧困的決定因素，比如教育、健康以及家庭人口數等人力資本變量會顯著影響家庭的狀態，以轉移性收入比重衡量的政府直接轉移支付對于農戶貧困狀態的影響不顯著。
第三，從收入結構看，無論是貧困戶還是非貧困戶，工資性收入均是當地農戶重要的收入來源；當然轉移性收入對于貧困戶而言也很重要，所占比重達到31.4%，遠高于經營性收入和財產性收入所占的比重。
第四，從扶貧政策的投入效果看，貧困村和非貧困村所獲取扶貧資源的差異會顯著影響脫貧的進度，但對于農戶是否是貧困戶的影響不顯著。
以上結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貧困農戶脫貧的動力和能力因素，但囿于研究能力和數據獲取的限制，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比如，采用“信心”這個自評式的主觀指標能否真正代表貧困農戶的志氣，是否還有更好的可替代的變量。在實地調研中作者已經觀察到貧困戶的精神面貌和氣質存在一定的差異，有的貧困戶家中盡管房屋簡陋，甚至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但是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凈整潔，談吐中對于生活的苦難更多的是一種包容和忍耐，對于政策評價更多的是一種知足和感恩，此種感受很難在定量研究中予以測量和體現，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其次，盡管作者試圖通過技術手段避免模型的內生性問題，但是依然存在由于遺漏變量而導致的估計結果不一致的問題，一定程度也影響模型的解釋力。
雖然存在不足，但因為調研數據是一個縣域范圍內的大樣本數據，研究結論對于類似區域內的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仍有一些政策啟示。第一，貧困主體的內生發展動力及能力是實現“真脫貧”的關鍵，也是實現持續穩定脫貧的重點，是貧困農戶真正擺脫貧困的表現，即實現物質和精神層面的雙脫貧，因此因戶因人施策需要特別關注貧困農戶的能力和動力因素，而不能僅僅停留在貧困退出的幾項硬指標上。需要特別關注教育、健康等人力資本的積累，鼓勵和支持貧困家庭的孩子完成不同階段的教育從而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通過教育和技能培訓等形式提高有勞動能力的貧困農戶參與市場并持續獲益的能力。第二，開展扶貧扶志行動，樹立脫貧光榮導向，弘揚自尊、自愛、自強精神，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在實踐工作中可以通過進一步改進扶貧干部的工作方式來調動貧困農戶脫貧的積極性，通過扶貧干部的真抓實干，真誠與群眾溝通，做好扶貧政策的宣傳解釋和落實來消除群眾對于政策的疑慮，從而不斷增強群眾對于政府及政策的信任和脫貧信心。第三，研究表明獲取工資性收入仍然是貧困農戶實現脫貧的重要途徑，因此可以在“大扶貧”格局下建立就業市場上的供需對接，引導和支持貧困家庭的勞動力通過務工獲取工資性收入并幫助家庭脫貧和致富。
作者簡介:于樂榮，女，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副教授，博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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