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迅猛的城市化進程下，鄉村地區面臨經濟萎靡、環境蕭條和發展遲緩等問題，全球各界皆企圖透過不同的角度來尋求促進鄉村地域活化再生的策略途徑。
我國臺灣地區自20世紀60年代領先于我國大陸進行了鄉村活化道路的探索且取得顯著成效，引來眾多大陸地區專家學者研究學習其成功經驗，但其成果多是單一層面的研究，如專注于產業形態的休閑農業研究、致力于鄉村環境風貌的富麗鄉村研究、聚焦在文化認同的社區營造研究、基于人本導向的農村再生計劃研究，缺乏對其活化發展歷程的梳理與系統的探究。
本文以時間為軸，通過對中國臺灣地區鄉村活化內涵的解讀以及活化歷程的分析，探析其階段特征及內在因素，建構鄉村活化體系，同時為我國大陸地區鄉村振興發展提供策略和借鑒。
地域活化的概念，是指某個衰敗或未開發地域，通過多方位的策略探索形成完整的地域發展體系，促進當地發展復興，包含了實質地方經濟、地方環境等有形效益，以及居民地方認同感、歸屬感和精神素質提升等無形效益。結合目瀨守男關于地域活化的相關定義，本文認為鄉村活化的過程為階段跳躍式前進，當日常策略作用于地域的活化值達到一定高度而不再有明顯增長時，便催生出新的活化策略。因此鄉村活化的內涵在于探索運用全面系統的鄉村發展策略，挖掘地域資源價值，從經濟、環境和社會等不同面向上促進鄉村地區的活化復興 (圖1) 。
因此，結合中國臺灣地區鄉村的發展歷程，本文認為臺灣地區鄉村活化體系主要由以產業經濟振興為主的休閑農業發展、以提高生活環境品質為導向的富麗鄉村建設、以社區認同意識培養為主的社區總體營造和以人為本的農村再生計劃四個階段發展形成。
一、休閑農業計劃——鄉村活化的經濟復蘇階段
農業是臺灣地區鄉村的傳統經濟形態，20世紀60年代起，農業逐漸萎縮，迫使臺灣地區農業部門積極改善經營方式，產業結構逐漸由農業向工商業、服務業轉型，休閑農業應運誕生。發展休閑農業即以城市居民為主要對象，以滿足人們觀光、餐飲、娛樂、求知探索和農事體驗為導向，通過具有鄉村地域特色的景觀和農、漁、牧業活動吸引人群，達到產業增收及鄉村活化的目的。依照臺灣地區休閑農業發展歷程的主體特征，可將其分為3個模式階段。
1.1 觀光農園——休閑農業的點狀萌芽
臺灣地區休閑農業的發展最早可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觀光農園的開發。1963年臺灣省彰化縣田尾公路花園利用本土特色鮮花吸引游客觀賞游覽，游客完成參觀后可購買喜好花品，既喚醒了當地農業, 又增加了居民收入，成為觀光農園在臺灣的首秀。隨后依托不同在地資源而成立的觀光農園逐漸發展壯大，如主打鮮果品嘗的大湖觀光草莓園、主打聞香品茗的木柵觀光茶園，以及各類觀光果園、觀光漁園等，成為點亮臺灣地區休閑農業之途的星星之火。
20世紀60年代的觀光農園是休閑農業萌發的表現，為村民自發性嘗試，尚不具備“休閑”功能，雖類型已有多樣化的趨勢，但經營方式還較為單一，普遍表現為簡單地利用當地優勢資源作為吸引，從游客的觀光、購買等行為中獲得經濟效益。
表4 中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鄉村建設對比分析
1.2 休閑農場——休閑農業的線性拓展
20世紀80年代起，臺灣地方政府開始有計劃地將休閑農業推向更多元的發展方向，觀光農園在產業鏈條上延伸發展為休閑農場，結合鄉村旅游為游客提供更深度的休閑活動與設施，如農事體驗、工藝博覽、野炊露營、民宿體驗等，鄉村機制由單一的農業生產向多元的休閑服務業發展 (圖2) 。小而粗放的觀光農園蛻變成為巧而精致的休閑農場，休閑農業的休閑功能逐漸成型。
位于臺東縣池上鄉的臺糖池上農場，早期以種植甘蔗、飼養牛羊為主要經濟來源，已具備觀光農園的基本特征。20世紀80年代初在休閑農業浪潮的帶動下，池上農場全力延伸產業鏈條、豐富經營形態，利用在地特色營建出休閑牧場、親子互動區、烤肉區等休閑場所，吸引游客留宿進行深度體驗，具有牧野風情特色的蒙古包民宿也隨之設立。游客紛至沓來，在多元化的產業和豐富化的經營形態中，臺糖池上農場和也因此發展為地域氣息濃厚的牧野度假村 (圖3) 。
休閑農場打破了早期傳統觀光農園走馬觀花式的模式局限，為游客提供更綜合的服務、更深入的體驗。這一時期的休閑農場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類型多元，但在經營形式上，仍以個體經營為主，缺乏系統性的整體思考。
1.3 休閑農業區——休閑農業的面域發展
20世紀90年代，單個休閑農場有限的資源已無法全面滿足游客的游憩要求，為了增加吸引力度，同時解決休閑農場無秩序的蔓延帶來的同質競爭、布局散亂等問題，2001年臺灣地區農委會出臺《一鄉一休閑農漁園區》計劃，并進一步制定了“休閑農業區規劃”。將個別農場的發展理念，擴大為以整個鄉鎮為園區來發展，引導休閑農場連片發展成為休閑農業區，從區域層面對鄉村零散的休閑農場進行資源整合、系統管理。
仍以池上鄉為例，在池上鄉已經擁有臺糖池上農場等多個休閑農場的基礎上，2004年池上農委會開始倡導休閑農業區的規劃，對池上鄉區域各類資源進行系統的整合 (表1)，分區功能規劃，設立池上環圳自行車道，串聯各休閑農場和自然景點，改變以往單一、零散的小范圍農場自營模式，建立了兼具農業生產、觀光游憩、生態保育和教育體驗的池上米鄉休閑農業區 (圖4) 。
休閑農業區是臺灣地區休閑農業發展過程中的集大成者，系統整理了休閑農業中各類資源和經營形態，在策略上融合了各類產業經營的參與理念，在實體建設上打通各農場與景點的路線，形成永續經營的策略，同時有效容納了鄉村旅游的運作機制，使休閑農業全面延伸出休閑經濟價值。
臺灣地區休閑農業的發展經歷了不同階段的演化，從觀光農園的“點”狀萌發，到休閑農場的“線”性拓展，再到休閑農業區的“面”域覆蓋，空間上由零散的單點農戶自建到系統的鄉鎮聯動建設，時間上由短暫的一日觀賞游到提供住宿的深度體驗游，極大拉動了臺灣地區鄉村經濟的增長，是其鄉村活化歷程中的重要一環 (表2) 。但此過程中主要著力點在于鄉村產業經濟的發展，少有涉及鄉村環境改善及文化塑造等方面。
二、富麗鄉村建設——鄉村活化的環境改善階段
富麗鄉村建設是鄉村人民物質生活水平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策略產物，在休閑農業帶來鄉村經濟飛躍增長的同時，卻消損了大量資源，鄉村生態惡化、風貌衰落等問題日益凸顯，面貌的破敗也制約了鄉村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為適應新時期對于鄉村生活品質的追求，1991年我國臺灣地區農政當局出臺《農業綜合調整方案》確定了“富麗新農村”建設目標，隨后將目標進一步定位為“建設農村新生活圈，塑造農村新風貌”，臺灣地區鄉村活化歷程進入環境改善階段。
在人居環境上，保護原有鄉村特色風貌，將具有傳統裝飾特點或經特殊工藝建造的房屋進行保存和修復，增加硬體的現代化設施，重視村貌的整治與改善；在自然環境上，遵循永續發展理念的軟體植入，保持原真風貌的基礎上對于有特色自然資源的鄉村進行適度開發，向鄉村生態旅游園區探索 (圖5) 。
池上米鄉也經歷過這樣的歷程。粗放的產業開發導致哺育池上鄉世代居民的大坡池涌泉被堵，魚、蝦和候鳥近乎銷聲匿跡。在富麗鄉村建設的推動下，池上鄉村民于90年代開始進行大坡池環境設施改善工程，以低影響介入的方式，修復池岸空間，設立生態親水步道和平臺，營造出可供生物自然棲息、居民日常休憩與游客觀光游覽的水岸環境 (圖6) 。同時整治道路合理添置公共設施，結合地域特色設置自導式指標系統，為村民和游客提供了舒適優良的鄉村環境。
富麗鄉村的建設接應了休閑農業的發展，改善產業生產環境的同時將精力更多的投向公共基礎設施完善、景觀綠化美化、生態環境改善等方面，使鄉村面貌大大改善，村民居住品質顯著提高，是臺灣地區鄉村活化歷程中的重要推動力。
三、社區總體營造——鄉村活化的社會認同階段
在建設富麗鄉村的同時，為了避免利益占據和扭曲鄉村，臺灣地方政府及民間組織意識到鄉村活化不應僅從經濟產業和物質環境著手，更重要的是從社會精神文明層面喚醒民眾對于鄉村發展的“共同體意識”。文建會在1994年出臺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一方面由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與休閑農業發展和富麗鄉村計劃并行，進行空間和環境的美化、地方產業的文化包裝；另一方面融入“共同參與”的發展模式，集合民眾的力量，突出社區特色，營造內容包括各種民俗活動的開發、古跡和建筑特色的建立、地方文史人物主題展示館的建立等。
池上鄉萬安社區坐擁池上鄉富有的稻米資源，在經歷了休閑農業計劃和富麗鄉村的建設后已具備優良的產業基礎和物質環境，文化認同感的塑造和提升便顯得尤為重要。1992年萬安社區村民在農委會的輔導下，共同挖掘在地稻米文化，將棄置的倉庫裝修成為古樸的稻米原鄉館，并提供古農用機具展示，作為池上米食文化參訪的解說展覽場和技術交流地 (圖7) 。萬安社區還保留了歷史悠久的磚窖場文化資源，結合靜態的磚窖展覽和動態的磚雕DIY活動，搭配社區導覽將磚窖文化自然和諧地滲透到大眾的生活當中。
社區總體營造將視角轉向了社會文化的認同，消解了人們對于鄉村社區空間的疏離感，織構起鄉村活化的社會文化網絡，同時反過來激活了休閑農業計劃和富麗鄉村建設的生機與活力，與其在鄉村活化建設道路中相輔相成。
四、農村再生計劃——鄉村活化的人本塑源階段
在社區營造不斷深入的過程中，各方力量意識到人在鄉村活化過程中起到的主體作用，人是鄉村產業經濟增長、環境品質提升和社會總體營造的本源力量。因此, 2010年臺灣地方政府出臺《農村再生條例》，以村民精神與技能培養為重點，推動鄉村的活化再生。村民提案成為編制鄉村發展建設方案的重要依據， “社區規劃師”制度被各鄉政府所推廣，以此挖掘并培養出具有本土化、在地性的鄉村社區規劃專業人才。“培根”計劃在臺灣地區鄉村中廣泛開展，專業學者和高校人士被組織起來形成培養團隊對村民進行知識傳授。
池上鄉萬安社區正是抓住了農村再生計劃中培養鄉村人才的要素，在社區發展協會的組織倡導下，開辦有機米產銷班，對村民進行機農業教學，使其共同參與到池上鄉稻米有機生態休閑產業當中；制定生態社區公約，發動居民主動認養村內空地綠化美化，助力富麗鄉村建設；培訓地方人才，成立池上鄉文化解說員協會、手工藝品研發小組等人才團體。居民在鄉村建設中找到了自身價值，池上鄉因此變得更具活力。
農村再生計劃把鄉村活化的理念以平民教育的方式推行于鄉村社會，同時呼應了休閑農業發展、富麗鄉村建設，兼顧產業發展和環境改善，凝聚了村民共同體意識，是鄉村活化歷程不可缺少的內生動力。
五、鄉村活化歷程體系的差異與融合
通過上文綜述，中國臺灣地區鄉村活化歷程分別以經濟、環境、社會、人作為主體核心展開體系探索，每階段模式的側重點不同，但最終目的都是為了活化鄉村 (表3) 。
休閑農業立足于農業經濟層面，從發展簡單觀光采摘、產品售賣的觀光農園，到主打深度旅游體驗的休閑農場，再到發揮經濟集聚優勢、連通片區資源的休閑農業區，完成了由點到線再到面的的全域覆蓋。
富麗鄉村建設及時應對了休閑農業發展帶來的環境弊病，從人居環境和自然環境上進行了全面的品質提升。為休閑農業計劃和社區總體營造提供了優質的發展環境。
社區總體營造從文化認同的角度承接了休閑農業計劃和富麗鄉村建設，通過鄉村社會文化構建“共同參與”意識，是鄉村活化精神的全面覺醒。
農村再生條例從人才培養層面落實了社區營造，村民因此獲得自立營造的技能，從而更好地參與到了休閑農業計劃和富麗鄉村以及社會營造的建設當中。
縱觀我國臺灣地區鄉村活化建設的發展歷程，休閑農業計劃、富麗新農村建設、社區總體營造、農村再生計劃均肩負著各個階段不同的使命，在時間上遞進或交叉，內容上交融或互補，彼此推動和促進，從不同維度不斷為鄉村地區注入新活力，在多元化的逐步探索中最終構成整體、系統的鄉村活化體系 (圖8～9) 。
六、中國臺灣地區鄉村活化歷程于中國大陸地區鄉村振興的啟示
中國大陸部分地區對于鄉村振興建設的探索，有著與中國臺灣地區近似的發展軌跡。
在產業經濟方面，大陸地區經歷了從農家樂到田園綜合體的演變，其中不乏優秀案例，但多數產業項類趨同，特色不夠鮮明，同時散落各地，未成體系。
在鄉村環境方面，大陸地區“美麗鄉村”與臺灣地區富麗新農村建設模式頗為相似，鄉村面貌因此煥然一新。然而不少鄉村只著眼于短期利益進行“面子工程”建設，按同一樣式照搬，鄉村環境在評審過后便恢復如初，變得臟亂差。
在社會認同和人本塑造方面，大陸地區目前處于社區營造初步探索階段，尚未進入“以人為本”的營建階段，因此沒有形成明確的發展模式。但營造者往往是響應“精準扶貧”號召下的外來組織和團體，村民對家鄉的認同感尚為缺失。
通過與我國臺灣地區鄉村活化歷程的對比分析，能夠汲取對大陸地區鄉村振興建設有益的經驗 (表4) 。學習臺灣地區經驗，大陸地區應梳理鄉村建設歷史，明確各階段鄉村發展任務，整理鄉村活化模式，使得鄉村經濟、環境、社會、人才等進入良性發展的軌道，最終整合成科學的體系，解決好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問題，讓中國鄉村全面走向活化振興之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華中建筑2019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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