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小農戶，不少人認為是造成農業低效的根本原因，提出要把農民組織起來。把農民組織起來干什么？怎樣組織？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思考。如果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都能賺錢發家致富，那農民都會不請自來爭相加入；如果不賺錢甚至虧本，農民就會唯恐避之不及。
人民公社時期把農民前所未有地組織起來了。那時是計劃經濟體制，農民沒有擇業權利，不能離開土地和家園，也沒有出售自己產品的權利，組織起來的成本很低。
國家財政也因此只投資縣城以上的城市建設，對于農村水利、公路等基礎設施都是組織農民自己建設。
農民做出巨大貢獻，卻始終沒有解決溫飽問題，一直在貧困線上掙扎。盡管政府年年都給農民發放救濟款、發放返銷糧，農民卻依然普遍貧窮，農產品依然普遍短缺。
那么，農民的貧困是因為懶惰還是愚昧？舒爾茨就認為，農民的精明和理性絲毫不亞于任何資本家，“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鼓勵，農民將把黃沙變成黃金。”
農民對自己的生產環境、資源稟賦與地理區位、氣候變化等都明明白白，適合種什么與不適合種什么、怎么樣才能夠賺到錢的成本收益計算得非常精明。
因為，農民從事農業生產，既要考慮天氣的影響—要上懂天文把握自然規律，又要考慮到土質的狀況—要下懂地理把握生態規律，還要考慮到市場的需求—要洞察世事人情把握經濟規律。
因此，必須賦予農民經濟發展主體地位，才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激發鄉村發展內在動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啟動的市場化改革首先在農村拉開巨幕，讓中國最貧窮的群體—農民，最落后的地區—農村最先發展起來，“萬元戶”作為那個時代風云人物都是來自農民。
讓農民在短時間里發展起來，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少見的，其中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尊重農民首創精神，按經濟規律辦事，推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不斷給予農民更多的自主經營、自由擇業等生產自主權，讓農民自己殺出一條血路，這不僅解決了長期以來一直沒有解決的吃飯問題，而且使8億人根本上擺脫了貧困。
鄧小平對此特別指出，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和農民創造出來。改革就是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農民，給農民以自我發展的機會，充分印證了舒爾茨的理論判斷，蘊含著最重要的市場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
由于農村改革滯后，導致政府通過直接投資項目等方式主導農業生產。由于不是市場導向，盲目擴大生產，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出現脫節，一些農產品因產能過剩而價格快速下跌，扭曲了市場供求關系，影響了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造成政府越位與市場缺位的問題非常突出，嚴重損害農民的利益與農業的發展，必然要求農業發展方式實現從生產導向向市場導向的根本性轉變。
因此，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要求，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農業農村工作的主線，就是以市場導向為關鍵切入點，找準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黃金結合點，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有效發揮市場需求的導向作用和政府政策、制度供給的推動作用，推動農業供給結構和資源優化配置，以破解農業資源要素錯配與市場扭曲問題，加快農業高質量發展，促進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優化升級，使農產品供給數量、品種、質量滿足市場需求，實現農業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