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提高中低收入農戶群體的收入水平是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任務。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2018年的數據，使用基于再中心化影響函數的不平等處理效應模型等計量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發現：（1）土地流轉的增收效應具有非對稱性，轉出土地的中低收入農戶能顯著增收，但轉入土地的中低收入農戶增收不明顯；（2）東部和西部地區轉出土地的中低收入農戶收入增長顯著；（3）土地流轉（尤其是轉出）有助于縮小農戶間收入差距、優化農戶群體的收入分配結構。實證結果穩健地說明農戶土地流轉對實現農戶群體“提低擴中”目標具有積極意義，在此基礎上提出在西部和東中部欠發達農村地區，鼓勵和支持中低收入農戶流轉土地，以增加其兼業和非農收入等政策建議。
關鍵詞：土地流轉；收入分配；提低擴中；RIF回歸；處理效應
一、背景
自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再次聚焦“三農”問題以來，中國農民收入持續增長，到2021年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了18931元。但在農民總體收入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農民內部收入差距擴大的情況。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我國農民群體中的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人均純收入差距由2003年的5481元擴大到2020年的33839元，農民內部的收入不平等問題日益突出。如果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并超過一定閾值，勢必會引起階層對立和社會不穩定，不利于我國現代化的發展。為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贏了脫貧攻堅戰，并乘勝開啟鄉村振興新征程，同時要求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進而促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為順利施行這一系列舉措，除了需減輕工農城鄉發展不平衡程度以外，還需改善農戶群體的收入分配結構，提升中低收入農戶的收入水平，繼而達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目標。
任何收入都會分解并歸之于生產資源的所有者，土地是農戶相對于其他人群所獨有的資源，因其承載著生存、就業以及社會保障等多重功能，被視為農民增收的重要依托。中國的改革從農村起步，而土地制度改革又是全面深化農村各項改革的核心。近年來，我國在農村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的前提下，建立起長期穩定的土地承包關系，并極具創新地實現了農地制度由“兩權分離”到“三權分置”的變遷，其目的是在穩定農戶承包權的同時放活土地經營權，推動土地有序流轉，以期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和農民收入增加。截至2020年，全國農戶家庭承包地流轉面積達53218.92萬畝，約為2010年流轉面積的3倍，土地流轉規模不斷擴大，說明土地流轉是農村土地資源配置方式的重要演進方向。2021年3月1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管理辦法》開始實施，該文件進一步健全了農村土地流轉交易規則，旨在提高農戶參與土地流轉的積極性，形成更加穩定的農村土地流轉市場秩序，保障農戶持續增收，為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注入活力。
從理論上看，“提低擴中”涉及收入分配問題，“提低”是基礎，“擴中”是目的，欲實現農戶收入分配結構的優化，中低收入農戶持續增收是關鍵。從土地這個傳統生產要素的視角切入，符合微觀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從內容上看，學界研究收入分配中的貧富差距或收入極化問題主要集中在城鄉、區域及行業之間，對農民內部的收入分配狀況、尤其是對中低收入農民收入進行深入討論的研究相對較少，而探究土地流轉對中低收入農民增收效應的研究則更少。從方法上看，為研究流轉的收入分配效應，較常規的做法是直接圈定研究樣本然后進行均值回歸，該方法有一定針對性，但在選擇樣本時具有主觀性，不能真正區分流轉對不同收入水平人群增收效應的異質性。有學者利用條件分位數回歸來研究流轉對條件收入分布的影響，雖然該方法放松了OLS的分布假設，但其回歸系數是條件于協變量的，因此結果不具有明顯的經濟意義或政策價值。近來，部分文章利用再中心化影響函數（RIF）回歸和分解對收入分配問題進行了討論，但將其用在土地流轉問題上的研究還較少。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2018年的數據，使用更嚴謹的方法，對土地流轉與中低收入農民家庭的收入關系進行新的探索。
二、主要結論
1.運用逆概率加權回歸調整（IPWRA）的處理效應模型，發現土地流轉能夠促進農民增收。其中，轉出土地帶來的增收效應顯著，轉入土地則不存在明顯增收效應。
2.運用基于RIF回歸的不平等處理效應模型，發現土地流轉能夠促進中低收入農戶增收，但對高收入農戶則無明顯影響。其中，土地轉出能夠有效促進轉出土地的中低收入農戶增收，但是對高收入農戶無明顯影響；土地轉入則對轉入土地的各收入水平農戶增收均無顯著影響。異質性分析中，將流轉、轉出、轉入變量分別按地區分組構造新變量，重新回歸后發現，中西部地區的低收入農戶參與流轉有利于增收，東部地區的中低收入農戶參與流轉有利于增收；東部和西部地區轉出土地的中低收入農戶增收效果顯著，中部地區不顯著；三大地區轉入土地的農戶都不存在明顯增收。穩健性檢驗中，首先將分位數換為分位距、基尼系數和阿特金森指數，發現土地流轉尤其是轉出行為能夠縮小農民群體內部的收入差距、優化收入分配結構；在考慮不可觀測因素導致的內生性問題后，運用含內生變量的無條件分位數處理效應模型得到了相似的結論。
3.對轉出家庭和未流轉家庭的收入分布進行基于RIF的OB分解，發現兩群體之間存在收入差距，對中低收入家庭而言主要是要素回報率不同導致的（系數效應），對高收入家庭而言主要是家庭要素稟賦差異導致的（稟賦效應），因此土地轉出對中低收入家庭增收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按農戶的收入來源進行分類，通過OLS、IPWRA、2SLS三種估計方法，探討了轉出對增收的影響機理，發現土地轉出農戶主要通過出租土地等生產資料、拓展資金投入領域和從事非農雇傭勞動等途徑來實現總體收入的增加。對土地轉入農戶不增收的原因進行了探究，認為規模經營未最優、產業鏈條不夠長、機會成本增加和特色品種沒選對等因素可能造成轉入農戶增收不顯著的現象。
三、政策內涵
1.土地流轉能夠有效增加中低收入農戶的收入，是實現共同富裕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有效途徑，因此希望各級黨委政府、有志于共同富裕的參與者（企事業單位和個人）可以引導、支持、鼓勵、幫助中低收入農戶流轉土地增加收入。特別是，在西部地區和東中部欠發達的農村地區，政府要加大力度鼓勵中低收入農民家庭轉出土地，讓更多低收入農戶的勞動力跳出土地就業，形成更多兼業或非農就業家庭進而實現收入的穩定增長。
2.對于有轉出土地意愿的農戶，既要保護好土地承包權的穩定和流轉契約的穩定，也要為他們實現兼業或非農就業提供幫助，從而同時實現增收渠道拓寬和增收效率提高。一方面，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規定，依法保護農民家庭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充分保障農民家庭的流轉收益權，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穩定轉出戶財產性收入的作用，能夠讓愿意轉出土地的農戶更放心地參與流轉；另一方面，要大力開展農民職業技能培訓，可以將從事雇傭勞動的農民按照就業行業進行分類，然后通過現場教學和網絡教學相結合、集體培訓和分散培訓相結合的方式對農民進行職業技能培訓，提高技能水平，增加就業機會、就業競爭力和就業工資收入水平，實現土地轉出農戶工資性收入穩定增長。
3.對于有意愿轉入土地從事農業生產的各類主體，政府需要營造更加穩定的政策環境，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支持發展特色優勢產業，提供市場信息和先進實用的科技服務，給予更多的政策性補貼、金融支持和保險服務以降低風險，確保各類主體對轉入土地“能夠接、放心接、接了還想繼續接”，實現“轉的出、接的住、收入穩、共同富”的目的。
（作者黃祖輝系《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杜語系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博士生；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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