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9月17日，辛莊企業家精神大課堂第五期線上公開課在北京海淀中關村創業大街成功舉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朱玲現場為大家就《農戶的社會流動與城鄉公共服務》進行主題分享。
朱玲教授圍繞社會流動理論、政策和實踐的演進，村莊人口流動和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的變化，村民家庭的代際教育流動和住房投資升級和農村遷移勞動者的發展策略及實踐，從國際到國內農村，為大家深入淺出的講解了如何通過滿足農民對基本公共服務的需求，推進城鄉公共服務深度的融合。本文是朱玲教授課堂內容的整理，經過朱玲教授審閱定稿。
大家好，感謝維迎老師的邀請，很高興可以在辛莊課堂與現場及線上的企業家學員們共同探討《農戶的社會流動與城鄉公共服務》這個課題。在講之前，我想要說明的是，這不是我一個人的成果，而是由整個團隊共同完成，同時也得到了所有接待方、受訪農民、婦女、農村遷移工人（大家把他們叫做農民工）、企業家、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希望通過調查數據，來考察脫貧農戶（已經全部脫貧了，所以我就用這個詞），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轉移，怎樣攀登社會經濟階梯。無論是決策、判斷都是一種行為，我觀察的人群不是企業家，而是農民、農民家庭。但在國際上，例如德國，小農場都是視為企業。無論到哪一家農場訪問，都說我這個企業有多少勞動力、多少田地等，但是中國至今沒有把農戶作為企業。
企業家去做一個決策，是為了某個目標。那村民和農村遷移工人家庭要利用市場實現什么目標？在流動過程中，包括在家鄉從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制度中，得到了哪些支持？如果只是通過文件來證明老百姓獲取的支持是不夠的，我們調查目的就是看一看最脆弱的這些人，最需要支持的這些人，得到了多少服務，得到了哪些保障。例如，在危機、失業、生重病時候可以得到多少幫助，如何獲取幫助，不管是公共幫助，還是社區、私人、親戚和朋友的幫助。我這里為什么會有這個標題，就是看他們從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得到了哪些幫助。正因為我們是調查的整個遷移過程，所以我們既調查農村，也調查城市。
通過調查，了解到他們有些需求是得不到保證的。當權益缺失時，他們又承受了怎樣的代價？我記得張維迎講法律法制保護權利時表示，雖然理論上是保護，現實中很可能脆弱人群在遭受危機的時候得不到應有的權益。在這個時候個人、家庭都要付出代價，我后面會用案例數據說明。我們在調查中發現，農戶村勞動力在遷移過程中面臨的障礙。社會流動中大家都想往上走，在這個過程中障礙是什么？怎么樣去彌補社會結構在變遷過程中的制度疏漏，來補齊這些短板？
在這個話題討論中，有一些不合理的表述。如農戶家庭長期分離，只有最強壯的勞動力，最青春的勞動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的家中留下老人、婦女和兒童。但有人寫文章說，這使得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中，沒有產生貧民窟，認為這種分離模式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的看法是，這是結構變化過程中的制度疏漏，這是農村人口在城市中權利缺失一個表現。我們不說做人的良心，作為學者就應發現這些漏洞，找出解決的辦法，而不是合理化它，美化它。即使它存在，也是制度在扭曲下的存在。我們研究的焦點就是這些。
一、引言：社會流動理論、政策和實踐的演進
開始就要說一說，社會流動的理論政策和實踐的演進。我的目的是向讀者交代清楚，這個理論的來龍去脈。它不是空頭理論，是從社會現實得來。至少要清楚今天的主題：社會流動到底指什么？
什么是社會流動？這個定義我是從經合組織2018年的報告中提煉出來，變成中文又加了自己的理解。社會流動，它并不是一個方向，有向上也有向下。比如，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過程中，一些中產階級給掉到了下層。而這些事情在這之前就發生了，和疫情沒有任何關系，社會固化也發生了。我在好幾個著名國際組織的報告中，都看到對社會流動的討論，所以它不是中國獨有的問題，而是一個世界性問題。另外，它不僅是研究一個個人在生命周期中，可能進入了某個中產階級，或者上層階級，或者掉到了下層，它還定義一個直系家庭多代人在經濟階梯的升降。我們會看到世家，多少多少代，就說京劇譚家七代，他們會比較一代人和一代人的流動，有縱向有橫向。
其實，社會流動不只我們經濟學人在關注，社會學家最早關注，政治學家、歷史學家也在關注。我上一個月底聽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卜憲群的網課《秦漢鄉里社會演變與國家治理的歷史考察》，他就講到秦朝和漢朝怎么控制勞動力和人口流動，最終影響到社會流動。這里我引用了一句"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作為注解。古代社會因為流動渠道比較少，憑讀書、憑科舉，而讀書人從鄉下來，通過科舉然后殿試做官等等，都顯示了對社會流動的關注。對社會流動不僅是不同學科關注，在普通人生活中你有意無意都會關注它。雖然不用“社會流動”這個詞，但是大家看一看我講的行為，就能夠理解它是老百姓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個家庭決策元素。
以下主要講的是經濟學家對社會流動理論的提煉和發展。這個理論的變化，是隨著社會變化而來的。社會變化過程中理論也在變化，理論反過來影響了政策，又影響了社會。在現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1723-1790年)生活的時代，歐洲資產階級興起而封建等級制尚未瓦解。僅就貴族與平民而言，以血統出身劃界分層的社會鴻溝依然不可逾越。他對不同社會階層的進取行為及其激勵因素的分析，便自帶這一轉型期的特征。斯密以法國國王路易十四(1638-1715年)為例說明，國王和貴族并非依靠學識卓越和勤勞堅韌等美德獲得社會聲望，而是憑借已有的地位履行嚴格的禮儀，顯示特有的風度和威嚴的優越感，進而以地位權勢左右世人。在今天，這種貴族的等級制已經與過去不一樣了。大家可能看到，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把爵位給了許許多多、各行各業、國內國外作出成績的人，這些人不一定是貴族家庭出身，說明貴族等級制已經有了變化。
在100年之后，已經工業革命了。如果大家看過《資本論》就知道，農奴以自由人身份進入機器工人隊伍。阿爾弗雷德·馬歇爾（1842-1924年）在討論技術工人培養時指出，一些智力超常的工人所處的地位遠低于其天賦。馬歇爾認為，這對他們本人和整個國家都是浪費。父母通常讓孩子接受與自己的學歷相近的教育，然而超越父母學歷的普通教育、技術教育和職業教育，有可能推動代際技能、職業和收入的垂直向上流動。如此不但激勵工人努力提高技能和生產效率，而且也促使個人積累資本和創業，結果必將有益于國家經濟增長。
我接到張維迎邀請的時候，正在看一本書叫《人類之旅》。我覺得非常有趣的一點是，書中將英法包括德國先進工業國家的政策都進行了比較，寫出他的觀點。有一些觀點在維迎的書上我也看到過。作者指出，英國是最早提出普及初等教育的國家，所以工業革命發生在那兒一點也不奇怪。英國在普及初等教育的時候實行免費且強制入學，父母不送孩子上學會受到法律制裁。這就是國家在教育發展中的投入。
再來說說北美。大家都知道早先移民北美的大多是歐洲人。獲諾貝爾獎的經濟史學家羅伯特·福格爾的《第四次大覺醒及平等主義的未來》給我印象很深刻。他將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寫進美國歷史進展過程中，認為所有變化都需要以平等主義為基調的社會變革和改革。只有經濟沒有社會，經濟發展就會受到阻礙，參與者在其中的權利也得不到保障。
產生于1730年的第一次平等主義大覺醒，引發推翻英國皇室殖民統治的美國大革命，推動等級森嚴的貴族社會向以能力為基礎的平等社會轉變。第二次大覺醒從1800年開始，焦點事件是廢除奴隸制和內戰，雖然種族主義還存在，但是奴隸制廢除本身是工業社會一大進步。
《人類之旅》書中一直強調，工業革命不僅僅是技術的進步、經濟的增長，更是社會的進步。社會進步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就是社會更加多元化，社會更加平等。在第三次大覺醒的時候，美國有一個經濟大蕭條，1929年開始，羅斯福推出新政。這個時候新政只是其中一部分，美國有了各種各樣的福利制度。我們團隊在2000年初到2010年做社會保障研究，當時有位武漢大學在美國的校友，把自己的賬單寄給我，上面有他們參加社會保險的繳費和給付比例。我發現，他們的社會保險稅率比我們國內企業的個人繳費比率低得多，而他們退休以后能夠得到的福利卻高于我們。
在印象中，大家都稱贊從英國到德國的福利水平很高。但一比較，美國其實也有社會保障，而且運轉很有效率。它的邏輯是保障底線，所有的就業者，哪怕只掙一個美元，也要交稅。無非低收入者在收入匯算的時候，可以退稅，還有很多福利，得到很多幫助。大家到退休的時候，納稅人會得到最基本的保障，讓你不會掉到絕對貧困線以下，這是一個社會安全網。同時有企業各種福利安排，退休的時候，你可以享受高于基本線的部分，這是跟企業與個人的責任掛在一起的。在讀這些書的過程中，我們會認識到原來讀的世界史可能有描述偏頗的地方。事實上從1930年開始，美國有了多種多樣的福利政策，否則很難解釋為什么欠發達國家的人要往美國跑。
第四次大覺醒從1960年到21世紀。福格爾是2013年去世，他曾到訪過中國，所以書中例子還涉及到中國。從60年代開始，美國以知識服務為特征的職業顯著增多，中產階級擴大了，律師和醫生等等知識服務行業和人數都在增加。大家是否了解“橄欖型社會”，那就是形容中產階級為主的一種社會結構。處在橄欖最圓最大這部分的人，更多是靠知識掙錢。這種發展和壯大就激勵了美國的家庭向高等教育投資。中產階級對自己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有著自己追求教育平等的需求。
同時，美國社會還存在著種族不平等、性別不平等、年齡不平等。在追求平等的過程中，不斷出現各種社會運動。叫它社會促進活動也罷，叫它社會革命也罷。例如有《勞工法》、有性別平等和種族平等要求的社會運動風起云涌。所以，任何一種社會流動障礙的排除，都和人類追求平等的社會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
讀了福格爾這本書，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機會平等和權利平等。我曾經在計劃經濟時代當過農民和工人，大家對于平均是特別有追求。中國古時候農民起義都呼喊 “不患寡而患不均”，要的就是平均。但“完全平均主義”對社會是起阻礙作用的，完全的平均也是不公平的，因為人總有能干和不太能干的天然區別，有努力程度不同的區別。在生產隊的時候，大家評工分就幾個檔次，里面還加了很多個人的關系和家族勢力，最后生產隊就是沒有效率。福格爾的書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共鳴。機會平等和權利平等意味著，一個人不管是什么種族，什么族群（族群在我們國家原來翻譯成少數民族），不管是漢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或者性別是男是女，都不應當因此而造成機會不平等。只要通過勤奮、毅力和正當手段，就有可能提升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這就是機會平等，它建立在權利平等基礎之上。
為什么要保證權利平等？因為這是我們公平競爭的基礎條件。比如說，文革時候上大學，一些人因為祖上成分不好，連進考場的機會都沒有。雖然很多人批評高考，但目前還沒有比它更公平的制度，因為每個人符合了條件，就都可以進考場。我們也很愛看體育運動，因為只要有賽場，我們就可以在同一個賽道上奔跑競爭。
再來看條件平等、收入再分配、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即使我們都進入了勞動力市場，初始條件還是不平等的。
我舉一個關于“健康”的例子。今天上午我們去參加一位前輩的九十歲壽宴，我說凡是能夠健康活到90歲的人，都是幸運者。為什么呢？有40%的遺傳因素，有后來的自己的生活習慣、知識、工作條件等等，這么多因素加起來，還要加上社會環境等其他因素，比如說傳染病因素、父母和家庭狀況、受教育機會和保健機會。我們團隊在西藏調查11年，青藏高原氣候很嚴酷，交通很艱苦，它的醫療條件比內地要差很多。村里人如果生病送醫院很難，所以生病和惡化的可能性要大過其他地區，這樣的個人向上的社會流動，就需要更多的公共服務支持。
這里再講一下兒童的早期發展差別。兒童早期發展1000天，就是從母親懷孕的時候開始算。那么一個強壯、營養豐富的母親，跟一個貧困的母親對后代的影響是什么？1996年我帶學生在農村調查，專門調查的是婦幼保健。很多母親在懷孕期間要去很遠的地方背水，整個懷孕期間才吃過一次雞，幾次牛肉，這怎么和營養豐富的母親相比？如果可以減少這些不利條件，對后代的初始影響是有可能變好的，所以我們始終盯住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
我們很關切促進社會流動和消除貧窮的關系。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經濟全球化在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貧富差距和地區間差距加大。后來，婦女發展大會1995年在北京召開，一系列的國際峰會都關切發展中消除貧窮和促進人類發展的主題。1990年，我去紐約的聯合國開發署總部訪問，他們每年都要發布《人類發展報告》，阿馬蒂亞·森（1998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直接參與了這個工作。他強調，怎么樣消除那些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
剛才我已經解釋了收入分配不可能完全平均，但是即使是不平等，也有公正的收入不平等。如果是合法的、憑借著勤奮、努力、堅持和發現機會，（就是維迎書里所說市場對于企業家來講是發現機會去創新），你得到收入就算是高收入，也是公平的。如果是用非法手段得到高收入，那是不公正的。如果說因為制度的原因，比如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不準農民離土、離鄉，鄉鎮企業也不準和國有企業爭原料爭市場，那就是不公平。因為這樣的制度原因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就是不公正的收入不平等。
阿馬蒂亞·森參與的《人類發展報告》講到了怎么比較低收入和貧困群體的發展狀況，以及使他們脫離貧困陷阱的政策方向。這如何跟我們中國的發展研究勾連起來，我很焦慮和迷茫，就給前輩趙人偉老師打了電話。他說所有的發展都能夠度量，如果不能度量，我們就很難把理論和現實中的發現落地。這一下子點醒了我。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叫《發展的度量》，被很多網站登載過。那時候我們經濟所的同事提出，關鍵是測量誰，不用測量所有人，你去測量低收入貧困群體和最困難的人。
因此大家去看，《人類發展報告》里面有一個指數：人類發展指數。這個指數很重要，包括性別平等、教育、健康這些指標，能定義發展得怎么樣，提醒我們以后要關注社會底層的狀況變化。底層的地位提升了，整個社會就改善了、進步了。
我們國家講脫離貧窮也講共同富裕。世界銀行年年發布報告，比如2018年，講減少貧窮本身就是在促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不是殺富濟貧，而是減少貧窮，抬高整個社會的福利和整個社會的收入和生活狀況。這個報告追蹤觀察各個國家特別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窮國、窮人，他們教育健康指標的改善。
從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提出開始，發展經濟學家就在關注，怎么借助共同富裕和社會保障措施，來阻斷貧窮的代際傳遞。意思是不能讓窮人的子子孫孫都是窮人。因為窮人本身父母營養不良，文化就低，就業渠道就少，收入可能也低，這樣他兒子、女兒得到的教育可能也少，他們的營養可能也不良。這就是一種貧窮的代際傳遞。咱們國家的營養學家陳春明一直致力于改善貧困地區和兒童的營養。她的團隊通過貧困婦女兒童營養補充對照實驗，敦促政府免費給貧困孕婦發放營養包，發放維生素A、補充葉酸，孩子在兩歲之前補充營養包，改善中國兒童的體質。這個做法對其他發展中國家改善窮人狀態、切斷貧窮的代際傳遞也做出了貢獻。
國家和社會不但要用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惠及窮人，而且尤其要惠及窮人里面的婦女。當糧食缺乏的時候，婦女首先不吃，讓家庭強壯勞動力先吃飽，讓孩子吃好，最后才是自己。窮人里的婦女、兒童、老人和殘疾人，都有特殊的需求。針對這些需求，就要有專門的保障項目。中國政府和老百姓以及科學家，在消除貧窮的過程中就有專門針對女童上學的春苗項目，兒童早期發展項目。中國發展基金會做的項目，衛生部的婦幼保健項目，都是針對特殊群體需求設立的。還有老年照料項目，雖然不夠健全但已經開始了。
進一步講，如果整個社會流動變緩，那多半緣于階層固化和不平等加劇。近年來在部分經合組織國家中，父母健康狀況不良、受教育程度低、從事體力勞動且收入水平不高者，自己大概率會落在同樣或相鄰層次，機會積聚在社會上層。在中國大陸網上的流行詞"躺平"，是對社會流動減緩的一種反應。在歐洲和北美，一旦社會階層固化，就會產生極端政治傾向，就會出現民粹主義，這是他們國家一些進步力量所擔憂的。
對社會流動和不平等問題的國別和地區研究顯示，所有驅動社會流動性的措施都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所有減少收入不平等的措施也有助于促進社會流動。基于這些研究的社會流動測度指標，在很大程度上與收入決定因素重合。例如，世界經濟論壇采用的“全球社會流動指數”由10個權重無差別的支柱型要素構成。除了教育、衛生 、就業和社會保護等要素外，還包括科技可及性和包容性制度安排。這其中，與教育相關的因素就上了3席，足見指標設計者對教育的重視。教育指標的設計思想，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最近發布的未來教育報告取向一致(UNESCO，2021)，尤其強調教育可及性(公平公正的供給)、高質量教育、生源多元化和終身學習機會的創造。
本院同事蔡昉給我發來一個文獻，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發布的報告，專門講教育公平性。在疫情發生之后，城市的孩子很容易能夠上網課，農村的孩子未必。其中，批評的就有中國的城鄉教育質量差距懸殊。另外，還有科技可及性的問題。比如有手機的時候，大家就會看誰最先有手機，手機怎么樣普及。我們調查中發現，中國是手機最普及的國家。我最近兩年訪問的農村遷移工人（農民工），沒有人不會用手機，而且玩得非常順，把手機和家里的攝像頭連接起來，這就是可及性。如果只有少數人可以利用技術，那就可能產生因為這個技術的能夠得到或者不能夠得到，使一群人和另外一群人相比處于不利的狀態。如果是更進一步比較，就要看人工智能和機器人的應用。現在我的發展經濟學同行，都在關心誰會受到不利影響，誰能夠利用這些最新技術，誰可能利用不到，這是一個公平問題。
在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全球社會流動報告2020》中，按百分制計算各國社會流動指數并由高到低排序。排在前20位的有17個歐洲國家，其余3名為日本、澳大利亞和加拿大。北歐五國位列前茅，得分都在82.7以上。其中丹麥得分85.2，排名世界第一；瑞典得分83.5，排名第4位。
2017年世界銀行發布救災重建報告，比較了各個國家應對災害的韌性。“韌性”現在是一個非常時尚的詞，是指抗災能力和恢復能力的強大和脆弱，韌性最強的還是北歐五個國家，丹麥第一。可見韌性跟社會流動、社會平等和消除貧窮這些事情都是聯系在一起。美國的社會流動指數排在27位，中國排名第45位，中國的排名在發展中國家很靠前。中國的分值當中最高的是衛生，涉及剛才我說到的兒童營養、公共衛生，中國的衛生服務可及性最高上到80多分。還有就業機會評分也不低，跟中國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分不開。教育可及性，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有一個全國推動的義務教育普及。分值倒數第二是公平工資，2006年我們曾經做過農民工職業安全和勞動保護調查，發現他們的小時工資很低，這樣的話迫使工人不斷加班拉長勞動時間。每個小時的工資連一個盒飯都買不到，那就只能加班。分值最低的是在校生社會多元化。此外，中國收入不均等程度仍處于高位。
對收入不均等影響最大的因素就是城鄉差別。現有的調查顯示， 2005-2006年影響在40%，現在影響下降到26%。影響收入不均等的有個人、地區、城鄉因素，但城鄉因素始終是影響最大的。所以，縮小城鄉差別就能夠降低中國收入分配不均等程度。用同樣的數據做統計分析，我們知道勞動力流動既有助于降低收入不平等，還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原來農村的人都聚集在一小塊土地上，后來一部分人出來，到勞動生產率更高的工業和知識服務業工作，全社會的效率也提高了。這一部分人收入提高了，把錢寄回農村的家，家庭收入也提高了。2013和2018年北師大、浙江大學的項目調查發現，收入最低的10%人口外出打工得到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遠遠超過收入最高的10%的人。收入最高的這一組人，打工收入在他們的全部收入中占比不到1%。可是在最低收入組，這個比重差不多就到1/4了。所以，有助于勞動力流動的政策，就有助于減少貧窮和不平等。
這里需要特別說明，戶籍制度在人民公社時代，把城鄉社會非常明顯地分隔開來。如果不參軍和上學，就是結婚也不一定能到城里去。我在很多場合講到， 1970年的時候，我插隊務農的地方每個人夏季只分了70斤麥子。同年10月份我進工廠當了鉗工，一個月42斤糧票，當時我要樂瘋了，不用擔心沒有吃的了。所以城鄉分隔，對于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人是多么不公平。改革開放開始，農村改革的重要推動者杜潤生領導的農研中心寫了不少文章，呼吁“推倒”城鄉之間的那堵墻。勞動力流動本身就沖破了城鄉之間的制度藩籬，但是隱形分隔依然存在。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報告顯示，城市常住人口占64%，城市戶籍人口大約占45%，相差的19個百分點，統計的就是在城市里居住，但沒有城市戶口的人。如果戶口只是一種登記制度，而不是和城市公共服務與社會保障聯系在一起，這樣的存在就未必不合理。正常的情況比如說，我在北京常住應該有北京戶口，如果回到西安就有西安戶籍。事實是很多在北京、上海、深圳工作的人，他們的戶籍還是農村的。這是城鄉隱形分隔的第一個表現。
第二個表現是農村的家庭分離。從1985年到宣布消除貧窮，我一直在做減少貧窮的研究。2000年左右我下農村，發現很多家庭的貧窮，是因為在礦井打工、在城市打工的人生重病、受工傷回家苦熬。他們把最美好的青春、最強壯的身體放在城市，當他們變弱了就不得不回到農村，不能享受城市福利。也許這個情況沒表現在統計數據里，但在社會生活中我們能感受到。
前些年快過春節的時候，電視上會播放從廣東等發達地區回家鄉的摩托大軍。媒體試圖表達社會公眾、社會組織一路上給他們提供稀飯、熱茶等等這些服務的善舉。但媒體可能忘記了，如果沒有這樣不公平的城鄉分隔，成千上萬的人是可以把家庭帶到城市里去，就不會有這樣宏大規模的家庭分離。其他國家在工業化初期也有家庭分離現象，強壯的男人到城里做工，婦女帶著孩子在家鄉，但她們如果愿意去城里是可以的。這比如，我們這兒有一個空調，我可以不用它，但是用的時候我有，這和壓根沒有空調，是完全不一樣的情況。
上世紀九十年代和2000年之后的幾年，農民工的孩子進不了城市的學校，那不回村上學該怎么辦？這種分隔就是制度性的分隔。近年的《流動兒童教育發展報告》中出現了"回遷兒童"這樣一個新詞。原來留在老家的叫“留守兒童”，跟著家長來城市，沒有回老家的叫“流動兒童”。
我們在2000年以后的多次農村調查中發現，農村開始出現寄宿學校，很小的孩子都在寄宿學校上學。還有很多兒童進不了城市幼兒園，上學需要多種證件和證明。本來城市公共服務不夠，社會保障薄弱了應該增加供給，但各個城市的辦法是接受農民工進城勞動，但公共服務不增加，還用“條件限制”把人趕出去。一個城市，就應該像一個自然生態，既有蒼天大樹，也有低矮小草和中等的灌木，不可以只剩下大樹。很多城市的家政保潔等服務行業都是農村遷移勞動力為主，說明城市還是需要人家，但是提供服務的時候又排除了這部分人，這不是隱形分隔是什么？
我們利用了杜潤生老前輩當時奠定的調查數據基礎。在他的帶領下，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在全國建立300多個農村固定觀察點，觀察內容有基礎設施、社會服務、人口變化等等。我們之所以采用2003年以來的數據，是因為這時候的中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速。同一時期我們還做了多種專題調查，既調查農戶，又調查遷移勞動者。農戶是家鄉所在的地方，遷移勞動者出發在農村，落腳在城市。
以前很多調查，或者調查農戶，或者調查遷移勞動者。2020年以來，我們在同一個省里調查村子以后，又去調查城市，但是城市里不一定都是本省的農村勞動力。通過調查，我們才發現原本認為合理化的東西恰好對他們是不合理。我們調查了勞動者家庭分工為特征的社會流動實踐。在家庭分工方面，我們關注了代際分工。老人這一代，中年這一代，年輕這一代是有代際分工的。我們還特別關注性別分工，男的干什么，女的干什么。在這兩方面的調查中，我們要看看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短板在哪里，是以建設性的態度，找出來彌補短板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再看針對脆弱群體最緊迫的需求如何去改善。我們會在調查中發現最的脆弱群體是誰，他們最需要的服務是什么。這就是我們的研究途徑。
在調查中，我們用多種調查組合。既有時間長度，主要利用2003年以來農村固定觀察點的數據，同時利用課題組本身2006年的社保調查數據。以前做調查的時候，會培訓調查員去走訪，這次問卷調查全部都是我們課題組成員完成的。這樣做的原因很多，首要原因是資源有限，時間也有限，所以盡可能用這些信息組合做分析，去實現我們研究的目的。
二、村莊人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變化
現在來講一下，村莊人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變化。在我們調查的11個行政村中，2020-2021年間，村莊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的比率最低下探至19.9%。村莊常住人口嚴重老齡化。2018年，農村60歲以上老人的比重達29.9%，遠高于全國水平(七普:18.70%)。在家有老年的住戶中，純老人家庭占 44.4%。常住人口中的成年組別里女多男少，該組(16-60歲)女性約占52.23%。比較好的情形是，我們調查中的陜北的一些農村，有的從甘肅引來了養羊企業，并建造草場和灌溉設施，讓村民在家就可以有更多就業機會。
如今農村的常住兒童明顯在減少，除了計劃生育政策和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外，這是近年來新一代農村遷移工人帶孩子進城的一個結果。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做農村調查的時候，像電影中一樣后面跟著很多小孩，我提一個問題，一大堆孩子就搶在大人之前回答問題。2009年，我們給社保部做農村社保調查，發現碰到的都是老頭老太太，年輕人沒有了，上學小孩不多，抱孩子的人也不多。我曾經在湖北大山里調研時發現，這個村里只有一個小孩，有企業家在這兒花20萬建了小學，卻沒有孩子上學，村里人就用空教室來做直播。雖然沒有把建筑浪費，但至少說明原有的用途不再需要。還有一些村的小學變成了養老服務站。村莊人口的變化，決定了公共服務結構和供給的變化。
在調查中，我們大致挑了三個年份進行比較，發現我們中國扶貧成就確實輝煌：解決了基礎設施中供電、供水、學校和衛生室不足的問題，有些脫貧村的設施甚至比非貧困村還要完善。40年來中國政府沒有停止向貧困村投資，最可喜的是交通的改善，現在的農村人可以坐高鐵進城務工。我們以前下鄉調查，去一個地方路上至少要兩三天，現在一天就能到。在陜北、內蒙一些村子里面還有快遞站，移動信號也很好。我在國際交流中做報告時，講到中國農村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的進步，都引起良好的反響。
但現在農村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依然存在短板。農村兒童早期發展中的情感、認知能力刺激依然缺乏，農村老人養老和就醫困難依然存在。在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農村的五保戶、低保戶反而沒有一般老人困難，因為有民政給他們兜底，可以免費去養老院。基礎設施上，排污設施一直是農村改造的痛點。農村的居住特性造成了排污設施需要分散建設，采用和城市一樣的設計和用材會非常昂貴，所以這一點還需要政府提供強有力的經濟支撐，鼓勵企業發明適合農村的設施設備。
在農村老年照護服務方面，一些縣財政會予以補助。在民政局加以督辦的村莊、村兩委通常利用閑置的小學校園興辦“幸福院”，或者專為老人供應午餐。例如，陜西省榆陽區的行政村均設有幸福院,每院雇用一位中老年婦女擔任保潔員和炊事員。入住老人床位免費，伙食標準為每日5-8元。入住者只需支付每日3-4元的餐費，差額由財政補足。民政局還按照入住人數，每年補助每個幸福院6.5萬元左右的運行經費。幸福院入住條件為本村70歲以上、子女在外打工、生活可自理的居民。至于生活不能自理者，唯有中高收入家庭和政府予以財務兜底的五保老人，可以利用養老院和上門護工等社會化照護服務。中低收入農戶因支付能力不足而難以利用有償服務，往往陷入老年照護困境。
現有的鄉村發展實驗表明，投資于村莊兒童和老年服務，既有改善兒童福利和老年福利之效，又能提升當前和未來勞動者的人力資本水平，還可以解除外出勞動者的后顧之憂，同時也能促進照護產業的發展并創造新的工作崗位。老幼照護的收益明顯溢出家庭而惠及整個經濟與社會。況且，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大潮沖擊下，家庭功能明顯弱化，社會與家庭及個人分擔育兒和老年照護責任已勢在必行。可是它為何至今仍為公共投資的短板呢？
這一是因為社會化老幼照護服務的成效短期難以顯現，在地方主政官員的政務優先序中排位靠后。二是兒童早期發展和老年照護服務需要細致而又可持續的制度安排和財務支持，這兩個條件在村莊層面普遍缺失。正因為如此，當前提供這兩類服務的村莊大多屬于社會組織與政府機構合作的試點。它帶來的啟示在于，社會化的村莊老幼照護服務應當成為鄉村振興投資的重點領域。服務的提供既要有社會組織和村民的參與，又需要借助市場的力量。
三、村民家庭的代際教育流動和住房投資升級
住房不僅是物質投資，也是教育投資。我們在農村調查中發現一個現象，農村的姑娘會要求男方在縣城買房，我當時就問，你們縣城沒有多少工業，為什么非得在縣城買房？她們表示，為了享受更好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縣城的教育水平肯定高于鄉鎮。由此可見，不僅就業機會和產業發展能吸引人群購房，基礎設施的改善和公共服務也能吸引人。
我們把發達國家那種不設制度藩籬的鄉-城人口遷移，視為自然演進式的城市化。把中國政府將特定群體和部分農區及居民劃歸城市的舉措，視為行政性城市化；將農村遷移人口在制度阻隔下仍自行落戶城市的方式，視作自主城市化。
就像剛才和大家講的，即使有那么多的制度阻隔，農村的人口還是排除萬難，不顧一切進入城市，這是自主城市化，也是我們調查的重點。我們通過研究農村遷移勞動者落戶城市的方式，尋找突破城鄉壁壘的缺口。看看制度阻隔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可行的政策從哪里入手？我們發現，無論從心理還是文化來看，農村家庭都認為把孩子送到城市落戶會有更好的前途。究其根本，還是村子里的就業機會太少。地少人多，這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初始條件。中國很長時間都在小農經濟的條件下發展，土地太少，怎么保證收入？經營那么一點兒耕地能使家里的人均收入和城市收入持平嗎？不可能！所以農村勞動力進城，本身就是農戶增收的決策。
近年來，工資收入在農村家庭收入所占比重不斷提高。剛才我們講過家庭分工與分離。隨著時代的進步，農村勞動力轉移以“離土又離鄉”的方式為主。村民家庭的分工決策也不僅僅以性別和年齡劃分，而是對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供求信號越來越敏感，無論是性別分工還是代際分工都蘊含著對勞動者機會成本的考慮。
家庭勞動力的性別分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個人的市場參與能力。何者外出務工、何者留守村莊?影響家庭決策的因素固然復雜，但處在首位的決定因素還在于,誰在他鄉的工作更穩定且收入更高，誰能更妥帖地承擔“老家”的生產和家務勞動。隨著城市制造業、服務業和照護行業對女性勞動力需求的增加，青壯已婚女性甚至低齡老年女性外出就業的勢頭悄然形成,留守丈夫由此應運而生。
湖北省宣恩縣某山村的一位留守丈夫解釋，妻子在外打工一個月的工資有6000元，他在家務農一年的現金收入9000元，況且女人留在村里獨當一面也太辛苦。可見如此安排既有市場取向，也包含夫妻之間的相互體諒。
為了降低勞動力流動成本同時又保證學齡兒童教育投資，家庭分離不再限于勞動力流出地和流入地兩處，而是呈現多點分居狀態。有的人家由祖母陪同孫輩去鎮上或縣城讀書，祖父留守村莊，孩子的父母到縣域之外謀生。有的則是未婚的姐姐一面到縣城做工，一面照顧弟弟上學。更多的情況是,鎖閉村中房屋，母親到縣鎮陪讀，父親跨省或跨縣務工。雖然現在看是對家庭資源的合理配置，但是從情感上、照料上來看，這是一個很悲痛的事。
我們注意到，高齡老人會與子代核心家庭分戶分居。一方面借助社會保障和力所能及的勞動實現經濟獨立；另一方面，以代際接力的方式支持后輩向城市遷移。這種情形在山西省右玉縣較為常見。八旬老人構成的純粹老人戶一般都享有低保待遇，2019 年每人總共領取低保金4400元。此外，每人每月還領取居民養老金138元。健康良好者既可以從村委會申請環衛公益崗，每月工資500元；也可以去附近的扶貧車間做零工，每日工資100元。逢年過節，鎮政府向老人發放糧油。受訪者言道：只要生活能自理，日子過得還不錯。
另外，在村民投資決策中不乏理性取舍。純老年家庭的決策理性表現為放棄自建新房，將家庭收入支援子女購買基礎設施條件更好的商品房。
我們做了代際教育程度統計，利用的是全國農村調查系統的數據。我們按照戶主出生年份算，50后、60后、70后，把三代人比較，從統計表中會看到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增加，最要緊是代際教育流動。他們的孩子從16歲以上算起，每一代人的孩子比自己平均多受三年教育。這是中國普及教育的成績，也是這些農戶進行家庭人力資源投資的行動。
回到農村自建房這個事，在貧困村和非貧困村，已經有15%左右的農戶在城市買房，這跟城市金融向農村人口開放分不開。我們前面講過，農戶社會流動中通過市場實現了什么，通過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得到了什么支持？我們訪問發現，貧困戶孩子上本科和大專，都借助了助學貸款。受訪者中的一家，有兩個女兒，丈夫打工的收入，會首先用于還女兒的助學貸款。我們曾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專門做過貸款調查，私人貸款還款率比機構和企業貸款還款率高得多。如今的受訪農戶非常有信用意識，孩子上學貸款一學年8000元，通過對家庭收入合理分配，畢業時就會還清貸款。
他們不但通過市場實現人力投資，而且還通過市場實現住房投資，但也有決策失誤的情況出現。重慶豐都縣天水村受訪戶中有兩位主婦自述買房不當。兩家先后在鎮上為大兒子買房，不想兒子外出打工后不愿落戶本鎮。房子空置十多年，既賣不掉也租不出，浪費了打工人的血汗錢。其中一戶1998年花費5萬元在村里蓋了座平房，平時只有這家的主婦、大兒媳和不到1歲的孫子居住。2007年，戶主夫婦花費14.5萬元，在鎮政府所在地為大兒子買了110平米一套房，至今還是未裝修的“清水房”。另一戶的特殊之處是有3處房：第1處，2000年建在早先居住的自然村(大鐮灣)，建房費用8萬元。第2處，2008年花費8萬元,在鎮上買了一套120平米的房子，如今依然空置。第3處，2016 年買在距離縣城不遠的工業園，面積80平米，家里的主婦帶小兒子留守。此處房款 24 萬元，銀行貸款15萬元，已經償還了8萬元。丈夫每月給妻子轉賬4000元，大兒子給她2000元。這位母親和小兒子省著花，因為每月至少須還貸1500元，還得給大兒子的婚事攢錢。
不難看出，村民家庭的人力資本和物質資本投資相輔相成，投資決策中皆包含代際向上流動的意圖。家庭住房投資疊加政府對通電通水通路等村莊基礎設施的投資，明顯地改善了村民的家居條件，有助于減輕留守婦女的家務勞作、保障留守老人的生活安全和促進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村民家庭的教育支出決策有大量公共信息引導，但購房支出卻不然。住房投資失誤不但導致家庭財務損失，而且造成社會資源浪費。因此，如何把住房市場信息準確地傳遞到村，是個留待住建部門和消費者協會介入的問題。
我們去過的一些已摘帽的國定貧困縣，如湖北的宣恩，部分縣域屬于國家的生態保護區，所以有希望繼續得到國家幫助。但即使如此，也可能達不到最近十年公共轉移的強度。這些縣的很多服務保障至今都依賴外部資助。怎樣讓脫貧縣自立更生，這是一個關鍵所在。脫貧的目標是兩不愁，三保障：吃穿不愁，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這是扶貧目標和生活底線。財政資源既要使脫貧縣能夠支付起這些，也要有足夠的財力保證基層政權有效運轉。目前，一些地區已經將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領導班子合二為一，一個干部承擔多種事務，盡可能實現財政的開源節流。
四、農村遷移勞動者的發展策略及實踐
鄉村勞動力遷移大潮以改善家庭福利為前提，沒有因為政策改變、城市驅趕而減少。2020年，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情況下，全國農村遷移勞動者（農民工）的總量仍高達2.86億人。從全國統計來說，農村遷移工人減少的數量并不多。我們到湖北宣恩做農戶調查時，詢問新冠疫情的影響。受訪者表示，疫情開始的時候，企業一聽說是湖北來的就不給工作。他們只好回家，呆兩個月又出去，也能找到工作。政府服務的“點對點”復工有幫助，縣鎮政府為每個外出務工者發放補助400元，并集合大家坐大巴車去廣東佛山尋找工作。
2008年以來，國家統計局發布農民工監測報告。我們可以從統計圖看到，農民工總數并沒有因為三年疫情減少很多。從農戶的主動性、進取心來看，沒有因疫情和政策而改變。那他們到哪兒就業去了呢？大多去了民營企業。從1997年開始，非城市、非國有部門就業不斷壯大。可見，凡是促進和有利于非國有部門、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就是有利于就業、有利于減少貧窮、有利于降低收入不均等的政策。
據全國農村固定觀察點的調查，2018年的外出人口中，84.6%屬于16-60歲的勞動年齡組（該組別的男性約占外出人口的1/2，女性約占1/3）。這說明，農村遷移人口中雖有老幼，但仍以青壯勞動大軍為主。
遷移勞動者因就業崗位的知識和技術含量不同而明顯分層。我們訪問的技術工種工資一般在每月5700元以上。這里要強調一下，我們訪問的是與企業簽訂勞動合同的從業者。各技術層次的遷移勞動者至少更換過兩次工作，足見他們獲得現在崗位完全出于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匹配。因此，他們對需要更高學歷和技術水平的崗位工資差別毫無異議。
我們訪問的企業中發現，年紀越輕的勞動群體學歷越高，學歷越高的遷移工人則技術層次和工薪水平也越高。他們通過市場尋找工作以后，對自己現在的狀態很滿意，并依然在繼續學習。對于收入支配，我們發現年紀越大的遷移勞動者，向農村留守家庭匯款越多，用收入帶動家庭脫貧并逐漸提高經濟地位。通過勞動力流動，改換自己的位置，這是一種人力資源投資。
越年輕的員工越注重在企業提供的技能培訓之余，投資自身的繼續教育。從受訪者與隨遷家庭的人均消費數據看，娛樂和成人教育加起來僅占每月支出總額的2%。實際上，制造企業的八零后和九零后對繼續教育的投資遠高干平均值。例如，一位1989年出生的理化試驗員,擁有計算機信息管理大專文憑。公司資助其考取了現崗所需的4個資格證，他自己還以每年3600元的學費，攻讀成人本科工程管理專業。還有一位1996年出生的女性文員，專門選擇一所名校的成人本科行政管理專業就讀，總計繳納學費1.5萬元。他們明確表示，試圖通過提高學歷增加個人的發展機會。
他們很聰明，懂得利用市場利用機會為自己投資，還會用現代技術與農村家庭聯絡感情。大部分會利用微信視頻，有的會在家鄉小院安裝攝像頭，隨時可用智能手機觀察家中老小的生活，既節約了回鄉時間與資金，又穩定了親情關系。
剛才我們說過，穩定的社會是一個橄欖形結構的社會，那就是中等收入階層為主。以全國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的75%作為進入中等收入群體的下限（參見 李培林，2017：《中國跨越“雙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徑選擇》，《勞動經濟研究》第5期） ，2020年的最低門檻為20655元（ 32189元*0.75），即人均月收入 1721.25元。在本課題組的遷移勞動者調查中，大約4/5的受訪者及隨遷家庭跨越了這一門檻。其中，單獨外出者在就業城市的月均工資收入為5812元（最低3100 元，最高12000元）；多人外出者的家庭人均月收入為3295元（最低840元，最高 8000 元）。非正規就業者一般達不到本課題受訪者的平均收入水平。據北京師范大學/浙江大學李實團隊的收入分配調查，并以中位數收入的67%和 200%為下限和上限，2007年中等收入群體占調查人口的40.0%。2018年，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為46.8%（2018年樣本：城鎮11506戶，36259人；農村9239戶， 35007人）。我們訪問的是正規企業的正規就業者，我所說的正規企業包括規模以上的民營企業和國有企業，就業者有勞動合同和社會保障。
關于投資住房，跟2006年我們調查的時候相比，發現2020年在城里面買房的比重增加，約占受訪者的1/4。我們訪問的城市有南通和昆山，在南通和昆山買房的有很多，但在重慶、武漢買房的較少，這是由于房價影響。買房者幾乎都有銀行貸款，也有私人借款。一個2000年畢業的大學生對我說，父母為了他能學好英語，借錢在縣城買了房，父母都在縣城打工，幫助他在縣城上學，他三年以內就趕上學校同年級的英語水平。除去教育投資，一部分購房者是因為子女結婚，老人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暖住房等原因。
這里面注意到，年輕的受訪者們遇到的普遍問題為子女進幼兒園和就學問題。城市中性價比高的幼兒園非常難進，需要拿房產證或居住證和積分排隊，對于到城市較晚的年輕人，很難排上。如果公立幼兒園因為有城市政府在土地各種基礎設施方面的優惠，以一個較低的價格接納農村遷移兒童，會解決他們很大的教育困擾。這一代年輕務工者為了不重復父輩的命運，家庭不得不分離。但家庭分離給兒童的成長、給老人照顧造成的損失卻很難補償。
2006年，我們跟社保部合作，做過農民工社會保障試點調查。從醫療保險開始到養老保險，一直跟蹤做調查。數據顯示，農村遷移工人的保險參與率是大踏步進步了。但我們要關心的遠不止如此，我們要看到，在他們受到危機威脅的時候，可以從社會保險得到多少幫助。我們在武漢調查時得知，好多地方曾因為疫情封控停產，但真正拿到失業保險金的只有一個受訪者。在陜北一個城市調查的時候得知，當地煤礦的農民工全部參加失業保險，但發放失業保險金的時候，地方政府規定，農村戶籍的參保者領取的金額為城市戶籍的1/2。在昆山，給予救助的前提條件是有本地戶籍。外地戶籍人員只能通過轉換工作和花取積蓄的辦法度過危機。這些情況都說明，這些扭曲的制度需要去改善！
恰好在這個時候，我看到了兩位大陸學者所寫的瑞典和丹麥經驗。從中看到，北歐今天的進步和它城市化工業化中的社會改革是分不開的。當時他們遇到了中國城市化、工業化中同樣的問題，男人打工、婦女帶著兒童在家里，貧窮也有很多。北歐國家經過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建立了工農統一的社會保險和普惠制社會福利制度。比如，老人福利到60歲就有，不管窮富與健康。這樣的好處在于，它減少運行成本，減少鑒別成本。沒有人確保自己永遠健康和富裕，所以他們建立一系列的社會福利制度，例如補助母嬰照護、兒童營養、育幼和教育，等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住房和婚嫁貸款。這是奠定全社會平等發展的基礎。今天我們看到北歐五國在全球社會流動指數中名列前茅，和他們100多年前的社會變革、平等主義運動和政策實踐是分不開的。
在前面我們講過，中國現在老齡化很嚴重，長期照護投資不足。農民工和農民家庭普遍實現了代際教育流動，相當一部分家庭利用過助學貸款，還有4/5受訪者跨過中等收入最低門檻。與此同時，遷移勞動者在失業期間極少得到城市救助和城市社會保險，隨遷家庭也很難得到適合其收入水平的托幼服務。
并不是說所有人都需要同樣服務，但是基礎的服務應該讓每個人都能享受到。我們通過調查了解受訪者的需求，提出政策建議。還要弄清楚什么是共同富裕，怎樣走向共同富裕。可以肯定，共同富裕一定要以權利和機會平等為基礎。
五、政策性的討論與結論
上述國際經驗的借鑒意義在于，采用城鄉融合的制度框架推進國家和社會現代化。基于中國當前國情，勾連多軌制的社會保障制度，可以組成城鄉融合的社會保障與公共服務體系。瞄準脆弱群體的社會福利，便可作為連結多軌制社會保障的“粘合劑”。僅就老幼照護不足的難題而言，實行普惠型的老年和幼兒照護補貼，即為其中一個切入點。為此而采取的公共財政支出，屬于全社會范圍內的一種收入再分配,完全可以參照城鄉居民非繳費型養老金的籌資方式設計。與此相對應，還須在政策環境上消除對民營照護機構的所有制歧視以便激勵服務供給。更重要的是，各級政府均須對所有企業和勞動者一視同仁， 繼續推行激勵經濟增長和促進就業的政策，否則任何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制度都有可能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辛莊課堂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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