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善治以構建符合國情特點、更加完善有效、多元協同共治的新型鄉村治理體系為主題，其生成源自于對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的深刻體悟與創新發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治理智慧的科學揚棄與批判繼承，對我們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積淀的歷史經驗的學習借鑒和秉承賡續，對新時代鄉村治理的新特征新要求的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通過上述四重維度構筑的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是當前乃至今后一個時期鄉村治理實踐的科學指南，為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論支撐。
關鍵詞：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生成；四重維度
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治理有效是促進農業發展、穩定農村秩序、維護農民權利的重要保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善治，既是治理過程，也是治理目標，更是治理方式。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領導人民對鄉村治理這一重大歷史課題進行了長期而艱辛的探索，我國鄉村治理從傳統管理逐漸走向現代治理，實現了價值自覺，形成了善治導向。走鄉村善治之路是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立國”到“富國”再到“強國”的偉大歷程中孕育形成的，體現了理論、歷史、文化、現實四重維度的有機統一。深入探究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的生成邏輯，對于深刻把握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內在規律具有重要意義。
一、理論之源：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論述
任何一種深刻的思想或理論都不是“憑空”出場或生成的，必然有其深厚的理論淵源。“鄉村善治”這一概念從詞源意義上講，雖更具中國語境，但其精神內核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是高度一致的。馬克思主義創始者們把基層治理問題置于唯物史觀的廣闊視閾，從國家與社會關系變遷的歷史視角客觀分析了國家、政府與社會在整個治理過程中的定位及其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最終將治理的理性邏輯定位于人民群眾主體地位與追求公平正義的價值目標。
1.在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向善格局中推動治理實踐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標志著直接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上的上層建筑的基礎”。“家庭和市民社會本身把自己變成國家，它們才是原動力”，“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它是國家的必要條件”。因此，國家的政治統治職能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基層社會治理職能才能獲得維持和發展下去的必要基礎。國家治理要擺脫過去只偏重于國家政治統治以及國家壟斷權力的錯誤思想，從根本上重視基層社會及其廣大民眾。即實現國家制度權威性與基層社會治理有效性的有機融合，而這一思想與善治的內涵性意蘊緊密相關。因為善治理論的本質特征，或者說與其他治理理論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它是一個國家與社會互動的過程，是民眾與政府之前的一種新型關系，二者在治理過程中有機結合、相輔相成的一種最佳狀態。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關于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及其發展的闡釋與善治理論在本質上是相通的，具有一定理論契合度。
2.在各方主體利益關系的協調格局中提升治理效能
馬克思在《1857-1858經濟學手稿》中指出：“人們的生活自古以來就建立在生產上面，建立在這種或那種社會生產上面，這種社會生產關系，我們恰恰就稱之為經濟關系。”而每一既定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表現為利益。因此，無論是國家治理抑或社會治理都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作為協調權益分化的策略性產物而存在的。馬克思認為，“隨著分工的發展也產生了單個人的利益或單個家庭的利益與所有互相交往的個人的共同利益之間的矛盾；而且這種共同利益不僅僅作為一種‘普遍的東西’存在于觀念之中，而且首先是作為彼此分工的個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存在于現實之中。”概言之，分工的擴大、財產所屬關系的分化以及為積累財富的爭議等，無不導致功利意義上的利益關系或物質生活關系又集中體現于從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市民社會，因而，協調利益分化和調解權利沖突成為治理何以可能的理性生成，治理之權就不得不通過“經濟化”的策略協調利益以配合國家與社會治理。換言之，治理以維護社會秩序、安全和效率的出發點，以“必要的惡”作為基本手段，追求多元主體利益的協調和合理，最終達到多元主體間的平等與平衡，以提升治理效能。
3.在共建共享和公平正義的雙重格局中彰顯治理價值
馬克思認為，“凡是要把社會組織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眾自己就一定要參加進去。”在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后，應從資本家手中奪取社會治理之權，揚棄“富而不公”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及由其衍生的“治而不公”的制度體系，消除一切由階級差別產生的社會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使人民群眾構成國家和社會治理的主體。恩格斯曾指出：“一切人，或至少一個國家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表明國家與人民之間應該建立良好合作關系，如果沒有人民群眾的參與，至多是善政，而不會是善治。因此，善治的現實基礎是人民群眾自愿參與和對國家權威的自覺認同。這就必然要求在法理契約基礎上構建結構和功能都具有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制度體系，“使社會的每一成員不僅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生產，而且有可能參加社會財富的分配和管理”，給所有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人提供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閑暇時間，給所有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保障公眾財產和民主權利，在參與生產的廣大勞動者中真正實現公平正義，并依據這一價值目標來引導和促進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有機融合。
從此意義上講，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關系理論從治理實踐層面闡明了“國家-社會”二元之間發展的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并從發展目標的視角指明了二者關系的現實走向和實踐路徑，及其價值建構的正當性與合理性追求。作為國家治理基石和基層治理基礎的鄉村治理，其善治之路是在現代鄉村治理理性生成脈絡中衍生出的具有新的時代內涵和實踐意義的治理思維與理念，其終極目標始終是實現是一種善性治理，無論是實踐層面還是理論層面，都與馬克思主義經典論述的思想內核相契合。因此可以說，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是充滿著時代精神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治國理政思想的延伸與開拓。
二、文化之根：植根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蘊含的善治智慧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源泉”。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隨著現代轉型的漸趨穩健和成熟，傳統文化不再是博物館意義上的文物藏品，而是從未斷絕生機的智慧活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是與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和文化傳統密切相關的。”五千多年綿延不絕的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根底之牢固、蘊藏之豐富、影響之深遠，為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生成與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智慧支撐。
1.“保民養民”的民生思想
民生是治國安邦的優先議題，關注民生是傳統政治文化的核心要義。早在先秦時期，諸子百家就十分關心民眾、關注民生，并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從《尚書·五子之歌》提出：“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到《尚書·大禹謨》強調：“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從《戰國策·齊策五》主張：“善為國者，順民之意”，到《禮記·大學》倡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民之父母”等，蘊含其中的保民、養民、利民、富民等重要理念，以及體恤民情、遵從民意、順應民心等治理取向，彰顯著傳統善治智慧，為歷朝歷代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們所重視和傳承。唐代柳宗元“吏為民役”的觀點，宋代李覯的“安民養民”思想，，程灝、程頤提出的“厚民為本”，朱熹的“天下之務莫大于恤民”主張，明清時期的張岱、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在實踐中探索形成的“萬民憂樂”“富民養民”等民生觀，都是中國傳統治理文化的精髓。雖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具有局限性，但在改善民生福祉、緩和階級矛盾、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經濟發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作為經過幾千年歷史積淀而成的重要思想，已然深深融入中華文明的血脈之中，成為重要的智慧資源和寶貴的思想財富，深刻影響著我們的治理實踐。新時代開創的鄉村善治之路，既繼承和汲取了傳統民本思想中的合理內核和有益成分，又結合新時代鄉村治理的現實基礎，對其進行了科學揚棄與創新發展。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堅持人民至上，把“為了農民、依靠農民、成果由農民共享”作為發展動力，“把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一件一件找出來、解決好，不開空頭支票，讓農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可以說，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有著濃厚的民本底色和深厚的民生情懷，是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的。
2.“德禮為本”的治理理念
國無德不興，人無德不立。中華民族歷來重視德治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古代社會的治理文化中，“德”關乎能否服眾，一旦失德，就是有違天命。德禮為本，是一種建立在共同價值基礎上的秩序追求，即以價值共識、道德教化、禮制規范以及一定的行政強制，實現以德服人的善治秩序。《論語·為政》有云：“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罰只能迫使人不敢犯罪，不能使人真正明白犯罪可恥的道理。反之，德的功用能夠教化于民，施以德治，運用德的標準感化和激勵，用禮儀規范其思想和行為，使之于潛移默化中自覺遠惡遷善，常懷知恥之心。正如孟子所言：“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德由善教趨于善治，形成了中國古代德治文化，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現代德治元素的文化母體。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農耕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根，要在實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時，注重發揮好德治的作用，推動禮儀之邦、優秀傳統文化和法治社會建設相輔相成。”在幾千年農耕文明孕育出的鄉土社會生長起來的鄉村文化、道德規范、公序良俗、倫理綱常等傳統文化資源，培養了農民道德意識、賦予了農民道德實踐、規約著農民行為動機、行為過程。經過歷史的沉淀和歲月的洗禮，傳統德治文化基因，充分汲取了傳統文化中蘊藏的鄉村治理智慧，有效整合了鄉村社會中潛移默化形成的傳統鄉村治理獨特方案。因此，我們當前所推進的鄉村善治之路，特別注重鄉村道德建設，不斷深入挖掘鄉村熟人社會蘊含的道德規范和傳統文化積淀的德治思想，結合時代要求進行創新，與新時代鄉村倡導的文明新風相結合，嵌入現代鄉村德治體系，在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中彰顯鄉村社會的倫理秩序與道德規范，強化道德教化作用，引導農民愛黨愛國、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
3.“鄉規民約”的理性精神
“從基層上看，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傳統鄉土中國規范鄉村居民日常行為的“契約性”約定和治理規則即為鄉規民約。它長期存在于傳統中國社會，在歷代基層社會治理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如：北宋呂大均《呂氏鄉約》、南宋朱熹《增損呂氏鄉約》、明代王陽明《南贛鄉約》、呂坤《鄉甲約》、劉宗周《鄉約事宜》等。這些鄉規民約立約宗旨明確，約文言簡意賅，既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四大綱目為“總約”，強調要“見善必行，聞過必改”，面對種種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要“尊幼輩行，造請拜揖，請召迎送，慶吊贈遺”，遇應相恤之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仆人，皆有無相假”；同時，輔以各類“專約”規范鄉村居民生產生活中諸如婚喪嫁娶、禮俗來往、糾紛調解、救弱扶貧、捐資助學、教育選才以及取水用土、山林防護、道路交通、修橋鋪路、防火防盜等各種“薄物細故”。傳統鄉規民約以立約之眾同心同德、恪守成規、不得故違的基本要求以及獨特的社會教化功能和社會整合功能，約束著鄉土民眾的行為和維護著鄉村社會的穩定發展，并沿著鄉土性的根系“向上生長、與國家法規制度相結合而產生制度理性”，成為傳統中國鄉土社會最具代表性、運行時間最長、治理作用與效果最為顯著的一種非正式制度規則。雖斗轉星移、時移世易，鄉土社會已發生巨大變遷，但傳統鄉規民約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范、治理智慧依然富有生命力，仍是當前我們走鄉村善治之路的獨特文化資源。因此，在黨領導推進鄉村善治之路的過程中，要始終堅持既結合時代要求繼承和創新傳統鄉規民約中的精神實質和文化特質，又從鄉村社會實際出發，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合理、適當的方式融入新時代鄉規民約建設，推動傳統鄉規民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充分發揮鄉規民約的獨特治理功能。
三、歷史之基：積淀于黨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鄉村治理理論與實踐
恩格斯指出：“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的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百年奮斗歷程中，中國鄉村治理也歷經了極不平凡的偉大變遷。正是在這一偉大變遷凝結了豐富的治理經驗，為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的形成與發展提供彌足珍貴的智慧啟迪和力量支撐。
1.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對鄉村治理的初步探索
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初就深刻認識到：“中國共產黨若離開了農民，便很難成功一個大的群眾黨。”“誰贏得了農民，誰就會贏得中國；誰能解決土地問題，誰就會贏得農民。”基于國情的深入分析和準確把握，我們黨以解放農民、建立和發展農村根據地為戰略支點，在“打土豪、分田地”這一最形象生動、最具動員力的口號的號召下，以超強的政治領導能力和組織動員能力以及高效的社會整合能力帶領中國農民沿著“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在鄉村社會實行土地革命和建立民主政權。由此，傳統鄉土性的“以地方宗族勢力為依托的族民自治”和“治理的權威源自政權權威與禮教傳統”的治理模式與秩序逐漸打破和瓦解。鄉村社會關系得以重塑和調整，農民思想觀念發生轉變，農村基層組織基本建立，以政黨動員為特征的鄉村治理框架逐漸形成。
2.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對鄉村治理的深入實踐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進一步強調：“農民的情況如何，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因此，在人民當家做主的制度框架下，黨領導農民群眾在全國建立鄉（行政村）人民代表大會、鄉（行政村）人民政府突出農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實行土地改革為農民當家做主奠定經濟基礎，掃除文盲提高農民文化素質，迅速恢復發展農業生產解決農民缺衣少吃問題。隨著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推進，探索出“支部建在村莊”“支部建在生產單位”等經驗，黨的領導全方位嵌入鄉村治理體系。國家政權在鄉村社會的滲透和控制隨著“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人民公社體制的建立得以全部完成，并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穩定“黨政合一、政社合一、三級核算”的鄉村治理結構。這種高度統一且總體上并不成功的制度安排，在發揮著鞏固農村基層政權、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普及和提高農業生產技術、改造農民思想意識、保證國家工業化順利進行等方面的制度功能的同時，因其治理績效的邊際貢獻不斷遞減而難以為繼，最終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和推進而退出。
3.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黨對鄉村治理的突破與創新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在以“包干到戶”為突破口的農村經濟改革中逐步解體，隨即展開的“政社分離”通過“社改鄉”建立了鄉級政權，并在“八二憲法”中確立了鄉級政權的法律地位。同時，《憲法》中關于設立農村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新制度安排，促使鄉、村分離，國家對鄉村社會的治理結構表現為“鄉政村治”。20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國家在農村逐步確立和完善了“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村民自治民主制度，不斷深化農村改革，強化農村基層民主建設，保障農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和依法管理自己的事情。進入21世紀，為破解日益凸顯的城鄉二元對立矛盾對鄉村社會發展的制約，進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和健全村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村民自治機制，黨在農村的工作堅持城鄉統籌的戰略方針，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原則，不斷優化組織設置，擴大組織覆蓋，創新活動方式，推動鄉村治理轉入支農惠農的發展階段，鄉村治理方式和治理思路更具靈活性和多元性。
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對鄉村治理的豐富與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鄉村治理，黨領導的鄉村治理內容更加豐富。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命題，并把“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作為國家治理基石的鄉村治理，也確立了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奮斗目標。2017年，黨的十九大立足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明確鄉村治理有效是基礎。黨領導鄉村治理面臨誰來治理、如何提升治理能力、如何完善治理體系、如何激發村民自治活力等現實問題。對此，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強調，要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加快構建黨組織領導的鄉村治理體系，深入推進平安鄉村建設，創新鄉村治理方式，提高鄉村善治水平。中央也先后印發了《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明確了黨領導鄉村治理的總方針，指明了新時代鄉村治理的目標和方向，為推動鄉村治理制度化、法治化提供了政治和組織保證。
回首中國共產黨鄉村治理理論與實踐的百年探索歷程，雖有過失誤，也歷經了艱難曲折，但黨總能從失敗或成功的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做出正確選擇，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化解了不同的鄉村治理難題，取得了鄉村治理和建設的不斷勝利。百年來，黨始終著眼于鄉村的穩定和發展，不斷健全鄉村治理體系；錨定農民的根本利益，努力實現農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自覺做到與時俱進不斷完善鄉村治理模式，推進鄉村治理有效；始終堅持黨對鄉村治理的領導，朝著鄉村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不斷前進，實現了價值自覺，形成了善治導向，為新時代走鄉村善治之路奠定了堅實基礎。
四、時代之變：回應于新時代鄉村治理的新特征與新要求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農業生產能力大幅提升，農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農村人居環境逐步改善。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由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國家戰略對農業農村發展的引導和規范，以及脫貧攻堅取得全面勝利、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得以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全面推進，鄉村社會無論是結構功能還是面貌形態都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鄉村治理在此過程中也相應發生并正在經歷著深刻變革，治理目標、治理主體、治理取向、治理方式等漸進地朝著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善于治理和治理完善轉變和發展，重塑著國家、市場與鄉村社會的關系，為新時代鄉村善治之路奠定了堅實的現實基礎。
1.治理目標轉向鄉村振興
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而發展最不平衡的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不充分是鄉村發展不充分。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要求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這是繼新農村建設戰略后著力解決“三農”問題的又一重大戰略，是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鄉村發展不充分問題的治本之策。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鄉村從屬于城市的發展軌道，鄉村發展邁入由工業化、城鎮化的現代化戰略到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鄉村振興戰略這樣一個全面現代化的歷史性轉軌。這一歷史性轉變意味著鄉村發展的主要目標、重點任務、發展路徑等已發生更新升級。基于此，鄉村治理的戰略目標也作出了相應的轉變，即從新農村建設轉向鄉村振興。特別是在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任務完成之后，新時代鄉村治理更是迎來了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的歷史重任。具體而言，鄉村治理的重點任務是要按照黨的十九大關于鄉村振興戰略“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探尋與鄉村振興相匹配的制度和實踐創新，有效應對和解決鄉村產業發展、人居環境、文化傳承、社會秩序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新問題，實現新的發展目標。
2.治理主體轉向多元協同
隨著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鄉村社會逐漸從封閉走向開放，鄉村的經濟發展、社會結構、文化觀念、治理秩序等都發生深刻變化。特別是市場化因素越來越深地嵌入鄉村社會，導致各種權威、各種力量、各種組織和各種資源之間的關系及運作方式復雜多變，原有的黨政二元治理結構就不得不進行自我革新式的改良以適應鄉村治理和鄉村發展的現實需要。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建立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2019年，中辦、國辦下發了《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進一步明確提出要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因此，需要加快培育和發展除農村基層黨組織、群眾性自治組織等權威組織之外的農業經濟組織、技術協作組織、農村婦女組織、青年志愿組織、老年人組織等各類組織，以及激發村民小組、宗族、新鄉賢、普通村民等眾多內生型主體和國家機關、外部企業、社會組織或個人等外生型主體直接或間接地參與鄉村治理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整合鄉村社會的治理資源，建構鄉村治理的多重權威，逐步形成黨委領導下的多種資源和力量整合、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相互促進的共治格局，通過聯動、統一、協同、共享，實現更深層次、更高效能的治理。
3.治理取向轉向公平正義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將公平正義視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價值追求。隨著城鄉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農村社會結構的深刻變動，農民思想觀念的深刻變化，農民群眾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基于對鄉村社會發展變化的深刻洞察，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了“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強調加大對農村和欠發達地區的扶持力度，建立健全“兩不愁、三保障”為重點的“脫真貧、真脫貧”制度，加強農村留守兒童、婦女、老人以及其他弱勢群體的關愛服務體系，讓“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在共享發展機制中得以展現。維護和促進公平正義成為鄉村治理的價值追求，尊重和維護廣大農民群眾利益訴求成為新時代走鄉村善治之路的根本性要素。新時代鄉村善治不同于傳統統治或管理，其“善”體現在以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體系來維護和保障農民群眾各方面權益能夠得到充分反映和有效回應的價值立場。換言之，既要滿足農民生存發展需要，也要鞏固農民主體地位，通過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保證農民直接行使民主權利和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從維護公平正義的動態過程中獲取經濟社會的秩序穩定與有序發展，真正讓農民群眾在共治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的獲得感。
4.治理模式轉向“三治結合”
現代化進程推動了鄉村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結構的急劇變遷，簡單化、單向度治理模式越來越難以應對由“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變所帶來的差異化、多元化的社會現實，難以滿足億萬農民對美好生活的新要求和新期待，也無法承載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對鄉村治理有效的基礎性要求。變革、創新鄉村治理模式成為破解鄉村治理困境的關鍵舉措。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高度重視鄉村治理，為順應農村經濟社會結構變化、著力提高鄉村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了“建立健全符合國情、規范有序、充滿活力的鄉村治理機制”的改革目標。隨著脫貧攻堅的不斷深入和鄉村社會的發展變化，中央在重視“自治”的基礎上，更加強調“法治”“德治”在鄉村治理中重要作用。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專門強調了要加強農村法治建設，明確提出要將“法治”與“自治”結合起來，發揮好“德治”在鄉村治理中的積極作用。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創造性地提出：“加強農村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這是中國共產黨推進鄉村治理理論與實踐的創新成果，標志著中國特色鄉村治理體制基本形成。在此基礎上，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深化村民自治實踐、建設法治鄉村、提升鄉村德治水平的總體要求。2019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進一步對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作出了具體部署。由此，我國鄉村治理邁入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新階段。自治是基礎，能激活“民善于治”的內生力；法治是根本，能強化“以治成善”的硬實力；德治是支撐，能增強“良善治理”的軟實力；自治需要法律保障和道德約束，德法并舉可生發剛柔并濟的治理效果，德治則需要自治作載體和法治來保障；“三治”之間既能優勢互補，又能產生協同效應。可以說，“三治結合”是對新時代鄉村治理之題做出的科學回答，是在實踐中發展的重要經驗，是實現鄉村善治的必由之路。
總之，鄉村治理是國家治理的基石，鄉村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關系到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進程。走鄉村善治之路，是新時代鄉村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必然要求。當前，中國已經由“鄉土中國”向“城鄉中國”轉變，農耕文明過渡到工業社會，重點任務由全面建成小康向全面現代化轉變，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轉變，原本基于血緣和地緣構建的自然關系被打破，傳統鄉村秩序逐漸“退場”，鄉村治理目標、治理主體、治理重點、治理策略、治理結構等都發生新的變化。因此，必須立足新的時代方位，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鄉村實際相結合，與中國優秀傳統鄉土文化相結合，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鄉村本土歷史文化資源蘊積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吸收借鑒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以開放的視野、包容的精神和辯證的思維認識和運用已有的治理智慧和智識資源，推進現代鄉村治理邏輯的自主性優化和適應性調整，繼而通向更具生機活力的善治之路。
（作者汪義力系湖南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陳文勝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鄉村發現轉自：《理論導刊》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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