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考察兩個人口轉折點，即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人口總量兩個峰值及隨后的負增長，我們可以更確切地揭示人口紅利消失的具體表現，從而更深刻地認識人口負增長時代的經濟增長挑戰。
觀察人口轉變過程及其重要轉折點在多大的顯著性意義上對經濟增長產生正面或負面影響，無疑是認識中國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恰當角度。從相對長期的視角來看，得益于人口紅利及人口紅利開始消失后的恰當應對，中國經濟已經實現對中等收入階段的跨越。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把受人口因素影響的長期趨勢與受各種不測因素影響的短期沖擊結合起來，有助于我們準確把握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和波動性，在熨平周期的同時，使宏觀經濟在正確的軌道運行，從供求兩側增強經濟增長可持續性。迄今為止，我們從經驗上能夠觀察到的人口轉變最高階段，就是一個國家在相繼經過兩個人口轉折點之后，進入不可逆轉的人口負增長時代。無論是中國，還是一些高收入國家看似水到渠成的老齡化，都展現出類似的現象，揭示了同樣的邏輯：人口負增長對經濟增長的沖擊，既表現在社會總供給能力的進一步弱化趨勢上，也表現在社會總需求日益成為經濟增長的常態制約中。
既然這種新常態及其帶來的新挑戰是人口轉變階段和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必然結果，我們無法否認和回避，正確的選擇便是利用機會窗口和調整空間，認識、適應和引領這個新常態，應對這些新挑戰。
一、人口轉折點
人口轉變發生從低到高的階段性變化，其原始驅動力是生育率的持續下降。雖然一個時點上的生育水平未必對人口的動態和結構特征產生直接影響，但是生育率的長期下降終究會積累足夠大的勢能，使人口的動態和結構特征發生根本的變化。對經濟增長而言，最具影響力的人口變量是人口總量、增長率和年齡結構。因此，人口總量或者其中一部分在數量上達到峰值的時刻就具有轉折點的意義。與此相應，峰值之后的負增長更具有改變經濟增長常態的效應。為了清晰地觀察中國的人口轉折點，我們按照時間順序分別展示了兩個人口峰值和兩次隨之而來的人口負增長，即勞動年齡人口峰值和負增長及人口總量峰值和負增長。歸根結底，認識人口轉變階段的目的在于理解由此導致的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但是，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時代，并不意味著人口紅利完全消失，或者說，還不是人口變化因素沖擊經濟增長最嚴重的情形。根據聯合國最新的人口預測，中國在人口總量于2022年達到峰值后，就進入真正意義上的人口負增長時代。應該說，這才是最具標志性的人口轉折點。人們在談到人口對經濟增長的挑戰時，通常用人口老齡化這個概念一言以蔽之。其實，這樣說過于大而化之，常常讓人看不到老齡化語義背后的真正含義。也就是說，老年人口數量在人口總量中占比的提高，尚不足以揭示人口轉變階段變化對經濟增長負面影響的全貌，更表達不出這種不利影響的嚴重程度。
通過考察兩個人口轉折點，即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人口總量兩個峰值及隨后的負增長，我們可以更確切地揭示人口紅利消失的具體表現，從而更深刻地認識人口負增長時代的經濟增長挑戰。
二、充分認識“人口紅利”
人們常常用“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形象地刻畫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年齡結構。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把“生之者”視為勞動年齡人口，把“食之者”視為非勞動年齡人口，這樣的人口結構就表現為：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占比高；另一方面，非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慢、占比低。一般來說，這就是能夠帶來人口紅利的那種合意的人口結構特征。反之，一旦人口年齡結構逆轉到“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的格局，即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從而占比下降，而非勞動年齡人口（特別是老年人口）增長快從而占比提高，就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我們可以從經濟學的角度進一步認識這種關系。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口紅利理論在經濟學界特別是增長理論中破土而出，人口紅利這個概念也漸漸成為許多國家政府和智庫的熱門話題。然而，如果說存在這樣一個理論流派的話，總體來說，它始終沒有在經濟學甚至增長理論中獲得過主流的地位。究其原因，是這一流派過于局限于用單一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作出解釋。例如，在該領域，多數研究只把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紅利的代理變量，觀察其影響經濟增長的方向、顯著性和幅度。如此這般進行的人口紅利研究，不啻對分析的范圍做了自我限制，未能看到撫養比這個人口變量之外的變量，甚至很多增長核算和增長回歸中采用的多數其他變量，從根本上說都是與人口因素相關的。站在純粹的學術角度看問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如果不能與主流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保持邏輯上的內在銜接，并在此基礎上充分理解進而闡釋清楚人口紅利，這種理論范式便失去對前者作出顛覆性修正的良好機會，致使人口紅利理論在增長理論中始終處于相對邊緣的地位。不過，歸根結底我們關心的是如何認識現實中的人口紅利現象。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不妨設想一個生產函數，其中等式右邊的各種變量均被用來解釋等式左邊的GDP增長率。根據經濟學家具有共識的生產函數自變量，我們可以觀察其中的每一種作為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對GDP增長率的貢獻及其變化。實際上，借用生產函數這個概念，意圖就在于揭示人口紅利的具體統計含義，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增長現象。下面，我們看“生之者眾”條件下的情形。
第一，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種貢獻可以從勞動者的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來考察。一是用人數來衡量的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并不全是勞動力，因為在符合法定就業年齡的人口群體中，總有一部分由于在學、生病、失能，或者需要照料子女或老人等原因，并沒有參與勞動力市場的意愿。顯然，只有那些有就業意愿的勞動年齡人口才是勞動力。不過，勞動參與率（即希望就業的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一般是相對穩定的。所以，勞動年齡人口的規模和增長決定了勞動力的規模和增長。二是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衡量的人力資本。在中國的情形下，新成長勞動力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因此，當這個人口群體增長快的時候，勞動力整體的人力資本改善速度就明顯。
第二，物質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種貢獻也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觀察。一是經濟活動中的物質資本投入，包括維持簡單再生產的流動資金和形成新的生產能力的固定資產投資。二是為使用土地或其他資源而投入的資金。這種物質資本的投入與人口年齡結構有密切的關系。一方面，“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就意味著具有較低且持續下降的人口撫養比，即非勞動年齡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之間的比率，因此社會有條件形成較高的儲蓄率。另一方面，勞動力供給豐富，就可以使物質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維持合理的投入比例，阻止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發揮作用，避免出現資本投入內卷的現象，就能保持較高的投資回報率。
第三，生產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根據產生的性質和度量的方法，通常有兩個重要的生產率指標。勞動生產率衡量的是單位勞動投入創造的產出，通常由人力資本水平、資本投入強度和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決定。全要素生產率是資本、勞動、資源等要素投入的產出貢獻之外的產出增長，主要反映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有利的人口機會窗口期，除了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新機器設備的使用，農業剩余勞動力大規模地轉移到非農產業，實現更充分的就業，就意味著資源從生產率較低的部門轉移到生產率較高的部門，實現重新配置。對中國來說，勞動力資源的重新配置在相當長時間里是生產率提高的主要源泉。有利的人口結構在上述方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表現為生產函數中相應變量的系數為正值，合成的結果就是強勁的產出能力，使一個經濟體具有更高的潛在增長率。然而，“生之者眾”的人口結構特征不是永恒的。一旦勞動年齡人口在達到峰值后開始減少，人口結構特征就日益轉變為“生之者寡”，上述各種與人口相關的因素或變量就會按照相反的方向影響經濟增長，變量的系數就轉為負值。這通常會通過勞動力短缺、勞動力素質改善速度放緩、資本回報率下降、生產率提高減速等，使潛在增長率下降。由此可見，并非從勞動力豐富這一個特征即可充分認識人口紅利，也不能單純觀察經濟計量模型中設定的代理變量（即人口撫養比）的系數作用，而需要認識到幾乎所有增長因素或解釋變量都反映出人口紅利的作用。一旦了解這一點，我們就能夠對以往研究中得出的諸多結論作出新解，即人口紅利的解釋。這樣做，即便不算是對傳統經濟學理論的顛覆，至少可以使以往增長理論的新古典式的老生常談增強一些解釋力。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可以說是一位數十年如一日、始終如一地批評東亞經濟模式和中國發展奇跡的學者。他認為，無論是當年的“亞洲四小龍”，還是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大陸，實現高速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的是生產要素（即資本和勞動力）的積累和投入，而全要素生產率并沒有得到改善，因而統統算不上是增長“奇跡”，增長速度也是不可持續的。這里，關于資本和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絕對重要貢獻，克魯格曼看得完全正確，然而，正如前面討論的，這恰恰就是人口紅利的表現。克魯格曼并不了解人口紅利的作用機制，所以作出符
合理論預期卻不符合實際經驗的判斷。此外，之所以在“東亞奇跡”和“中國奇跡”中看不到生產率的進步，也正是因為他沒有從資源重新配置的角度觀察生產率的源泉。
（作者系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本文選摘自《人口負增長時代：中國經濟增長的挑戰與機遇》第四章，有刪節，標題為編者所加；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學吧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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