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民國時期大規模的鄉村建設運動算起，中國的鄉村建設已有百年歷史。文章分階段簡述了中國鄉村建設的問題和內容，歸納了不同時期鄉村建設的共性和特征，旨在為城鄉融合和鄉村振興提供啟示。中國的鄉村建設還在持續，城鄉融合是必然趨勢，即懸殊的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公共產品供給差距、勞動生產率差距將明顯縮小，而地區間的差距將繼續擴大，因此需要高度重視區域發展的差異性。
“鄉村振興” 是中國當前家喻戶曉、廣泛使用的名詞，但從歷史視角和國際視角來看, “鄉村建設” 一詞的使用率更高。中國鄉村建設的歷程已有百年, 各時期的目標、內容、方式、程度、力度不同，稱謂也有所不同，如民國初期稱 “鄉治” “村治” “鄉村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黨的十六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提出“新農村建設”， 現階段提出推進“鄉村振興”。比較來看，鄉村振興在詞感上偏重于恢復曾經的“景氣”，鄉村建設在詞感上偏重于改善現有狀況。
在農耕社會中，基本產業是農業，主要就業和生活場所是鄉村，整體上不存在鄉村人口流失和村莊衰落問題，即使遇到戰亂、疾病和自然災害，也能在短期內很快回歸正常發展狀態。可以說，在農耕社會中，人口總是處于增長狀態，甚至在戰爭期間，人口也常常是增長的。所以，從上古時代到民國，中國鄉村基本上處于發展狀態。隨著工業社會的萌芽和發展，農耕社會的地位開始動搖，鄉村的作用開始減弱，人口流失和村莊衰落現象逐漸加重。當工業社會和城市經濟成為主體后，鄉村衰落問題更加普遍和突出。但這不是中國發展中的特有現象，而是一個世界性現象，發達國家也經歷過這一階段。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國時期，中國鄉村首次出現大規模的明顯衰落，由此引發了大規模的鄉村建設運動(這里的運動指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改造鄉村行動)，以此算起至今，中國的鄉村建設已有百年歷史。目前，闡述這一時期鄉村建設和現階段鄉村振興的文獻很多，但鮮見從史學維度來觀察和闡述百年鄉村建設的文章。本文旨在分階段簡述中國鄉村建設的問題和內容，歸納不同時期鄉村建設的共性和特征，為城鄉融合和鄉村振興提供啟示。
一、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
1.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
(1)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起因與總況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戰爭商品需求狀態基本消失，資本主義國家商品生產擴張、有效消費不足問題逐漸凸顯，最終導致1929—1933年的世界經濟 “大蕭條”。向海外輸出商品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緩解國內經濟問題的重要途徑，處于經濟弱勢地位的中國深受資本主義國家低成本廉價商品的沖擊，洋米、洋面、洋煙、洋酒、洋糖、洋線、洋布、洋火、洋釘、洋堿等名稱頻出不窮。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國內軍閥混戰、政治秩序動蕩、地主階級收取沉重租賦、投機商人重重盤剝、各地匪患叢生，使農業生產落后、生產水平低下，疊加頻發的自然災害，導致農民生活不能溫飽。這一時期城市民族資本主義加速發展，資本進入鄉村引起農業社會和家庭結構變異。在帝國主義的經濟入侵下，土地價格下跌、農村金融枯竭,農產品滯銷、價格慘跌，農民收入和購買力下降、負債比例上升，大量鄉村人口因戰亂和災荒而流離失所。農民悲慘的生活境況和鄉村衰敗問題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知識階層、學術單位、社會團體、政府機構不同程度地興起和參與了旨在幫助農村、改善農村狀況的鄉村建設，由此匯聚，形成了民國時期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影響最廣的鄉村建設運動，成為具有時代標志性的歷史大事。據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的統計，截至1934年，全國從事鄉村建設運動的團體和機構達600多個，在各地設立的實驗區超過1000處。這些鄉村建設實驗的性質不一，情況復雜， “南北各地鄉村運動者，各有各的來歷，各有各的背景。有的是社會團體，有的是政府機關，有的是教育機關；其思想有的 ‘左’ 傾，有的右傾，其主張有的如此，有的如彼”。
民國鄉村建設運動大體可以分為三大類型，一是政府掌權者用行政手段推動鄉村建設，如閻錫山的鄉治； 二是知識分子團體利用自身所長從教育著手，而后將建設內容拓展到其他領域，如晏陽初、梁漱溟、陶行知、黃炎培等領導的鄉村建設；三是企業家通過發動社會力量來改善農民生計，如盧作孚開展的鄉村建設。但后兩者都離不開行政當局的支持，如梁漱溟在山東鄒平開展鄉村建設時被賦予了極大的行政權，盧作孚在北碚的鄉村建設得到了四川軍政要人的支持。
(2)閻錫山的山西村治
閻錫山早年目睹清政府統治下農民遭受的種種痛苦和災難，留學日本后的所見所聞促使他思考中國傳統政治結構及農村治理問題。1916年閻錫山任山西省督軍兼省長后，著手推行“以村為本”的政治治理模式(時稱“村本政治”,即村治)，試圖將村 “組成有機的活體”，以此強化政府對基層的控制。
閻錫山的村治分為官辦村政和村民自辦村政兩個階段。官辦村政階段 (1917—1922年)主要通過行政命令頒布一系列關于村政改革的規章制度。1917年10月閻錫山成立“六政考核處”，發表《六政宣言》，推行水利、蠶桑、植樹、禁煙 (鴉片及其他毒品)、天足、剪發 (男人剪辮子) “六政”，1918 年增加種棉、造林、畜牧“三事”。村治首先在陽曲、榆次和太原三地施行，后拓展至平定、壽陽、太古、忻縣、定襄等地，最后在山西全省推廣。村民自辦村政階段 (1922—1928年)的村治主體由政府轉為村民，由村民參與完成各項村治措施。經過多年建設，山西村治取得了明顯成效，義務教育水平居全國首位。 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縣組織法》中關于鄉村自治的規定多借鑒于山西村治。雖然閻錫山以山西軍政首腦的身份實行村治，并存有政治動機，但村治在客觀上促進了山西除弊興利和鄉村發展，其治理特點是根據山西鄉村的現實狀況，通過行政力量從發展農業經濟和革除社會積弊著手來建設鄉村；在行政推動產生明顯效果后，成功地由官辦轉為民辦。
(3)晏陽初的定縣鄉村建設
晏陽初從1923年開始長期擔任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干事，認為中國農民普遍存在“愚、貧、弱、私”四大弊病，主張通過促進平民教育來改善農民境況和改造中國鄉村。為實現政治、經濟、文化、自衛、衛生、禮俗“六大建設”，他提出以學校、社會、家庭“三位一體”連環教育的方式,實施以文藝教育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的四大教育體系。1926 年晏陽初率領一批有志之士扎根河北定縣 (今定州市) 農村開始鄉村平民教育實驗。因參與者包含多位博士和教授,這次實驗被稱為“博士下鄉”。在他的主持和帶動下，博士們把定縣作為“社會實驗室”，認真進行社會調查，開辦平民學校，掃除文盲，推廣合作組織，創建實驗農場，傳授農業科技，改良動植物品種，創辦手工業和其他副業，建立醫療衛生保健制度，開展農民戲劇、詩歌、民謠、演唱等文藝活動，受到農民極大歡迎，在全社會引起巨大反響，帶動了全國雨后春筍般的鄉村建設行動。
(4)盧作孚的北碚鄉村建設
20世紀20年代重慶北碚是一個貧窮落后、交通閉塞、盜匪橫行的偏僻鄉村。1927年盧作孚出任三峽地區安境“剿匪”峽防局局長，基于早期“教育救國”的實踐經歷和成功創辦民生輪船公司的經驗，他以北碚為中心開展鄉村建設實驗，“目的不只是鄉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進這鄉村的教育事業；也不只是在救濟方面，如何去救濟這鄉村里的窮困或災變”，而是要“趕快將這一個鄉村現代化起來”，以供中國“小至鄉村，大至國家的經營參考”。可見，“鄉村現代化”是盧作孚鄉村建設的最高目標。盧作孚在北碚鄉村建設的基本實踐思路是注入資本，興辦企業,刺激地方經濟發展，并通過發展經濟來全面改變鄉村。北碚博物館館藏的盧作孚所作《四川嘉陵江三峽的鄉村運動》一文中如此描繪其“鄉村現代化”藍圖:一、礦業,有煤廠、有鐵廠、有磺廠；二、農業,有大的農場、有大的果園、大的森林、大的牧場；三、工業,有發電廠、有煉焦廠、有水門汀廠、有制堿廠、有制酸廠、有大規模的織造廠；四、交通事業,山上山下都有輕便鐵道、汽車路，任何村落都可通電話。同時，人民皆有職業，皆受教育，皆能為公眾服務，環境清潔、美麗、可居住、可游覽。
成功實業家盧作孚的鄉村現代化思路非常符合經濟學原理，即貧窮人口占大多數時，擺脫貧窮之道應當是發展當地經濟，通過 “涓滴效應”讓人民得到就業和提高收入的機會；只有解決生存問題，才能逐漸改善其他問題。雖然當時很多國民黨要人難以接受盧作孚的發展思路，但在四川軍政要人劉湘、楊森等的支持下，盧作孚的鄉村建設實驗得以順利進行。他以交通運輸為龍頭，因地制宜發揮地方優勢，修建鐵路(四川第一條鐵路北川鐵路)、治理河灘、疏浚河道、開發礦業、興建工廠、開辦銀行、建設電站、開通郵電、建立農場、發展貿易、組織科技服務。在北碚綜合經濟實力迅速增長的同時，大力推動文化、教育、衛生、市容市貌等的建設。
短短十幾年，鄉村建設實驗使北碚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當地經濟一派生機，從窮鄉僻壤轉變為一個“具有現代化雛形”的區域。梁漱溟贊道:“從清除匪患，整頓治安入手，進而發展農業工業生產，建立北碚鄉村建設實驗區，終于將原是一個匪盜猖獗、人民生命財產無保障、工農業生產落后的地區，改造成后來的生產發展、文教事業發達、環境優美的重慶市郊的重要城鎮，現在更成為一個重要的旅游區。”1939年陶行知到北碚參觀時，所見所聞讓他激動不已。他說:“我在北碚參觀了一周，看到了你們創辦的經濟事業、文化事業和社會事業，一派生機勃勃的奮發景象，北碚的建設可謂將來建設新中國的縮影。”1944年美國雜志稱北碚是“平地涌現出來的現代化市鎮”，是“迄今為止中國城市規劃的最杰出的例子”。錢理群評價北碚鄉村建設是民國時期鄉村建設運動最完整的歷史記錄。
(5)梁漱溟的山東鄒平鄉村建設
梁漱溟早年信奉英國憲政，但基于當時中國的現實，他漸漸認識到中國要以做好地方自治為基礎，尤其要做好最基層鄉村的自治，只有在農村地區實現經濟合作，并在政治上實現地方自治，才有望做好國家憲政，因此，他產生了開展鄉村自治實驗的想法。在李濟深的邀請下，梁漱溟南下廣東實踐他的鄉治主張。但到廣東不久，李濟深被囚禁,梁漱溟的第一次農村實驗工作隨之夭折。回京后，他受邀接手北平的出版物《鄉村月刊》，籌建由王洪一先生建議、馮玉祥贊助的河南村治學院并擔任教務長，1929年招收第一批約400名鄉建學生。隨著中原大戰的爆發,河南村治學院難以為繼，梁漱溟的第二次農村實驗工作也隨之夭折。
1930年韓復榘邀請梁漱溟一行人在山東聚集，于1931年1月創辦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主講鄉村建設理論，并在鄒平等縣主持鄉村建設實驗。1932年12月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全國內政會議，大力支持特許實驗政策，此后梁漱溟被山東省政府賦予了很大的行政權力，因此，鄒平鄉村建設“政教合一”的特點鮮明。1933年7月山東省政府正式劃定鄒平為縣政改革實驗縣,隸屬鄉村建設研究院。山東鄉村建設迎來了自主改革的時期。首先開展的縣政改革全部撤銷了鄒平的縣區政府機構，取消原有的區、鎮、鄉各公所及區長、鎮長、鄉長，在縣政府“裁局設科”，裁撤原來的公安、財政、建設、教育4個局，改為5個科，并合署辦公；把原來的7個區劃為14個鄉，在鄉設鄉學，在村設村學。鄒平鄉村建設的主要思路，一是建立學校,以教育開路,培養鄉建骨干；二是進行社會改良，革除鄙風陋俗(如戒毒、禁賭、禁嫖娼、放足等)、創造新文化(如戒早婚、講衛生、破除迷信等)；三是組織鄉村自衛,維護社會治安；四是發展社會事業，如創辦各種合作社，開展植樹造林、興修水利、農田改造、推廣動植物優良品種等活動。
鄒平鄉村建設的實驗效果明顯，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實驗區迅速擴大，1933年7月增劃菏澤等13個縣為實驗區，1935年又增劃濟寧等14個縣為實驗區，至此，鄉村建設實驗區由鄒平拓展至整個魯西南地區。山東鄉村建設的持續時間較長(1931—1937年)，在發展農村教育、培養農業人才、傳授和推廣農業技術、農村行政組織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引發了外界的參觀熱潮，不僅吸引了晏陽初、陶行知、黃炎培等鄉村建設實驗者和推動者，還引起馮玉祥、陳立夫等軍政要員，馬寅初、江問漁等學者，蔣百里等軍事學家以及國外教育家的關注。
為了在全國推廣鄉村建設思想，從1928年開始，梁漱溟發表或出版了一批有關鄉村建設的文章和專著，如《鄉村建設大意》《鄉村建設理論》《答鄉村建設批判》；他創辦的《鄉村建設》雜志和鄉村書店也大力宣傳、報道鄒平的鄉建事業。1933年7月14日梁漱溟還發起召開第一次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來自全國十幾個省35個鄉村運動團體的代表齊聚鄒平參會。雖然轟轟烈烈的鄒平鄉建實驗后因日本侵華而被迫中斷，但7年的鄉建實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鄒平模式”也通過來此參觀訪問的國內外眾多機構團體和個人傳播至海內外。
(6) 其他與鄉村建設相關的活動
晏陽初、盧作孚、梁漱溟被稱為鄉村建設運動“三杰”，成為民國時期萬千鄉建者的代表，同時期的鄉建實驗推動者和主持者還包括陶行知、黃炎培等。與鄉村建設運動相關聯的另一股熱潮是農村調查，如1927年3月毛澤東發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1929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李景漢的《北京郊外之鄉村家庭》。
1928—1935年由陶孟和領導、李景漢主持開展了定縣農村調查，這是中國知識分子運用西方社會學的方法進行實地調查的典范之一，是中國首次以縣為單位的系統實地調查。其成果包括1933年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出版的《定縣社會概況調查》、1934年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出版的《定縣經濟調查———部分報告書》和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農民問題》，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為后人研究20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社區情況提供了翔實資料。
1928年陳翰笙受蔡元培邀請,從蘇聯回國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主持實際工作(所長由蔡元培兼任)。隨即，他主持了無錫(1929年7月至9月完成)、保定(1930年夏初到8月完成)等地的農村調查，并根據調查成果完成《現今中國的土地問題》。可惜的是，無錫調查結果不被當時的國民政府認可，扣壓不發，資料后來遺失；保定調查報告也沒完成，好在調查數據被保存并在日后出版。1931年11月至1934年5月底,陳翰笙先后在廣東農村16個縣、10個典型村1209戶農村家庭、50個縣335個村開展調查。1933年陳翰笙在安徽、河南、山東的煙草地區調查煙農生活。基于一手調查資料，他發表了《廣東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1934年)、《帝國主義工業資本與中國農民》(英文,1939年)。
金陵大學農業經濟系教授卜凱領導了中國歷史上依循現代農業經濟科學調查方法而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農家調查，歷時數年，涉及22個省168個地區16786個田場的38256戶農家，調查成果《中國農家經濟》和《中國土地利用》詳盡反映了當時中國農村農業狀況，在國內外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人們了解1930年代中國農戶生產生計狀況的重要參考資料。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的“中國社會性質”討論，延伸到鄉村建設上出現了如何才能真正改變鄉村的大爭論。以陳翰笙、錢俊瑞、薛暮橋等為代表的學者認為，真正的鄉村建設首先需要鏟除地主階級，主張采用土地革命等手段改造鄉村；他們將晏陽初、梁漱溟等建設鄉建實驗區、不主張采用革命手段改造鄉村的人稱為鄉村改良派，認為改良派不能解決鄉村貧弱的根本性問題，因此在《中國農村》刊登了大量針對鄉村改良派的文章。盡管各地各團體鄉村建設實驗的做法和經驗各異，但都使各界日益關注農村問題，除了盧作孚的鄉村建設實驗一開始就具有突出的區域經濟發展特色外，各地的鄉建流派最終都匯合為具有相似內涵的鄉建運動：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科技改良、衛生保健、組織合作社、移風易俗、自衛保安等，即涉及“政、教、富、衛”四方面。
2.20 世紀40 年代的鄉村建設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除西南和西北外的大半個中國都處于動蕩中。除了盧作孚在西南大后方重慶北碚的鄉村建設實驗得以繼續進行，淪陷區鄉村建設運動都無疾而終。為了持續開展鄉村建設活動，“七七事變”后梁漱溟先后將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鄉村書店遷到武漢和重慶，1940年晏陽初在重慶北碚歇馬鎮創辦中國鄉村建設育才院(后改名為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繼續為鄉村建設培養人才，并組織開展了華西鄉村建設實驗。總體來看，由于抗日戰爭的原因，這一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僅限于西南一隅，其規模、力度、影響力和社會關注度遠遠小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
在全國奮力抗戰之際，蔣經國的 “贛南新政”引起關注。1939—1944年蔣經國主政贛南，其“贛南新政”的主要內容是查禁煙賭娼、修明吏治、發展經濟、興辦教育、維護社會治安、取消苛捐雜稅，這對鄉村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1945年2月日軍為了打通中國內地與越南的鐵路交通線并確保粵漢鐵路安全，支援其太平洋戰區部隊，開始入侵并占領贛南，“贛南新政”就此中斷。
解放戰爭時期，鄉村建設運動漸入沉寂。解放區鄉村社會運動的重心是土地改革，即消滅地主階級，讓貧雇農獲得土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力。這也是中共歷來解決鄉村問題的首要主張，即解決生產關系問題。
民國兩個時段的鄉村建設運動是中國在社會轉型期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凸顯后，興起的拯救鄉村行動。由于戰爭等因素的影響，絕大多數的鄉村建設運動只在局部發揮了曇花效應，但其示范性作用影響深遠，尤其盧作孚的北碚實驗在一定程度上為北碚后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與計劃經濟時期的鄉村建設
1.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鄉村建設(1949—1953年)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國內戰事尚未完全結束。東南、中南、西南等地區土匪活動猖獗，僅1950年春節前后，廣西等地的區、鄉政權有1/3以上被匪特掌握；半年之內，被殺害的干部、部隊官兵和積極分子達4萬余人。“新中國成立前后，純粹的經濟土匪已幾乎歸零，都是政治土匪”，“不剿滅土匪， 一切都無從談起。” “必須明確，剿滅土匪，是當前全國革命斗爭不可超越的一個重要階段，是建立和恢復各級人民政權，以及開展其他一切的必要前提，是徹底消滅國民黨在大陸的殘余武裝，迅速恢復革命新秩序的保證。”因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重要任務是解放全中國、清除匪患、土地改革、發展生產、恢復社會秩序以及抗美援朝，并沒有開展具有社會運動意義上的鄉村建設，也沒有形成特定的建設鄉村的工作目標和計劃，只有融于常規社會發展狀態的鄉村建設活動，如識字掃盲、解放婦女、移風易俗等。鄉村的主要變化表現為土地改革后農業恢復性發展以及農民生活條件的改善。
2.農業合作化運動到計劃經濟時期的鄉村建設 (1953—1977年)
1953 年后國內外社會秩序基本穩定、 工農業生產恢復性發展，中國進入全面建設的新階段，開始執行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此時經濟建設工作居于首要地位。1953年9月黨中央正式提出了有系統有步驟地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 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總路線。1954年9月15日至28日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周恩來作新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人民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的建設目標。
土地改革后農村形成自耕農經濟，小農的脆弱性使自耕農兩極分化苗頭重新顯現。由此，中央鼓勵和引導發展合作組織，1953年3月26日正式公布《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195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 “我們希望，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末，全國可以有半數以上的農戶和土地加入農業生產合作社”。此時，中央已經考慮實施計劃經濟模式，基本確定了“重 (工業)、輕 (工業)、農 (業) ”的經濟發展優先序。1954年9月國家進一步決定對棉布和棉花實行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10月16日中共中央通過《關于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決議》，11月15日又作出《關于在全國實行計劃收購油料的決定》，由此開始實施主要農產品統購統銷的政策。合作化組織形式由互助組升級為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 以及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1958年全國農村基本上都實行“黨、政 、社” 一體“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完全形成了計劃經濟體制。雖然1958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原則通過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第二次修正草案) 》，隨后國務院也相繼出臺一系列文件，全面指導農村的水利建設、鄉村教育、鄉村醫療、社會福利等工作，但是1954—1958年鄉村工作的主要任務仍是調整農村生產關系，形成計劃經濟體制。
計劃經濟未能有效改善人民生活狀況，反倒形成了以票證管理為主的短缺經濟。人民公社制度超越當時生產力發展階段， “浮夸風”和大辦公社食堂等做法極大傷害了農業生產力，疊加三年困難時 期糧食短缺，鄉村和城鎮都遭受食物不足之苦，因此，此時鄉村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解決溫飽。
總體上看，1949—1977年短缺經濟是中國經濟的基本形態，城市憑票供應大多數民生農產品和工業品，農民則需要自給糧食，全國各地物資匱乏；整體存在嚴重的三大差別 (城鄉、工農、體腦勞動)，工農產品剪刀差問題突出。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對改革前夕農村狀況總結道: “一九七八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于一九五七年，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七十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五十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的集體積累不 到一萬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在難以解決溫飽問題，連簡單再生產都難以維持的境況中, 鄉村發展自然也就無從談起。
三、改革開放以來的鄉村建設
1. 改革開放初期的鄉村建設 (1978—1989年)
農業生產 “大包干” 制度幾經爭議、 終被肯定，掀起了農村改革的新篇章。改革明顯解放了農業生產力，豐富了農產品供給，結束了農產品短缺的狀態。1985年開始的城市改革，打破了農村進入城市的壁壘 (主要是市場流通壁壘和就業壁壘)，為以鄉鎮企業為標志的農村非農產業發展破除了藩籬。
這一時期的政府工作思路和目標主要是放活政策、豐富商品、提高收入。如果將鄉村建設目標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改善農民家庭的生活條件，包括物質生活條件的改善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豐富，二是完善鄉村公共物品供給和村莊治理，那么這一時期農村經濟發展的“涓滴效應”改善了農民家庭 的生活狀況，但未解決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短缺問題，即鄉村建設未實現第二個層次的目標。這一時期鄉村建設的重點是將扶貧工作提上日程。至1984年，以“大包干”為標志的農村改革普遍解決了溫飽問題，農業連續豐收、糧食儲備較足，在這一物質基礎上，中央政府開始著手解決農村貧困問題。1984年國務院決定實施 “以工代賑” 計劃來大規模幫助貧困地區修公路、 航道和小型水利工程。1985年國務院批轉民政部等九部門 《〈關于扶持農村貧困戶發展生產治窮致富的請示〉的通知》。1986年5月16日國務院成立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 (后改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從這一名稱可以看出，當時扶貧工作瞄準的是地區和經濟發展。1987年11月6日國家統計局和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聯合印發《關于布置〈貧困縣農村經濟開發情況〉調查統計表的通知》，以摸清貧困縣的基本情況和開發情況。由于貧困地區的經濟開發需要大量資金，1989年3月成立由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主管的非營利性社會組織中國扶貧基金會，作為獨立社會團體法人來管理海內外扶貧捐贈基金。這一時期扶貧工作的特點，一是構建扶貧的組織體系，二是政策目標依然定位于提高貧困地區貧困農民的家庭收入，還沒有涉及鄉村公共物品供給和村莊治理。
2.跨世紀時期的鄉村建設(1989—2002年)
20世紀90年代中國面臨極其不利的國際政治外交環境，城市改革也面臨很多難點和沖突。因此，改善國際政治外交環境和推進城市改革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1992年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1995年中國的“復關” (GATT) 談判變為“入世” (WTO) 談判。在這樣的國家宏觀發展目標下，鄉村建設只能循著自然方式漸進而行。鄉村工作重點依然是保障基本農產品供給、提高農民收入以及為“入世”作農業方面的準備。隨著“三農” 問題愈發嚴峻，城鄉居民收入倍差持續擴大，從1988年的2.17上升至2002年的3.11，農村稅費不斷上漲，為此，中央政府連續出臺多項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此時各界對“三農”問題的關注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不相上下。
這一時期仍有序推進扶貧工作。1993年6月成立中國扶貧開發協會；1993年12月28日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此舉意味著扶貧范圍由著眼貧困地區擴大到全國；1994年2月28日至3月3日全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1994年4月15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印發《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 (1994—2000年) 》的通知，這是中國第一個正式公布的大規模扶貧攻堅規劃，并且設定了7年幫助8000萬貧困農戶脫貧的目標；1995年2月成立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外資項目管理中心 (2015年更名為中國扶貧發展中心)。這一系列成立新機構、機構更名、發布扶貧規劃的行為，標志著扶貧脫貧工作在政府工作表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扶貧脫貧的目標也不再寬泛地指向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扶貧工作進入規模化、組織化的新階段。
3.21世紀初期的鄉村建設(2002—2012年)
20 世紀末，“三農” 問題凸顯，疊加1998—2003年糧食產量連續下滑，糧食安全問題引發關注。這種形勢使中國“三農”政策體系完全轉型，由過去“農業支持工業”轉為“工業反哺農業”，農村公共政策體系也由過去的“農村支持城市”轉向“城市支持鄉村”和“城鄉統籌”，“多予、少取、放活”成為“三農”工作的重要方針，政府農村工作的重點目標是“減負去稅”。2004年中央 “一號文件”提出“逐步降低農業稅稅率，2004年農業稅稅率總體上降低1個百分點，同時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產稅”，“有條件的地方，可以進一步降低農業稅稅率或免征農業稅”。2005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經表決決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廢止《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稅條例》，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 全部免征牧業稅，從而結束了中國延續2600多年的 “皇糧國稅” 歷史。
黨的十六大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農村小康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板塊, 脫貧成為農村小康的決定性因素。為此，國務院先后印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01—2010 年)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11—2020年) 》《 “十三五” 脫貧攻堅規劃》等文件。農村小康的目標不僅是使貧困人口脫貧，更重要的是改善人居環境。2005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現代化進程中的重大歷史任務，要按照生產發展、 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實穩步地加以推進。2006年3月14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第二篇章, 從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改善農村面貌、培養新型農民、增加農業和農村投入、深化農村改革的角度布局新農村建設。
至此，在20世紀80年代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一次農村改革、 20世紀90年代以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為標志的第二次農村改革、21世紀初減免農村稅費的第三次農村改革后，中國農村開啟第四次改革即進入新農村建設階段。第一次改革的核心是“放權”，使農民有經營自主權；第二次改 革的核心是“放活”，使農村發展非農產業；第三次改革的核心是“減負”；第四次改革的核心是“建設”，其復雜程度、資金需求、時間跨度等都遠超前三次農村改革。
這一時期鄉村建設成績突出: 一是扭轉了糧食生產連續下滑的趨勢，開啟了糧食產量“十四連增”大幕，提升了糧食安全程度；二是廢除了農業稅及其他非法定地方雜賦，減輕了農民負擔；三是農村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從2008年開始超過城鎮居民，城鄉居民收入倍差開始縮小，從最高點2009年的3.33(農民收入=1)縮小到2012年的3.10，城鄉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差距由8.5個百分點縮小到3.5個百分點；四是實行農業農村專項補貼政策，農業發展韌性不斷增強。同時，這一時期鄉村建設的主要困難是歷史欠賬太多，城鄉二元發展導致城鄉差異仍然存在，而政府財力有限，只能將有限資金用于減負去稅、扶貧脫貧，但在交通、通訊、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和農村文化教育、醫療衛生、安全飲水、提升村容村貌等社會事業方面的投入有限。
4.新時代的鄉村建設 (2012年至今)
新時代的鄉村建設有兩個顯著的時段標志: 第一時段以打贏脫貧攻堅戰為首要目標，以消除絕對貧困為標志；第二時段以鄉村振興為總體目標，這是在脫貧基礎上的更高目標，也是前一時期新農村建設目標的升級，它不僅著眼于改善鄉村狀況，更將鄉村建設置于國家發展戰略的高度來考慮，將包含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以及城鄉、區域諸方面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納入其中。
這一時期鄉村建設的成果斐然: 精準扶貧助力實現了 “兩不愁三保障”，消除了農村絕對貧困和區域性整體貧困；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使鄉村公共物品投入持續增加，鄉村生態和人居環境明顯改善。截至2023年底，全國農村衛生廁所普及率超過73%，農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 率達到40%以上，生活垃圾得到收運處理的行政村比例保持在90%以上，鄉村治理效能穩步提升；農村寬帶接入用戶數占農村居民總戶數的一半以上；平均每戶移動電話擁有量為2.71 部，空調擁有量為1.06臺。全國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率高于城鎮居民，2012—2023年城鄉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農村=1)從3.10縮小到2.38；鄉村總人口減少了1.6億人，但農村居民國內旅游占比提高10.64%，人均花費提高32.18%。
綜合來看，目前的鄉村建設仍然面臨諸多難題: 一是鄉村產業發展困難，大多數農民的家庭收入依賴城市打工，增收渠道亟須拓寬并增強可持續性。二是大多數地區的鄉村振興依靠巨額財政投入，財政凈轉移倍數不斷擴大。三是鄉村振興主體異化問題突出。堅持農民主體地位是實施鄉村振興 戰略的基本原則之一，然而農地分散、就業分散等原因導致農民缺乏參與鄉村振興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普遍認為鄉村振興是政府的事。四是缺少市場化因素或機制的參與。五是鄉村善治人才匱乏及缺少行之有效的引育留用人才政策。
結語
工業化轉型初期的城市產業發展只能從鄉村汲取土地、資本、勞力等要素，甚至占領產品市場(如鄉村土布被機織布替代、鄉制農具被工業農具替代)，從而對鄉村原有生產和生活方式、觀念等產生沖擊；工商業的高回報(不論是企業家的利潤還是工人的工資)使經濟要素也必然遵循經濟規律流向城市，導致鄉村明顯衰落。因此，鄉村衰落是農耕社會向工業化社會轉型過程中的必然趨勢，鄉村建設也是這一過程中必然面臨的難題。中外概莫能外，只是程度、措施、效果存在差異。20 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鄉村問題凸顯的主要原因是工業社會經濟因素的進入打破了千年不變的農耕社會生產和生活格局，導致傳統鄉村格局解構。此時的鄉村衰落主要發生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沿海地區。20世紀末期以來鄉村問題凸顯的主要原因是工業社會中期城鄉居民的收入、公共產品供給、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巨大反差，農民為了追求美好生活而普遍涌向城市。20世紀二三十年代鄉村建設與20世紀末以來的鄉村建設的共同點是都處在社會轉型變革時期，不同點則包含以下方面: 從目的來看，前者是為了改善農民生活境況、穩住鄉村；后者在更大程度上是為了讓農業和農村與整個國家發展同步，因此中央提出 “三化同步” (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四化同步” (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的政策，并積極推進城市化和促進市民化。從政府作用的角度看，民國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主要體現在政令方面，實際的財政投入很少，鄉村建設主體和方式主要是民間機構和團體組織實施、農民積極參與；現階段的鄉村建設基本以政府出資為主，政府動員力和執行力極其強大。從規模和要求上看，民國的鄉村建設規模小，具有局部、有限、波動、緩進等特征；現階段的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是在舉國體制下實行的自上而下、財政支持、社會參與、目標明確、方案清楚的國家發展戰略。因此，現階段鄉村建設的速度、廣度、深度和巨大成效不是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可同日而語的，甚至可以說，不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鄉村建設可比的。
中國的鄉村建設還將繼續下去，城鄉融合是必然趨勢。城鄉融合并不是將鄉村建設為城市，而是使城鄉居民的家庭生活水平趨近，實現公共產品供給一體化、城鄉生產要素雙向自由流動，并在此前提下，使城市和鄉村地位平等、互為依存、功能互補、互促互進，即消除懸殊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務差距、勞動生產率差距，使城市和鄉村各具特色、各有優勢。但是，中國各地發展狀況不一，鄉村建設的階段性水平差異明顯，雖然城鄉差異迅速縮小，但未來地區間差異會愈發明顯。這一點值得重視。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長期從事農業經濟理論、農產品國際貿易研究。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戰線》2025年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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