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農業大國，絕大部分國土在鄉村，傳統文化的根基在鄉村，國家治理的基石在鄉村，新型工業化、新型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短腿也在鄉村，鄉村社會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接續推進的基礎和前提。在現代化快速推進中，“鄉村中國”朝著“城市中國”轉變和演進，中國鄉村社會正在經歷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大變局。在國際局勢、疫情防控形勢、經濟社會發展態勢持續出現新情況的背景下，向著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的關鍵階段，必須強化底線思維和憂患意識，高度重視鄉村治理轉型亟待應對的多重風險。
1.治理風險潛藏：基層干部存在脫離群眾的苗頭，群眾工作意識淡化、應對突發事件能力弱化，導致不能及時發現隱患，且在問題爆發時不能有效處理。
近年來，隨著權力上收，基層鄉村干部的工作對象“向上的多，向下的少”，需要應付名目繁多的檢查督查、考核迎檢、資料報送等，不僅日常工作時間被大量占用，甚至為此加班加點，客觀上擠占了深入群眾的時間和精力。
調研發現一偏遠山區，一個合并村有3000多人，分散居住在6個片。該村村支書說，一方面，上級要求村干部坐班，日常的迎檢、陪同、資料報送負擔也重，消耗了大量精力；另一方面，隨著智能手機等新技術新手段普及使用，各種通知可以通過微信群發給村民，村干部只要坐在辦公室“遙控指揮”即可完成大量與群眾打交道的工作。這種情況具有普遍性，尤其在一些數千人口的合并村，村干部沒精力深入群眾，甚至連村民都認識不全。中部地區一名鎮黨委書記說，上級掌握著考核權力，各種任務讓基層干部應接不暇，“事多、會多、迎檢多”，難以分身走村串戶、深入群眾。加上微信群通知的便捷性，客觀上也導致少數基層干部投機取巧，用“上微信”代替“下基層”，缺少老一輩干部工作做到田間地頭的踏實作風。因此，有的地方出現了部分干部了解情況靠電話、部署工作用微信、考評工作看資料等問題。
基層干部脫離群眾新苗頭正在萌發，對農村社會穩定帶來兩大直接風險。一是群眾訴求無法在第一時間被上達，安全隱患難以在萌芽期得到及時排查和處理，導致小事拖成大事，小問題釀成大矛盾。二是由于基層干部平時深入群眾不夠，缺乏與群眾的感情積累，缺乏對群眾工作方法的熟練掌握，導致在問題爆發后，不能迅速地有效介入和處置。
2.債務風險不減：“政績沖動”下的目標設定、超越發展階段和財政能力的民生政策、層層加碼的各項“重點工作”，導致鄉村各項財務負擔依然嚴重。
鄉村振興是一項需要久久為功的系統工程，而多地基層干部反映，在中央有明確的遠景規劃下，一些地方為了盡快出政績，卻盲目地提出過于超前的發展目標，不是去滿足農民對生產發展的最基本需求，而是將資金和精力集中在那些能夠“吸引眼球”“立竿見影”的“村容整潔”“村貌變化”上，甚至超前規劃、亂鋪攤子搞建設，造成鄉村只有“外殼新”，沒有“產業撐”的狀況，浪費了財力，加重了財政負擔。調研時，一位副縣長反映，一些典型村動輒投入上千萬元，集中用于短期出成果的項目上，在培育長效產業、激發內生動力、獲得穩定回報上存在嚴重不足，部分財政投入打了水漂。
還有的地方出臺多項民生政策，超越了當地發展階段和自身財政實力，明顯加重財政負擔。多個脫貧村的干部反映，按照上級要求，當地農村的中心工作是鞏固脫貧成效，但一些地方卻把工作重心和投入重心放在人居環境整治上投入比較大，甚至打著“白改黑”的名義，將部分整體狀況還不錯的水泥通村公路挖掉，改建為柏油公路。一個脫貧縣的縣級干部認為，這種“白改黑”工作對所在地的交通狀況改善并不明顯，反而造成了明顯的資源浪費，給地方財政增加了負擔。尤其是示范村和“明星村”的負擔最為突出，很多村只得舉債建設和維護。
調研還發現，一些“重點工作”也存在層層加碼的情況，導致行政成本、引導獎勵資金大幅增加。雙季稻面積任務屬于其中的典型之一，有一個南方農業大省全省的早稻面積任務與去年持平，但一些市、縣在去年基礎上繼續“加碼”，并“配套”了嚴厲的考核問責措施。種糧效益較低、農民積極性普遍不高，基層要完成任務，只能通過各種獎補措施來引導農民種早稻，各級各項投入和補貼加在一起，每畝金額在200多元到300多元不等，部分投入由縣、鄉鎮承擔，負擔不輕。為了完成這種不切實際的超前發展目標與層層加碼的任務，一些財政實力不足的縣、鄉鎮政府不得不債臺高筑，不少的村也是為此負債累累，最多的村高達50多萬元，少的也有村10多萬元，債務風險正在不斷累積。
3.政府公信力風險加大：地方財政減收導致部分惠農政策面臨調整，或帶來失信于民的印象；局地鄉村振興選點與投入考慮欠妥，加劇不公平不均衡，引發群眾明顯意見。
過去在上級轉移支付支持力度較大、地方財政狀況尚可、相關幫扶項目支撐較強的情況下，一些地方對部分惠農政策額外“加量”，或者在醫療教育、產業分紅等方面出臺了地方性的惠農政策，并進行了廣泛宣傳。最近兩年多，受疫情影響，各地普遍出現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財政收入出現明顯萎縮，“六保”不能耽誤，尤其是幫助企業紓困解難、穩定糧食生產、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都需要重點安排資金。此外，還有生態環保、安全生產等“一票否決”的工作也不能掉以輕心，基礎設施建設的配套資金也要投入。在這種財政減收增支的壓力下，調整部分地方性惠農政策成為首選。這是因為，盡管收入明顯減少，支出項依然龐大，部分地方性的惠農政策有必要調整甚至取消，這就意味著群眾會有意見。由于涉及面較大，不排除對黨委政府公信力帶來負面影響。
還有部分地方工作推進過程中存在不均衡、不公平問題，導致群眾意見比較明顯，對政府公信力帶來傷害。多地干部反映，當年評定貧困村時，標準相對寬泛，貧困村與非貧困村的差距并不大，隨著各種扶貧投入不斷加大，兩者之間形成“懸崖效應”，兩個相鄰的村莊的差距越拉越大，部分群眾對此有怨言。在推進鄉村振興的過程中，本該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但一些地方政府為了更集中展示“成績”“亮點”，卻以“造盆景”的思路，繼續加大對發展較好的脫貧村的扶持力度，導致不公平、不均衡問題加劇，引發了矛盾，政府在群眾中的公信力也因此受損。
4.產業“失速”風險逼近：疫情常態化、防疫過度化導致部分鄉村產業接近“停擺”；一些扶貧產業發展不理想，甚至出現“關門大吉”現象。
鄉村振興以“產業興旺”為關鍵，直接關系到農民的收入。在疫情之前，多地鄉村產業確實迎來了較好的發展機遇，不過疫情打亂了發展節奏，根據調研發現，疫情對鄉村產業的影響集中體現為三方面消極影響。一是多地農村防疫政策簡單參照城市，一味采取封控等過度防疫措施，不僅導致鄉村產業發展受影響，甚至連基本的農業生產都無法準時開展，導致農時被延誤；二是疫情導致人員流動嚴重受限，各地前些年發展火熱的鄉村文旅項目客源量銳減，收不抵支導致項目難以正常運轉，一些運營方因此退出，導致相關的產業分紅、土地租金、就業收入暫停，影響鞏固脫貧成效；三是疫情導致產業鏈供應鏈受阻，鄉村的農產品銷售不暢通，外出的農民工就業受影響，在家閑置的農村勞動力明顯增多。如果問題持續惡化，涉及面擴大，將帶來更大的負面影響。
此外，在前些年的脫貧攻堅中，通過財政注入一定資金引導產業發展，并通過消費扶貧解決農產品銷售問題后，部分底子相對一般的村也發展了產業，村民因此得到地租、勞務工資、產業分紅。目前，隨著政策支撐的調整、幫扶力量的撤出，加上鄉村本身缺乏管理、人才、銷售資源，部分扶貧產業發展并不理想，甚至還出現“關門大吉”現象。調研時，一個貧困村村支書反映，前些年在駐村扶貧工作隊的幫助下，發展了蔬菜產業，還與當地一家大型零售企業簽了長期供銷協議，基本解決了銷售問題。但是，由于經營管理不善、利潤偏低，300多畝蔬菜基地只生產了兩年多就停產了。
疫情沖擊持續加大，加上鄉村發展產業的先天劣勢，導致這種產業發展“失速”成為疊加效應，有可能成為農村新的風險隱患點。
5.鄉村精神文化受沖擊風險增加：局地移風易俗“一刀切”、工作方式簡單粗暴、標準界定不科學，對傳統習俗文化傳承、鄉村傳統文化信仰構成威脅。
部分鄉村陳風陋習給基層群眾帶來沉重經濟和精神負擔，移風易俗非常有必要，多地已展開探索，效果也比較明顯。但對于部分地區由政府主導的移風易俗和“一刀切”整治方式，群眾質疑工作方式簡單粗暴，移風易俗的標準界定不科學，對傳統習俗文化傳承構成威脅，會對凝聚人心的鄉村傳統文化造成破壞。不準老人辦壽宴、春節完全禁鞭炮、殯葬改革中強行“平墳”等，是近年來鄉村移風易俗工作中跑偏的典型，屬于過度的移風易俗。
多地干部群眾表示，部分地方政府初衷是好的，但要反思過去“破四舊”和農村中小學撤并的教訓，反思過去部分地方大規模推進“平墳運動”和“合村并鄉”等產生的問題，防止對孝道、忠義、仁愛等價值觀念和禮儀體系產生的影響，對中國人的民族精神信仰產生的沖擊。因為這些傳統背后是精神信仰，如果不考慮到這一點，只顧著更快地完成數據目標，就必然導致干群對立，加上這種問題涉及面很大，一旦發生矛盾，就會產生了比較廣泛的影響。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陳文勝《中國鄉村何以興》，中國農業出版社，2023年版：第137-1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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