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陳文勝
近日，記者閱讀了陳文勝的新作《中國農業何以強》一書，該書從中國之問、時代之問、現實之問、改革之問四個維度，以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圍繞農業效益與糧食安全、農民增收三大重點，詳細論述了“強不強”“怎么強”，并提出了新時期的戰略重點以及如何激發動力等問題。記者閱讀后，始終有問題在耳邊縈繞，比如，為什么要進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為緊迫的任務是什么？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何處突破？政府怎樣助力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等。為此，記者就“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相關問題，專訪了著名“三農”問題專家陳文勝。
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農業政策的改革和完善
陳文勝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農業生產力的不斷提高，中國徹底打破了‘誰來養活中國’的預言，從根本上告別了食品短缺時代。伴隨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城鎮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長、消費水平的快速提升，農產品消費進入結構轉型期，主要矛盾由數量要求轉變為質量要求，由總量不足轉變為階段性供不應求和供給過剩并存所呈現出的結構性矛盾。在此背景下，是農民的生產與市場脫節導致農產品供給的數量和質量不平衡、農業的質量發展不充分，農業生產的規模與效益不平衡、農業的效益實現不充分、國內國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利用不平衡、農業國際市場和資源開拓不充分的矛盾，造成供不應求與供大于求并存，農業呈現階段性、結構性供需不對稱的過剩特征。盡管農產品數量供給確實多了起來，但消費者滿意的農產品有效供給不足，農業的多功能開發不夠，難以適應市場消費結構轉型的需要，導致農業全要素生產率低，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農業市場競爭力與效益難以提升。”
陳文勝表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是基于階段性的變化，主要解決生產力發展和生產結構的問題，著力于少種點什么、多種點什么的總量平衡與數量滿足，而是基于中國農業發展已進入新的歷史階段的重大判斷，著力于實現由數量增長向質量安全轉變、由生產導向向消費導向轉變、由政府直接干預向發揮市場決定作用轉變、由單純糧食安全戰略向多重戰略目標轉變這樣一個從田間到餐桌的深層次、全方位變革，是農業發展思路的戰略轉型。因此，“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走質量興農之路”，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
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關系到中國農業的長遠發展
陳文勝說：“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為緊迫的任務，就是全面優化農業生產結構和生產力布局，實現農業由總量擴張到質量提升的轉變，確保農業生產能力持續提升，確保農民持續增收，確保農村持續穩定，關系到中國農業的長遠發展，關系到鄉村振興的順利推進。”
陳文勝從“農業結構優化”“提高農業市場競爭力”“提高農業體制機制創新”“農業可持續發展”四個方面作了進一步闡述。
一是實現農業結構優化。中國農業農村發展進入結構升級、方式轉變、動力轉換的平臺期，結構性問題成為突出矛盾，主要表現在品種結構、品質結構、生產結構、經營體系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等多個方面。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消除無效供給，增加有效供給，減少低端供給，拓展高端供給，這就需要樹立大食物觀，構建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以順應消費結構的變化趨勢，立足比較優勢，調優產品結構、調綠生產方式、調新產業體系，優化區域結構，使大宗農產品突出優質，其他農產品突出特色，從而避免同質化，實現農產品差異化競爭和錯位發展。
二是提高農業市場競爭力。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以市場導向為關鍵切入點，從供給端發力，優化農業供給結構和資源配置，淘汰落后的生產模式，推動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優化升級，使供給數量、品種和質量不斷滿足市場需求。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全面提升農業市場競爭力提供了主要著力點，即加快農業發展方式由“以量取勝”的低端路線向“高品質、高附加值、高盈利”的品牌路線跨越、由外延擴張型向內涵集約型跨越、由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率型跨越。
三是加快農業體制機制創新。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一次廣泛的生產力調整，也是一次深刻的生產關系變革，關鍵在于完善體制、創新機制來釋放活力紅利，以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決有效供給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的問題，使供需在更高水平實現新的平衡。因此，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通過變革體制機制來破解農業供給側結構性矛盾，建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科技為支撐、以市場價格形成機制為目標、以適度規模經營為抓手的體制機制。
四是實現農業可持續發展。中國農業發展取得了輝煌成就，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環境代價。一些地方為了追求農業增產，過度消耗土壤肥力和地下淡水資源、超量使用化肥和農藥等，不僅造成產品積壓、資源浪費，還引發了資源破壞、環境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問題，不僅需要有效解決國內農產品供求結構失衡，更需要解決農業資源環境壓力加大等實際問題。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緊迫任務，不僅要保障農產品供給確保糧食安全和增加農業生產者收入，而且要保持農業可持續性。主要是尊重農業發展的生態規律，維護生態資本，提高生態效益；立足不同區域資源環境條件，以嚴格保護自然生態系統為前提；因地制宜明確區域農業可持續發展重點，以區域優勢互補為目標，實現農業生產資源的優化配置，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
三、農產品區域品牌化經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對于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突破，陳文勝認為，實現由農產品規模化生產向農產品區域品牌化經營轉變，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
陳文勝表示，農業生產過程是自然再生產與經濟再生產緊密結合的過程，那些品質優良、獨具地域特色的農產品，是特定地域生態環境的產物，因而具有與生俱來的市場競爭力和品牌價值。
為此，陳文勝從“優化農業品種結構”、“特色品牌為導向優化農業區域結構”、“區域品牌經營為引領優化農業產業結構”三方面作了進一步闡述。
一是以農業地域資源環境為基準優化農業品種結構。農業生產過程是人類借助勞動手段利用土、水、光、熱等自然資源，控制動物、植物、微生物等生物有機體的生命活動，生產滿足人類生存發展所需要產品的過程。與其他物質生產部門不同，農業生產以自然再生產為基礎，受生物的生長繁育規律和自然條件的制約，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季節性、周期性，不同生物的生長繁育規律不同，各自要求適應不同的生態環境。因此，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是農業生產地域分工的自然基礎。中國幅員遼闊，不同地域的土、水、光、熱等自然資源的數量、質量分布不同，決定了不同區域生產的農產品品種、品質存在差異。正是農業生產的這種自然規律，決定了什么樣的區域生態環境生產什么樣品質的農產品，是優化農業品種結構的主攻方向。
二是以特色品牌為導向優化農業區域結構。農產品生產具有鮮明的區域性，在特定的生態環境條件下生產的農產品都有其特定的品質。在中國各地，或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或經過人們對農產品品種、生產方式的不斷探索，或通過與自然規律相適應的現代技術手段，去蕪存菁，形成了眾多品質優良、獨具區域特色的農產品。這些農產品不僅形成于特定的生態環境，具有區域特定條件下獨特的文化底蘊、工藝技術，而且是經過自然和人工手段優勝劣汰的，能適應或引領消費者對品質的需求，因而在市場上往往表現突出的比較優勢。由于這種優勢根源于“自然壟斷”的區域生態資源，是其他區域所不能模仿的，因而也是最具有市場競爭力和市場品牌價值的。因此，什么樣品質的農產品決定著什么樣的市場品牌價值，就必然要求立足各區域品牌農產品進行區域分工，推動區域資源優勢和生態優勢轉化為市場競爭優勢，形成差異化發展格局，全面優化農業區域結構。
三是以區域品牌經營為引領優化農業產業結構。農產品的生產，取決于區域的生態環境和人們對生態資源的利用方式，對應的是特定農產品品種和人工培植手段。從區域生態環境來看，農產品生產的品種和品質取決于特定的生態環境，同一農產品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就會形成不同的品質差異；從人工培植手段來看，種養的密度、規模、工藝等必須與生物的生長繁育規律與生態環境的承載力相適應，盡管科學技術的創新和突破可以改造農業生產方式，提高農產品的產出率，但前提仍然是遵循農業的自然規律，如果超越生態環境的閾值就會適得其反。因此，什么樣的產地區域范圍決定著什么樣的品牌產品生產規模，盲目擴大產業規模必然會損害品牌農產品的可持續發展。不少地方農產品大面積滯銷，要么是忽視地域資源承載力追求產能不斷擴大；要么是超越地域范圍盲目擴大產業規模。這類案例比比皆是，教訓十分深刻，其啟示就是：區域農業產業結構，必須遵循農業發展規律，以特定地域范圍及其資源承載力為基準，走符合區域實際和市場趨勢的特色道路。
四、政府工作的重點是破解農業資源要素錯配與市場扭曲問題
陳文勝認為，農業結構性矛盾實質上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失衡，導致農業供需結構失衡，這就要求破除制約供給瓶頸，暢通農業供需通道，以制度變革釋放改革紅利，激活市場活力、要素活力、主體活力，培育農業發展新動能，使農業供給不斷滿足市場需求的變化。最為關鍵的是如何找準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的黃金結合點，既要完善產權制度，實現要素市場化配置，又要進行政府職能轉換的改革，清晰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的行為邊界，使有為的政府不包辦一切，而首先成為公共事務的承擔者、責任者。同時，更需要激活要素和主體，加快農業生產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和對市場主體的賦權與培育，不斷增強市場對農業經營主體的行為主導性和對農業供給側要素的配置能力與配置效率，以破解政府過度干預和農業生產要素市場化滯后、經營主體行為扭曲導致的農產品市場供求不協調困境。
因此，政府應改變依靠行政手段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傳統做法，著力改善市場環境、彌補市場失靈和提供公共品，也就是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充分發揮市場對結構性調整的決定性作用，把不該管的“放”給市場，推動有效市場的形成與完善，而不是大包大攬去干預農民具體的經營行為和生產行為。重點是破解農業資源要素錯配與市場扭曲問題，嚴格以“一縣一特、一特一片”為農業長期政策的支持依據，規范政府對每個區域支持種植的品種和相應品質要求、以及限制和限期退出的品種，建立各區域農產品品種與質量的“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的約束機制，推進品牌認知、品牌營銷、品牌推廣以減少無效供給并擴大有效供給，使農產品供給數量、品種和質量不斷滿足市場需求，實現農業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尤其是要注重需求端的市場體系建設，優質不能優價、增產不能增收是當下中國農業發展最突出的短板。在數字化不斷推進的背景下，需要強化政府對電商平臺的有效監管，防止對農產品生產和消費的寡頭壟斷，導致對農民利益的剝奪。在城鄉差距依然突出的中國城市化進程中，迫切需要政府改變農業利潤遠遠低于社會平均利潤、農民收入水平遠遠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水平的基本現狀。對農民而言，沒有比農產品的市場價格信號更直接激發從事生產的動力了，因為農業補貼再高也無法超越其在市場中獲得的實質效益。一方面，需要推動鄉村的農業向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轉變，以擴大社會化服務規模來彌補耕地規模的先天性局限，并提升小農戶組織化程度。另一方面，要把提質增效的農業科技創新擺在政府的首要位置，對鮮活農產品的儲存保鮮，人糞畜糞的轉化使用，特別是耕地的質量保護和農藥化肥的減量使用，必須取得技術的不斷突破，才能加快由增產導向向提質導向轉變，推動地域特色鮮明、區域分工合理的農業高質量發展新格局建立，讓農業成為有奔頭的產業。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食品界雜志》2023年第6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