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十多年的最快速度，就在一個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13億多人口大國，完成了西方國家200年才能完成的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形成了震撼世界的中國發展奇跡。人類史上還沒有發生過這樣壯觀的歷史事件，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千年大變局。
作為現代化成就的根本標志，中國在2007年超越了德國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在2010年超越了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使農業中國全面進入工業中國時代。從1978年到2012年，中國城市數量從193個增加到657個，建制鎮從2173個增加到19881個。城鎮人口從1.7億增加到7.1億，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關口，從17.9%上升到52.6%，有相當于美國人口規模的３億多農民變成市民。數以億計不斷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進入城市自主擇業和自由流動，鄉村中國進入了城鎮中國的窗口期。這是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歷史上的最好時期，是兩千年以來能夠在一代人的時間內讓一個民族的生活水平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變化的最好時期。在這一過程中，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以城市發展帶動農村變革，使中國13億多人實現了由貧窮到溫飽、再到基本小康的歷史性跨越，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被公認為“中國道路”。
“中國道路”是由鄧小平領導黨和人民開創的，體現中國經驗，符合中國國情，決定中國命運，是鄧小平對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歷史貢獻。林毅夫就認為，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現代化成為世界潮流，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所有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但是他們出現的情形，正好跟我們相反”。同樣是改革開放給他們帶來的是“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經濟增長速度低于改革前，而危機發生頻率高于改革前，被稱之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正如鄧小平在生前就指出，中國發展得這么快，讓世界矚目，足以證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這是鄧小平給全黨全國人民留下的最后囑托。
鄧小平認為，在前進的道路上要防止倒退，“走回頭路，只能回到落后、貧困的狀態”。其中最關鍵的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從改革開放到今天，中國社會的價值觀念與社會面貌已經發生難以逆轉的變化，實現了由傳統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全面建立了新的社會結構。李光耀早在1991年就預言：“再過20年，中國就可能不同了，因為鄧小平把中國推向前，不可能再走回頭路。轉折點的確在于鄧小平。他已經打開了窗，不可能把窗再關起來。”鄧小平帶領古老的中國，實現了中國社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發展生產力為中心，從封閉轉到開放，從固守成規轉到各方面的改革”的歷史性轉折，進入了以自由、民主、法治和市場為根本標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歷史進程。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也留下了不少待解之題。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是改革計劃經濟與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進程，所謂姓“資”姓“社”的爭論也一直伴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從“南方談話”到今天都未能得到最終解決，如何破解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公有制與改革不得不觸動公有制的矛盾，是待解之題。
當年面對普遍貧困的中國，在鄧小平生前的時代首先必須致力于解決“發展的問題”，自鄧小平去世后已經從解決溫飽到基本小康并向全面小康邁進，而生產力水平仍然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僅仍然要解決“發展的問題”，而且同時要面對日益嚴重的“發展起來的問題”，如何破解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本質要求與市場經濟“自然形成”的兩極分化的矛盾，是待解之題。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提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對怎樣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缺乏系統論述，如何吸取違背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使發展目標脫離國情國力成為不受約束的長官意志這樣不斷反復折騰的歷史教訓，全面改進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有效發揮政府的職能與限制政府權力，怎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從而破解政府與市場的矛盾，是待解之題。
中國的改革開放是全面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進程，不僅重塑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而且重塑了中國的經濟體系；不僅使中國成為國際市場體系的受益者，對國際市場體系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力，而且使中國越來越受到國際市場規則的約束，也越來越受到國際經濟與政治環境的影響。如何破解被迫開放和自主開放之間的矛盾，是待解之題。
但無論如何，只有使改革的社會收益始終大于改革的社會成本，才可能不斷凝聚新的社會共識，才可能持續推進與改革開放不可分割的現代化“中國道路”。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陳文勝著《論中國鄉村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63-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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