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方志大家族里，小而美的村志正在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村志是以村為單位，全面記述其自然環境、社會面貌的資料性著述，是別具特色的記述體裁，生動體現了鄉村發展歷史和村落文化內涵。近年來村志編纂呈蓬勃發展趨勢，在有些省份，甚至掀起了“村村修志”的熱潮，可謂是新時期中國大地上一道獨特且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觀。
歷史悠久 于今獨盛
村志編纂具有悠久歷史，學界一般認為正式意義上的村志是郎遂于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編纂的《杏花村志》，這是為安徽池州境內一個村落編修的志書，被收入《四庫全書》。民國時期，由于戰亂頻仍、村莊衰敗，村志發展緩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土地改革使鄉村權力結構發生深刻變化，農民真正成為鄉村的主人。1958年，在全國范圍部署編撰“四史”，一些地區的村志開始編纂，但這一時期的村志普遍在篇目、內容、表述等方面存在不規范性和局限性。改革開放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促進村志編纂興起。20世紀80年代，《山城子村志》《常青村志》《大路村志》等多部村志得以編纂、出版；90年代，村志編纂持續發展，數量大幅增長，質量跨越提升；21世紀尤其是新時代以來，村志編纂發展迅猛，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要求各地地方志工作部門要積極“指導具備條件的鄉鎮（街道）和村莊（社區）編修地方志”，并啟動“中國名村志文化工程”。總之，村志編纂覆蓋面日益擴大，質量、體例日趨成熟，從個體的自發編纂發展到地方志工作部門領導、學者參與、村民編纂相結合，鄉村文化傳承意義愈發明顯，村志編纂已成為當今一個顯著的文化現象，體現了廣泛的文化自覺。
多重價值 一志全彰
村志雖小，“五臟俱全”。它全面記述了鄉村經濟、生態、社會、文化的發展情況，可謂是“鄉村價值”全方位、多角度的承載者、展示者。在經濟價值方面，村志對鄉村經濟發展歷程及現狀做了詳細記載。如江蘇省的多部村志對鄉村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的轉型發展及當代經濟形態做了重點記述，體現了多樣化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例證了“只要農村經濟能夠持續發展，農民收入能夠持續增長，我們就不愁發展空間”的論斷。在生態價值方面，村志普遍對自然環境、生態做了翔實記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天人合一”思想，“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浙江省江山市《白沙村志》在“天人”篇中，對該村的地形、氣候、水源、河流、動植物進行了記述，從而導出村莊道路不使用水泥建設而就地取材于河流沖刷形成的鵝卵石鋪就，特殊氣候環境下的天然水源及避暑養生勝地，以及迎客松、大楓樹和花園式村莊形態的形成等。描繪了一幅幅“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優美畫面。在社會價值方面，鄉村社會治理是村志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如北京市多部村志對改革開放后鄉村社會治理的方式方法做了豐富記述，總結了鄉村“良治”經驗；廣東省的一些村志中不但精選了城鎮化轉型階段社會治理的典型事例，也留存著傳統鄉村治理經驗，如廣州市《珠村村志》對傳統社會中的“聯會”和父老鄉紳議事制度的記載，體現了古今之間村域善治的紹繼有方。在文化價值方面，村志可謂重筆書寫。翻開每一部村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熠熠生輝，無論是對村落基址、祠堂民居的描繪，還是對民風習俗、鄉情鄉韻的記錄，抑或是對村規民約、家風家訓的敘述，都令人產生對村落傳統文化的眷戀之情與傳承之志。如今，鄉村振興持續推進，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村志所蘊含的“鄉村價值”日益彰顯，它在促進農村多元化產業發展、優美村落景觀形成、傳統農耕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融合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功能與作用。
留住根脈 啟迪將來
費孝通先生說：“中國人的生活是靠土地，傳統的中國文化是土地里長出來的。”村志就是土地里生長出來的文化果實。在社會急速變遷、鄉村大量消失的今天，村志既為我們保留了傳統文化的歷史影像，也按照“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要求，以其豐富的編纂成果和文化內涵展現出深遠意義。
其一，助力鄉村文化研究。隨著時代演進，社會發展，村志編纂與時俱進，不斷創新體例，融裁內涵，提煉特色，量大質優，積累了大量文獻，是記述新時期快速全面協調發展的文本，與村史館、文化禮堂等形成一體同構的立體面相。同時，眾多研究者對村志進行辨章學術，從其傳統共性、體例規范、資源開發、價值意義，以及在鄉村發展中的作用等方面進行了多維度研究，顯示出以“學術公器”進行文化傳承的深刻內涵。其二，賦能鄉村文化治理。村志是地方政府、地方志部門、村民、鄉賢等地方文化主體的在地編纂，是村莊全體廣泛參與的文化“盛宴”。如《柯橋區村志叢書》“序”所言，村志“最有人氣。這一個村莊、數個聚落，一個姓氏、數戶人家，祖祖輩輩，薪火相傳，都清楚明白。因事出本地，原原本本，故人人關心”。與“一統志”編纂的主要意義在于構建“大一統”國家意識形態，省、市、縣志編纂的主要意義在于建立“政治凝聚力”不同，村志編纂，使得普通人不但得以“躬逢其盛”，且還能在志書中留下名字與事跡，從而產生親切的文化認同感。村志記載村民嘉言懿行、善事義舉，形成一個巨大且形象的道德輿論場域。這些對基層文化善治，塑造鄉村振興主角，加快鄉村治理體系形成，作用不可低估。其三，重塑鄉村文化自信。梁漱溟先生認為“中國社會是以鄉村為基礎的，并以鄉村為主體的，所有文化，多半是從鄉村而來，又為鄉村而設”。鄉村是中國人世代繁衍生息地、文化生長發展地及中華民族精神的涵養傳承地，村志編纂與中華農耕文化內在貫通并具當代適用性。近代以來，一些思潮簡單地把農耕文化作為愚昧落后的“前現代文化”的代表，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對此應做辨析和反思。我們要很好傳承和弘揚”的精神，村志編纂用全新視角重審重估鄉村文化價值，在文本中建構了一個真實具體、生動可感的鄉土社會，賦予了涵養傳承傳統農耕文化、熔鑄締造現代鄉村特色文化的意義。
根據馮驥才先生的研究，21世紀的前十年我國自然村數量減少了約90萬個。在這樣嚴峻的現實面前，村志編纂更顯得時不我待。應該更深刻地認識到，村志編纂在實施小康社會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留住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反映黨和國家治國理政的根本宗旨和內在理路，構建了國家-人民良好互動的宏大文化體系等方面，其作用、價值及意義不可忽視。當今，方志界和學界對村志已建立起堅定的文化自信與理論自覺，村志編纂應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在夯實自身學科根基和文化特質基礎上，與其他相關學科形成良好互動，著力提升編纂水平，體現凝聚鄉村文化內涵和民眾集體氣質的地方文化，打造具有辨識度的地方特有記述體系和話語體系。
（作者：湯敏、呂克軍，分別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地方志辦公室研究員、副研究員；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光明日報》2023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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