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有幸生活在中國由貧困走向富裕的時代，既體驗過祖國處于貧困階段的艱辛，又目睹了祖國走向富裕的巨變；有幸在改革開放初期獲得上大學的機會，使自己有條件在經濟學的海洋里博采眾長；有幸成為運用經濟學知識觀察、思考和總結中國改革開放經驗與教訓的專業研究人員。
30年來，以理論來源于實踐的理念為指導，以承接的各類課題為依托，以調研各種經濟行為為基礎，對隱含在經濟行為中的理論問題進行探索和分析。
今天中午，借譚秋成教授約我為公共治理論壇做學術交流的機會，對自己的研究工作做一個總結，以求教于在座各位同事和同學。
讀大學期間，以為計劃經濟體制會優于市場經濟體制，它的問題會隨著計劃理論、方法、工具和信息的完備而得到解決。
后來感悟到計劃經濟體制的本質問題是剝奪了勞動者選擇就業和自主配置資源的權利，不像市場經濟體制那樣勞動者有選擇崗位（或出賣勞動力）和開辦企業的自由，理解了我們進行市場取向的經濟轉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0年里做了大量農村調查，形成了以下三點看法：
1.邊際分析方法是生產經營者普遍采用的方法
例如，聯產承包以來，大多數農戶根據等量肥料投在肥力低的地塊上增產更多的現象，將肥料更多地投向肥力低的地塊上，導致地塊間肥力差異的縮小進而產量差異的縮小，就是生產經營者普遍采用邊際分析方法的事實。
2.農民的能量是通過深化改革一份一份地釋放出來的
從逐步推進的農村改革中發現：人的能量像量子力學表明的那樣也是一份一份地釋放出來的。以漸進的改革方式逐步揚棄各種各樣的管制，為農民一份一份地釋放能量創造機會和條件，既可以協調穩定與發展的關系，又可以達到積小勝為大勝的目標。
具體地說，就是通過賦予農戶自主配置農地資源的權利（聯產承包）、賦予農戶在特定空間里選擇就業機會的權利（鄉鎮工業）和賦予農戶選擇就業空間的權利（進城就業），將蘊藏在農民身上的能量一份一份地釋放出來。
中國城市的經濟改革也具有類似的特征。
3.適合自身發展的策略源于本土經驗
經濟行為既有相似性，又有差異性。這種由歷史文化不同和國體政體不同產生的差異，對經濟行為施加的影響是不能忽略的。
忽視這種差異，簡單地套用在其他國家獲得成功的經驗指導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實踐就一定會出現偏差。
中國之所以能夠將勞動者的能量一份一份地釋放出來，同采用由本土內生出來且被實踐證明有效的改革策略密切相關。
二、回顧
1.政治經濟學研究
學習政治經濟學這門課時，我對老師講授的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規律有異議。理由是：如果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總是快于消費資料生產的增長，那么生產資料的產值占社會總產值的份額就會越來越大，兩大部類的關系就一定會失衡。這種狀況的另一種表達是生產單位消費資料所需的生產資料會隨著時間推移變得越來越多，這顯然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個規律也不符合發達國家的經濟結構以第三產業為主的實際情況。
當時的想法是：既然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規律是建立在演算基礎上的，那么就應該把消費資料生產增長更快、消費資料與生產資料生產增長一樣快等其他結果也演算出來，由此得出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不具有唯一性的結論。
演算的結果表明，生產資料生產可以增長得更快，消費資料生產也可以增長得更快，所不同的是資本有機構成變動的速度不一樣，即生產資料生產增長得更快，是同資本有機構成變動更快相聯系的。
這篇題目為《試論社會主義條件下兩大部類的關系》的文章，是我撰寫的第一篇論文。發表在北京大學經濟系主辦的《經濟科學》1981年第2期上。
針對演算方法的局限性，大學畢業后我利用所學的計算機知識編了一個程序，就生產資料生產增長快于消費資料生產的狀況能否持續保持下去進行模擬。
程序設計的基本假設是：生產資料生產必須快于消費資料生產，為了使這種狀況盡可能長地維持下去，生產資料生產只要略快于消費資料生產即可。
結果發現：保持這一狀態所需迭加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多，最多能夠維持22年。
這篇文章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中國社會科學》副刊《未定稿》1983年第11期上。
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這個命題肯定是根據觀察到的現象概括出來的，而不是憑空想象出來的。那么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究竟是哪個發展階段的特有現象呢？
在工業化之前，人類的經濟活動以生產消費資料為主。在這個階段生產資料生產即便增長更快，也會因為它占社會總生產的份額太小而難以被識別出來。進入工業化階段后，生產資料生產迅猛增長，其占社會總生產的份額快速增大成為顯而易見的現象。所謂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是根據這個階段的現象概括出來的。
工業化完成后，第三次產業迅猛發展，生產資料生產占社會總生產的份額趨于下降，至少不再繼續增大，生產資料生產優先增長的命題就不成立了。
經濟發展的過程是產業結構高度化的過程，生產資料生產增長更快是產業結構高度化第一階段的現象，這種現象會隨著產業結構高度化第二階段的到來而消失。把經濟發展特定階段出現的現象稱之為規律顯然是不適宜的。
這篇短文發表在《經濟研究》1987年第7期上。
2.林業經濟研究
我是1983-1984年期間在《林業科學》雜志上發表三篇文章而開始被林業經濟學界關注的。在眾多論文中介紹很不起眼的《龍泉碼價合理內核初探》（發表于《林業經濟通訊》1985年第2期），是為了表達我對我國林業經濟遺產的敬意。
龍泉碼價表是用于計算杉原條價格的工具。它的計量單位是碼兩，創立于17世紀30年代。這種根據眉高圍（距杉原條大頭1.7米處的圍徑或周長）和木材長度兩個指標計算杉原條價格的方法在我國南方木材市場上沿用數百年。我國林學家在認知上將其視為二元木材材積表，并以該表中的材積誤差隨著杉原條的增大而不斷增大，1954年將其棄之不用。
為什么龍泉碼價表中的碼兩和材積的誤差不是隨機的，而是隨著杉原條的增大而不斷增大？為什么一個誤差不斷增大的木材價格計算方法會被大家接受，且連續使用了300多年？為什么龍泉碼價表的編制要借助60根長短不同的絲線？基于這三個問題，我用一套（287根）杉原條數據對龍泉碼價表中的碼兩和材積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發現：
龍泉碼價表要解決的是不同規格的杉原條的材積的可加性問題，而不是木材材積的計算問題，即龍泉碼價表中的碼兩并不是杉原條的實際材積，而是可比性材積。
不同規格的杉原條的材積具有可加性，木商在檢尺時就不需要先按徑級對杉原條分類，就較少了為分類而搬運木材的環節，就大大降低了勞動強度。
碼兩隨著實際材積的增大而不斷增大，是為了體現大材大價的原則。理解了這一點，就不會因為用碼兩表達的可比性材積隨著杉原條的增大而不斷增大感到困惑了。
運用最小二乘法和杉木原條的數據，求出單位材積碼兩值與眉高圍的回歸方程。
對回歸方程求導，得不同規格眉高圍的單位材積碼兩值的差率函數。
結果表明，龍泉碼價不僅體現了大材大價的原則，而且其變動有很強的規律性。這是龍泉碼價能夠得到木材交易雙方認同的原因。
龍泉碼價在應用中，碼兩還要根據材質優劣加以調節，碼兩單價要根據運輸距離和市場供需波動加以調節。
它們作為一個整體，才使其在我國南方木材市場上沿用數百年。
有關龍泉碼價的文獻都提到它是江西省龍泉縣（現為遂川縣）的郭維經父女用60根長短不一的絲線做出來的，卻無人考證60根絲線與龍泉碼價表的關系。
我在網格紙上畫各種規格眉高圍的杉原條的單位材積碼兩值的曲線時發現，如果把60根長短不一的絲線由短到長順序且等距地垂直于橫軸上，其頂點的連線就是回歸方程表示的曲線。即龍泉碼價表的創始人用坐標系的方法調整60絲線的長度，找到一條反映單位材積碼兩值與眉高圍關系的平滑曲線。
郭維經父女在1630年代采用坐標系的方法研究龍泉碼價，同笛卡爾（1596-1650）提出坐標系方法在時間上是很相近的。不過，牛頓（1665—1667年）和萊布尼茨（1673—1676年)創立的微積分的方法，可能是計算可比性材積的更為簡便的方法。就此而言，我國那時的創新手段可能已經落后于世界了。
生物產品的顯著特征是規格太多，它們都有調整為可比性產品的客觀需求。就此而言，把各種規格的產品轉換成可比性產品的龍泉碼價表至今仍具有借鑒意義。
3.發展經濟學研究
傳統農業改造是發展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也是我國農業經濟學家關注的重大現實問題之一。
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介紹“論我國農業由傳統方式向現代方式的轉化”（《經濟研究》1989年第6期）。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
農民作為“經濟理性”人，會通過收益和成本的比較，篩選出適宜的制度和技術。
作為“經濟理性”有限的人，需要政府引導。
但政府的主要責任是為農民的創新和選擇提供外部條件。
政府要防范因信息有限導致的不當干預，要防范少數與政府關系密切、談判能力強的利益集團的影響。
耕地生產力與人均耕地面積具有顯著的負相關性，不宜簡單地比較土地生產力。
中國與人均耕地面積相近的8個國家相比，土地生產率僅高于印尼，且差距不大；低于日本、朝鮮、埃及、意大利、荷蘭、聯邦德國和英國等7個國家。
我國實際耕地面積大于統計耕地面積，按實際耕地面積計算的土地生產率可能與印尼相近，甚至低一些。
中國最稀缺的是農地，應以土地利用效率為中心配置農業要素。
要在用好廄肥、綠肥等農家肥的基礎上發揮化肥的作用，提高化肥與農家肥的互補性。
率先發達的地區可以采用機械替代勞動的做法，也可以采用引入欠發達地區農業勞動力的做法。
調控農產品和農用生產資料價格，并沒有抓住農業問題的癥結所在。
家庭經營是農業中的典型經營形式，它的土地經營規模有較大的包容量，所以不宜將家庭經營其同小生產劃等號。
然而，家庭經營并不是唯一的農業經營層次。無論是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還是生產要素購買和產品銷售，都應在堅持家庭經營的前提下開展農戶合作。
家庭經營基礎上的農戶合作在實行承包制之初就出現了，如合作購買耕畜和機械，但這種以初級社會關系網絡為依托的農戶合作只能實現低層次規模經濟的分享。
要分享中層次的規模經濟，就要建立適度的合作經濟組織。所謂適度，是指參與者獲得的規模經濟效益大于其參與合作的機會成本。
高層次的規模經濟，如建設周期長、投資大、不可分割性強的基礎設施，應由政府出面組織并承擔主要的投資責任。
發育市場是為了使價格反映農產品和要素的稀缺性，進而使稀缺性要素得到更為充分的利用。市場發育的操作順序是。
第一，約束政府強制性干預的權力，并把強制性干預轉化為誘致性干預。
第二，開放農產品市場，促使農戶根據市場信息優化資源配置，通過發揮比較優勢獲得更多的收益。
第三，開放要素市場。其中，發育土地市場的設想是：
（1）明確宣布今后不再采用行政辦法重新分配土地經營權，并將現有的土地聯產承包合同改為土地經營證，并允許土地流轉。
（2）建立土地流轉管理機構，確保土地流轉的有效性。該機構的主要職責是：公證，確保土地流轉具有法律效力；資格審查，確保土地流轉到既希望得到土地、又能提高土地生產力的務農者的手中。
（3）按土地的等級和面積征稅，以制止土地撂荒和優地劣用的行為。
狹義的傳統農業改造，是將隱蔽失業嚴重的農業改造成沒有隱蔽失業的農業。它的臨界點或分界線就是所謂的劉易斯轉折點。
廣義的傳統農業改造，是將資源推動型農業改造成科學推動型農業。
現實中通常以設置指標體系的方法來度量它的進展。這種做法有三個缺陷：即指標設置的隨意性，權重設置的主觀性和適用范圍的局限性。
從總體上反映技術、制度和組織改進的全要素生產率，可較好地體現現代農業的進展。
估計農業生產函數所需的資料世界各國都有，并滿足客觀、簡單的要求。這種方法算出的結果具有敏感、收斂的特性，是一種具有普適性的評估方法。
4.可持續發展研究
可持續發展研究與生態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有所不同，又有極為相近之處，所以很多生態經濟學家關注和參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關于可持續發展研究，我的主要結論是：
第一，可持續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作出這個判斷的依據是：發達國家的時間序列資料表明，人口增長、環境污染、資源需求和收入分配都具有庫茨涅茲曲線的特征。
第二，分析了這四條曲線出現的原因
人口庫茨涅茲曲線出現的原因是社會保障體系替代了家庭保障體系。
收入分配庫茨涅茲曲線出現的原因是分配制度的完善，即講求效率原則的市場第一次分配、講求公平原則的政府第二次分配和講求責任原則的社會第三次分配的分配體系的形成。
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出現的原因是：環境治理形成包括末端治理（污染治理）—過程治理（清潔生產）—園區治理（工業園區）—全域治理（循環經濟）的治理體系；排污權交易制度的擴展和生態補償制度的推廣，使市場機制在環境管理中應用越來越充分；政府可用于環境治理的財政支付能力越來越強，居民有支付能力的環境需求不斷增加。
資源庫茲涅茨曲線出現的原因是：資源利用效率和循環利用程度越來越高，人力資本對自然資本的替代越來越強，科學技術對自然資源的替代越來越強。
第三，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找到可持續供給的能源。
物質可分為資源和能源兩大類。根據物質不滅定律，只要投入足夠的能源，所有資源都是可再生的。
這種物質分類方法的理論意義是把農業和工業統一起來，即它們都是借助于能源將資源轉換為產品的過程。所不同的是，農業主要利用流量性能源進行產品生產，工業主要利用存量性能源進行產品生產。
保持能源可持續供給的基本手段是通過光熱、光電、風電、水電轉換將太陽能、風能、水能等可再生的低能級能源提升為高能級能源。能源由高能級能源替代低能級能源，再轉為低能級能源替代高能級能源，是建立是科學基礎上的否定之否定。
化石能源的價格上升得越快，利用過程中碳排放越大，替代的緊迫性就越強，替代技術的研發動力就越足，替代的進程就越快。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進程具有不確定性，但這個替代方向是確定無疑的。
由于以低能級的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的高能級能源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保持生物多樣性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
所以，可再生能源的能級提升和生物多樣性的保護應作為科學技術研究的兩個重點。
這個結論對于優化科研資源配置具有一定意義。
5.資源經濟學研究
這方面研究，介紹“裸土與農耕文明”（《中國農村觀察》1997年第3期）這篇文章。這篇文章根據資源比較優勢理論，就黃土高原為何成為中華民族的搖籃這個問題，對裸土孕育原始農業的假說進行了探討。
按照人類選擇資源利用方式時不會舍易求難的邏輯，原始農業應該發源于最容易耕作的裸土地帶。
有關史料表明，我國的黃土高原至少在公元前5500年就開始種粟了。黃土的土質疏松、土層深厚，上面僅覆蓋一層草，非常易于耕作。黃土高原較為干燥，黃土肥力相對不足，所以先人們選擇了耐干旱、耐瘠薄的粟。
公元前3500年，在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養育的一片荒原上，借助于改進的生產技術形成了原始農業，這種沖積而成的荒原屬于裸土。公元前7000年，人類在墨西哥中部高原半沙漠的凹地里開始種植玉米。這種半沙漠化的土地等同于裸土。大河下游的沖積平原往往是農業的發源地，而沖積平原分布的是易于耕種的裸土。
原始農業產生在裸土地帶與當時使用木制農具有關。
鐵器發明（公元前1400年左右）之后，出現了鐵制農具對木制農具的替代。這種替代帶來的最大變化是農業生產疆域的擴展，從黃河流域擴展到長江流域，從印度河流域擴展到恒河流域，從地中海沿海地區擴展到歐洲內地，從非洲的荒漠草原擴展到熱帶雨林地區。
由此得出：深厚、疏松、易于耕種，最便于孕育原始農業的黃土層，是黃土高原成為中華民族搖籃的獨特優勢。
原始農業發源于裸土地帶的假說，會受到農史研究中關于黃土高原曾經有森林分布的敘述的挑戰。史書撰寫者描述的肯定是客觀情況，然而史書并不是科學書籍，在林業科學尚未形成，森林調查尚未開展，史書撰寫者不是科學家的情形下，記載的內容在數量上是難以精準的。
原始農業發源地的荒漠化，是人類不當行為還是氣候變化造成了？當人類的不當行為危及自己生存時，總會有人找到糾正這種行為的替代選擇。倘若原始農業發源地的荒漠化是人類不當行為造成的，那么它在地域分布上應該是離散的，而不會集中在沙漠和草原之間，同經緯度緊密相關。一言以蔽之，年降水量少的裸土地帶荒漠化的主要原因是降水量下降而不是耕不當。
年降水量少的裸土地帶的農業生產趨于萎縮，主要是因為農業從最易于耕作的地方逐步走向最適宜農作物生長的地方、生產的農產品最具有市場競爭力的地方和生態系統穩定性最強的地方。
經濟學通常以橫向比較的方式分析資源比較優勢，包括絕對比較優勢和相對比較優勢。
以縱向比較的方式做分析則可以發現，特定資源原有比較優勢減弱后，會出現新的比較優勢。
例如森林，最初作為肥料來源維系著原始農林復合經營模式的運行；
種植業和養殖業互補關系（種植業廢棄物作為牲畜的飼料和養殖業廢棄物作為作物的肥料）得到應用后，森林的比較優勢由肥料轉為燃料。
隨著煤炭對薪柴、木炭的替代，森林的比較優勢由燃料轉為材料。
隨著鋼材、水泥、塑料、鋁材等新材料的出現，森林的比較優勢又由材料轉為原料（用木材中的纖維素和半纖維素造紙）。
最后，森林的比較優勢將由原料轉為生態系統服務價值。
6.環境經濟學研究
（1）環境經濟學的基本問題
環境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的核心概念是不同的。前者的核心概念是環境容量（或環境可承受的污染量）。環境容量的大小決定于人們選擇的環境標準，選擇的環境標準高則環境容量小，反之則反是。對于特定的環境標準，污染排放量少于環境容量則環境改善，反之則反是。后者的核心概念是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大小決定于生態系統的演替方向和速度，生態系統順向演替的速度越快，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增量越大，逆向演替的速度越大，則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的減量越大。
維護環境的基本手段是管制：對施加正外部性影響的行為給予補貼，對施加負外部性影響的行為加以罰款。維護生態系統的基本手段是提升產業結構和資源利用結構，減輕滿足特定社會需求的生態系統壓力；開展生態建設，增加生態資產總量。
（2）環境經濟學最有特色的創新是提出了環境容量使用權（排污權）交易。
環境容量使用權交易有以下好處：
一是讓稀缺的權利流向環境容量利用最有效因而出價最高的企業。
二是減少污染治理成本。各個企業的污染治理難度有很大的不同，污染治理難度大的企業可以采取為污染治理難度小的企業的污染治理付費的辦法，來保障它的環境容量使用權，并降低治理特定污染量的企業成本和社會總成本。
三是用市場的辦法解決環境問題。即政府和環境保護組織以購買后不再賣出的方式來減少環境容量使用權總量，達到逐漸提高環境標準的目標，而不是以行政或環境壓力集團的方式強行要求企業減少環境容量使用權。
學術界普遍使用排污權交易這一術語，我覺得用環境容量使用權交易比排污權交易更為確切。
（2）政府管理環境的主要責任是做好產業園區規劃
環境治理是從“末端治理”開始的。這種做法有四點不足：一是影響企業的經濟效益，二是存在污染轉移風險，三是消除不了生產中的資源浪費，四是政府監督成本過高。
鑒于優化生產工藝可以解決30%-40%的工業污染，于是出現了“過程治理”。它使污染治理成為企業發展的有機組成部分。針對企業無法解決的60%-70%的工業污染，采取了“園區治理”的辦法，即根據資源利用的關聯性將各類企業集中在園區內，使過程治理由企業走向企業群。循環經濟則是建立消費領域與生產領域的連接，使生活廢棄物通過回收加工實現再利用，實現全域治理。
按照污染治理演進的邏輯，規模化畜禽養殖污染要進入園區治理階段。通過有機肥廠同諸多規模化畜禽養殖場的連接實現畜禽糞便資源化，通過飼料廠同畜禽加工廠的連接實現畜禽加工廢棄物的資源化。
（3）環境污染預測
我在1994年出版的《中國環境問題》一書中，把經濟活動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分為三類：一是第一次產業對環境的沖擊，如毀林開荒、耗竭性地開采礦產資源和生物資源等；二是第二次產業對環境的沖擊，如排放廢水、廢氣和固體廢物污染等，三是第三次產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如電磁波，微波等污染。
隨著溫飽問題的普遍解決，毀林開荒、毀草開荒和圍湖造田等行為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會逐漸消除。
隨著總量控制范圍的擴大和管理力度的提高，第二次產業增長對環境施加的負面影響會先趨于下降，再趨于穩定。
隨著服務業的增長，電磁波、微波、超聲波等污染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會呈上升趨勢。
中國環境已處于改善和惡化兩種趨勢交織在一起的態勢。在環境保護方面加速技術、組織和制度創新，就能增強前一種趨勢、抑制后一種趨勢，走出一條既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又保持環境相對穩定的發展之路。
7.生態經濟學研究
生態經濟學是我關注較多的一個領域。這些年來的相關研究在《生態經濟學》教材中做了一個梳理。
（1）生態經濟學的基本內容
生態經濟學是最早揭示人與自然存在不和諧問題的學科，也是最早認識到經濟理性必須與生態理性相結合，個人理性必須與集體理性相結合，生產、生活必須與生態相結合，利潤最大化目標必須與社會可持續目標相結合的學科。這個區別于其他經濟學分支的特征正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
經濟學關注的是人與人的關系，生態經濟學關注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這個區別于其他經濟學分支的特征也在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同。
生產領域的效率損失和消費領域的過度消費，是導致生態危機的的根源。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和貧困問題的解決，生產中的效率損失對生態系統的沖擊趨于減輕，生活中的過度消費對生態系統的沖擊越來越大。
生態經濟研究有三個切入點：
其一是以生態系統為對象，利用數學方法和生態模型，研究人類活動對生態系統的影響，包括生態系統順向演替的價值增值和逆向演替的價值損失，由此引申出生態系統必須保護、建設的政策含義。
其二是以制度、組織創新入手，規范企業和個人的行為，將企業和個人的自利目標與利他目標統一起來，實現經濟與生態協調，人與自然和諧。
其三是從利益相關者入手，通過利益相關者的協商和合作，形成并落實共同認可的解決生態問題的方案。
與此相對應，生態經濟研究有三類工作：
一是不斷完善生態經濟學的科學體系。
二是不斷完善事關生態的法律、法規和政策體系。
三是不斷完善公眾參與平臺，培育能引導公眾參與的非營利組織和志愿者。
早期的生態經濟學家把生態危機歸于人類中心主義和人的貪婪品行。論述單一追求經濟利益、短期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危害性，只看到生產活動創造的財富而忽略其造成的破壞的片面性，主張抑制增長來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20世紀90年代的生態經濟學家贊同適度增長，研究重點轉向探索生產活動更有效，生活方式更合理，生態循環更流暢的經濟增長模式，如生態農業模式，生態工業模式和生態服務業模式。
現在的生態經濟學家轉向探索建設和諧社會的方法和途徑，將宣傳的生態經濟學拓展為實踐的生態經濟學。強學者的生態經濟學拓展為公眾的生態經濟學，使生態經濟學既成為評價政府、企業和個人行為的工具，又是引導公眾參與和諧社會建設的行動綱領。
（2）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關系
地球生態系統的總量級基本是恒定的，變化緩慢，結構與功能具有穩定性；全球經濟系統的量級最初很小，變化較快，結構具有遞升性，但不會無限擴張。兩個系統會通過相互反饋和相互適應，達到量級對稱、關系融合的狀態。由于生態系統的可變性顯著小于經濟系統，所以促進它們的協調應從經濟系統做適應性調整入手。
人類伊始，只是位于生態系統食物鏈中端的一個物種。人類獲取食物所消耗的生物量只占生物生產總量的0.1%，對生態系統來說是微不足道的。在人類發展史上這種狀況延續了很長時間。
以大的時間尺度衡量，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的關系表現為漫長的依賴階段和相容階段、短暫的相斥階段和持續的融合階段。它們由相斥躍遷到融合，是人類文明理念升華的結果，更是制度創新、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共同作用的結果。
主要措施是：編好生態規劃，保障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協調共生；抓好生態監測，確保生態管理措施具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做好生態評價，確保經濟系統健康、持續地發展，生態系統健康、有序地演化。
（3）生態農業
所謂生態農業，是以可再生資源替代不可再生資源，低物級(能級)資源替代高物級(能級)資源，實現經濟再生產與生態再生產統一的農業。
生態農業可劃分為以家庭需求為導向的傳統生態農業和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現代生態農業。傳統生態農業是傳統農業的組成部分，現代生態農業是繼起的主導農業類型。它們的共性是：人與自然的關系都具有和諧、交融的特性，資源配置都具有復合、循環的特性，產品都具有安全（有機、綠色和無公害）的特性。它們的差異是：傳統生態農業以經驗科學為基礎，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地方化、多元化等特征顯著；現代生態農業以實驗科學為基礎，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市場化、專業化和品牌化特征顯著。
生態農業技術的研發源于具有好奇心的科學家(或實業家、農民)的探索，源于政府的推動，具有不確定性。生態農業的發展是企業和農戶在市場信號的誘導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結果，具有確定性。
生態農業能否成為主導農業類型，既不取決于現有的主導農業有多少缺陷，也不取決于生態農業有多少優點。而取決于生態農業的競爭力、適用性和可推廣性，以及生態農業技術信息傳播和推廣體系的完善程度。
傳統生態農業生產力低下，是其被現代農業替代的主要原因。發展生態農業決不是簡單地向傳統生態農業回歸，而是既保持現代農業的市場運作機制，又完成一次具有革命性影響的生態技術升級，全面解決生態農業效率低下問題。
生態農業的利潤目標與福利目標具有相容性。其中，經濟效益通過它所具有的市場競爭力來實現，生態效益通過它所具有的消減負外部性、增加正外部性的功能來實現。生態農業具有增加社會福利的功能是政府支持生態農業的依據，也是國民關注生態農業的依據。
生態農業是以營利為目標兼顧環境效益的活動。生態農業技術創新要以“自利”為切入點，產生“利他”的旁側效應。
8.區域經濟學研究
（1）西部地區的相對比較優勢會隨著非農產業的發展體現出來
農業發展要具備平地資源豐富和水資源富集兩個條件。西北地區有平地資源缺乏水資源，西南地區有水資源缺乏平地資源，這是西部在農業社會發展相對滯后的主要原因。
非農產業對平地資源、淡水資源和氣候的要求都顯著地小于農業，所以進入非農產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發展階段以后，平地資源、淡水資源相對稀缺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制約就化解掉了。
運輸成本高的問題會隨著線路運輸（西電東送）、管道運輸（西氣（油）東輸）等新型運輸方式的應用，平坦、徑直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鐵路網絡的建成而得到解決。
資本和人才的流動性極好，西部地區發展非農產業所需的資本和人才可以借助于市場機制加以解決。
西部地區3.65億人的巨大內需，會有力地推動西部非農產業的發展。
西部地區有生態穩定的地方，只要布局和管理得當，就可以把發展非農產業的負面影響控制在生態可承受范圍內。歷史遺留問題則可以通過生態建設逐步加以修復。
（2）西部地區的水資源稟賦可以滿足近期經濟增長的需求
1990年代末社會上熱議大西線調水。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我們系統考察、計算和分析了西北地區的水資源稟賦、利用結構與效率，以及經濟增長對水資源的需求；總結和評估了西北地區應對水資源短缺的措施和水資源支撐經濟增長的潛力。
借助于工程調水、節水技術和低耗水產業三者相互替代率的定量分析模型，水資源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率，以及各地區、各個產業和各類企業的水資源需求量對價格變化的反應，得出了西北地區的水資源稟賦尚可維持其經濟快速增長20年的結論，并據此提出了引導水資源配置優化的水資源價格和管理政策。
（3）從長期看大西線調水有利于推進西北地區的生態建設
西北地區普遍存在濕地萎縮、地下水位下降和干旱加劇的情況。開展適度的跨流域調水，有利于西北地區的生態建設和非農產業發展，有利于西北地區成為我國更加堅實的生態屏障和新的發展極。強調生態建設和非農產業，是為了表明長距離、跨流域的調水不宜同發展農業掛鉤。
針對現有調水方案缺乏可行性和工程風險大等問題，提出了高程輸水、多道并聯的調水方案。
高程調水是基于海拔高度也是資源的觀點。具體地說，就是將輸水管道設置在海拔較高的地方，并在輸水線路沿途修建風電站，利用風電將附近河溪里的水抽到輸水管道中，水大多抽，水小少抽，風大多抽，風小少抽。
多道并聯是基于水量與高程的負相關關系。輸水線路的海拔越高，沿途河溪的水量就越小，能匯集到單條輸水線路的水量就不可能很多，就不得不采用多道并聯的方式。
該方案的好處是：減少提水能耗，同低海拔處提水相比，在高海拔處提水所需能耗較少。降低總體風險，小水量的多道與大水量的單道相比，消除故障的難度相對較小；多道不可能同時出故障，不會像單道那樣出現特定時點無法輸水的風險。必須指出，方案中最為重要的風能提水思路是鄧英淘先生提出來的。
三、反思
30年里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做工作耐心不夠，溝通不夠，一些戰略性思考停留在議論階段，缺乏實實在在的落實措施，團隊力量不夠強大，研究方案不夠嚴密，學界聲音不夠響亮。出現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是：
1.缺乏勤政意識。總覺得自己還能做出一些好的研究成果，不能把心思主要放在協調和管理上，沒有妥善處理好團隊工作和個人工作的關系。
2.爭先意識不強。不能主動地、創造性地開展工作。
3.求精意識不強。滿足于出成果，而不是將其做得最好。
4.容忍形式主義。容忍做表面文章的做法，容忍成果結項走形式的做法，容忍從長遠看誤人的做法。
5.群眾意識不強。在農村基層調研中關注自己想要了解的問題，不太關注農民的訴求和期盼。在推進團隊工作時強調自己的想法多，聽取大家的想法少。在平時工作中要求大家做的多，主動為大家做的少。
6.工作作風不強。由于工作落實缺乏力度，不少工作未能達到預期效果。由于忙于自己的事務，不能為同仁們盡力。
四、交流
1.目標要清晰
這里講的目標是指短期目標。一是目標和能力的偏差不能過大。目標太低，滿足于做一些難度小甚至沒有難度的項目，就只有能力使用（輸出）而沒有能力積累（輸入）；目標太高則無法勝任或因缺乏條件而無可奈何。二是短期目標不宜偏離長期目標。一個人想做的事、能做的事和做成的事是不一樣的，所以要根據自己的能力從想做的事里找出能做的事，再根據各種外部條件在能做的事里確定要做的事，而不能遇到什么事做什么事。否則，就無法避免短期目標偏離長期目標的問題。
2.目標要超越個人
簡單地說就是個人目標和國家目標的關系。國家要營造大家都能追求個人目標的宏觀政策環境，但個人目標不是唯一的目標。在現實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家已經越來越多，知識分子作為一批喻于義的人，更應該以國家目標、社會目標為己任。國家發展，社會發展主要是由追求國家目標、社會目標的人推動的。每個人應根據自己的條件確立自己追求的需求層次。當然，個人目標和國家目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包容的，甚至是互補的。
3.要不斷提升文獻識別能力
1984年上文獻檢索課。我記住了兩句話：第一，90%的文獻是沒有可利用的學術價值的。第二，學術素養可以從所選的學術文獻中加以觀察，找出最有學術價值的文獻所需的時間越短，學術素養就越高。
1988年，農發所政策組的成員集中到大都賓館寫報告。林毅夫去賓館看我們。期間，金和輝根據他閱讀的文獻介紹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前沿。林毅夫說的一句話，你看的刊物比我多多了。我對這句話的理解是：文明要站在巨人肩上，不必站在所有人肩上。
樊綱也說過他經歷的一件事。他在讀研究生期間向他的導師朱紹文先生匯報，說自己利用課余時間參加了很多學術研討會。朱紹文先生并沒有表揚他，而是要他靜下心來按照他提供的書單讀書，從頂尖學者的著作中了解學術前沿。
4.原創（從無到有，0-1）、改良（從弱到強，1-n）和驗證（重復，a-a）的關系
（1）驗證。在人事部組織的一次培訓中一個教授同我們說，科研只有第一，沒有第二。遭到了很多人質疑。一個理論能否成立是需要經過反復驗證的。決不是第一次做是科研，其余都不是科研。如果真是這樣，我國的兩彈一星、神舟系列航天器也不是科研了，認定某個成果達到國內或國際先進水平就成為無稽之談了。其實，研究起步大多是從驗證開始的。一個連別人做成的事都做不成的人，是很難做出所有人都沒有做出的事的。對絕大多數科技人員來說，驗證性研究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階段。驗證性研究的成功概率比較大。
（2）改良。就是把已經做成是事做得更好。例如，改進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提高屠呦呦做出的青篙素的純度和藥效，推進高錕的光導纖維成果的產業化。這是絕大多數科研人員一生的工作。成功的概率介于驗證和原創之間，不確定性相對較小。袁隆平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3）原創。所謂原創，就是發現和發明。例如，發現一個至今為止無人知曉的物種，一顆星星，發明蒸汽機、汽車等。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高錕的光導理論，都屬于原創性理論。這是所有科技人員都想做的事，但成功的概率最小，不確定性也最大。
中國做了很多0-1的事。這些事情無論是對還是錯，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們應該珍惜獨特的研究素材，嘗試做出原創性研究；而不應對它們采取不屑一顧的態度，心甘情愿地跟在別國的后面亦步亦趨。
5.理論與實踐的關系
基于理論和方法的重要性，中國的教育偏重于理論與方法的學習。
但是，理論的創新來自于實踐，理論體系形成的素材來自于實踐，理論的檢驗來自于實踐。
所以，科研人員一定要了解實踐，參與實踐。否則，用自己掌握的理論、方法和宏觀層面的數據做出來的成果就不可能不脫離實際。
無論是官員還是學者，了解實踐的目的不是為了替老百勝做主，而是通過調查，把老百姓的意愿、偏好和選擇最充分地概括出來，審視現有的政策存在哪些問題，并通過政策改進使之更加合乎老百姓的需求（或更接地氣）。
6.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關系
有些人以為文字描述就是定性分析，數據描述就是定量分析，這種解釋顯然過于簡單。如果正是這樣，定量分析就無須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礎上，也無須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對定量分析的結果做進一步的凝練。
國內不少研究論證產權私有的重要性。其實這個基本常識并不需要不斷地實證。
周海林告訴我，林毅夫講過他剛回到大陸去農村調查經歷的一件事：他看到一個人騎著新的自行車過小溪，又看到一個人扛著舊的自行車過小溪。經詢問，新車是公家的，而舊車是個人的。這個觀察和調查說明了產權私有的重要性。
出于好奇，我借住在鎮里做調查的機會，在一條可以騎自行車過的小溪邊做了觀察和調查，發現過小溪確有騎車過和扛車過的不同選擇。觀察到的68個人沒有騎公車的，但有9人騎別人的車。騎自己車的，36個是騎過去的，23個是扛過去的，騎過去的大多是較舊的車，扛過去的大多是較新的車。騎別人車的，1個是騎過去的，8個是扛過去的，由于樣本小，看不出騎和扛的做法與車的新舊的關聯性。
該觀察給我的啟示是：正是大多數人無償使用別人的自行車時會重視別人的產權，才使無償讓渡自行車使用權的做法能夠延續下來。
人的行為差異可以從產權角度分析，也可以從素質角度分析。素質低的人用自行車的行為有可能會因自行車的產權不同而異，素質高的人可能不會因自行車的產權不同而異。
分析可觀察的產權和行為兩個變量的相關性，屬于定量分析；認為行為不一定決定于產權，而可能決定于不可觀察的素質，則屬于定性分析。
亮亮在所里組織的研討會上數次以農戶在自留地和承包地上的用肥差異，說明產權私有的重要性。我也想從素質角度做分析。
采用素質角度分析并非為了否認產權私有的重要性，而是因為農地（承包地和流轉地）的產權不可能單一化，從而無法通過單一的私有產權的制度安排來實現農業生產工藝標準化、所有地塊都采用國家確立的用肥標準、所有地塊生產的農產品都達標和所有農地都可持續利用的目標。
如果素質主導行為，那么就可以才能夠提高農民素質入手，引導農民合理用肥，實現國家確立的用肥標準普及化的基礎；引導農民履行社會責任，實現所有地塊生產的農產品都達標的基礎；引導農民將自利與利他有機統一起來，實現所有農地都可持續利用的基礎。
7.認知調查與事實調查
認知和事實具有相關性，但不是一回事，所以認知調查替代不了事實調查。
認知調查：讓農民在收入較低但風險也較小資源配置方案和收入較高但風險也較大的資源配置方案中做選擇。結果發現：農民大多偏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于是得出了農民傾向于規避風險的結論。
事實調查：農戶在好地上種糧食作物還是經濟作物？結果發現，以自給為主的糧食作物種在好地上，以銷售為主的葵花種在差地上。于是也得出農民傾向于規避風險的結論。
這種規避風險的資源配置是不是最優配置呢？利用調查數據所做的研究結果表明：農戶資源配置的實際結果和用線性規劃求出的最優解基本趨同，于是得出規避風險和收益最大化能夠同時成立的結論。
必須指出：上述調查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做的，當時農民是買不到商品糧的。這是他們把糧食自給置于優先位置的重要原因。
8.科學無禁區與研究有底線的關系
在自然科學領域，技術通常是同材料相關聯的。例如，航天技術是以航天材料為基礎的。
在社會科學領域，有些人試圖以技術的改進放松對材料的要求，這種思維方式是否具有科學性是值得商榷的。
經濟學家編的一個笑話是：一個經濟學家反反復復地在路燈下找鑰匙，好心的路人幫他找也沒有找到，于是問他鑰匙究竟掉在哪里了？經濟學家說掉在黑暗處了。路人感到很困惑，于是問經濟學家，既然鑰匙掉在黑暗處，為什么總在亮處找呢？經濟學家說：因為只有亮處看得見。
如果鑰匙掉在黑暗處，路燈再亮（改進方法）也是找不到的。而拿一個電筒（常規方法）到黑暗處去找，總會找到。
簡言之，研究者要不斷地創造條件去弄清暗處的東西，而不宜太依賴已有條件。
經濟學是顯學，所需數據都是有的。當然，獲得所需的數據是要下功夫的。
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將為經濟學家獲取資料提供越來越好的條件。
9.克服時間配置碎片化
人的時間和精力都是有限的，做任何事情都要考慮機會成本。
特定時間所做的事情越多，時間配置的碎片化程度就越高，成果的質量就越沒有保證。
所以面對機會一定要篩選，什么都做就難以做出高質量的研究成果。
10.應該處理好的若干關系
第一，個人和群體的關系。單打獨斗是難成大事的。而要形成群策群力的局面，必須要有奉獻精神，而不應有索取意識。
第二，適合做和愿意做的關系。任何事情都要選擇和動員最適合做的人來做，而不宜采取誰最想做就讓誰做的策略。
第三，強稀缺資源和弱稀缺資源的關系。權力、職稱、經費和論文是稀缺性逐級遞減的。稀缺性越低，機會就越多，反之則反是。青年人從機會多的事做起成功的概率更大，這實際上也是培育自己競爭強稀缺性資源的能力的必由之路。
第四，好牌和壞牌的關系。各項工作宛如一副牌，有好牌和壞牌之分。要盡快把壞牌處理掉，即把最短板的制約克服掉，而不能容忍短板的制約，急于打好牌。
第五，大事和小事的關系。要有做大事的視野，更要有做小事的情懷。
第六，站位和攀登的關系。希望占據好位置是人之常情，但更重要的是攀登。只有攀登得比別人快，才有可能超越別人，得到更好的位置。
第七，維權與謙讓的關系。毋庸諱言，團隊成員對集體成果中個人貢獻大小的認定，署名位次的排定、收入分配的確定或多或少會有點不同意見。科研是不確定性最大的活動，也是有效勞動認定和計量最難的活動。對于有權決策的人，要做到盡可能的公平合理，對于被決定者，要對決策者有基本的信任，要有謙讓精神。
第八，拼搏與健康的關系。拼搏決不是一時一事的拼搏，而是整個職業生涯的拼搏。要完成整個職業生涯的拼搏，必須要有一個健康的體魄。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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