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社會學者的2016年回鄉札記
編者按：在很多敘述中，鄉村僅僅是城里人的鄉愁，抑或是每年春節返鄉人一次集中的話語消費狂歡。任何的將鄉村獵奇化、浪漫化和罪惡化的做法，都不是客觀的態度。鄉村的問題其實是轉型中國的問題，為鄉村尋找方案，其實就是為中國未來尋找方案；關注鄉村，其實就是為我們每一個人尋找體面活著的尊嚴。我們期望更多的讀書人能沉潛下來，持續關注農村，深入農村，在扎實調查的基礎上，在轉型中國中大背景下提出切實有效的對策，并真正通過每一個人的切實的努力，一點點去改變鄉村。本期推出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文軍教授的返鄉札記——一個社會學家筆下的中國鄉村問題。與時下充滿悲情的衰敗論不同，文軍教授認為，中國的農村的某些傳統被解構的同時，正在被另一種新的現代性所替代，而這種新的現代性是將傳統性與現代性的一種有機整合。文教授認為，生活于鄉村的農民，無論是在社會權利還是生活方式上都應該有與市民同等程度的發展，這才是中國鄉村未來的希望。
近年來，有關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的“三農”議題的討論如火如荼。各種媒體發表了大量不同專業背景的學者回鄉調查的札記，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充滿了對中國農村發展前景的悲觀主義論調，引發了學術界以及民眾對中國農村未來前途的種種擔憂。
與發達國家的“鄉村”在主流研究話語中逐漸被邊緣化的現實不同，對于中國“農村”當下命運的討論更像是一個新的現代性追問，不斷與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城市化轉型相關聯。對此，中國學術界長期存在兩種較為不同的判斷：一種可被稱為“終結論”者，另一種可被稱為“再生論”者。“終結論”者認為：伴隨著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的進程，社會關系的垂直整合取代水平整合。傳統中國農村不僅在空間上不斷被擴張的城市所侵蝕，在社會結構和組織方式上也面臨失序和解體，農村不可避免地因城市化轉型而走向衰敗乃至“終結”。而“再生論”者則認為：城鎮化和現代化的侵入反而為傳統農村的再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傳統農村可以借助于城鎮化、工業化和市場化的力量重新積累發展資本。在新的發展時期，傳統農村的共同體本質和網絡關系并沒有因此發生根本的變化，反而在某些方面可以獲得重構和再生的機會。相較而言，前者更多強調了外部現代化力量侵入下農村傳統形態的變更性及其向城市形態演進的必然趨勢，而后者則更多強調了農村傳統性的當代價值及其通過要素的重新組合來實現“非城鎮化”發展的可能。“終結論”和“再生論”的重要分歧在于：中國傳統農村轉型中傳統與現代之間的關系形式究竟是斷裂式的還是連續式的？農村能否與城市一樣，成為激發現代性的有效載體？
本人深居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又長期從事城市社會學及其相關理論方面的研究，其實并不擅長于專門的農村研究領域。但在長期的城市社會學研究過程中，我愈來愈發現，要研究好中國的城市問題，越來越難以離開農村（反過來說，要研究好中國的農村問題，不能不懂中國的城市問題）。因為今天中國城市所產生的許多問題其實都與農村發展存在一定的關聯性，且不說大規模的城市農民工及其帶來的衍生問題，單就中國的整體發展而言，中國的城市是無論如何都難以割舍農村而實現單一發展的。因此，差不多近10年來，我將“城鄉關系研究”作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先是在上海郊區做了大量持久的農村調查。2010年暑假，在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的支持下，我曾帶來我的學術團隊赴全國13個中西部省份做了100個農村社區的調查和村長訪談，積累了大量一手資料，此后，幾乎每一年我都會去不同類型的農村做各種各樣的社會調查。2013年我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研究”資助，使得我更有條件和信心專注于做中國農村的調查了。
我的父親是位于中國西部的四川省廣安市人，與小平同志的故居相差不到二公里，但我從小生活在中國中部的湖南省祁陽縣，又長期求學和工作在中國東部的南京和上海，應該說對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都有一種天然的親切感，也能夠深刻地理解中國東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域的文化差異。我10歲之前，基本上是在祁陽農村的外公家度過的，那是一個典型的湘南農村，給我留下了許多兒時美好的記憶，我曾經很多次回到兒時生活的村莊做調查，目睹其點點滴滴的變化，甚至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能夠引發我無限的鄉愁與回憶。
2016年寒假，我再次回鄉探親調查。春節前先是回到湘南的祁陽縣，年后又奔波千余里到位于湘西北的常德市澧縣。20多年來，這兩個縣的農村我都去過很多次，加上平時與親友的交流與接觸，應該說對其前后20年來的變化都是非常熟悉的，每一次回去調查我都能夠深刻地感受到中國農村所發生的巨大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僅表現在物質和技術層面，更深刻地體現在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上。因此，我的總體來判斷是，中國城鄉之間的差異在慢慢縮小，并不像有些學者調查所描述的那樣，中國的農村正在走向衰敗，陷入凋敝的困境之中，而是在某些傳統被解構的同時，農村正在被另一種新的現代性所替代，而這種新的現代性是將傳統性與現代性的一種有機整合。
比如，無論是在湘南的祁陽還是湘西北的澧縣，我所接觸到的農民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了，農業收入只是他們年收入的一部分，他們大多數都長期在外地或本地城市打工，過著亦工亦農的生活，家庭基本生活設施大都齊全，相當一部分的家庭還買了摩托車甚至小汽車，就生活形態而言，與城市的差距也并不是很大。另外，就農村的空間形態而言，雖然一些地方多年前蓋的老房屋荒廢在那里了，給人一種衰敗和凋敝的感覺。但實際上許多老房屋主要由一些老人居住著，年輕的一代人大多數都在附近蓋了新房，有些村還統一規劃，讓農民像城市小區一樣集中居住起來。農村的基礎服務設施也大有改觀，這不僅體現在道路交通和生態環境上，農村的農貿市場、社區衛生服務、養老服務、就業服務等服務在鄉鎮也應有盡有，有些還延生到了村組。
我在澧縣城頭山鎮張公廟村看到，由于該村被納入到了商務部的“萬村千鄉市場工程”，在上級政府的財政支持下，他們通過多種籌資渠道建起了集門面商鋪、生活超市、農貿市場、農產品保鮮庫、酒店茶藝、商住房、電子商務等多功能于一體的張公廟商貿中心和農貿市場，極大地改善了農村的消費環境和附近居民的居住環境。就在這個商貿中心一二百米的周圍還零散的分布著四、五十年前蓋的破舊的老房子，走進去一看，除了二三戶還有老人居住，大多數都已搬遷到附近的集中居住小區了，農村社區建設也開始啟動了。
這次回鄉時間雖然不是很長，但對農村的關注卻是我近10年來一直努力的學術方向之一。當前中國學術界在有關農村發展前景的討論中，盡管農村“終結”、“再生”等理論判斷從某一側面給予了相當程度的啟發，但對于整體把脈中國農村的轉型和發展卻存諸多局限，以至于始終在“終結與否”的二元選擇間擺動。究其根源，我認為在相當程度上是源于過去農村研究中出現的“農民主體弱化”的認識取向、“城市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以及“個案散點式”的論述方法取向。一些學者把農村的某種衰敗看成了整個農村的凋敝甚至終結，而對于傳統農村“化鄉為城”的單向度發展預判，又框定了一個以城市為歸宿（urban-oriented）的單線條的發展路徑，從而使得傳統農村在城市中心主義的價值導向下被建構為一個亟待改造和殖民的現代化他者。就此而言，我不太贊成“農村城市化”、“農民市民化”、“城鄉一體化”等類似概念的提法。因為這實際上等于預設了“城市”比“農村”好，“市民”比“農民”幸福的二元價值判斷。今天中國的城鄉差距是客觀存在的，但這并不能成為我們要終結農村或者迫使農村向城市轉型的理由，而恰恰應該成為我們要更加努力發展好農村的理由。農村無論是作為一個空間形態還是一種社會類別，我認為都應該得到應有的發展，而生活其中的農民，無論是在社會權利還是生活方式上都應該有與市民同等程度的發展。
作者簡介：文軍，華東師范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所長、華東師范大學-紐約大學社會發展聯合研究中心（上海紐約大學）主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探索與爭鳴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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