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費孝通《江村經濟》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延續到了今天,還值得繼續揭示。江村是千萬個農村的一種類型,經歷了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事件,有著中國農村的基本特質和共性。盡管身處日新月異的時代,但隨之變遷的江村依舊是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
文匯報:您什么時候開始跟蹤觀察江村的變遷和發展的?還記得第一次到訪的時候,這個村子是什么樣子嗎?
劉豪興:我是1982年元旦后一天來到江村的。半個月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響應費老的倡議,建立了“江村社會調研基地”,并開展了社會調查。第一期人員由京津寧滬高校和社會科學院11個單位19人組成,我因為學校的教學任務脫不開身,晚來了半個月。當天一早,我只身一人從上海乘車到平望,從平望轉車到震澤,再從震澤坐船到廟港,最后沿著彎彎曲曲的鄉村小路,走橋過河,走了將近兩個小時到達江村。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望無垠的田野,平整一行行如格子。在斜陽的映照下,顯露出一些稀稀拉拉綠色的麥苗和油菜苗,光禿禿的桑樹在沉睡,田間看不到人影,呈現冬眠的景象。
過了西清河水泥橋,在村民的指點下來到紅衛大隊部,這是一幢兩層的新樓房。樓前右側有一櫥房和水井,樓后大禮堂和平房是紅衛絲織廠,不時發出織機的響聲。廠房簡陋,織機的構件許多是木的,墊機腳有的還是普通墻磚;1人2機,噪音很大,這就是草根工業的原始狀態。領導小組組長甄為民和沈關寶給我安排了床位,告知有5個調查小組,許多調查人員還在農民家里訪問調查。晚飯前后我與調查組各位照了面,以前熟悉的只有幾位,初次見面的居多。
農民住房除了少數幾間草棚用作儲物和養羊之外,都是磚瓦平房,只有紅衛3隊周文昌祖上傳下來的一棟兩層樓房。與今日規整的環村路和南村東西走向主干道布局不同,當時村里沒有一條很直的路,農民的房子一部分是臨河而建的,房子插花似的,顯得雜亂無章。我跟著隊友在南村串來串去,前門進后門出,或后門進前門出,從東家到西家,幾天下來還是分不清東西南北。1981年開弦弓村有平屋3468間,戶均4.39間,其中約一半是生產用房,房間大多窄小。屋內一般有樣式差不多的衣柜,大小不等的桌子和幾條長板凳,椅子偶然見到。在破舊的房子里,很難見到新添置的家什。
在我看來,費孝通《江村經濟》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延續到了今天,還值得繼續揭示。江村是千萬個農村的一種類型,經歷了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事件,有著中國農村的基本特質和共性。盡管身處日新月異的時代,但隨之變遷的江村依舊是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
文匯報:您什么時候開始跟蹤觀察江村的變遷和發展的?還記得第一次到訪的時候,這個村子是什么樣子嗎?
劉豪興:我是1982年元旦后一天來到江村的。半個月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和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響應費老的倡議,建立了“江村社會調研基地”,并開展了社會調查。第一期人員由京津寧滬高校和社會科學院11個單位19人組成,我因為學校的教學任務脫不開身,晚來了半個月。當天一早,我只身一人從上海乘車到平望,從平望轉車到震澤,再從震澤坐船到廟港,最后沿著彎彎曲曲的鄉村小路,走橋過河,走了將近兩個小時到達江村。
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望無垠的田野,平整一行行如格子。在斜陽的映照下,顯露出一些稀稀拉拉綠色的麥苗和油菜苗,光禿禿的桑樹在沉睡,田間看不到人影,呈現冬眠的景象。
過了西清河水泥橋,在村民的指點下來到紅衛大隊部,這是一幢兩層的新樓房。樓前右側有一櫥房和水井,樓后大禮堂和平房是紅衛絲織廠,不時發出織機的響聲。廠房簡陋,織機的構件許多是木的,墊機腳有的還是普通墻磚;1人2機,噪音很大,這就是草根工業的原始狀態。領導小組組長甄為民和沈關寶給我安排了床位,告知有5個調查小組,許多調查人員還在農民家里訪問調查。晚飯前后我與調查組各位照了面,以前熟悉的只有幾位,初次見面的居多。
農民住房除了少數幾間草棚用作儲物和養羊之外,都是磚瓦平房,只有紅衛3隊周文昌祖上傳下來的一棟兩層樓房。與今日規整的環村路和南村東西走向主干道布局不同,當時村里沒有一條很直的路,農民的房子一部分是臨河而建的,房子插花似的,顯得雜亂無章。我跟著隊友在南村串來串去,前門進后門出,或后門進前門出,從東家到西家,幾天下來還是分不清東西南北。1981年開弦弓村有平屋3468間,戶均4.39間,其中約一半是生產用房,房間大多窄小。屋內一般有樣式差不多的衣柜,大小不等的桌子和幾條長板凳,椅子偶然見到。在破舊的房子里,很難見到新添置的家什。
人情往來有增無減。喜慶的事越來越多,從孩子出生前到出生的滿月酒、百日慶、進幼兒園、上小學、中學、成年禮(拜阿太)、大學(或參軍)、定親、結婚,家庭建房(買房)和買汽車等等,都會請客送禮。如新人的結婚儀式有一整套的流程,分子錢從一兩百漲到了五六百,甚至是更高的數額。如果是娘舅,視各自的財力,禮金加實物,是數千元到超兩萬元。對于一個家庭來說,人情往來的費用在日常開銷中占據了相當高的比例。有一個家庭在一年中,先后遇上親戚建房進住、買車、婚慶、拜阿太、上大學等,以及過年給親戚小輩壓歲錢,支出16000余元,占家庭全年收入135000的12%;有一單身老人遵守規矩,1年中侄女結婚送1條蠶絲被1300元,禮金500元,結婚當天又送500元,春節給3小外孫壓歲錢600元,合計支出2900元,占他當年農村社保、低保戶補貼、80歲老人生活補貼、區共產黨員關愛基金等9200元的32%。
在消費主義盛行的社會背景下,村民的消費觀念發生了非常大的轉變———過去是有的吃、吃得飽就行了,現在強調健康和品質,就連去菜場買豬肉也要挑貴的那種,因為口感好。年輕人喜歡網購,我認識的一戶人家,在孩子出生前就從網上買好了尿不濕、嬰兒車,隨后各種嬰兒用品、食品等等大包(箱)小包(箱)的也經快遞送貨上門。此外,就像前面說到的造房子,在村民身上所體現的炫富和攀比心態特別明顯。有些人就算暫時不具備蓋新樓的經濟條件,也會想辦法先從親戚和鄰居處借錢,而不管你家的裝修風格是簡樸或是豪華,起碼要在外部構造上與其他村民的房子相仿,否則面子上過不去。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疏遠了,其表現為一種金錢至上的冷漠。如兄弟姐妹之間、子女與父母之間親情倫理已降至低位,除少數3代同堂、4代同堂其樂融融生活在同一灶頭外,大多數是各過各的日子,平時交集甚少,斤斤計較于利益的得與失。但如果老人病倒了,他們還是會出面承擔照料的義務。這說明孝道在江村依舊存在。相比城里的“不知鄰居是何人”,這里的鄰里關系顯然要親近得多。以往誰家蓋房子,有婚慶喪事,彼此會相互幫忙,做小工不講錢,吃頓飯而已。但現在包工頭和廚師帶著小工,鄰居們也插不上手,這樣的需求和呼應漸漸少了。如果你為之出力多了,必有謝意。
接受階梯式教育成為風氣。現在村里適齡幼兒依時進幼兒園接受學前教育,所有適齡青少年都能接受義務教育,90%以上的高中畢業生能上大專學校,少量讀中專。而1982年及以前,村里的青年沒有一人上大學,1987年始有大專畢業生2人,其中保送培養的1人回村絲織廠工作。如今能回鎮村工作的很少,大部分人都在鎮外工作。無論讀書還是經商,只要有好的成績就是村民眼中的“有出息”。有姓沈、姓徐的兩戶人家,孩子很早就出去讀書,現在是南京和杭州重點大學的教授,這就很了不起。與家財萬貫的老板們相比,還是教授的聲譽更好一點,在村里受到更廣泛的認可與尊敬。
文匯報:江村作為社會調查基地,這些年有哪些研究成果?
劉豪興:基地建成至今將近35年,或冷或熱,各種研究也在持續地開展。在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來訪的外國學者比較多,以日本、美國、英國學者為主,國內學者往往扮演陪同的角色,留下來蹲點調查的人很少。繼江村社會調查基地之后,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上海大學、南京大學和蘇州大學等以江村為社會實踐基地,培育社會學愛好者。1983年,南開大學社會學系1981級4位碩士研究生,克服語言上的困難,調查了3個月,完成了4篇碩士學位論文,得到導師費孝通和評審委員會的高度評價。復旦大學長期組織學生進村考察,其間沒有中斷,有的學生后來繼續深造,已經成為知名學者、教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曹楊二中也在江村建立了社會實踐基地。最近幾年放寒假前都會組織師生四五十人在廟港鎮上住個四五天,依據學校的安排深入村民家中做調查,撰寫了不少小型調查報告。
學界風氣往往浮躁,真心實意扎根農村做研究的學者不多。新中國成立后,我所知道的比較扎實的社會學人類學研究例子有:楊慶堃在主持調查鷺江村的基礎上撰寫了《共產主義過渡初期的中國村落》,中央民族大學莊孔韶對林耀華《金翼》的追蹤研究有《銀翅》問世,中山大學周大鳴對中國華南鳳凰村的追蹤研究出版 《鳳凰村的變遷～～～華南的鄉村生活追蹤研究》一書,復旦大學周怡在香港中文大學讀博士研究生時做了華西村“后集體主義”的社會學分析,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第一村:華西村轉型經濟中的后集體主義》于2006年出版,等等。但就時間跨度和連貫性而言,江村研究無疑最具有標本意義。
關于江村持續研究的論文和著作,有「澳]W.R.葛迪斯的《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農民生活～～～開弦弓村的再調查》、沈關寶的《一場悄悄的革命～～～蘇南鄉村的工業與社會》、吳江市政協編著的《江村-江鎮～～～廟港發展的腳步》、薛和的《江村自治～～～社會變遷中的基層民主》、王淮冰的 《江村報告～～～一個了解中國農村的窗口》、周擁平的《江村經濟七十年》、「英]常向群的《關系抑或禮尚往來》、謝舜方和曹雪娟主編的《江村七十年:中國農民的小康之路》、姚富坤和朱云云的《江村變遷～～～江蘇開弦弓村調查》等,以及數十篇研究報告和論文。去年我們又編纂了《開弦弓村志》,這是一部反映開弦弓村歷史文化、經濟變遷的“百科全書”,全書共14卷57章235節90萬字。
文匯報:改革開放以來各地的地方志出版了很多,但是村志的編纂還不多。
劉豪興:確實如此,我們用了5年時間才完成這項浩大的工程,也算是了卻了費老生前的一樁遺愿。1997年和2002年,他在北京和上海兩次向我提出編纂《開弦弓村志》 的任務。但因缺乏專業知識和經費等拖延了。
費老走后,我們一直記掛著這件事。2009年初,費老誕辰100周年臨近,開弦弓村黨政給鎮黨委和鎮政府呈送報告,后來又給市檔案局和市委宣傳部送報告、面議。整個過程充滿了曲折,老縣長于孟達利用他原來的關系,積極去說服有關部門給予支持。出版單位的敲定同樣是一波三折,最終選定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費老的《江村經濟》中文版是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也算是一種緣份吧。
文匯報:在編纂小組中,除了您這位教授,大部分人都是當地的干部和村民。
劉豪興:村民把編纂《開弦弓村志》 看作是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積極配合編纂小組工作,隨時隨地提供資料。編纂小組主要由開弦弓村的退休干部和退休教師組成,他們對于村里的情況比較熟悉,與村民溝通起來障礙少。但短板也是顯而易見,他們從來沒有從事過這種拿筆干、用電腦的工作,除了兩位副主編有較好的文字能力和電腦操作技能,其他人都很生疏,推進的速度自然很慢。我們在業務主管部門吳江區地方志編纂辦公室的指導下,發揚團隊合作精神,邊學邊干,邊干邊學,逐步熟悉,掌握規范。搜集資料的環節是最關鍵的,做了很大努力。我們依照不同的分工去落實指定的章節,再進行反復校對和修改。2012年暑假前夕,我們的組員前往復旦大學圖書館學習,翻閱了一百多本全國各地的村志,開闊了眼界,進一步樹立了信心。我們在各方的支持幫助下,逐步提高,比較好地完成了任務,實現了費老的宿愿。
文匯報:《開弦弓村志》出版后,您不滿足,進一步去開展口述史調查,是出于什么考慮?
劉豪興:《開弦弓村志》遵循國家有關地方志工作條例和地方志書質量規定進行編纂,未能有機地與口述史研究相結合,使一村之全書不全,不僅僅是缺只角,而是空缺了重要的文化底蘊。大量的社會現象和歷史存在于民間,并沒有被記錄。村民是農村社區的主體,是勞動生產和社會生活的實踐者、創造者,蘊藏著活的歷史和不同群體的無字讀本,從不同側面反映開弦弓村的整體面貌。特別是老年村民有著豐富的人生閱歷,經歷了不同的歷史事件和生活變故,更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歷史變遷的見證人。缺少了這些歷史文化親歷者的了解、對話,開弦弓村變遷的忠實記錄是不完整的。基于這個認識,《開弦弓村志》出版后,我下決定做“江村口述史”調查。眾所周知,口述史是一項艱巨、“燒錢”的工作,爭議也不少。我們先試點,逐步推進。我們選定了一位老人,訪談四五次,每次一二小時。接著,把錄像資料轉換為文字,整理一次訪談耗時兩三天時間。這項工作在某種程度上比編纂村志復雜,甚至更困難。但其意義不會低于目前村志編纂的吧。如果我們現在不去做,部分村民記憶中的歷史文化又將遺失,無法彌補。
文匯報:開弦弓村是一個教科書般的典型,但現在它與周邊村子的差異是否存在,今后前景會怎么樣?
劉豪興:1936年的江村與其他村子最大的不同,就是費達生在這里開辦的生絲精制運銷有限合作社,成了現代鄉村工業的發源地。到了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江村(紅衛和立新大隊)又為緩解人口壓力,啟用下放回鄉的國營絲廠技術工人,承襲合作社股份制傳統,聯合周邊村子(6個大隊)自愿認購21股,籌得資金27300元,辦起了聯合繅絲廠。盡管生產條件很艱苦,輔助廠房是草棚,用土灶和鐵鍋煮繭,土烘箱烘絲,又催生了草根工業的夢想。不久,聯合絲廠被公社平調為公社集體企業以后,紅衛和立新大隊又先后創辦了絲織廠,1982年合并為開弦弓絲織廠,5年后吸納剩余勞動力460人,產值400萬元,利潤43萬元,工資36萬元,為吳江縣村辦企業的先進。上世紀90年代中期,集體企業欠債近千萬元,陷于破產境地,村集體財政嚴重空缺。2006年秋天,開弦弓村列入薄弱村由市科技局負責對口支援,分期投資,于2008年初建成廠房3500平方米,供出租獲取租金,為集體財政主要來源。
近十年來,村容村貌發生了很大變化,村里組織了保潔隊,道路與環境有了很大改善,還修建多處停車位。但與經濟更好的富強村等對比,江村經濟是處于滯后的,整體處于吳江的中下水平,從集體經濟角度講,不得不說它還是吳江區的薄弱村。事實上,如果不是江村的這個名片,國內外不會有這么多人關注開弦弓村的一舉一動。江村未來怎么發展?我的看法是從費老的社會調研基地多做文章,以文化和歷史為賣點,打造鄉村生態旅游～～～周邊水域可以修建公共設施,農民可以經營農家樂和旅社,建成上海、蘇州的鄉村休閑地或后花園。但首先要由蘇州市對江村的整體發展定位,拿出相應的政策和舉措,次則能吸收引投資者進行規劃和實施。費老生前主張江村自然變遷,不要過多的人為干預,但并不排除外面力量的推動,最初的合作社就是技術下鄉和工業下鄉的試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費達生、費孝通姐弟倆做“紅娘”,為解決廟港繅絲廠和村辦絲織廠的技術、人員培訓、柴油、汽車,以及促進盛澤新民絲織廠來江村開辦股份分廠等做了實實在在的工作。
文匯報:費孝通進行江村調查到今年7月剛好是80年,您如何看待他和他的《江村經濟》?
劉豪興:上世紀30年代,費老跨越“文野之別”,進行江村調查,開創了人類學研究的新領域。江村,是費老成名的起點,又是他遭受莫須有罪名的地域。他的導師馬林諾夫斯基贊譽《江村經濟》一書“是人類學實地調查和理論工作發展中的一個里程碑”。費老指出中國農村真正的問題,就是人民的饑餓問題。最終問題的解決是增加農民的收入。“人多地少,農工相輔”,認為恢復和發展鄉村工業是富民的根本措施。他70多年研究城鄉發展道路,其學術之樹常青,對新型城鎮化有著重要參考價值。
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中國現代化。費老特別關注鄉土工業,這個思路符合中國國情,也在實踐中發揮了作用。農業工業化、小城鎮、城鄉關系、農民工(“掙工資階層”、“農民進城”)區域發展,以及婦女地位提高帶來家庭婆媳關系和夫妻生活觀念的沖突等等,都已在《江村經濟》埋下根芽,也就是說,費老后來的理論研究和科學為人類服務的現實探索,都是70多年前思想的延伸和擴展。
能夠把中國的某個微型農村社區像費老這樣進行長期追蹤考察和闡述,并且引起國際關注的學者和學術著作,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盡管有人會持不同意見 (學術生命之所在),對其現實研究的作用缺乏公正評價,只承認他的“差序格局”概念的效用。我覺得這是片面的,做學術研究應該多元化,不只是思想文化,還包括研究方法以及成果表現的多種多樣。費老有他的學術品格,就是“從實求知”,學以致用,志在富民;跟中國現實緊密結合,敏銳觀察,提出觀點,指導現實,啟示未來。同時也有鄉土社會、生育制度、工業化、城鎮化、多元一體、文化自覺等理論的概括,影響深遠。費老生前把江村作為觀察社會的窗口,已為學術界和實際部門認同。在我看來,費老《江村經濟》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延續到了今天,還值得繼續揭示。江村是千萬個農村的一種類型,經歷了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事件,有著中國農村的基本特質和共性。盡管身處日新月異的時代,但隨之變遷的江村依舊是中國農村的一個縮影。“走出江村”,迎接更偉大時代的到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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