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假期，我回到了家鄉——安徽省黃山市黟縣漁亭鎮桃源村。桃源村素有“桃花源十里長廊”之稱，群山環抱，溪水潺潺，古跡散落，村中仍保存“桃源洞”“紅廟”“潯陽臺”“文峰塔”等古跡，是通往西遞宏村的必經之路，沿線被評為最美風景道。自小我便對這里的青山綠水懷有天然的親近感，但多年在外求學，再回首凝望故土時，卻驚訝地發現，這個曾經因空心化而冷清的山村，正悄然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
圖1桃源村地理位置圖
一、生態環境的改善
走進村口，最直觀的感受便是村莊環境煥然一新。昔日堆滿的雜物垃圾已逐漸被收整歸類，過去那種“亂堆亂放、披紅戴綠”的凌亂景象，如今已鮮少可見。迎面而來的，是平整干凈的道路兩旁新修的綠化帶，溪水在石岸間清澈流淌，幾處經過修繕的古民居在陽光下顯得古樸而寧靜，似乎讓人一腳踏入了畫境。這樣顯著的變化，并非憑空而來，而是村莊近年來持續推進環境整治的具體成果。
桃源村近些年開始推行“黨員+責任包保”模式，將村域道路劃分為若干片區，由黨員干部帶頭負責，形成“4名黨員+2名村民代表+N戶群眾”的責任網格。這種治理方式，不僅在責任落實上實現了全覆蓋，還在精神上帶動了村民積極性。過去，環境整治往往是一陣風，村民大多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等檢查一過又恢復原樣。而如今，每季度一次的“最美責任路段”評比，讓環境治理變成了一件有榮譽感的事情。誰的片區更干凈、誰的道路更整潔，直接關系到黨員的年終評議，也關系到村民的集體形象。在榮譽驅動與制度約束的并駕齊驅下，幫助村民逐漸養成了自覺維護公共環境的習慣。更值得關注的是，桃源村在環境治理中引入了“信用積分”機制。通過“信用+勞務派遣”“信用+環境整治”的模式，村民的日常表現被量化為積分，積分高的農戶不僅能在集體事務中獲得優先權，還能在勞務派遣資源分配中占據優勢。比如，有幾戶高分農戶被推薦參與優質崗位派遣，不僅實現了家庭增收，還進一步提升了他們的村內聲望。對普通村民來說，打掃自家門口、清理公共場地，已不再是無償勞動，而是與收入掛鉤的“有價行為”。制度的巧妙設計，使環境治理從“要我做”轉變為“我要做”，悄然改變了鄉村的日常秩序。
在與村民的交談中，我深切感受到這種變化帶來的心理認同。一位上了年紀的爺爺與我說：“以前干部讓我們打掃衛生，總覺得是給別人看。現在積分一算，不僅自己門口干凈了，家里還多了點收入，心里也舒坦。”這種看似樸素的話語，實際上揭示了一個重要的邏輯：制度如果能夠與農民的切身利益相結合，便能真正激發他們的內生動力。相比過去單一的行政命令，如今的制度設計更注重調動村民積極性，把治理嵌入到日常生活之中。
與此同時，環境整治也帶來了空間感知的轉變。走在村莊的主干道上，眼前不再是凌亂的廢舊磚瓦，而是經過改造的景觀節點，錯落有致的休閑小景點與傳統民居相映成趣。村里的年輕人跟我說，如今的村莊不僅讓外地游客覺得宜人，自己在外打工回來時也覺得“有面子”。這種空間感的重塑，讓鄉村不再只是“生存之地”，而逐漸成為“生活之美”的承載體。從亂堆亂放到全市最美路段，從要我整治到我要整治，桃源村的環境嬗變，實質上是一場治理理念的轉型。它告訴我們：鄉村基層治理并非高深理論，而是能否在最日常的空間里，建立起一套共同認同且激發群眾參與的制度規則。小到一塊磚瓦的歸置，大到一條道路的清潔，其背后都映射著鄉村治理的智慧。
二、產業發展的活力
更令我感觸深刻的是，家鄉的產業結構正在經歷一場悄然卻深刻的轉型。過去，桃源村的經濟支柱完全依賴農業。茶園面積雖達百余畝，村里也有一家小型茶葉加工作坊，年年春茶上市時，茶香氤氳，滿村皆是炒茶、制茶的身影。但是這樣的傳統農業存在著明顯局限。此外，一方面，隨著年輕勞動力大量外出務工，導致茶園無人采摘、田地撂荒的現象時有發生。另一方面，茶葉加工附加值低，銷售渠道有限，農民辛苦一年，所得卻難以支撐家庭開支。農業“弱根基”的問題，使村莊一度陷入“有資源卻無活力”的困境。
真正讓桃源村重獲生機的，是2014年引入的“未晞園”精品民宿項目。這個項目借助桃源村獨特的山水格局，將閑置土地、老屋古宅整合起來，打造生態型度假酒店。對我而言，最直觀的震撼，是那些曾經雜草叢生、墻體斑駁的老房子，如今在修舊如舊的設計理念下，搖身一變成為風格獨特的咖啡館、民宿和度假地。游客推開厚重的木門，映入眼簾的是古樸的梁柱與新穎的軟裝，既保留了徽派建筑的韻味，又融入了現代生活的舒適感。建筑與自然景觀相互映襯，村落的肌理在保護與再造之間煥發了新的生命。與此同時，大片撂荒的土地也通過流轉被納入項目開發，形成了以農業觀光和農事體驗為核心的綜合體。茶園里有采茶體驗的活動，甚至還設有農產品文創展廳，把茶葉、竹木和土特產包裝成伴手禮，賦予了農產品新的附加值。土地不再只是“產糧的田”，而是成為連接農業與旅游、生態與經濟的橋梁。
對于村民而言，最大的變化莫過于增收途徑的多元化。過去他們的收入幾乎只依靠種地，如今則可以通過土地租賃、勞務輸出和民宿經營等多種方式增加收入。我印象最深的是自家親戚在未晞園做服務員，每月有幾千元的固定工資。她笑著對我說：“沒想到在家門口也能找到穩定工作，既能照顧老人，又能不愁收入。”在她的臉上，我讀到的不僅是滿足，更是一種獲得歸屬的安穩感。
站在今日的桃源村，我切身感受到，產業的振興遠不只是“錢袋子鼓起來”這么簡單。它意味著村莊正在從單一的農業經濟，邁向生態和農文旅相融合的多元發展格局。產業不再只是謀生的手段，而逐漸成為塑造鄉村未來、激發鄉土自信的核心支柱。
三、文化傳承的活化利用
桃源村的獨特之處，在于它不僅是生態的富礦，更是文化的富藏。徽派文化素有“無處不在”的特質，桃源村正是這種文化肌理的生動縮影。陶淵明的后裔也曾在此聚居，留下了與“桃花源”意象相呼應的村落記憶。村中至今保留著“桃源洞”“潯陽臺”“太白釣臺”等遺跡，青嶺山古祠堂也仍然靜默佇立，見證著歲月的更迭。這些文化遺存，如同散落在山水之間的明珠，沉淀著徽州厚重的文脈。然而，長久以來，這些資源更多是束之高閣。古跡雖在，卻缺乏系統性的保護與利用。村民們日常忙于生計，對這些資源置之不聞。游客偶爾到訪，也往往只作短暫停留，未能深入體驗。文化資源與經濟發展的脫節，使桃源村的歷史價值一度被埋沒在荒草與塵土之間。
變化發生在近幾年。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入推進，桃源村重新認識到文化資源的獨特優勢，將文化作為發展突破口。村莊以“世外之桃源”為形象定位，試圖將自然景觀與人文底蘊交織在一起，塑造出一個既能吸引游客、又能凝聚鄉愁的精神家園。在這一過程中，古祠堂、古村落被納入整體規劃，不再是孤立的遺跡，而是通過修繕、活化和功能重置，成為民宿、展館、文創空間等新的文化載體。游客在此下榻，不僅能體驗徽州建筑的精致與厚重，還能在夜晚的青石小巷中，感受到歷史與現實交織的獨特氛圍。
從更深的意義上講，這種文化的活化利用，不僅是為了發展旅游，更是為了延續鄉村的精神命脈。對村民而言，祖輩遺留下來的祠堂、古居，不再是沉重的負擔，而是與現實生活緊密相連的財富。文化被重新賦值的過程，也強化了村民的身份認同與情感歸屬。正因如此，文化傳承不僅關乎經濟效益，更關乎精神共同體的構建。
今日的桃源村，既有山水清麗的生態底色，也有徽州厚重的人文積淀。游客在這里，不僅可以流連于十里長廊的景致，還能在古祠堂、老民居之間觸摸歷史的紋理。正是在這種自然與文化的交織中，桃源村完成了轉變，展現出文化賦能鄉村振興的獨特路徑。
四、思考與啟示
短短數日的返鄉觀察，使我深切體悟到，桃源村的蛻變絕非偶然，而是一種系統性的嬗變。它不是單一維度的改造，而是一個多要素、多層次的整體性重構。從生態治理到產業振興，從文化保護到治理創新，這些環節彼此并非孤立，而是在互動中形成了合力，推動了村莊整體的復興。正是在這種多維度的交織下，一個曾經空心化嚴重、人口外流的山村，才得以走上了由“綠水青山”轉向“金山銀山”的現實路徑。
在生態層面，桃源村通過制度創新，讓環境保護不再停留在“口號式”的倡導，而是嵌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黨員網格化管理、積分制考核、責任包保等機制，使公共環境從“無主之地”轉變為“人人有責”。這種生態嬗變，既提升了村容村貌的整潔度，也重塑了村民的公共意識，真正實現了制度設計與生活場景的深度契合。
在產業層面，桃源村突破了傳統農業“弱根基”的困境，通過“未晞園”項目，將土地、古居、山水重新整合為兼具生態與經濟價值的復合空間。撂荒田不再是負擔，而成為農事體驗和觀光農業的載體；閑置老屋不再是廢棄物，而被改造成民宿、咖啡館，煥發新生。更重要的是，“企業+村集體+村民”的合作機制，保證了產業發展的紅利能夠層層傳導，惠及村民。村民不再只是旁觀者，而是直接參與者和受益者。這種共富機制，讓我深刻意識到，鄉村振興的關鍵，不在于資本的進入本身，而在于如何把資本轉化為公共收益、民生福祉。
在文化層面，桃源村走出了一條“活化”之路。古祠堂、古遺址、徽州民居，不再是荒廢的歷史遺跡，而成為鄉村發展的文化名片。通過修繕與再利用，它們既保留了歷史的肌理，又被賦予了新的功能。文化不再只是“看一看”的背景，而成為可體驗、可消費的產品。農事節慶、非遺展示、民俗活動，將游客與村民連接在一起，讓文化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驅動力。桃源村用自身實踐告訴我：真正的文化保護，不是把遺產封存于玻璃柜中，而是讓它重新融入當下的生活。
從治理的角度看，桃源村的嬗變還體現在制度的柔性嵌入。村莊推行“一肩挑”模式，強化了基層組織的協調力；通過民主評比、信用積分等方式，村民逐漸形成了“人人參與”的自治氛圍。外部政策與內部制度在這里實現了銜接，形成了“政府引導、市場驅動、村民自治”的多元治理格局。這種治理創新，突破了以往鄉村發展中“上熱下冷”的局面，使振興戰略真正落地生根。
作為返鄉青年，我在這片熟悉的土地上，感受到的不僅是景觀的美麗變化，更是社會關系、制度邏輯和價值觀念的深層轉型。我開始反思：家鄉的發展，不能僅依賴外來資本的注入和政府扶持等外部動力，更需本地人的主動參與與情感認同等內生動能。
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文首發《中國鄉村發現》202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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