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政府依然是那個政府，農村依然在為城市做犧牲。農民什么時候需要進城，農民有沒有資格進城，一切要看城市的經濟發展是否需要他們。需要他們留在農村，就會提高門檻，驅趕盲流；需要他們留在城里，就鼓勵就業，放開戶籍。
農村的淪陷，說到底還是經濟問題
看到有朋友在討論農村的發展問題。說起鄉村的沒落，筆者幾次回鄉，以及到異地鄉村旅游，感受還是比較真切的。至于其原因，有很多說法，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經濟原因。很多人不愿回鄉（或是無法回鄉），是因為賴以生存的經濟模式已經不存在了。大學生如此，農民工也是這樣。談點個人的理解，供商榷。
1.經濟制度上壓制農村。早期通過工農業價格的剪刀差，以農民的低收入為代價，發展起了早期的工業與城市；后來工業演變為工商業，但是剪刀差的制度不變，代表性是糧食的統購統銷，從1953年持續至1992年，1952年還為此成立了一個糧食部。1992年的價格改革，在客觀行為上借鑒了杰弗里·薩克斯的休克療法，大范圍放開價格，從而避免了80年代小碎步放開、民生物價飆升的情況。對于政府而言，這種改革除了抑制惡性通脹之外，還有另一層經濟動力：糧食統購統銷讓政府賠大發了，你低價買，農民不賣；你低價賣，市民搶購。政府等于自己貼錢給市民提供低價糧食。僅1991年一年，政府高價收糧、低價賣糧，財政上就倒貼了400多億。一算明白賬，政府就不干了，改革時幾乎沒有什么阻力——每每談改革，總會說遇到了阻力，其實阻不阻力的，關鍵要看政府是不是從中賺錢了。
如果不提高收購價，又會出現政府糧倉無糧、農民與市民直接交易的黑市。這種制度的廢除，一度使農村在90年代迎來第二個繁榮時期（第一個繁榮時期是1949-1956年），90年代的農民通過種田、經營一些副業可以過上較好的生活，也有精神層面的消費，典型表現是各鄉鎮的電影院還能營業，一度出現盈利。
2. 但這并不意味著對農村經濟壓制的終結。政府只是放棄了統購統銷，并未退出糧食流通環節，而且這些政府機關和配套的國企，在流通環節中居于壟斷地位。這些國企除了收購、銷售的企業，還有大批是國有農場，本身也是糧食的生產者。
最終，通過壟斷地位與政策的優勢，政府再次在全國范圍內壓低了農產品收購價格。結果出現了種子、農藥、化肥、農具的價格在上漲，糧價就是不上漲的局面。這種長期壓低糧食價格的政策從2003年起全面實施，結果農民生活又回到了以前的艱難狀態。
這種情況下，大量農民放棄農業，選擇進工廠務工，已是必然。即便政府于2006年取消了農業稅，但是這種小恩小惠，并不足以抵銷價格剪刀差所帶來的損失。
年年1號文件說要保護農業，這種話跟調控房價的話一樣，聽聽就得了。一個老板總是說你表現不錯，鼓勵你好好干，但是升職加薪從來沒有你份，你覺得這是怎么回事？
3. 農民棄田務工，最終也不得不離背井離鄉。因為在工業布局的政策上，鄉鎮也居于不利地位。高速公路不往這里走，鐵路（包括后來的動車、高鐵）不在這里設站，甚至稅收也要比城里的重。加上層出不窮的腐敗，鄉鎮工業逐漸往城市轉移，只是一個時間問題。農民從到鄉村工廠打工，演變為進城打工，在城郊是工廠工人，在城區是服務行業人員。
農民都知道種田養不起一家人了，大學生還回去干什么？
于是有條件的先走，沒條件的后走，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逐漸往城市里匯集，小城市又往大城市匯集。過去小縣城還有很多優秀的老師、醫生，現在已經大多在大中城市扎堆了。
這時候大學生回鄉，說句不好聽的，可能連找個可以對話的人都難了。
回農村創業，你想過人才招聘的事沒有？
4. 經濟上壓制，農民要跑怎么辦？
前期是反對農民跑的，所以要用一些辦法束縛住他們。城市的工作基本上由政府統一分配，農民進城不僅很難有工作，還會成為“盲流”，受到法律上的打擊。
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城市需要大量勞動力，這時候便不那么反對農民進城了，甚至一度鼓勵進城。鼓勵的方式，有正面鼓勵，一個改革開放遍地是黃金的夢想，但更有效的方式還是負激勵，維持糧食價格的持續走低。
鼓勵他們進城，又不希望他們享受城市的福利，配合戶籍制度的暫住證應運而生了。
每當城市經濟發展遇到瓶頸，可能出現就業危機時，就會以查暫住證、維持治安為名，驅趕農民工。
可是他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回鄉能干什么？
5. 很多人說是戶籍制度的錯，如果允許自由遷徙就沒這么多問題了。
問題是，戶籍制度改不改，誰說了算？
與其談公民權益、某位大大良心發現，不如算一筆經濟賬。
有一天，城市需要大量勞動力，現行政策又不足以吸引這么多勞動力時，政府便有動力去推動戶籍制度改革了。
這一天，正是當下。
說起來，這個問題的出現正是政府推行的另一項“國策”——計劃生育帶來的副產品。別看媒體上時不時爆出一個超生致貧的大新聞，中國人口出生率自1991年以來已經連續20多年低于2.1了。按照國家統計局的說法，從2000年開始，年凈增人口低于1000萬，“中國人口進入了平穩增長階段”。
這個“平穩增長”帶來的后果是很嚴重的。在現有的醫療水平下，人口出生率2.1是維系一個社會正常發展的基準線，低于這條線，人口結構就會出現老齡化。
問題是，中國人口出生率長期跌破1.3，考慮到城鄉的差距，城市人口的出生率只會更低。過去說得好聽，一個孩子有四個老人疼；現在想明白了，這個孩子長大了，得養好幾個老人呢。
首先暴露問題的是社會養老金的難以為繼。城里這么多老人要吃飯，可是來這里交稅的年輕人數量遠遠不足。
這個問題在人口出生率低迷的歐洲、日本同樣出現。日本的做法是鼓勵老年人再干幾年，自力更生，前幾年大熱的老年人自強文化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歐洲的做法是鼓勵中東、北非移民，結果是大量穆斯林涌入歐洲，帶來了文化與民族上的沖突。
盡管歐洲有很多人對這種沖突充滿警惕，甚至出現了排外的苗頭，可是你不讓他們移民，誰來幫歐洲人養老呢？
終于，中國政府也想明白這個問題了，放開了二胎，然并卵。
歐洲、日本沒有計劃生育，隨便生，甚至鼓勵生，也沒能提高人口出生率，你放開一個二胎指標，就想解決了？
因此，配合二胎政策，城市的戶籍制度也在松動，降低了門檻，吸引人口。典型代表是四個一線城市都推出了積分落戶的政策。
其中，廣州不像北京、上海那樣一枝獨秀，所處的珠三角，個個都是經濟上的競爭對手，旁邊還有個深圳，因此戶籍門檻調得最低，學歷只要初中，社保繳滿4年便可申請積分落戶。
說白了，歐洲、中國都在進行搶人大戰，歐洲搶中東、北非的年輕人，中國是城市在搶農村的年輕人。
中東、北非的年輕人走了，這些國家的貧困也加劇了；中國的農村變成了什么樣，你懂的。
6. 在這些變革的背后，有的人看到了社會的“進步”，我看到的是，政府依然是那個政府，農村依然在為城市做犧牲。農民什么時候需要進城，農民有沒有資格進城，一切要看城市的經濟發展是否需要他們。需要他們留在農村，就會提高門檻，驅趕盲流；需要他們留在城里，就鼓勵就業，放開戶籍。
說來諷刺，政權是靠農民的支持建立起來的，但是農民的地位與命運卻是如此的卑微坎坷。為什么會這樣？其實也不難理解，有的人雖然出身農民，但后來錦衣玉食深宮大院已經不用種田了。
問題是，歐洲人口下降了，可以吸納其他國家的年輕人；中國城市人口下降了，可以吸納農村的勞動力；中國的農村人口下降了，又要從哪里去找人呢？
幾十年后，當中東、北非因為大量年輕人的出走而陷入貧困、混亂時，中國的農村又將是怎樣的一副光景？
這樣的故鄉，你我還回得去嗎？
作者系廣州教育工作者，新觀察專欄作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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