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稻作發展對吳越歷史地位的影響
如所周知，公元前7-前5世紀春秋時期的吳越兩國都有過輝煌的強盛時期。吳王闔閭用孫武為將軍，大舉攻楚，五戰五勝，重創楚國，這是東周時期的第一次大戰。越王勾踐曾北進山東，大會齊、晉諸侯，共尊周天子，號稱霸主。吳越兩國都有發達的水軍，在交戰中，都出動強大的水軍，為北方各國所不能想象，這也是有力量向海外發展的標志。兩國的強大基礎就是有發達的稻作農業，這在《吳越春秋》和《越絕書》等古籍中有充分的反映。春秋時吳越稻作的發達，不能不聯系到史前燦爛的良渚文化的因素，盡管良渚文明的消失依然是個謎，但五六千年以來這一地區的稻作生產始終沒有間斷過，也是事實。稻作歷史連綿不斷，既積累了經驗，又豐富了品種資源，是其他地方無法取代的。
然而進入秦漢統一以后，統治者為了加強中央統治的專制集權，防止地方的自主和反叛，加以目光的短淺，不能利用統一的威勢去發展南方，而是采取消滅地方割據勢力，集權于中央的強干弱枝的政策，以鞏固其萬世帝業。秦始皇初滅六國，便遷徙天下豪富12萬戶集中于咸陽及巴蜀；漢繼秦后，采取同樣的手法，有過之而無不及。漢高帝遷徙六國國王后裔、豪杰、名家及齊國的田氏、楚國的昭氏、屈氏、景氏、懷氏五大族10萬余人入關，從而使得東南地區的農業、經濟和文化發展的進程，遭到人為的打擊而受挫，發展甚是緩慢。如西漢會稽郡(設治吳縣)有戶22萬，口103萬；到東漢時，雖分為會稽(設治山陰，舊越國，今紹興市)和吳兩郡，其中會稽郡有戶12萬，口48萬；吳郡有戶16萬，口70萬①。兩郡合計有戶28萬，口118萬。在長達200余年的時間里，戶只增加6萬，口只增加15萬。說明農業和經濟基本上處于停滯狀態，與關中地區的富庶繁榮形成鮮明對比。西漢初，鹽鐵還是民間私營，武帝元狩三年以后才收歸國營，在全國置鹽鐵官，實行壟斷專利。漢代鹽官共48處，東南僅海鹽1處，其余47處都在北方。漢代共設鐵官44處，東南僅鹽漬、廣陵、堂邑3處，其余絕大多數在中原北方②。這種專營的結果只有利于北方統治中心，而不利于南方的發展。
秦代的浙江設置了19個縣，其中17個分布于杭、嘉、湖地區，這其實是吳越時期遺留的格局。而在西漢的200年中，只有沿海增設一個回浦縣(今臨海)；東漢100多年中只有甌江口增設一個永寧縣(今溫州)③。由此春秋戰國時的吳、越、楚農業和經濟正常發展的道路被強制堵塞，這是南方歷史上唯一的一次低谷。這個低谷使得長江中下游的農業和經濟發展推遲了二三百年，無怪乎司馬遷說：“江南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④
南方經濟的轉機發生于秦漢大統一格局被分裂為三國以后，東南地區在孫吳統治的百來年間，農業和社會經濟開始了復蘇。浙江縣治在孫吳期內很快增加了26個縣，填補了浙江的大部分空白⑤。西漢時百越族人民一部分被強迫遷往江北，其余逃往海外島嶼的稱外越，逃往山區的稱內越。在孫吳統治期間，內外越在孫吳的脅迫下，開始了與漢族的進一步同化。原先稱稻為“依緩”的吳語(吳越同語)由越人渡海東傳至日本，故日語也稱稻為“依緩”(亻 礻)，而吳越本身已接受漢語稱“依緩”為“稻”。當然，越語保存于日語中的還有不少，如越人謂鹽日“余”，音近日語シ才；日語讀吳為クL，即“句吳”之句讀如勾⑥。這也是在探討吳越文化發展中不可忽視的一點。
此后南方經歷東晉、宋、齊、梁、陳200余年的發展，農田水利設施的興建，土地大規模的開墾，水田向山區坡地的進展，使得以水稻為代表的農業開始有了很快的發展，帶動了經濟和文化的欣欣向榮。在此之前，北方的粟麥和南方的稻雖同為各自的主糧，但稻的單位面積產量和總產量都無法與粟麥相比，而從東晉始，南方水稻開始了與粟麥平起平坐的地位，也即與漢魏時北方之粟麥并駕齊驅了。據分析研究，秦漢時的糧食平均產量折今市制約畝產264斤，其中南方水稻平均為250斤，即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到了東晉南朝時，全國糧食平均畝產為257斤，其中水稻平均為263斤，比秦漢時增加了5.2%；而北朝的糧食平均產量比秦漢時減少了2.42%⑦。所以王羲之說：“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八九。”⑧雖或有所夸張，也足以說明北方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開始受到挑戰。
唐宋以來，南方沒有受到如北方的長時間反復戰亂，農業的發展一直比較穩定，加之北方人士為避戰亂而大量南下，帶來北方先進的農業經驗，促進了南方農業的發展。北人喜麥食的習慣帶動了南方麥子的種植規模，人口對糧食尤其麥的壓力，把原種植在旱地的麥子引入稻田，形成了太湖地區聞名至今的稻麥兩熟復種耕作制。宋以后，除麥子以外，油菜、蠶豆、豌豆等也納入稻麥兩熟制，這些冬季糧、豆、油作物被專稱“春花”。這樣，既提高了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也大大增加和豐富了糧食的供應和品種，又使得有可能分出部分田地改種桑、棉、煙草等經濟作物，促進了手工業的繁榮。太湖地區對國家的田糧負擔也隨著不斷增加。唐時江浙財富首甲東南，因而漕糧高居各省總和之半。唐中葉時浙江東西兩路歲運漕糧75萬石，至北宋中葉兩浙歲運漕米達150萬石⑨，乃有“蘇湖熟，天下足”的民諺。宋、明、清三朝浙北蘇南地區的水稻產量一直較其他地區為高，北宋至南宋，稻米平均畝產約2.5石，其他地區只1.5石；明朝浙北蘇南為2～3石，其他地區為1.5石；清代有所下降，浙北蘇南為2石，其他地區為1.5石⑩。太湖地區的糧賦負擔愈到后來愈重，據記載：明朝時，“賦重莫如蘇州，畝科糧至有一石三斗及二石者。洪武初，正耗止二百十四萬石，永樂后益為三百萬余石。兩京百官祿俸，盡派蘇州，計米幾三十八萬石。又，供親王白熟米一萬石余。”⑾盡管到清朝后期，稻米產量有所下降，蘇南浙北地區仍然是商品糧的重要基地，這種情況一直至新中國建立以后仍然如此。
二、稻作發展與吳越文化的密切關系
筆者在查檢稻文獻的過程中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即自唐宋以后，有關稻的文獻量激增，遙遙領先于其他的糧食作物，其情況同歷史上經濟文化重心自唐宋以后南移完全一致。更引人注目的是，全國稻文獻量中又以太湖地區居首。這是一種很值得深入探討的現象。清代的《古今圖書集成》收錄有各種作物的歷史文獻，筆者試將自古以來最重要的糧食作物粟、黍、粱、稷、稻、麥6種作物的文獻量加以統計(高粱等文獻很少，不加統計；玉米、甘薯等是明代后期才傳入的，文獻量更少，也不作統計)，收入《集成》中的文獻計90頁，約136500字；其中水稻占30頁，46500字；麥29頁，43500字；粟12頁，18000字；黍10頁，15000字；粱稷9頁，13500字。稻占總字數的34.06％，麥類占總字數的31.86％，粟占13.18％，黍占10.89％，粱稷共占9.89％①。如所周知，粟黍是古代黃河流域最重要的主糧，稻在古代黃河流域只占很小的比重。但是，經過3000年來的演變，小麥在北方逐漸取代粟而上升為首位，稻則在南方的發展不斷上升，終于成為全國按人口計、或按單位面積產量計、或按總產量計都屬最重要的主糧；臨駕于麥子之上。到清代為止的這種差異，至今仍然如此。
《古今圖書集成》所收的文獻資料，是到清初為止，所收有限。50年代，中國農業遺產研究室出版了《中國農學遺產選集》，并把收集的時間延伸至民國初年，從而所收集到的文獻就遠較《集成》為多。該選集按作物各出分冊，每冊都先出上編，上編是專門摘錄歷代有關作物的文獻，下編則是專門摘錄地方志中有關該作物的材料。筆者將選集的稻、小麥、麥類和黍粟類的上編內容加以統計，其結果更顯示出稻的突出地位。稻的總字數達247000字，占這四大類作物總字數的45.91％；小麥總字數為11500字，占2.31％；其他麥類(大麥、燕麥、裸大麥、蕎麥等)為117000，占21.74％；黍粟類為162500字，占30.91％。上編的資料是不分地域的，下編的資料則按地方志抄錄，因而可以統計分析其地區分布特點。以稻來看，所收全國24個省的文獻量，以江蘇和浙江居首二位，江蘇為95900字，浙江為86100字，江蘇占總字數的11.32％，浙江占10.16％，江浙合計占21.48％。如果按流域分，長江流域占全部字數的54.50％；華南及珠江流域占25.60％；黃河流域占14.30％；東北、西北、西藏等占5.80％。這種情況 至今仍然如此，并且同現在水稻品種資源庫所保存的品種資源份數一致。如現在我國水稻品種資源共約33000份；小麥約23000份；粟約11000份；其余的作物都在10000份以下。
江浙地區以稻米為主食的情況持續了六七千年以上，不能不帶來某些深遠的文化積淀的影響。北方的粟麥也是如此。如上所述，江浙地區在吳越國時期曾有較發達的農業和文化，只是在秦漢的400來年中反而停滯落后，直到東晉南朝開始恢復，唐宋以后才起而超過北方。這在全國人才的分布變化上有充分的反映。據繆進鴻的研究②，中國歷代杰出的專家學者在地域上的分布，起自先秦，終于近現代，共得2395名，其中居首位的江蘇為484名，第二位為浙江，443名。除河南第三為206名以外，其余各省都在200名以下。以長江三角洲計，共有948名，占全部的39.58％，太湖流域共591名，占24.67％，即約四分之一。如果分歷史朝代來看，北方各省的特點是前期多，自唐宋以后開始下降；南方是前期少，唐宋以后增加明顯。如果看中英庚款留英學生的地區分布情況，在總數684名中，江蘇占首位，為176名(上海20另列)，第二浙江，為129名，其余各省除廣東(83名)、福建(53名)外，都在25名以下，或10名以下。繆文所說的太湖流域包括；茅山以東，長江以南，錢塘江以北的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杭州、嘉興、湖州8市及所轄的40市，面積約36000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的0.37％，人口約365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3.25％，而杰出學者則占全國的約四分之一，每10萬人口所出的杰出專家學者累計數為全國平均數的6倍，所出的理工農醫杰出人才占全國的27％，相當于全國每10萬人口所出的平均數的7.9倍。
太湖地區自唐宋以后的農業、經濟和文化的迅猛發展，原因是多方面的，從生物學和農學的角度看，有兩點很值得注意而鮮有人提及。一是人口的大流動和遠距離婚配為人才的孕育提供了優生的基礎，也就是為文化的興旺創造了先天的條件。現代優生學提出，人的體力強弱和腦力的高下都是多對基因與環境的共同作用的結果。大腦的結構雖然是遺傳的，但還要取決于后天包括從懷孕到兒童教養的環境條件和優化。《左傳》早就有“男女同姓，其生不藩”的記載③，因為近親婚配會給隱性遺傳疾病(癡、聾、啞等)以表現的機會。近親結婚所生的子女，其隱性病患者的百分率較非近親婚生子女的要高幾倍甚至幾十倍④。所以人口流動和遠距離的婚配非常有利于防止不良等位基因的組合，而增加優良等位基因的組合。中華民族在秦漢前，主要是在黃河流域進行著頻繁的東西南北各民族的交融，孕育了漢族及其燦爛文化；魏晉南北朝以后，在北方各少數民族和漢族繼續融合的同時，又開始了向南方的大遷徙，最大的三次是晉永嘉之亂，唐安史之亂和遼滅北宋。盡管歷史上的這種人口大遷徙上以殘酷的戰爭和無數的傷亡為代價，不通過戰爭同樣可以達到人口流動和交融的目的，但歷史不容選擇，我們也無法否認這種人口流動無形中也為漢族種質的優化創造了條件。立足于太湖地區的吳越文化，雖然呈現出獨特的地區文化色彩，但同時也是善于不斷吸收外來文化才發展起來的。因為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在封閉的條件下自行發展起來。排外的文化是會萎縮甚至消亡的。所以我們應該正確評估歷史上太湖地區接受人口流動帶來的巨大影響。
其次，從農學的角度看，農業生產穩定持續的發展，是人才成長的外部條件保證。北方以粟麥為主食，南方以稻米為主食，二者的差異并不顯著，甚至單獨的粟麥營養較稻米要好些。但從綜合的營養角度看，北方人民的動物性蛋白質來源主要依賴牛羊和豬肉，人均的消費水平不高，孟子說“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⑤，表明還要靠大豆的植物性蛋白質補充。東南人的動物蛋白質來源有豐富的海產和淡水魚類，加上豬、家禽等，消費水平高于北方，特別是魚蝦類的蛋白質最容易消化，又容易取得。中國歷來有食魚使人頭腦聰明的說法，英國自古也有魚是智慧的食物的諺語⑥。稻米蛋白質的消化率高，據最近研究，精米的蛋白質含量為7%，雖然偏低，但人體自身不能合成的賴氨酸含量在稻米蛋白質中高達40%，此外，還含有15 %的白蛋白和球蛋白；20%的醇溶性蛋白及65%的谷蛋白。在日常用糧中，稻米可以提供人每日所需的19%～80%的熱能，12%～71%的蛋白質⑦。凡此，皆是稻米營養上的優點，而且稻谷的單位面積產量潛力高于粟麥。因此我們說，吳越地區既養活了更多的人口又保證了優質的膳食結構，這是這一地區人才特別集中的物質基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史研究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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