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晨等:基于新型智庫的有機知識分子與服務地方發展

——以“中國農村智庫發展平臺”為例

摘要：（目的/意義）本文主要從有機知識分子的角度來探討新型智庫該如何進行自我建設，以服務地方發展。在轉型期的中國，基層的問題可謂繁多。對于智庫而言，利用有機知識分子的專業性與有機性，來服務地方發展是路徑之一。而如何建設新型智庫就成為了一個難題。一方面，智庫的定位與地方發展的需要要緊密的結合，另一方面，智庫的發展與知識分子的有機性要結合起來。[方法/過程]本文擇取了“中國農村智庫發展平臺”作為研究的個案，以分析智庫建設的要點、知識分子有效參與與地方發展的需要等問題。[結果/結論]研究發現：新型智庫要在人才引入上面下足功夫；要有針對性的依據政府要求，提供有機性的對策，以更好的服務地方發展。

關鍵詞：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新型智庫；農村地區；地方發展

1、知識分子、有機知識分子與“有機性”

1.1 什么是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

弄清楚有機知識分子，首先得弄清楚什么是知識分子。郝志東教授認為，“廣義而言，知識分子是指那些受過相當的教育且從事某種專業性工作的人。”[1]謝泳教授則認為，“中國知識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才開始用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概念，即在專業之外保持對社會關心并用批判性思維對待社會現實的那個群體。”[2]所以，從這兩個層面綜合來看，所謂知識分子即為受過一定教育，并且在專業之外保持對社會關心，并用批判性思維對待社會問題的群體。[③]

但是，往往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又會遇到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中一個比較特殊的角色，即有機知識分子。他們的批判性更多的是建設性的批判，所以他們也屬于知識分子的一種類型，并且他們主要做的工作是服務于政府的一些決策咨詢等。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這種機構內的研究者們。正如郝志東教授所說，“有機知識分子，是指那些處在領導地位，受過一定教育的人，他們在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訂立政策并執行這些政策。”[3]這只是一種看法。接下來，讓我們再看看其他人對有機知識分子的定義。

首先，當我們回溯“有機知識分子”的概念時，可以發現，其最早由葛蘭西在《獄中札記》中提出，他認為，“每個社會集團既然產生于經濟社會原始的基本職能領域，它也同時有機地制造出一個或多個知識分子階層，這樣的階層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社會與政治領域將同質性以及對自身功用的認識賦予該社會集團。”[4]他還說，“按照曼海姆的智識活動者定義，必然得出‘我們可以說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中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的結論。”[5]這也就是說，并非所有從事并且發揮特定或專業職能的知識分子都是有機的。且其所說的“特定”往往與“有機性”是可以等同或者約等。其次，具備什么樣職能的知識分子才是有機知識分子呢？葛蘭西說，“在我看來，方法上最普遍的錯誤是，從智力活動的內在本質去尋求這種區分的標準，而不從這些智力活動（以及人格化地體現這些活動的知識分子集團）在社會關系總復合體中占有其地位的整個關系體系中去尋求這種區分。”[6]所以，還需要是智力活動者，才能算作有機知識分子。

 前臺灣嘉義縣文化局局長錢永豐認為，“所謂有機化，就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不是服務于某一個社群，某一個階級，而是為了促進社會整體的進步。因此，知識分子必須讓自己有機化，讓自己自由，知道不同的利益之間要怎么對話、串連。”[7]所以，如此看來，有機知識分子伴隨著時代的發展，呈現出兩個進路的演變，一個是“為政府出謀劃策的人，作為智囊成員，可以稱為有機知識分子”；另外一個是因為社會的有機分化，智力活動的群體從事自由與獨立的行為，幫助社會整體進步。可以發現，這兩個進路有一個共同特征，正如他們所定義的，都是在幫助社會進步，只不過，一個是協助政府來執行或自己去執行政策，以推動社會進步，一個是在社會基層生長，爭取社會的進步。

本文主要采取的是第一個進路，簡而言之，即服務于政府的知識分子才能算作有機知識分子。又因為在《知識分子與農村發展》[8]一書中，郝志東教授將知識分子分為：有機知識分子、批判知識分子和專業知識分子。[④]所以，本文認為，有機知識分子主要在于能夠基于職業立場而不是道德立場去發揮他們的能動性，從實踐和決策等層面推動社會關系的變化，這些關系包括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的關系等。同時，他們還可以推動政府在公共政策中職能的發揮，一個是采取直接性的實踐，一個是建設性的監督。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說，有機知識分子的角色自然也就可以定位于政府的智囊，或從事政治輔佐性質工作的知識分子。

1.2 有機知識分子的“有機性”

 既然知識分子是作用于政府的，那么這種“作用”背后的“有機性”又該如何去理解呢？在葛蘭西那里，“有機性”有兩層意思：一是知識分子與特定社會歷史集團的“有機性”，即每一個社會集團都會產生與其保持緊密聯系的知識分子階層；另外一個是知識分子與大眾的“有機性”，這種有機性即知識分子與大眾的辯證法。[9]簡單的理解，即為知識分子可以和特定社會歷史集體“聯系”在一起，也可以與社會大眾“聯系”在一起，而什么時候和什么對象“聯系”在一起，則看知識分子本身和社會環境對他們行為的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在當代中國社會，有機知識分子往往與社會大眾聯系的途徑并不太多，而與政府卻越來越近。比如說，《社會》在2011年第5期發表了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李鈞鵬的《知識分子與政治》一文，其中談到：“在現代性模式下, 知識分子是社會進步的旗手或導師 ( 或曰立法者)；而在后現代性模式下,知識分子與權力的結盟開始破裂,知識分子成為專家(expert)、智囊 (adviser)或顧問 (counselor) (或曰闡釋者 )的同義詞。”[10]

由此來看，“知識分子的‘有機性’已經脫離了葛蘭西當初所定的范疇，并且隨著時代的變遷，越發的向權力靠攏。”[11]但是，這樣的靠攏，是幫助權利的有效實施,把知識與政府決策實踐結合起來，因為他們的實質性權力不大。他們多半是起著一種智囊的作用，為政府決策提供智力支撐,類似中國古代的幕僚。

在如今的中國，如今的幕僚，可以說是新型智庫。因為，政府需要非常專業的知識來對社會的問題進行對策性的提議。同時，在對政府發揮作用的時候，他們在網絡時代還通過智庫的平臺來幫助政府決策和農村發展。

 所以，本文主要關注的是，從有機知識分子的角度來分析兩個問題：第一，新型智庫建設與有機知識分子的有效參與。正如前文所述，有機知識分子的參與，往往可以通過智庫的形式完成，比如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遲福林，[⑤]可以算作是1978年中國改革最早的一批此種類型的知識分子。第二，不難發現，“兩湖地區”（湖南省和湖北省）的知識分子們在鄉村治理領域的“有機性”比較明顯。[⑥]這種幫助政府的形式，緣起于政府與科研機構的銜接。主要因為以下兩個原因：第一，這些知識分子們處于教育和研究的第一線，具備良好的知識素養和專業興趣，而在研究資源方面獲得高校和政府部門的大力支持，具備承擔智庫的基本條件。換句話說，這種“幫助政府”的職能是內外部原因的互相作用，一方面是知識分子自身的抱負訴求和知識價值轉換理念，另一方面，政府處于當前社會問題頻發、社會風險不斷增大的轉型時期，對外部知識及建言獻策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第二，他們個人也樂意成為這樣的角色，幫助政府來協助“三農問題”的解決，在彼此致力推進農村發展的前提下，政府與有機知識分子的合作就此完成,在行動上形成默契。

2、新型智庫的建設對有機知識分子的吸納和參與

2015年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意見》，該文指出：“智力資源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寶貴的資源。近年來，我國智庫發展很快，在出思想、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很大成績，為推動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12]可以發現，這個文件從正面肯定了智力資源對于國家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性。《新華日報》也刊文指出，“推進智庫建設，應在以下幾點展開深入推進：第一點是頂層設計，中央應出臺配套政策對地方進行指導；第二點是抓試點，開展地方性試點工作；第三點是深化改革事項，將智庫建設納入改革意識；第四點是加大人才引進，加大人才培養的同時，也加大對國內外高端人才的遴選工作。”[13]唐洲雁認為，“新型智庫需要做好以下三點：第一，決策需求增加，智庫參與重大決策的渠道更加暢通；第二，信息公開力度加大，數據獲取及分析處理更加及時準確；第三，政策評估制度更加健全，智庫第三方評價作用凸顯。”[14]可以發現，它們都幾乎在關注智庫的職能建設，包括類如地方性社科院的智庫轉型研究，也多是如此，而很少關注如何吸納人才和如何建設智庫。

2.1 新型智庫對有機知識分子的吸納

 首先，智庫的建設離不開人才的支持。在上文中我們對新型智庫建設的要點有了一些羅列，而在《新華日報》所刊登的《中國新型智庫的路在何方》一文中[⑦]，雖有提出對人才吸納的問題，卻沒有更為具體地論述，比如“智庫建設可用‘熱、急、難’三個字來形容。要順勢而為，從高峰、高人和高效三方面上構建我們的智庫建設高地，建設具有高質量、高端人才和高效運營體制的新型特色智庫。”[15]。而沒有說如何吸納“高人”，如何吸引高端人才？恰好，這些才是建設高質量智庫的關鍵。本文以為：第一，人才的智力貢獻可以幫助政府做出更為科學全面的決策；第二，引入的新型人才往往可以改善智庫建設，而不是再利用非現代國家的治理思維去作出判斷和決策；第三，人才要進行分類，有的人才并不是適合于有機角色，而更多是基于專業的角色作出的研究。也就是說，專業知識分子的非有機性，并非適合地方智庫的發展與建設，因此需要有機知識分子的專業性。[16]

 在本文看來，對于有機知識分子的甄別只是新型智庫建設還沒有注意到的一個問題，對于那些不在公共領域發生作用的專業行為不能算作純粹的有機知識分子，它們只能算作專業領域的有機知識分子。這并不利于公共社會的建設。比如說“中國農村發展智庫平臺”這個服務端[⑧]。雖然，該平臺的官網上列出了“中國農村智能決策系統”“中國農村調查系統”“中國農村村情觀測系統”“中國農村數據庫系統”和“中國農村社會動態跟蹤系統”。但是，我們很難看到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這個平臺采集和分析數據（調查農村時所獲得的數據等）的過程；第二，我們無法從這個平臺來全面地了解該智庫的成員都有哪些？第三，這些知識分子或者有機知識分子又是如何被引入的？因為徐勇教授在《打造“三農”高端智庫》一文中曾說，“華中師范大學的中國農村研究院在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以下的工作思路和方法”。[17]所以，我們順藤摸瓜，在中國農村研究院的招聘（即人才引入）中看到了相關的信息。在招聘的信息當中，要求以政治學、統計學、經濟學等專業背景為主，而政治學需要2人，其余的需要1人，共招收4人。具體如下：

表1：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招聘崗位與人數

（資料來源：高校人才網：《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2015年教師招聘啟事》，http://gaoxiaojob.com/zhaopin/gaoxiaojiaoshi/20150614/154938.html，2015-6-14，上網日期：2016-6-17）

而這4人需要具備的條件是：1、全日制博士畢業，符合學校人才引進相關要求；2、年齡：青年教師35歲左右，應屆博士原則上30歲以下；3、熟悉實證研究方法。[18]從這三個條件可以看出，對于知識分子的引入，其實并沒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有差別的是，在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的招聘過程中，如有海外留學背景，可以優先考慮。

如此，我們可以看到，知識分子的專業性作為智庫引入人才的條件擺在了第一位，而不是知識分子的有機性。而對新型智庫而言，引入人才考慮在先的是“有機”，而不是“專業”。換句話說，人才引入的“有機性”是否把握好，直接影響新型智庫的功能。

2.2 新型智庫中有機知識分子的參與

人才引入之后所面臨的一個更為重要的難題是如何有效參與到政府決策的過程中。一方面，傳統的知識分子采取的方法是，利用自己的專業優勢，以獲得政府對意見的采納。或者，類如地方社科院的專家往往更容易獲得地方政府的項目來做出“有機”于政府的行為，且其自身的角色定位也尚且如此。另外一方面，有機知識分子采取更多的辦法，除了建言獻策之外，就是利用自己的有機身份在網絡上發聲，以維護社會更多的正義與公平，例如中國社科院的于建嶸教授。

然而，如何“幫助政府”并實現知識分子的有機性體現在知識分子參與鄉村建設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發揮智庫作用的方式有多種，以中國農村研究院為例，“一是研究人員必須有充足的田野調研實踐，并將田野調查的結果以札記或者是研究報告的形式予以記錄和反饋；二是研究人員在政府部門的掛職，形成理論與實踐的有機結合；三是培養研究生的研究旨趣，在生活實踐場景中選題，指導學生對生活周邊的鄉村治理經驗進行調研，如“百村觀察”項目[⑨]；四是項目支撐，一方面研究院承擔國家級和省部級項目，并完成智庫書籍和報告，另一方面也通過對外招標外包部分項目給同領域其他學校和學科的研究人員。項目制是當前智庫成果產出的主要形式，這種項目通常有較強的指向性和針對性，能夠在較短時期內分析出某一問題的對策建議，但同時項目制也帶來了研究的全面性和全景式視角的缺失，不能從更長的時間維度觀察事件的動態和演變，這些優缺點主要是通過長短期項目來緩解。”[⑩]

 這里需要強調的是，有的有機知識分子參與，往往并非是因為其自身的有機地位和角色，而是因為良知；有的有機知識分子，通過調查報告、專著等更為間接的方式參與。前者的有機性要比后者的有機性弱，但是這并不妨礙他們身處在有機角色之單位中的位置，而后者，例如杜潤生，就是采取調查、著作、講演等方式來完成其有機的角色及參與。[11]

3、新型智庫的“有機性”與服務地方發展

“建立有效的需求對接機制。掌握‘國家急需’‘部門要求’是咨政服務的第一要件。”[19]面對“國家需要”和“部門需要，往往又決定了有機知識分子的“針對性”：一是對于需要的針對服務；二是對于特定問題的研究與對策服務。

 以社會穩定的研究為例。當前中國農村發生的群體性上訪和群體性事件雖有所下降，但依然呈現出比較嚴峻的態勢。“2005年，全國發生環境污染糾紛五萬起，對抗程度明顯高于其他群體性事件。2009年，中華環保聯合會副秘書長馮曉星進一步指出：‘因環境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正以每年30%的速度上升。’”[20]那么，新型智庫的有機知識分子們該如何解決這一棘手的問題？竊以為，對農村群體性事件針對性研究，主要體現在對村情的把握和利益訴求的把握。“搭建穩定的社會調查平臺，我們有三個能夠提供個性化、訂單式、針對性強的數據案例系統：一是‘三百’調查網絡，即百村觀察、百居觀察、海外百村觀察，通過這個網絡長期跟蹤調查，掌握歷時性的第一手資料；二是五大觀察項目，即國務院扶貧辦‘貧困村觀察村’、國家林業局‘林改村莊觀察點’、民政部‘難點村莊觀察點’、湖北省委省政府‘湖北省村莊觀察點’、湖北省扶貧辦‘湖北貧困村觀察點’；三是‘三農’數字平臺，其核心是中國農村數據庫。”[21]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采取數據與調查的方式把控農村發展態勢，特別是農民的訴求態勢，是必不可少的智庫建設的要點。

  有機性恰好是體現在這里。一方面，農村地區的發展與社會穩定，有機知識分子依靠專業知識向政府提出社會治理策略。在“基層民主建設”[12]等方面提供了講解，這為中央了解當代中國的農村治理提供了一種可能。并且，在2015年下半年所開展的“律師入村”項目中，中國農村發展智庫平臺也發揮了多多少少的作用，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績。[13]另外一方面，從智庫平臺的成果中可以發現，包括鄧大才教授等人的調查報告和學術論文，也為我們更好地了解中國農村社會提供了一種可能。[22]而這些知識分子的有機性，恰好是選擇從智庫平臺的角度來進行的，例如《土地股份合作與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中國農村村民自治有效實現形式研究》《反貧困在行動：中國農村扶貧調查與實踐》等。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發現，農村地區的發展與新型智庫中的有機知識分子分不開。主要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重視：

3.1 有機知識分子的專業性是新型智庫的需要

在智庫中，知識分子發揮著專業性，進而為政府建言獻策，這就能保證新型智庫的發展與研究水平。例如，中國農村智庫發展平臺之所以能成為全國首家農村發展的智庫平臺，并且獲得如此之大的影響力，主要原因在于知識分子的專業性與有機性進行了良好的結合，有類似徐勇、鄧大才這樣的學者在不停地努力。從知識分子的角度說，我們可以這么認為，智庫建設的關鍵還是在于人才。

3.2 新型智庫是地方發展的需要

地方的發展，離不開當地社科院、大學等研究機構的幫助。一方面，大學中的有些知識分子，本身就承擔著幫助地方政府發展的研究責任，比如一些對策性的研究尤其可以體現。而社科院的職能，更是需要其研究人員進行服務于地方發展的相關研究并提出可操作的對策。另一方面，一些地方發展的特點又不同，比如，有的地方需要發展經濟更多，有的需要地方社會穩定。而新型智庫所包括的有機知識分子需要對此進行相關的針對性的研究，無論是大數據，還是田野調查，都需要堅持在“真實”情況的層面提出專業性的對策，發揮“有機性”的角色。

3.3 有機知識分子是地方發展的需要

有機知識分子最大的一個特點在于他的“有機性”，而“有機性”的表達和闡述，多在幫助地方的發展來體現。對于地方發展而言，需要什么樣的有機知識分子，是地方利用新型智庫建設契機來尋求的。地方發展，可以通過政府引導的方式，進而得到其想要的“有機服務”。

 總而言之，有機知識分子，新型智庫與農村地方發展的關系，如以上三個方面，缺一不可。如果地方發展想朝著比較好的方面，那么就需要新型智庫的服務，而新型智庫的發展，又離不開對有機知識分子的依賴。有機知識分子，又需要貢獻智力做好智庫工作。這樣就逐步形成一種良性的循環。

四、結論

在上文中，我們首先分析了有機知識分子，有機性的內涵和定義。隨后給出了知識分子的有效參與及其與地方發展之間的關系。以政治穩定作為例子，論述了農村地區具有抗爭性質的不利于穩定的農民舉動。并且，加強對底層群眾的利益訴求問題研究，采取更為專業的對策性、精準式的解決策略是有機知識分子與新型智庫需要重視的。而我們如在更大的層面去討論非地方性或全國性的智庫建設問題，有機知識分子的問題或許要更為復雜。

 學者儲著武在《新型智庫建設要正確處理五大問題》中指出：“當前，我國智庫建設發展勢頭迅猛，進入了集中迸發期，但其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也值得我們關注。一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的性質問題。二是中國智庫與外國智庫的關系。三是智庫研究與基礎理論研究的關系。四是中國智庫建設的評價標準問題。五是智庫人才隊伍建設問題。”[23]在有機知識分子的視角下，最重要的，在本文看來還是“有機性”建設方面的問題，結合上文論述，即為智庫人才隊伍的建設問題。具體而言，有以下兩個方面需要重視：（1）新型智庫需要在人才引入方面改進。其實，我們不難從一些智庫的招聘中發現，一些智庫引入人才往往過于簡單，而且對于有機性的要求也不高。正如我們在前文的判斷，更多的是采取專業性優先，但是有機性為何會在智庫中被忽視呢？這并不符合智庫發展的需要。增強新型智庫的有機性，需要從人才構成方面入手，將專業型、經驗型以及具備豐富的本土性知識的人才都予以納入，形成立體系統的有機智庫整體。（2）有機知識分子應該更多地參與到社會和政府的活動當中，為其提供渠道的參與，是發揮有機性的一種可能。無論是通過網絡，還是通過文章、著作、演講等都是在“傳遞”（直接傳遞或間接傳遞）研究所得。這并不妨礙他們作為有機知識分子的角色，因為葛蘭西早就說過，與政府與社會大眾發生職能上的關系，即為有機知識分子的一種。而如果只是單向的為政府提供決策和智力，卻不利用廣泛的影響力去推動社會進步，這無疑是在浪費輿論資源。所以，總的來說，有機知識分子對于新型智庫和地方發展，特別是區域性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的一步是如何建立好新型智庫中的有機知識分子及發揮其“有機性”。

參考文獻：略

作者貢獻說明：

劉晨：研究選題、框架設計與論文的撰寫、修改；

周晶：資料收集和論文修改。

（原載《智庫理論與實踐》，2016年第3期。以紙質版為準。）

作者簡介：劉晨，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澳門大學當代中國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人員、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農村廉潔建設研究中心”兼職研究人員；周晶，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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