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浙江建德市乾潭鎮政府的支持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與三生谷生態村在胥嶺村的梯田油菜花間的帳篷中聯合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中國生態鄉村建設研討會。研討會聚集了國內外一流的生態鄉村建設和研究的專家、實踐者共同探討生態鄉村建設的途徑、方法和面臨的問題挑戰。以下分類匯總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晏陽初研究中心主任張海英教授在研討會上的發言摘錄：
一、生態鄉村建設需要幾方力量的合作
生態農業在當今鄉村建設中從理想變為現實需要政府、社會力量和在地村民的合力與互動，需要社會資本、產業資本和農村資源的對接。
鄉村建設要有人文情懷，要做文化建設，毋庸置疑。但單憑情懷肯定是不夠的。只談情懷和空談文化都會將鄉村建設引向偏頗。資本本身不是惡魔，關鍵在于取自何方，如何使用，投向何處。現在很多有良知、有良心企業家、商人本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投身促進社會文明的發展。叫他們儒商也好或者什么也好，有良知的資本這幾年在迅速成長，他們是社會資本當中重要的一股力量。
從鄭冰老師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她從一開始就帶著一種情懷回到鄉村，她講到開始的工作有點操之過急，引發出一些問題。確實，她的鄉村建設工作中很值得大家借鑒的一點就是解決鄉村問題不可以操之過急，必須對規律有所敬畏。有些事情需要科學的規劃，輔以時間，步驟和方法去完成，操之過急會摔跟頭，這種教訓在歷史上太多了。她從操之過急的一些教訓里得出結論——鄉村建設一定要理性思考。怎么去理性思考？溫鐵軍、張孝德等老師還有剛才提到的這些老師們對他們的關心、關注很重要，給了他們很多的智慧，有助于她去做理性思考。也就是說，政府的政策平臺與空間，社會力量的介入，一旦與農民的力量有機對接，就會產生巨大的建設智慧與力量。所謂“社會力量”，是指相對于鄉村，相對于農民的社會方方面面，并不光是進到鄉村的實踐者，還包括作為投資者的企業家、商人和學者、志愿者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力量。只是社會力量與鄉村建設的對接需要有組織，需要一種機制。從蒲韓的案例中，已經深刻地感受到這一點了。
社會力量的功能定位，在鄉村文化建設中的責權利如何界定，如何有機地融入鄉村的一方水土，一片天地，如何與村民、與政府對接，都是社會力量介入到鄉村建設當中亟待解決的課題。無論是學者，還是在鄉村第一線從事鄉村實踐的建設工作者，應該共同面對、探討這個問題，怎么處理好社會力量和當地村民、地方政府的關系。如果這個問題在制度構建層面得到了解決，未來的鄉村建設就會有一個質的飛越，這個肯定需要我們這些作為社會力量介入鄉村建設的人們、當地的村民包括地方政府共同努力。
綜上所述，我們需要以鄉村社會文化整體建設為目標的，政府、社會力量、在地農民合作互動的，社會資本、產業資本與農村資源有機對接的，農村一、二、三產各具特色、相互融合的中國格局鄉村建設。
二、建設生態鄉村應該重視整體性、綜合性和系統性
生態鄉村建設與鄉村社會文化建設是一體的，需要重視整體性、綜合性和系統性。對此加以認識應該是投入生態鄉村建設各方力量的第一要務。目前鄉村問題和鄉村建設已經開始逐步受到了各級政府的重視，也受到了社會的普遍關注，特別是近十年來，不乏有個人、群體、組織機構推進鄉村建設，在鄉村建設方面做出了非常精干的實踐探索和理論思考，熱情和情懷彌足珍貴，對于中國的鄉村建設和鄉村問題的解決十分有價值。但鄉村建設有其自身的內在規律，必須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對前人的經驗進行梳理，在歷史的反省和借鑒中形成屬于中國的鄉村建設理論，在理論的高度上引領當今鄉村建設的推進。否則，鄉村建設就會有熱度但易零散、有情懷但易局部、有行動但易偏頗、有推進但不易持續。我認為，通過理論建構，形成我國的鄉村社會文化建設理論，現在是當務之急。這些年很多的團體、組織，還有從政府層面、民間層面都做了很多很有價值的鄉村建設嘗試，積累了許多非常珍貴的經驗，也有很多教訓。現在投入鄉村建設的多重力量當中，角色不同，問題意識不同，視角不同，切入點不同。整體來看，各種力量缺乏基于一個共識的角色定位與功能定位。存在著目標相對模糊、方法比較單一、片面甚至偏頗的現象，帶有明顯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居于一方，浮于表面的痕跡——有的過于強調大力開發獲取經濟效益，有的投身于養殖與種植，有的過于注重從工程建設的角度搞鄉村旅游，有的從建筑設計的角度熱衷于古村落保護，有的拘泥于運用金融和商業模式配置鄉村資源，還有的抑或用“鄉愁”這樣一類文學的語言去抒發浪漫的情調和情懷，等等。而缺乏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方法，以鄉村文化建構眼光與胸懷去做整體性的，體系化的鄉村復興與鄉村建設。
總之，鄉村問題受到社會的普遍關注這是好事，但仍需要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的自覺性，需要運用鄉村社會文化建構的思維范式去思考鄉村，去規劃鄉村，去建設鄉村。我想，我們需要政府從政策、法律、法規制度建設和質量監督、監控的層面為鄉村社會文化建設提供保障與支持，需要社會力量從不同領域和專業的角度為鄉村社會文化建設提供服務，需要農民以主人翁的姿態，依靠自組織建設與完善與各方社會力量對接與互動。只有這樣的社會良性運作機制建立起來，以鑄就生態農業為目標的鄉村社會文化建設才能夠有序地、可持續地發展。
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先賢們做了很多嘗試，有很多珍貴的經驗教訓。晏陽初一生致力鄉村建設事業，他貢獻給中國和世界的思想和實踐是一筆寶貴的文化遺產，尚有待發掘、發揮和發揚。可以說，目標明確，組織建置，砥礪堅持，方法科學應該說是他做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的特征所在。現在歷史時空已經改變，在社會變遷中，鄉村社會所面臨的問題，以及政府、社會力量、農民的角色定位已發生巨大的改變，我們需要以國際比較和歷史省思的視野重新思考鄉村社會文化建設的整體性、綜合性和體系化問題，以明確建設鄉村切入點與著眼點。
目前的鄉村建設明顯存在碎片化和局限于中觀操作層面的問題。如前所述，若不同力量對鄉村問題的認知與認識局限于狹隘的視野之中，鄉村建設沒有形成整體性、綜合性和體系性就急于建構模式，無疑是不可持續的。泰國的生態村就是一群人懷抱共同的理想，進行整體的、綜合的、系統的鄉村建設，這里就有方法論的問題。
明月村的建設是比較整體的和體系化的，確實是一個社會力量、本土的農民，包含了老村民、新村民和政府三方合作的鄉村建設模式。與我前面總結的三種力量的鄉建相比，明月村總結出金木水火土聯合建設模式，在政府、社會力量、本土農民的基礎上，有加入了資本和“新農人”這兩股力量。我想可以把“資本”和“新農人”放在社會力量里，實際上資本是從社會力量投入進來的，新農人是來自于社會的。另外還有文化業者，學者、學生等力量投入，這個很符合明月村鄉村建設的建構。他們根據地方的資源情況，將來自于社會的陶藝等藝術項目與地方資源對接，有機融入明月村的建設，還有一些其他藝術品。在操作層面，我們可以看到，政府除了做政策方面的支撐，提供生態環境和基礎設施建設，還出人與外來團隊合作組成操作團隊，幾方力量一起謀劃村莊的整體規劃和綜合發展。
三、傳統文化、精神信仰和生態村教育
文化是人類社會的本質特征。文化的核心內涵由物質文化（人類的吃穿住行等人類生存的基礎）、制度文化（人類生活、生產規范的基本構成）、語言文化（人類文化的基本符號與工具）、精神文化（人類的信仰、道德、倫理）構成。凡社會文化建設，必須包含以上四個方面，才是整體的社會建設。這也正是我強調鄉村社會文化建設是一個具有整體性、綜合性和系統性的社會工程的原因所在。
文化建設應是鄉村建設的邏輯起點，或說是出發點，文化的進步與發展才是一個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根本標志。我們需要從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觀察文化。從宏觀層面來看，文化是人類社會獨有的特征，她具有社會性、歷史性、差異性和傳承性；從中觀層面看，文化與社會構造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在中國社會長期的城鄉二元結構中，文化呈現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差異。微觀層面的文化是從個體的人的角度審視文化，即每一個個體人的生存、生長都有一個相對穩定的一方水土——鄉土社會。所謂“鄉土文化”來自于個體的人生存和生長的文化土壤——鄉土社會。鄉土社會或在鄉村，或在城市，或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她是文化作用于人，以及文化傳承與創造的起點，亦是文化體現其價值與意義的終點所在。
無疑，文化是人類社會傳承與發展的根基，任何的社會建設都是文化建設，任何的文化建設都應從鄉土社會出發。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文化建設一直面臨三個方面的沖突：傳統與現代的沖突，東方與西方的沖突，鄉村與城市的沖突。
我們一直沒有在這些沖突中找到平衡，她仍是我們今天鄉村建設所面臨的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在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國農村社會的生產結構、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在自然村落迅速消失的同時，農村社會的生產與生態、婚姻與家庭、留守兒童、福利養老、文化道德等方方面面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和變局，傳統鄉村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在變遷與錯位中面臨種種挑戰。我國是農業大國，鄉村歷來是中國社會的重要構成部分，是我們的民族文化之本，也是我們的生命之源，鄉村的興衰是中國社會能否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鄉村社會文化建設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時代課題。
在此，我想強調的是，精神文化是文化建設的核心與靈魂，是一方水土的根系所在。西方文化的精神內涵在于追求契約關系中個性的彰顯與個體的自由，中國文化的核心在于“存天理，滅人欲”，以追求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與沖突中，在經濟全球一體化的今天，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可以全球化，精神文化是維系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凝聚力的靈魂所在，她不能全球化。而教育承擔起文化傳承與文化創新的使命責無旁貸。
蒲韓社區的鄉村建設體現出文化建設的特征，首先，將物質文化建設作為鄉村發展的基礎，又在長期的鄉村建設實踐中形成理性思考：致力于制度文化建設，使鄉村成為一個組織起來的鄉村。這個認識非常重要，也可以說是蒲韓18年鄉村建設實踐凝練出的珍貴經驗。進而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合作社沒有成為僅僅是追求經濟利益的工具，沒有把重點放在去賺錢，不是以投資為主導，以利潤、利益為導向的合作社，而是以公共服務為導向的。她的公共服務重點關注的是鄉村中最需要關注的老人、兒童和婦女。而且他們對老人的照顧不僅關注照顧老人吃穿住行等物質生活層面，注重發掘老人身上的那些具有人文價值的、能夠傳承鄉土文化的元素，讓老人在鄉村文化傳承中發揮作用，導引兒童的成長。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始終將精神文化的建設放在核心的位置，自始至終有一個精神導引，那就是信仰，信仰的肯定不是金錢和利益，而是尊崇自然的信仰和關注生命的人文情懷，還有勤儉節約的精神，這些都是我們中華民族文化中值得傳承的精神元素。他們運作這樣覆蓋43個村子、8000多人、6萬畝土地規模的鄉村建設，都是在這樣一個精神的導引下操作的，所以才能達到今天這樣一個高度。蒲韓社區合作社的公共服務實踐切合農村實際需要，更有助于鄉村傳統文化精華的傳承，非常值得推廣。
蒲韓社區的鄉村社會文化建設，以道法自然，尊重生命為精神內涵，融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語言文化建設為一體，充分體現了鄉村建設的整體性、綜合性和體系性，亦成為生態村廣義教育與狹義教育內容很好的借鑒與參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鄉村建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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