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華西、南街等“集體經濟”明星村的模式既名不副實，也不可復制
一些人常常以華西、南街、劉莊、大寨等明星村為例，說明“集體所有制”更有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共同致富。網上甚至熱傳一個題為《堅持走*毛*澤*東*道路的村莊個個都很土豪》的帖子。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全國農村是否應該重走人民公社式的集體化道路？這是一個關系改革開放大局的重要問題。
實際與標簽想去甚遠
按通常的說法，全國保持所謂“集體經濟”體制的村莊，大約7000個，占行政村總數的1.2%左右。在人民公社解體時，這些村的土地或沒有承包到戶，或承包后又收回村里；村辦企業沒有承包或出售給個人，而是繼續由村黨組織或村委會代表“集體”實施管理；在生產經營和日常生活中強調集體主義、共同富裕；在收益分配中注重積累和公共福利。這些，確實具有一定的“社會主義”和“集體經濟”色彩。
但是，如果深入考察，則不難發現，這些村莊的經濟實態，并不符合“集體經濟”的文本標準。在人民公社化年代，這些地方的經濟與其他生產大隊（或小隊）一樣，是“半國有的集*權*經濟”：“社員”們的生產資料是奉命獻出來交給“集體”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集體組織”的領導人掌握著“集體資產”的占有權、使用權、處分權、收益分配權；“社員”們的所有權處于虛化狀態。改革開放以來，這些村莊實行土地統一經營，具有民意基礎，國家不但沒有平調這里的勞力和資產，而且給予較多的扶持。從這一點來看，似乎符合“部分勞動群眾共同占有生產資料”這條標準。然而，由于這些村莊二、三產業都比較發達，依賴土地進行的農業生產經營比重很低，村莊經濟的主體是工廠和商貿公司。所以，應從這些工廠和公司的資產構成和運行著眼，來分析其經濟性質：
1、從資產所有權的享有主體看，多數勞動者被排斥在外。一般情況下，原有村民享有相對充分的權益，而在工廠或公司上班的外籍職員，雖然是“勞動群眾”，卻只能是沒有資格享有“所有權”各項權益的“雇傭勞動者”。在那些聲名顯赫的明星村，后者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前者。
2、多數明星村的資產，已經實行了股份制改造，按股分紅的比重已經超過按勞分配。一直宣稱抵制私有制，并提出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口號的河南省南街村，在2004年進行了改制，注冊資本為5.3億元的集團股權，量化到原集體公司40％，其余量化給12個領導班子個人。雖然有人矢口否認，有人說只是“形式上的”，但無論是股東大會決議還是工商局的注冊記錄，都表明在“法律意義上”，這里已經接納了“私有制”（見2008年2月26日《南方都市報》）。浙江省杭州市航民村實行股份制，將26億元的企業資產中的近一半量化到村民。如果像有些人所說，股份制經濟或股份合作制經濟就是“新型集體經濟”，當然有一定道理；從對傳統“集體經濟”的改造角度看，股份制可能是未來的方向。所以，本人非常贊同這樣的改革舉措。問題是，2015年11月中央“兩辦”印發的《深化農村改革實施方案》，把“農民合作經濟”、“各種私人和股份制經濟”與“集體經濟”作為不同的經濟成分并列提出，說明在中央政策層面上，并沒有把“股份制經濟”當做“集體經濟”。從邏輯上說，如果私人參股的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企業，都屬于“集體經濟”，那么，現在已經遍布城鄉的股份制或合伙經營企業，豈不都成了“集體經濟”？按市場經濟規則衡量，按資分配和按勞分配相結合的體制本無可非議；為體現共同富裕和照顧弱勢群體，減少收益分配增加公共福利，只要權益人同意，也是好事。但把這種分配方式吹噓成完美的“社會主義”或“集體經濟”，則有害無益。
3、村民享有的財產權不完整。對本應屬于自己的份額，不能轉讓；應該分到的紅利，必須按村上的要求，將“大頭兒”投資給企業；一旦離開本村，名義上的財產轉瞬成空；住著別墅、擁有小汽車的村民，自由支配的現金卻少得可憐。至于占員工多數的沒有“村民”身份的雇傭勞動者，除按市價領取工資以外，不能獲得其它收益，也享受不到大部分公共福利。
4、“莊主”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普通村民缺少參與管理的渠道。按“集體所有”的本來意義，集體組織成員，必須通過一定的渠道參與企業決策和管理。但因為我國這些保持“集體經濟”體制的村莊，都是從人民公社體制內的大、小隊轉移過來的，缺乏勞動者自愿組合的基礎。更重要的是，只所以這些村莊在土地家庭承包時沒有分田單干（也有的分后收回），是因為有個特別強勢的領導人，靠個人權威把大家統了起來，并靠率先發展工商業使“集體”富了起來。在這樣的“強人治村”背景下，很難生成民主管理的機制。特別是那些業績輝煌的明星村，盡管形式上設立著黨組織、村委會和公司董事會，但實際權力集中在一個戴著各種光環的“村莊領袖”身上。盡管他們中的多數，都具有先公后私、秉公辦事的品格和一呼百應、一言九鼎的魅力，由此形成較高的效率，給村民帶來諸多實惠。但這不等于說，這樣的體制就是理想化的公有制。我們應該支持這樣的村莊繼續在現有軌道上繼續發展，但要警惕并消除家族式統治可能帶來的弊端。比如，華西村大部分資產控制在吳式家族手中；南街村“班長”可以異想天開地搞“永動機”試驗；大邱莊莊主禹作敏暴力抗法。這些事例說明，離開民主管理，村級經濟搞得再好，本質上也只能是“莊主經濟”而不是什么“集體經濟”或“合作經濟。”
綜上所述，明星村的經濟是在我國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它確實取得了顯著成效，給村民們帶來很多實惠，但從體制上看，則是兼有平均主義、極權主義、集體主義和雇傭勞動、家長統制等多重色彩的混合體。
明星村的發達主要靠什么？
明星村確實很富裕，其經濟發展和村莊治理的經驗有諸多可圈可點之處，作為先進典型當之無愧。但把他們成功的秘訣歸結為堅持“集體經濟”道路，則太過意識形態化了，至少是片面的。
不可否認，明星村的“集體經濟”盡管名不副實，但高度集中統一的體制，確實在凝集人心、聚集合力、調集資源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說這是成功的因素之一，不算夸張。但是，為什么改革開放前全國都實行更為集中統一的人民公社體制，卻連吃飯問題都解決不了呢？為什么華西、南街、大寨、劉莊等明星村的經驗宣傳這么多年，沒有擴散開來呢？
其實，這是個非常容易解答的問題，之所以成“迷”，是因為某些明星村為了迎合*官*方*意識*形*態，獲取*政*治*資*源，故意夸大甚至編造了某些“經驗”，回避甚至隱瞞了某些真實做法；某些官方機構也順坡下驢，按自己的口味打扮起這些美麗的“小姑娘”。比如，1991年，當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億元村”桂冠的時候，有關部門把南街的經驗歸納為四個方面：（1）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2）精神的力量是無窮的；（3）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4）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此后，當地媒體都按照這一口徑進行了大力宣傳。顯然，這幾條“高大上”的經驗不可能揭示南街發達的奧秘。
根據本人觀察，明星村的成功，除了客觀上得利于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以外，主要有三條原因：
1、在興辦二、三產業上捷足先登，獲得成功。如華西村，早在上世紀60年代，就成功辦起了五金廠，現在有工貿企業20多家，年銷售收入達幾百億元。南街村改革開放以前就是多年的先進典型，但直到70年代末，仍很貧困，1978年人均收入僅72元，1980年興建了一個小面粉廠和一座磚瓦廠，此后，依靠“玩泥蛋”(燒磚瓦)和“玩面蛋”(面粉和食品加工)，建起村辦企業20多個。大寨村曾是全國的一面紅旗，八十年代后期，建起了煤礦和化工廠等小型企業，在此基礎上逐步發展，興辦了水泥、酒業、貿易、旅游等多家公司。換個視覺看，珠三角、長三角地區很多沒有堅持所謂“集體所有”制的村莊，靠二三產業發展起來，經濟規模和村民富裕程度都非常可觀，有的甚至比明星村還要富裕。如江蘇省張家港市南豐鎮永聯村，2010年，工業銷售收入285億元，利稅16億元，村民人均收入21586元。
2、有一個能力超強且熱衷公益事業的帶頭人。華西村的吳仁寶、南街村的王宏斌、大寨村的郭鳳連，都具有超強的政治智慧、創業能力和管理水平。沒有他們，這些村的發展可能平常無奇，也可能成為個體私營經濟高度發達的村莊，但決不可能成為紅色典型。其實，有些“土豪村”，也有一些類似的能人，他們自己成了富豪，也把村民們帶富了。如上海市閔行區七寶鎮九星村，12年間已培育出500多位千萬富翁，涌現出4000多位創業老板。
3、具有得天獨厚的政治資源，得到政府的特殊扶持。有調查表明，吳仁寶、王宏斌雖然都高舉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甚至XXX思想的大旗，但實際上很善于在市場經濟和現實政治的結合中找到發展機遇，尋求特殊資源。如吳仁寶就很精通“用形式主義應付官僚主義”的謀略，王宏斌則精于“外圓內方”之道。無論是上項目，還是要貸款，他們都能得到方方面面的特殊照顧。有媒體披露，南街集團欠銀行債務高達16億元，但仍可繼續運轉。他們還私自將集體資產折股到個人名下。如果是真的，可能涉嫌貪污犯罪；如果是為注冊故意做假，等于蔑視法律法規。但這照樣不影響南街繼續做紅色典型。華西村耗資30億元建起號稱中國第八樓的五星級大酒店，鑄造了一噸重的金牛。如果是別的地方，不要說肯定虧損，就是“炫富”的指責也受不了，但華西村依靠“第一村”和集體主義典型的名頭，卻可以大張旗鼓地干。中部一個名揚全國的集體明星村，多年來獲得巨額貸款、財政撥款支持，但在部分銀行壞賬被免除后，尚欠財政周轉金1.2億元，占全縣村級債務的38.7%。
哪個地方都學不來
華西、南街、大寨、劉莊等明星村的經驗，已經宣傳了多年，全國縣鄉兩級黨政主官，恐怕很少有人沒到過華西村考察學習。但是，這些明星村的模式卻基本上沒有得到擴散或復制。就發展二、三產業來說，當然各地均有新的進展。我們可以說這是推廣明星村經驗的結果，也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至于走“集體化”道路，我們不敢說沒有一個地方去嘗試，但肯定沒有也不可能大面積推行。道理很簡單，如果那條道路是可行的，全國農村怎么會幾十年經濟徘徊不前，農民口糧不足、收入不增呢？怎么會出現中央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剛一松口，人民公社就土崩瓦解的結局呢？再從這些“集體明星村”成功秘訣看，除了發展二三產業這一點具有一定的可學性以外，超常精英是不可能多見的，多見了，就談不上超常了；特殊扶持更不可能達到那樣的程度。
所以，“集體明星村”的模式不可復制。過度渲染它們的虛假經驗，除了助長極左思潮，干擾農村改革發展大局以外，沒有任何積極意義。對現有7000多個號稱“集體經濟”的村莊，應支持、引導它們按照村民意愿，繼續在現行軌道上發展或進行必要的股份制改造。對村民自愿組合的“新集體經濟”（實際上是合作經濟），應該支持并依法規范運行。就面上的改革、發展而言，必須毫不動搖地穩定家庭經營制度，在此基礎上，運用市場經濟的辦法，循序漸進地推動農戶家庭經濟、農民合作經濟、各種私人和股份制經濟等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李克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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