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叫“農信社”的金融機構正在慢慢消失。
自2000年江蘇省農信社啟動試點改革以來，全國農信系統改制可謂風雨兼程。從試點先行到合作銀行再到全面銀行化改革，一個脫胎換骨的新農信開始展現在世人面前。
改制進行到2011年8月，銀監會提出，要通過5年左右時間實現農信社歷史虧損掛賬全面消化，并全面完成農信社股份制改革。至此，頂層設計為農信改制制定了具體目標。
時至今日，當初銀監會提出的5年左右的改制時間已所剩不多，但改制進程并不如預計中的理想。截至2015年10月末，全國共改制農商行838家，比2010年末增加725家，占全國2313家法人機構的36.23%，雖然數量急劇增長，但改制規模仍不到一半。
是什么打亂了農信改制的步調？
全面銀行化改革
“以我縣聯社為例，5年前處于業務規模較小、資本充足率較低、市場占有率偏低、盈利能力較差的狀態。”西部某縣級聯社負責人面對《農村金融時報》記者的提問，毫不避諱地談起5年前農信社的樣子。
不良貸款比例高、公司治理水平低等標簽，讓業界對農信社的印象一直停留在“背著沉重的歷史包袱”，改制似乎成為卸下包袱的唯一路徑。
“高風險機構全面處置，歷史虧損掛賬全面消化，股份制改革全面完成，現代農村銀行制度基本建立，主要監管指標達到并持續符合審慎監管要求，農村金融服務功能與核心競爭力顯著提升。”面對監管層提出的5年改制目標，各地農信社反饋各異。
江蘇省聯社辦公室副主任張虎告訴記者，就江蘇而言，農信改制一直走在前邊。“江蘇作為第一個改制試點，2001年已經有3家農商行，到2012年底剩4家還未改制。2016年62家農商行（其中1家馬上開業，已拿到籌建批復）已經全部組建完成。”他坦言，跟5年前比整個農信系統有很大進步。“如今，在縣域農商行已成為老大，資產總量在江蘇省銀行業遙遙領先，公司治理方面也有明顯提高。”
同為已經完成改制的地區，中部某市銀監局副局長也向記者介紹了改制經過：“2010年時，我們市還沒有農商行，只有一兩家改制的農合行，其他都還是農信社，且各個機構資產質量都有限。也是因為還是戴著農信社的‘帽子’，在管理水平、公司治理以及員工素質等方面都有待提高。經過改制，到現在全市農信機構資產規模增加一倍多，各方面水平都有明顯提高。”
在貴州，改制正在火熱進行中。全省84家農信機構，目前已有34家完成改制。“我們5年前就有成立農商行的打算。到2014年鐘山聯社得到省聯社批復，啟動改制。去年1月獲得銀監會批準，11月正式掛牌。”六盤水農商行辦公室主任桑勝群說。而水城聯社則處在改制的準備階段，據記者了解需要明后年才能啟動改制。
依然還有地區未啟動改制工作。“就我省的情況看，按時完成已經不可能。我認為主要原因還是省聯社在農商行的改革上不重視，監管部門的推動力度不夠。”上述西部某縣級聯社負責人說。
改革的陣痛
毫無疑問，改革必然伴隨陣痛。
產權不明晰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是當初農信社走上改制之路的根本原因。如今，部分地區依然還存在這樣的困擾。
這位負責人還告訴記者：“就我們聯社而言，經營、管理、服務等方面仍處于發展的高速期，各項業務健康發展，各項指標基本具備改為農商行的條件。”他認為，就目前來說該省改制過程中最大的困難還是農信社產權上存在所有者不清晰的問題。
另一阻礙則是伴隨農信社多年的資產質量問題。
上述中部某市銀監局副局長就表示，該市和其他地方一樣，改制初期農信社不良貸款比例很高，資產質量是改制的最大困擾。“解決這些問題主要通過政府土地置換不良資產、注入資金，投資人注入資金，政策支持消化不良來解決。如今回過頭看，通過改制，在剝離不良、公司治理等方面農商行都有很大進步。”該銀監局副局長說。
不少地區為消化不良采取“好社帶壞社”的改制模式，即好社對壞社進行戰略投資。據記者了解，在四川、湖北、江蘇等地此種模式都十分受用。張虎表示：“事實證明，組建成農商行后這些投資都很成功。”
當然，改制成本也需要被考慮。“農信社享受優惠政策，改制成農商行就沒有了。很多地方老百姓接受有長時間歷史的農信社招牌，如果省聯社和監管部門不具體要求的話，可能就不改。況且改制需要成本，要花費代價。這些方面都得考慮。”上述銀監局副局長講出了農信改制面臨的主觀障礙。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承惠也對記者表示：“一個農合行改成農商行的成本就要幾千萬，而且還有持續成本。沒有好處的事情逼著人家做，那就磨磨蹭蹭。”
此外，尋覓合適的股東入股也是農信社改制要面對的大問題。
張虎告訴記者，江蘇的農信社在改制中找大股東就有一定難度，理論上會側重于找有社會責任感、支持“三農”和小微企業的股東。“不過畢竟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開，股東左右不了經營方向。好的現象是，江蘇地區還沒有定位偏離的農商行。”張虎說。
但新常態下又出現了新難題。當下，在前進的道路上，經濟市場呈現“四降一升”的狀態，即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幅下降、經濟風險發生概率上升。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正在尋找股東的農信社。
桑勝群回憶起六盤水農商行組建時告訴記者：“當時征集發起人，實行意向性登記，進行增資擴股。由于經濟下行，很多企業經營困難，沒有充足的資金繳納股金，只得重新調整股東名單。”
也是在六盤水，水城聯社相關負責人也對記者表示，改制進程最主要是受經濟新常態影響較大。因為六盤水作為礦產資源城市，沒有較好的新興產業支撐，經濟下行非常明顯，造成許多資金鏈斷裂。“法人股難以募集，基礎設施建設薄弱，因為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對撥備覆蓋和績效考核會產生很大影響，不良貸款也會有所攀升，所以籌備工作也會受到影響。”該負責人坦言。
面對新問題，權威人士解答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時強調，對于政府作用，強調“更好發揮”，不是“更多發揮”，要集中精力抓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一些接受采訪的人士表示，在農信改制方面也應該如此。
“所以，我認為一定要靠政府和監管部門的支持，監管部門要推動。如果有優惠政策推動，一定更有改制意愿。”張虎說。上述西部某縣級聯社負責人也認為，監管部門應該主動和政府層面加強協調溝通，制定出農商行改革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引導農信社增強改革的主動性，同時出臺具體的改革政策和措施，促進農信社積極參與改革。
一定是農商行？
改制成農商行，一些機構也經歷了較為曲折的改革規劃。
以六盤水農商行為例，2011年貴州省聯社六盤水辦事處計劃將六盤水4家聯社一起組建六盤水農商行。一年后，該辦事處將計劃更改為鐘山聯社和水城聯社兩家合并組建六盤水農商行。到2013年，由于兩家聯社每股凈資產差距比較大，合并不利于股東權益。隨后，貴州省銀監局明確的指示，兩家聯社不再合并，有條件的聯社單獨改制。
“成熟一家就改制一家，這是銀監會對農信改制的最新要求。”上述銀監局副局長對記者表示，對于2011年提出的5年完成改制的目標，其實在基層銀監局并沒有強調具體期限，而是各省監管部門都會根據自身情況制定改制目標。
對于如今銀監會松口，不提“全面完成股份制改革”，上述西部某縣級聯社負責人認為完全有可能預示著將來一段時間內會允許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的機構繼續存在。陜西楊凌農商行副行長閆才林強調：“改制節奏很關鍵。堅持講究質量、不盲目追究數量，做實資產、做實資本。”
業內不少專家也認為，農信社改制無法按照時間完成改制，就是因為“一刀切”了。張承惠認為：“我們對銀監會要求都全部改制農商行有看法，符合條件的改也就算了，有的地方條件不具備就不要硬性去改。”她表示，農村的金融最合適的還是合作金融的形式，我國農業的特點還是小農經濟，商業性金融并不適合一些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
但大方向沒有變。“我們得到的信息是農信改制的大方向依然是組建農商行。”一位接近銀監會的人士向記者透露，“但各地情況不同，不一定確定一個期限。前幾年強調的多，最近沒有特別來強調改制時間的問題。監管層可能會有更長遠、具體的頂層設計。”
有一點可以肯定，靈活性與適應性兼備的農商行一定更適合未來市場化的發展。“管理規范、公司治理進步、人員素質提高，以及良好的企業文化和更具影響力的銀行招牌，都讓農商行呈現出蓬勃發展的狀態。同時，作為法人機構，依法合規經營的意識已經形成，遵守新的銀行經營指標，經營業務更清晰，規劃與發展戰略更明朗，這些都將幫助農商行在新常態下提高綜合競爭力。因此，將來可能還是會統一改制成農商行。這是市場化發展需求的選擇。”上述接近銀監會的人士表示。
如今，農商行資產規模在整個農信機構中占比達到了61.5%，成為農村中小金融機構改革創新發展的引領者。
不過，農商行商業化經營與政策支農的矛盾還是存在的。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表示，從2015年6月末的數據分析，全國農信機構涉農貸款在銀行業金融機構中的占比由2010年的39.80%下降為29.88%。同時，有機構調整網點布局，撤銷了位置不佳、業務發展慢、達不到保本點的農村網點。有一個省的農信社，自2005年以來營業網點逐年減少，2014年城市網點2162個，較2008年僅減少1個，而鄉鎮網點2965個，較2008年減少了363個。從以上兩個方面看出，有偏離“三農”的趨向。
對此，張承惠提醒，還是要設計一個完好的機制，去吸引農商行主動為“三農”、小微企業服務。“行政上強制要求是不適當的。”她說。
農信社改制未來之路如何走，需要監管部門給出新的路線圖，這是農信系統不少管理者發出的訴求。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村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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