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為了使同學們積極關注社會、走近工農大眾，上學期期末，求是學會倡議校內的同學積極參加返鄉調研活動。倡議發出后，受到了同學們的廣泛關注和支持。接下來，我們將展示同學們的一些優秀作品。
導言
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飛速發展的沿海經濟還有日新月異的城市化建設帶來了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的大潮，忍辱負重的中國工人堪稱大國崛起背后真正的功臣。近四十年來，有不少報道、調查、研究關注了農民工的工作條件、生活狀況、教育水平與未來的生活水準，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社會的進步，時代的改變，農民工的生活工作條件、受教育水平、維權意識、對未來的期許都與前輩們相比有了極大的進步。但相對于對農民工這個群體的研究與關注，對勞動力大量輸出的農村，我們的關注似乎還比較有限。與父母分離的農村孩子會如何成長？他們如何接受教育又會走向一條什么樣的道路？與子女分別的老人如何生存？他們的養老送終由誰來負責？在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出走的情況下，農村土地的耕作情況如何？由誰來利用留下來的大量土地？而那些曾盛極一時的鄉鎮企業，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在當地勞動力大量輸出的情況下又如何尋找自己的發展道路？最重要的是，在這個一步一步城鎮化的中國，鄉村作為一種有著悠久歷史傳統的獨特社會形態，它的運行模式與組織結構能否繼續維持下去，或者又需要做出什么樣的改變？
出于對這些問題的興趣，在寒假初，我借助父親的幫助在河北的某工地上對四十名工人進行了問卷調查，對當今在外務工人員的家庭狀況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春節期間，我重點采訪了外出務工二十多年的伯父，也通過對爺爺和爸爸的訪談了解到了現在老家鄉鎮企業的基本情況，還采訪了一些外出務工經歷各異的鄉民，對當地鄉村社會在外出務工大潮中的改變有了初步認識與想法。這個調研報告主要從三個方面，即教育、經濟和社會結構三個方面的變化入手，借此闡述我對村民個人發展、鄉村前景以及城鄉二元結構的一些思考。
教育
外出務工的大潮襲卷鄉村之后，不僅給鄉村帶來了金錢與機遇，更給鄉村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的撫養與教育問題是目前鄉村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在工地的問卷調查情況顯示由于戶籍等因素的限制，能跟隨父母在務工所在地上學的孩子所占比例較少，大部分外出務工人員的子女都由家里的老人照顧或住讀。不可否認，外出務工使得家庭經濟相對比較活躍,從而增加了子女受教育的支付能力。但因此導致的留守兒童“他律”的缺失也不可忽視。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家鄉，在對伯父的采訪中，我了解到了堂姐讀書的艱辛歷程。伯父伯母1995年離開家鄉的企業外出打工，當時只有2歲多的堂姐和父母一起外出，5歲多的時候就不得不被送回到老家上學。送回老家之后先后由外公外婆、大姑、小姑照料過一段時間，由于監護人不斷改變，她只能不斷地換學校，小學在村里面的小學，還有茅祠小學等地的小學都上過，她從小學讀到初中畢業，讀了十幾個學校，大部分學校都讀半年半年，這里讀半年轉一個學校，那里讀半年轉一個學校，在福建就讀過三個學校。同時，這十幾所學校都是村鎮里比較底層師資力量較弱的學校，即使堂姐一直以來成績都比較好，也很難真正通過接受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以堂姐初中最后一個學校為例，這個學校是3303軍工廠的子弟學校，生源短缺，她的班上只有16個人，最后考上高中的只有堂姐一人。
堂姐考上了外地某市級示范中學，但問題也隨之產生。該中學不提供住宿，只能由外公外婆在校外租房照顧。不熟悉的生活環境，周圍陌生的人們給堂姐的學習生活蒙上了一層陰影，與此同時，比堂姐小四歲的弟弟要上初中，也需要人照顧。最后，只能在交了一萬元插班費后將堂姐轉學插班到弟弟所在地區的高中。而這個時候，一直認為堂姐學習成績很好的伯父在和堂姐的電話交流后發現堂姐150分滿分的數學試卷只能考70多分，而堂姐的答復是，其他的同學也和她一樣。在堂姐的高中，每年考上本科的人屈指可數，堂姐的成績在她的高中再正常不過。但這個成績真的讓伯父郁悶了起來，他突然發現了自己一直以來對女兒的忽視，而當他醒悟時又似乎為時已晚。這個時候隨伯父在外打工多年的伯母選擇回家照看女兒，但因為長久以來與女兒缺乏溝通，加之自身文化水平也有限，所能做的也只是在吃飯穿衣等基本生活條件上幫助女兒。最后，堂姐高考成績只有420多分，沒有到當年高考的三本線，而伯父也因為覺得一直以來對女兒照顧不夠而抱憾到今日。
伯父由于技術過硬辦事認真，外出務工期間積累了一筆不小的財富，在當地屬于生活條件較好的家庭。但從堂姐的求學經歷來看，伯父外出務工的成功并不能保障堂姐獲得穩定且優質的教育資源，從而獲得與其天賦和努力相稱的機會。更遑論那些勉強度日的外出務工人員子女，他們甚至可能都無力四處輾轉，最后只能中途輟學。拋開留守兒童個人心理層面的問題，從堂姐的經歷我們更能看到社會層面上鄉村教育的弱勢。首先是留守兒童家庭監護嚴重缺失，無論是隔代監護、上代監護還是自我監護，監護人的體力、精力與關注都不夠，還是以“物質+放任”型的管教方式為主，缺乏對留守兒童心靈上的關懷與引導。而戶籍制度的限制又使很多孩子失去了和父母一起成長的機會，而在社會鄰里關系弱化，熟人社會日趨瓦解的今天，農村義務教育的條件還很薄弱，事實上很多留守兒童處于一種監護的“真空”狀態之中。
而與家庭監護缺失相對應的，是整個社會教育資源集中化的趨勢，這一趨勢在目前的鄉村尤其明顯，影響也最為深刻。在對爺爺的訪談中，我了解到，曾經的村小學早在本世紀初期就被撤銷。現在鎮下轄的所有村莊的村小學點全部撤銷，全鎮只在街區有一所小學和一所初中，沒有一所高中。這意味著，下屬村莊的適齡學生必須住讀或在鎮上租房子讀書。隨著外來務工人員越來越多，也有越來越多的爺爺奶奶帶著他們的孫兒在鎮上租房陪讀，村莊里不僅沒有了青壯年，老人與孩子也越來越少，村莊也就越來越蕭條，相應地，一些基礎設施如醫院（鄉村衛生所）也有了向鎮里集中趨勢，最后也就導致了很多鄉村成為了“無人村”。在另一方面，由于整個社會教育資源集中化的趨勢，重點中學、超級中學的出現，加上戶籍的限制，事實上是向很多外來務工子女關上了接受高等教育的門。他們前進的每一步的代價都被放大了，與之對應的是，整個社會的階層固化，他們通過教育去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正在越來越小，更多的，是復制父輩們走過的那條艱辛之路，甚至可能更難。
荒廢的村小學（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經濟
絕大部分外出務工人員都希望通過外出務工改善自身生活條件，不可否認的是，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人員家庭各項目收入均有大幅度提升，同時勞動力流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資本、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性資源的流動與重組,為土地的進一步流轉創造了條件,對農戶的分化起到了一定推動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村的分工和生產的專業化程度及農村市場的深化。但由于大量文化程度較高的青壯年男性勞動力外出務工, 不僅使農村留守勞動力的勞動強度增加，也對先進農業科技的推廣應用和現代農業的發展帶來一定負面影響，如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造成了土地資源浪費和土地流轉困難、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影響了公共事業的快速發展。農村內大量流失的青壯年勞動力與由于教育醫療及公共設施資源集中而離開鄉村生活的鄉村原住民使鄉村原有的農耕經濟體系有了很大的變化。在對河北工友的問卷調查中，40人中29人原先承包的土地部分仍在由家里人耕種，但土地流轉給他人耕種或退耕還林還草的現象也很普遍。 在家鄉，傳統農業經濟的變化更為劇烈。外出務工大潮與鄉鎮企業的興起，加上村里小學、衛生所的撤銷，導致幾乎沒人會選擇在村里務農生活。在和爺爺和爸爸的訪談中，我了解到，現在村里50%的人家有了車，大部分人家在村里建設了新房，但與此相對的是，不到過年過節的時候，村里幾乎沒人居住，更沒人務農。爺爺家曾經承包的土地大部分被荒廢了，而村里現在仍在耕種的土地多是被隔壁村里的大戶承包，或被政府承包種植一些水稻與經濟作物。
家鄉農村現狀（圖片來源：筆者拍攝）
對家鄉的經濟來說，除了農業經濟之外，還有一個要素不可忽視，那就是麻紡廠，在調研過程中，我發現，這個廠的發展歷程既是國家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發展的一個縮影，更是與當地居民，特別是當地青壯年勞動力息息相關的經濟體，可以說是“鄉鎮企業”的一個典型代表。改革開放之初，該鎮在全鎮選擇了幾個人一起創辦了這家麻紡廠，主要負責苧麻的粗加工，即將麻脫硫處理后變成麻捆和絲捆。從那個時候開始，麻紡廠就成為了當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部分，一個能解決一千多人就業問題的大廠，對一個小型鄉鎮來說，就是經濟支柱。許多青壯年勞動力一旦有機會進入麻紡廠上班就會終止學業。當時工人都是附近村里面的人，上了班騎個自行車，到點就來上班，然后下班就騎個自行車回去，那個時候，鎮上的主路上晚上都車水馬龍的。這樣當地村民既可以顧到家里面務農，還能在這里上班。家里有一個人在廠里做領導，往往一家都在廠里干活，甚至同村的鄰居也能憑這種蔭庇進到廠里掙碗飯。同時，這個廠還是很多想外出務工的人的培訓班與跳板，在這里學到了一些技術，成為了熟練工，有的人就會選擇去沿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尋求更高的工資與更好的生活條件，如在上一部分提到的伯父。
由于麻紡廠效益不錯，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做這個方面的生意。僅當年的縣上就有好幾家類似的麻紡廠，更不用說沿海出口方便的地區如福建等。同時，90年代初的金融風暴使國際上的訂單減少了不少。供過于求直接導致了90年代初麻紡廠效益大幅縮水，大量裁員。當時務工人員普遍合同意識、法律法規意識不強，勞動合同也不規范，只能說走就走然后自尋生路。有大量紡織熟練工就這樣踏上了外出求生之路。也有人選擇在本地或外地做生意。
當時麻紡廠的經營出現了很大的困境，甚至中途有過一次停產，最后順應時代的大潮開始了體制改革與私有化，變成了一家股份制企業，經營權賣給了當地一家姓胡的人家。后來，這個廠慢慢有所起色，現在產品占有率在國內市場排名靠前，但也存在產業結構層次低、經營者素質不高、物質技術設備較差等問題。90年代外出務工大潮之后，外出務工的人中有的已經在務工地積累了一定的財富、資本與人脈，他們可以把自己的親屬朋友介紹或提攜進外面的工作單位，或者在外地做生意。比如在“一”中提到的伯父，就成功地把自己的兄弟姐妹、侄兒侄女全都帶進福建的廠里做工。同時本地麻紡廠工資較低，工作環境較差，且地理位置相對閉塞發展前景有限的問題漸漸暴露出來，年輕人大多不愿在本地麻紡廠打工，或者只是把本地麻紡廠當作跳板。現在廠里面大部分的員工是一些老職工，有時還需要去外地招人。
曾經的麻紡廠與農業經濟一起組成了雙溪橋鎮基礎經濟結構，兩者共同發展，互相促進（附近的鄉村有不少人種植麻等作物為麻紡廠提供原材料）。但在改革開放一步步深入推進，經濟一步步發展，競爭一點點的激烈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這個廠漸漸成為了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大潮的導火線與助推器。如今城市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第二代外出務工人員正在成為這個社會主要的勞動力，而無論是麻紡廠還是鄉村的農業經濟都在慢慢失去挽留他們的能力與條件，這可能帶來的巨大的資源浪費和鄉村、鄉鎮的衰落值得我們注意并思考。
社會結構
經濟與教育只是雙溪橋鎮鄉村生活的兩個側面，他們其實一起反映了鄉村的社會結構在外出務工大潮影響下的劇變。十多年前，伯父的父親逝世，伯父不在身邊，我爺爺和周圍的親戚朋友們一起主持埋葬了他。在一個彼此熟悉的鄉土社會，這再正常不過。但如今，隨著外出務工人員和他們的家庭逐漸遠離原有的村莊，村莊的社會秩序也在逐漸地失去它的影響力。鄰里間日漸生疏的關系，回家次數越來越少的兒女，還有一棟棟建起的房屋在鄉村中宣示的那種資本的力量，都在慢慢偏離以家庭、群落、禮俗形成的鄉村社會體系。但令人擔憂的是，在鄉村社會形式漸漸消失的今天，在鄉村建立現代社會秩序的努力卻過于微弱，更多是家庭層面的改變與移動，但社會、政府層面的引導與扶助卻實在有限。鄉村與城市社會資源、基礎設施建設的不對等，還有農村人進入城市、融入城市的困難又使鄉村社會難以平穩成功地過渡到現代社會，形成有效率有秩序的法理社會。
上圖是村中祠堂門口刻著的捐錢修祠堂的功德碑，與上面滿滿的名字形成對照的是，現在幾乎上面的所有人都不再居住在這里，他們多以自己的小家庭為單位，在外謀求更好的生活條件，希望能在現代社會中有著更好地發揮自我的機會。他們多的大多數可能也只是隔幾年回來看看，以前的社會形式更難說維持。該村與外界只有一條單車道的土路相連，加上缺少醫療、購物、通訊等基礎設施，愿意在村里長住的老年人都屈指可數。
在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中，費老說：“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常態的生活是終老是鄉。假如在一個村子里的人都是這樣的話，在人和人的關系上也就發生了一種特色，每個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著長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圍的人也是從小就看慣的。這是一個“熟悉”的社會，沒有陌生人的社會。“這種因為農耕文明而形成的有機的”禮俗社會“、”熟人社會“是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的主要形態。但隨著中國一天天的開放，城市一天天的擴張，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與組織架構正在一天天的成為社會的主流形式。而外出務工人員，是生存在這兩種社會形式激烈碰撞中的那群人，他們的工作與生活方式也常常因此受到兩種社會形式的共同作用，無形中也充當了兩者之間互相交流的載體。但僅僅依靠他們，無法真正使中國的鄉土社會走上現代化之路，最終可能會出現鄉村的社會秩序被瓦解，同時那些失去鄉村的人又不能真正融入現代社會的窘境。從城鄉二元結構到城鄉一體化發展，我們要走的路還很長很長。
結論
通過這次調研，我發現，農村勞動力大量外流雖然為我國的經濟發展貢獻了一份不可忽視的力量，也確實能為鄉村經濟條件和自身生活狀況帶來改善，但作為那些勞動力的家與根，農村社會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沖擊與挑戰。鄉村的社會秩序、經濟體系、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保障非但提升有限更在某些方面來說陷入了一種困境。我認為，回到曾經的社會體系已無可能，更無必要，但重要的是，在城市中生活的我們，應當開始去想一想，我們應如何接納鄉村、解決農村之中的一系列問題、引導村民融入現代社會，合理利用鄉村資源，真正去做城市對鄉村的反哺，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比如在廣東佛山實行的“新市民”政策，給一些長期在此務工的農民工當地戶口，使他們真正享受城市居民教育、醫療、福利政策。還要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依法維護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集體收益分配權,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同時還可以發展鄉鎮企業，促進其產業結構調整，還可以因地制宜，發展特色農業與旅游業，促進農村經濟從小農經濟向現代農業轉變，通過這些方法實現外出務工人員的回流，利用他們的勞動力與智力實現鄉村的重建與復興。另外還應該重視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解決留守兒童，留守老人的管理與照顧問題，只有從多個方面著手綜合解決問題，鄉村社會體系與架構才能真正的重建。
參考文獻
（1）李慶豐：《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對“留守子女”發展的影響—來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調查報告》《上海教育科研》2002年第九期
（2）何泉：《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對當地經濟發展的影響研究-以石首市為例》長江大學農業推廣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2013
（為保護被調研人，原文中的地名、人名都經過了處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清華大學求是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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