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眾未來可能長期與農藥共存的樸素事實，正一步步為科學研究所證明。
在名牌茶葉、眾多農作物、有機食品甚至飲用水源中均檢出多種農藥殘留之后，農業科學家將研究的目光投向土壤、空氣和水。
2013年1月7日，一項為期近兩年的研究發布結果。研究顯示，在山東和廣東兩個典型農業區的土壤、水體和空氣中，均可檢測出120余種農藥，其中不乏已禁用多年的有機磷和有機氯農藥。
這份報告部分確證了公眾普遍的猜疑—農藥殘留無處不在。
由環保組織“綠色和平”委托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資源與農業區劃研究所研究員張斌團隊進行的該項研究，是中國首次對上百種常見農藥進行大范圍環境殘留研究。
過去，此類研究要么局限于很小的地塊，要么僅是針對部分農產品，涉及的農藥品種也較少。
上述結果無疑陳述了一個驚人的樸素事實。土壤、水體和空氣，是每個人生活無法離開的基本環境要素，其中廣泛存在的120余種農藥殘留，意味著公眾誰也無法逃避。
可以慶幸的是，科學家暫時還沒有證據證明上百種殘留農藥損害了公眾的健康。由于缺乏標準，科學家甚至無法確證它們對土壤、空氣和水污染程度屬于何種水平，是嚴重還是一般，暫時還沒有答案。
壞消息是，暫時沒有證據，并不代表未知的危害事實就一定不存在。國內外科學界對環境中的農藥殘留普遍缺乏深入研究，這或許也意味著一些損害還沒有被發現。
“農藥在深層土壤中不斷富集，無法自行分解，土壤的自凈能力也無能為力。這就像一個定時炸彈，我們卻不知道它什么時候會爆炸。”研究者張斌說。
參與研究的另一位農業專家則認為，他們的研究只是初步揭開了一個“蓋子”—農藥正在環境介質中持續大量累積，這個基本事實需要政府和科學界進行更多關注。
被農藥包圍
2012年12月下旬，財新記者獨家拿到了這份研究報告。報告名為《環境中的農藥：中國典型集約化農區土壤、水體和大氣農藥殘留狀況調查》。
張斌是報告的第一作者。2011至2012年間，“綠色和平”委托張斌團隊對分別位于廣州周邊和山東濰坊的兩個典型農區的土壤、水和大氣環境進行了采樣調查。研究者采集了兩地共計55個土壤樣品、42個水體樣品，以及兩地持續30天的空氣樣品，并對180種農藥在這些樣本中的殘留進行了檢測。
“綠色和平”食品與農業項目主任王婧解釋，之所以選擇山東和廣東作為研究對象，是因為山東擁有全中國最大的蔬菜基地，而廣東的農產品也支撐著廣州、深圳、香港等很多南方城市的消費。
此項研究最重要的發現是，所有土壤、水和空氣樣品中均含有百種以上農藥。土壤方面，廣州周邊地區稻田土壤樣品檢出農藥126-145種，蔬菜地土壤檢出125-144種。山東濰坊的蔬菜地土壤樣品則檢出農藥123-146種，小麥地檢出農藥122-134種。
用于灌溉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沒有幸免。廣州周邊地區水樣中檢出農藥131-139種。濰坊水樣中檢出農藥127-142種。
公眾對土壤和水中有農藥殘留或許早有預料，但很少有人相信，空氣中也有大量農藥殘留。結果或許有些殘忍，廣州周邊地區空氣中共檢出144種農藥，山東省濰坊市某蔬菜基地則高達147種。
研究的第二項發現是部分農藥在土壤和水中的殘留濃度較高。在所采集的廣州周邊地區和山東濰坊兩地土壤樣本中，有9%-13%的農藥檢出濃度超過了400納克/克，最高則達到約1.3萬納克/克。參照我國《土壤環境質量標準》中對有機氯農藥殘留的標準，以上殘留濃度已經遠大于國家二級標準（能保障農業生產和人體健康的土壤）。
研究的第三項發現是部分農藥會在深層土壤和地下水中富集。有相當一部分農藥的殘留濃度并不隨著土壤深度的增加下降，有些反而濃度有所增加。此外，地下水農藥殘留和富集現象在兩地也十分顯著。
“農藥對水的污染要比在土壤中的危害大得多。”參與研究的一名專家說。“超過某個殘留濃度后，就會導致危害的發生。”
報告指出，當地農民盲目增加農藥用量和噴灑次數是導致農藥殘留濃度高的原因之一。由于擔心農業產量不能保證，農民往往通過增加施用農藥的種類和噴灑次數，以求作物產量“保險”。
據調查，兩地的施藥頻率都較高。作為更濕熱地區的廣州尤為顯著，當地水稻生長季節農民一般噴藥七次至九次，蔬菜基地施藥次數甚至可高達十幾次。其中，由于價格便宜、使用效果好等原因，敵敵畏、樂果、馬拉硫磷、毒死蜱、三唑磷和噠螨靈等六種禁、限用農藥在廣州周邊地區仍被大量使用。這些農藥在兩地土壤中檢出濃度均較高。
接受財新記者采訪時，前述專家坦承，報告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例如該報告是國內首次針對如此多種類農藥進行的環境調查，所采用的方法或仍需進一步完善以確定其精確度。
“但它的價值在于將那些過去沒有得到重視的問題拋出來，希望能引起政府和相關研究者的關注。”專家表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新世紀》 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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