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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種地?農村高齡化正成多國新課題

[ 作者:石磊?岳光?青木?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7-11-06 錄入:吳玲香 ]

原標題:誰種地成老齡化國家“心病” 德農村靠“有未來”留住年輕人

編者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十九大報告中“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一個重要部分。過去5年,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一點二個百分點,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相當于增加了一個德國的人口總數。中國農村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農民生活不斷改善。同時,受農村人口老齡化的影響,華北等地部分農村留下來種地務農的多為老年人,很多村莊中少見年輕人的身影。這一現象同樣在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存在。延緩和改變日益加劇的農村高齡化、空心化現象正成為很多國家需要應對的新課題。韓國青陽郡一位地方農業官員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中國要提前布局,避免農村高齡化、空心化現象加劇,韓國當年就是因為沒有及時掌控農村人口嚴重流失問題,結果多走了幾年彎路。

韓國:60歲返鄉已算“青年人”

據韓國專家預測,到2030年韓國老年人比重將達到24.3%,成為繼日本、德國、意大利之后的第四大老齡化國家。其實,韓國最先出現老齡化的地方就是農村。韓國統計廳2015年的數據顯示,韓國農村人口292.3萬,占全國總人口的5.8%,與5年前相比,減少57.5萬人。韓國從事農業的人口平均年齡為65.3歲,這個歲數與2010年相比增加3.3歲。由于農村人口大量“離村進城”,韓國村落的空心化趨勢不容忽視。韓國《每日經濟》今年4月報道稱,韓國無人居住的村落增多,未滿20戶的村落2005年為2048個, 2010年增加到3091個。

《環球時報》記者日前從首爾驅車數百里,來到以農業種植為主的忠清南道青陽郡。此前記者了解更多的是當地生產的“青陽辣椒”在韓國久負盛名,沒想到眼前平整的鄉村道路兩旁幾乎都是金黃色的稻田,偶爾也有幾處蔬菜大棚點綴其中。青陽郡人口為3.28萬,其中農村人口為13354人。據青陽郡廳農業支援科環境農政組組長李正浩介紹,韓國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以及2000年先后經歷三次“離鄉進城”潮,原因包括農業投入大產出少,城市生活更舒適、便利,孩子教育更有保障等。“這些因素估計與目前中國農村出現的‘城鎮化運動’有些類似。另外,韓國農村人口目前收入僅為城鎮人口收入的60%,這也是農村人口大量流失的又一原因。”李正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青陽郡基本保持原汁原味的農耕作業,農業是這里的重要經濟支柱,由于青年人基本進城工作,目前青陽郡務農人口(農村)的平均年齡已達到68.5歲。當然,目前韓國農業的機械化程度較高,無論農田的地塊大小,均有相應的農耕機械,種田并不費力。

韓國政府已制定相關農村扶持政策,盡力協助農村普及先進技術、提高農民收入。結合本國國土面積小、城市與鄉間交通便利等條件,政府鼓勵農戶突破只靠農作物種植的營農思想,學習日本等發達國家開發農業經濟的經驗,政府指導并協助農村開發農業旅游觀光產業,如建設一些農村旅館住宿設施或租借農田給城里人體驗農村生活。據李正浩介紹,青陽郡郡守李錫化因地制宜提出“實現農村人口增長、實現富裕人口比例增加”兩個目標。自2010年開始,青陽郡將全郡財政預算的30%投入到發展農業方面,使當地農村的生活環境、營農環境得到較大改善。自2013年開始青陽郡已扭轉人口遞減的頹勢,目前全郡每年均增加約500名左右的歸鄉人員,這部分人主要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群,感覺城市生活壓力大,反觀農村生活改善,促使他們愿意回農村創業、生活。李正浩表示,盡管這部分人群也均已60歲左右年紀,但與農村原居民相比,他們仍然是“青年人”。另外,據2015年的統計數字顯示,青陽郡的人均收入已達到3900萬韓元(1萬韓元約合60元人民幣),超過韓國農村地區人均收入3700萬韓元的平均線。

李正浩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盡管韓國農民的收入已大幅提高,且對當前優美、舒適的農村生活環境感到滿意,但是在教育資源方面,農村與城市還存在較大的差距,是農民目前呼吁解決的問題。他認為,在子女教育方面,韓國與中國有相同的國情,農村人口切實感覺到城鄉差別和教育資源不均。李正浩還表示:“中國要未雨綢繆,延緩農村高齡化、空心化現象加劇,韓國就是因為沒有及時掌控農村人口嚴重流失問題,結果多走了幾年彎路。”

日本:品牌稻米產區九成稻農年過六旬

“70后不想種地、80后不會種地、90后不提種地”。日本 “檢索中國”網今年夏天曾刊文描述中國農村青年人“棄土進城”的現狀。明治大學農學部教授池上彰英也撰文講述2013年參加日中政府間關于農村問題合作研究和到中國山東一些農村實地考察時的感受,同樣提到“村子里鮮見二三十歲年輕人的身影”,他的觀點是,“農村最關鍵的是需要有合格的勞動力,否則有再好的政策都難以奏效”。

與中國相比,日本農村老齡化問題更為嚴重。根據農林水產省的統計,水稻是日本的主食,但77%的稻作農是65歲以上的老人,如果60歲上下的人也算在內,該比率達到90%。雖然農活辛苦,但日本農民的收入與城市居民基本持平甚至略高,很多老人覺得與自然打交道的生活還算“悠閑”。

《環球時報》記者兩年前走訪過日本山形縣的莊內町,那里是品牌大米“艷姬”的主產區。群山環抱的莊內町人口不足3萬,耕地面積約5000公頃。當地農協干部佐藤告訴記者,大米生產面臨多種不確定因素,競爭十分激烈。為保住制勝關鍵的“品牌效應”,從1992年起農戶自發成立“有機米研究會”,研究減農藥減化肥的方法。農戶還建起堆肥中心,在當地農協管理下,統一收集、運送和施用牲畜糞便肥料,既節約了各家勞動力,又減少了運輸費用。佐藤強調,農村確實面臨許多問題,但只要組織起來,就可以克服個人難以應對的困難。當時已70歲的梅木老人告訴記者,他是第一批有機米研究會成員,并在政府號召和農協技術人員指導下,開始新的種田方法。

為解決農村老齡化困境,日本采取了“組織化”做法,如社會資本牽頭,形成“公司+農戶”模式,或是由農協牽頭的“聯合經營”。

《環球時報》記者走訪過日本仙臺市近郊的“大鄉綠色農莊”,該公司由6人合資創辦,將小規模經營和閑置的土地從農戶那里租借過來,現在農莊已擁有33公頃水田、32公頃菜地,辦有養雞廠和大米加工廠。2009年日本《農地法》修正案公布后,農業用地流轉加速,各類法人型組織紛紛在農村興起。

旅日華人學者岳光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中國的農業稟賦條件好于日本,不用對部分農村存在的問題過分悲觀,可以跳出傳統的“三農”概念,站在更高的角度去考慮今天的農業問題,將農業發展和環境保護以及人的信息化生活聯系在一起,即農業問題跳出農業視野,進入全社會視野。中國農村從粗放型向精細型轉換,數字化是必經之路,和農業有關的基礎統計數據如果搞不清楚,農業現代化就不能實現,這需要人才,而懂得現代農業的人才還嚴重短缺,這也應是“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內容。

德國:農村靠“有未來”留住年輕人

中國農村發展一直是德國媒體關注的話題。“‘一老一小’成為中國一些農村家庭新的現實。”德國新聞電視臺今年7月一篇講述中國城鎮化發展的報道提到,中國農村地區有近千萬留守兒童,在田地里忙碌的多是老年人。德國電視一臺則重點報道中國農村電商新氣象。德國柏林中國問題學者夫羅里揚·盧佩近幾年考察過貴州、浙江等地的農村,他的印象之一是,無論是發達還是較為貧困的村莊,在路上碰到的還是老年人居多。相比之下,德國也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但農村還是能吸引不少年輕人。值得一提的是,德國農業人口只占總人口的2%左右,農業產值約占GDP的1%,但農民年人均稅后收入達到3萬歐元,超過德國人的平均值。

《環球時報》記者近日走訪德國下薩克森州農村地區時發現,當地務農的年輕人并不少。下薩克森州東部艾維森村共有50多戶農民。與許多德國農村一樣,這里有完善的交通連接附近大中城市,每家每戶都有暖氣、寬帶網絡、有線電視等設施。31歲的奧利弗及妻子朱莉婭,與父母一起經營一個生態農場。農場有養著30頭牛的牛舍、上千只雞的露天養雞場,100多公頃土地里種著谷物、玉米、蘋果。奧利弗告訴記者,從科隆大學經濟系畢業后,他本可以在大企業工作,但最后還是回到農村,原因是他認為人們對健康日益重視,生態農業很有市場。最近,奧利弗研制出一種生態蔬果汁,已打入德國超市。

與奧利弗一家不同,大多數德國農民已不愿獨自務農,而是更愿意加入農業合作社的模式。德國是世界合作社組織的發祥地,早在1867年就制定了第一部《合作社法》。奧利弗的鄰居托馬斯就把自家幾十公頃土地出讓給合作社。托馬斯和奧利弗同樣干農活,但形式有很大區別。奧利弗幾乎天天在農場里忙活,或到外面送貨、談生意。而托馬斯每周只在合作社上5天班,且有國家規定的帶薪休假。他表示,在合作社里干農活,大家各有各的分工,沒了后顧之憂。當然,收入也相對較少。記者了解到,在農業合作社工作的大多是中年人,也有部分年輕人,老年人則較少。合作社每年旺季會雇來自波蘭等地的臨時工,每小時的報酬是10歐元左右。

“德國農民相對富裕,緣于德國和歐盟對農業的大規模補貼。”德國慕尼黑大學經濟學者拉爾斯·雷內克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德國農民近年來的收入只有大約40%是通過出售農產品從市場上獲得的,60%左右的收入從各級政府得到。德國政府和歐盟每年給德國農民的補貼超過200億歐元,用于實施農業社會政策,如支付農民的養老、醫療、失業保險等。拉爾斯認為,只要農民收入穩定,農村就可以留住中青年人。

與中國一些農村相似,在德國相對偏遠的農村,缺少電影院、酒吧等娛樂場所,文化生活單調,到了晚上也是一片寂靜。德國《焦點》周刊6月曾報道,德國一些偏遠小村,由于年輕人減少,空出許多房屋,有的只要幾千歐元就可以買一套。拉爾斯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中國已和德國一樣,都是工業強國和面臨老齡化問題,而減緩農村老齡化問題關鍵是減少城鄉差距。這方面德國有不少經驗,推行過一些“平衡政策”,如政府從2007年開始開展“我們的農村有未來”競賽活動,鼓勵各地農村創造未來,吸引年輕人落戶。還有加強農村基礎建設,為到農村創辦企業的人提供各種稅收和承租土地的優惠,給農民提供職業培訓的機會。德國RTL電視臺甚至每年制作《農民找對象》真人秀節目,幫農民解決對象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環球時報》201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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