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里八村”是我們在談及鄉村社會時常常會用到的一個習慣性表達，這個俗語并非實指具體多大的地理范圍或是多少村落，而是用以表達鄰近的村落和村民。對絕大多數人來說，大概不會過多思考：為什么是“十里八村”？在傳統時代的中國鄉村社會，“十里八村”是如何產生的？近期，三聯書店出版了《十里八村：近代山西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韓茂莉在這本新著中關注的核心問題就是“十里八村”。
韓茂莉教授曾受學于歷史地理大家史念海、侯仁之先生，在中國歷史農業地理領域深耕多年，農業、農村始終未曾離開過她的視野。1998年前后，韓教授參與了法國遠東學院針對山西水利管理的研究項目，并赴山西、陜西等地進行調查和鄉間訪談。在考察過程中，“十里八村”進入了韓教授的視野中，她開始思考村民是如何認識外部世界的，他所認識的這個外部世界到底有多大？這是一個具有鮮明地理學性質的問題。
鄉村，不是傳統史家的關注對象。鄉村社會和村民的日常生活，在歷史書寫中似乎因其“自在”的狀態而被人忽略。在此之下，如何討論“十里八村”這樣一個鄉村社會地理問題？在迎來巨大沖擊和變革的近代，以山西展開的這個研究，對于那個時代下的中國廣大地區，抑或之于傳統中國社會意味著什么？近期，澎湃新聞就相關問題采訪了韓茂莉教授。
澎湃新聞：傳統時代的鄉村社會中一個村民所能認識到的世界有多大？最基本的一個層次，我想是老師提到的從“炕頭”到“地頭”這樣的一個地理范圍。您長期從事中國農業地理的研究，在您看來，傳統時代農業生產的區域差異會使得一個普通農民的認知空間有什么不同？
韓茂莉：“十里八村”是我這個研究中涉及的核心問題，十里八村并非行制，屬于村民自然而然構建的生活空間與交往空間，這一范圍內不僅存在傳統農業社會中互有關聯的村際交往，也是村民直接認知的世界，所謂“直接”，不是聽來的，而是腳踏實地看到的，這個范圍大約在一日往返距離之內。
傳統社會農民直接認知空間可分為三個圈層，第一為本村，這是以家庭為核心，以村落為依托的生活圈；第二為農田，以最遠耕作距離為半徑構成生產圈；第三為社交，村民的社交活動主要有前往集市的商品交易、婚姻、祭祀幾種形式，其中通過集市交易構成的社會交往范圍奠定了所有其他活動的基礎，其他活動建立的空間關系大多疊加在集市交易范圍之上，這一圈層為社交圈。從“炕頭”到“地頭”僅是村民直接認知空間的第一、第二個圈層從屬的范圍，但這是鄉村生活的核心。
中國地域遼闊，環境復雜多樣，不同地理環境與社會環境下，村民直接認知世界的范圍并不相同，即使山西一省，內部差異也很大。一首民歌《人說山西好地方》唱道：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呂梁，站在那高處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嘩啦啦啦流過我的小村旁。山西省東西兩側分別是太行與呂梁山，中部為汾河谷地。環境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總的來講，村民的認知范圍，平原地區大于山區，商品經濟活躍的地方大于商品經濟弱的地方，交通條件好的地方大于閉塞的地方。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平原地區尤其太湖平原等地，人多地少，直接導致村民第一、第二圈層縮小，但由于人口壓力，提升土地利用率與復種指數，加大經濟作物的種植力度，這些舉措導致農民剩余產品尤其商品性產品增加，推動農民走向市場，拓展了農民商品交易范圍，即社交圈的擴展。山西各縣村民交易范圍基本都在一日往返路程之內，江浙一帶大力發展經濟作物的地方卻有例外，茅盾《春蠶》中的主人老通寶，為了出售自己的蠶繭，被迫前往二三百里以外的無錫，往返大約用了6天時間，就是這樣的事例。老通寶的故事令人堵心，但這堵心的故事中卻透出地理信息。
澎湃新聞：從農業生產進而延伸到集市貿易、婚姻、廟會等鄉村社會空間，而這些空間基本就在“十里八村”的范圍內，這讓我想到了施堅雅在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中談到的“基層市場”。
韓茂莉：首先，施堅雅針對中國市場的研究，幾乎沒有理論創新，僅在克列斯塔勒、廖什的理論上引入了中國事例。但這樣的研究思路與方法有別于中國學者的傳統研究，不僅讓中國學術界耳目一新，也同樣成為討論問題的一個思考點。而我在這里談論的主題是傳統社會村民認知世界的整體空間與途徑，雖然其中涉及到鄉村集市與村民交易，但談論的核心卻不僅僅是市場，集市只是村民認知世界的一個途徑。我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十里八村”，所以，我不會局限于克列斯塔勒、廖什，更不會套用施堅雅。
澎湃新聞：“十里八村”在風云變革的近代依舊沒什么變化，是什么使得這一“傳統”如此穩固？
韓茂莉：我在這個研究中關注的時段是近三百年，這個時間段正處于新舊轉換時期。伴隨19世紀中期列強入侵與西學東漸，中國社會面臨巨大的沖擊，沿海沿江一帶不僅出現近代工業，鄉村土地利用與農作物種植結構也表現出對應性的變化，經濟作物的優勢逐漸突出。但這并不意味著普天之下都有著同步的變化，廣大內地鄉村依然保持傳統農業社會的基本生活、生產方式。其中的根本原因，沿海沿江地區走出傳統束縛，在于近代工業對于原材料的需求，以及大量非農人口對農產品的需求，轉型、轉產不僅改變了這里村民維持生計的途徑，也改變了人們的觀念。而失去兩個需求推動的內地農民，只能將生計依然維系在不動產性質的土地上，維持在以糧食生產為主的物產上。變革，需要完整的鏈條，農民的產品缺少出口，自然也不會擁有入口，傳統的穩固在于鏈條的缺失。
你所說的“傳統”何以穩固的原因，我在書中有這樣的表述：“傳統農業社會的村民，一為社會與經濟力量的驅使，另一則受社會組織的裹挾。”前者就是我剛才提到的“兩個維持”，以及由此產生的行為方式與社會意識；后者指鄉里這類鄉村基層管理組織的建立。建立鄉村管理組織的目的在于催繳賦稅、維護治安，但這一切更多地取決于官方的需求，而不是村民的意愿，因此歸屬哪鄉哪里具有裹挾性質。但空間上怎樣裹挾，在于相知相識，即在十里八村之間。
澎湃新聞：您對山西鄉村研究的介入，最初是從水權與空間問題切入的。“爭水”是一個社會性很強的問題，呈現了鄉村社會的很多層面，一個重要問題是，誰來主持“分水”？誰有資格成為“分水”的主事者？
韓茂莉：無論南北，灌溉均是農業生產中的大事，因此“爭水”普遍存在于鄉村社會中。誰來“分水”？涉及到的核心問題在于資源轉換與權益維護，不僅山西，對于中國多數省區而言“分水”中存在的資源轉換與權益維護，均表現為地緣與血緣關系雙重特征，具有“分水”資格的人則兼具兩重利益的代表者。
“分水”存在渠道管理之中，渠道上、中、下游不同渠段的權益完全不同，上游是水資源的擁有者，渠道工程完成后，屬于上游的水資源轉為全渠的共享資源，作為交換條件，中下游承擔了修渠費用與人工勞役。但水自上游流出，為了保障中下游的權益，不僅存在自下而上的灌溉順序，而且作為渠道的管理者——渠長，必須出自中下游，此時的渠長作為地緣權益的代表，重在維護權益最容易受到侵害的中下游灌區。當渠水依照灌溉順序流入灌區以及民戶的土地，此時的權益從整個渠道轉向每個用水民戶，誰有資格作為渠長，監督各個用戶？于是有了渠長出自中上戶的規定，此時渠長成為血緣家族或家庭的代表者，中上戶在水渠興工中通過高于其他戶的預付資本，贏得了出任渠長的資格，同時也在任期保全了家族的利益。
灌溉是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區的生命之源，兼具中下游與中上戶雙重身份的渠長，有資格主持“分水”，在于他們是地緣與血緣兩重利益的代表者。
澎湃新聞：您提出：鄉村精英的產生取決于預付資本。何謂“預付資本”？宗族強盛的傳統南方鄉村社會相比，是否相同？
韓茂莉：中國古代任命官員最低級別通常至縣一級，縣以下鄉村的管理者不屬于朝廷命官，無論閭里鄉亭，這些管理者產生于鄉間村民之中，失去命官這一朝廷代理者的身份，鄉間管理者即鄉村精英如何產生？又如何獲得左右鄉里的權威？
總的來看，鄉間的精英非能即財，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自然擁有支配鄉里的權威，獲得這份權威的途徑在于預付資本。從經濟學角度解釋預付資本，這是指投資者用來購買生產資料和勞動力，為了獲利而預先墊付的資本。投資者把資本預付出去時，是為了重新得到它，并且獲得比預付資本更多的貨幣額。鄉間精英的預付資本雖然與經濟學的概念并不完全一致，但預先投入，帶來日后利益這一點卻是共同的。
鄉村社會精英人物預付資本的表現形式各不相同，以開渠引水為例，開渠興工之初投資出力，無論人力物力，投入多的均會在水渠修成之后，憑借先期貢獻，在保證自家田畝灌溉的前提下，贏得了水渠灌區管理的話語權；同樣與水渠相關，無論為贏取分水比例而下鍋撈錢，還是置身械斗慷慨赴死，乃至為保全灌渠利益對簿公堂，這些拼死之舉同樣贏得預付資本。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可以概括上述兩種預付資本獲取的形式。
鄉間社會具有話語權的還存在另一類人物，即宗族中族長，仔細追尋，族長地位的獲取同樣與預付資本相關，這份預付資本在于，族長的先人對一宗、一族的繁衍擁有創造之功，依嫡長子繼承序列，宗族之內成員自然需要禮拜當世的族長，若沒有當今族長祖宗的祖宗，就不會存在現今的兒孫之輩。無論預付資本表現為哪一種形式，鄉間社會精英人物身份的獲取，均與此相關。
鄉村精英身份的獲取資格——預付資本，無論南北均具有相似性。
澎湃新聞：您也提到華北農村宗族勢力弱，但并不意味著它是無足輕重的。您怎么看傳統社會中宗族勢力“南盛北衰”的情形？
韓茂莉：宗族勢力在中國傳統中，無論南北，原本都擁有重要的一席，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南盛北衰”，其中的關鍵原因在于地理。宗族勢力形成之初，在于聚族自保，自保的需求對于南方各姓氏更有必要。中國歷次人口南遷，遷至南方的大族，面對當地土著，必須聚族自保。尤其閩浙等地以丘陵山地為主的地理環境，為聚族而居創造了條件，保全且延續了宗族勢力。北方各家族雖然也存在自保的需求，但開闊的平原，以及頻繁的戰亂，很難保障聚族而居，宗族不存在，宗族勢力自然衰落。
在中國歷史整體進程中，存在宗族勢力的“南盛北衰”，但無論南北，宗族勢力的變化都不會影響村民認知世界的空間范圍，因為村民的根基是腳下的土地，土地的不動性如同被牽動的風箏，無關風箏想到哪里去，線決定著它飛多高、多遠。
最后，需要談談這本書的意義，年輕時候就知道一個命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中國歷史中的經濟基礎是農業，農業的生產者是農民，了解農民有助于認識中國文化的特質。且農民與鄉村原本屬于被歷史忽略的角落，帝王、名臣、制度，始終成為歷史記載與討論的主流，將學術研究伸入村民的生活，并且提出以地理學為核心，面對鄉村社會，科學且完整的理論體系，是《十里八村——近代山西鄉村社會地理》突出的學術價值。《十里八村——近代山西鄉村社會地理》討論的是山西，但對于傳統農業階段的各地鄉村，幾乎具有普遍意義，因此這項研究的價值不僅在于山西，而是那個時代中國的大多地區。（記者：于淑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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