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傅高義《鄧小平時代》中文版問世時出版社曾約我寫評論，但一寫就收不住筆，最后擱置了。這次鄧小平110周年誕辰又有約稿，汲取上次教訓，就寫個簡單的感想吧。反正評論鄧小平，110周年是不夠的。十八大的“改革60條”和最近的“大反腐”都表明中國的轉型還在繼續，全面評價他恐怕還要等到中國“定型”的那個時代了。
“走出文革”共識和鄧小平時代
我想過去人們評價鄧小平，重點是放在他結束文革、開肩改革方面，這當然基本是對的。不過近年來，尤其是2008年“改革三十周年”回憶高潮中，使人對他在這個“結束一開啟”關頭的作用認識更客觀。“十年文革”(這是標準的說法，有人不同意這個時限，這里不討論)，我把它稱為一場歷史上罕見的“負帕累托改變”。這是什么意思?絕大多數的歷史性改變(包括1949年的中國革命和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改革)都是有人得利有人受損，只不過是兩者的多少問題，這叫“非帕累托改變”。對這些改變當然不能一概而論，多數人得利少數人受損，還是少數人得利多數人受損自然非常不同。
但更罕見的是兩種情況：一種是所有人都得利，只有得利多少之別，而無人(對于十幾億人的大國而言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只是極少極少，近乎無人)受損，這叫帕累托改變，怎么實現帕累托改變(通常叫帕累托改進，所有人都得利，當然配得上“改進”這個褒義詞了)是很多人研究的話題。另一種是所有的人都受損，只有受損多少之別，而無人或近乎無人得利，這種情況我把它叫做“負帕累托改變”，這個詞好像是我提的，以前的人講的都是帕累托和非帕累托，似乎沒人談“負帕累托”。所有人都受損，誰愿意搞這樣的改變?這樣的改變怎么可能發生?的確很罕見，但不是不可能，尤其是在一人絕對威權的情況下。中國歷史上有兩次這樣的改變最典型：古代的一次是王莽改制，除了他王家和極少數近臣，從權勢貴族、平民富戶直到赤貧百姓全都得罪了。再一次就是“十年文革”，把上下左右的中國人都“折騰”得夠嗆，從“走資派”到“造反派”，從“紅二代”到“狗崽子”都怨聲載道，市場被“割了尾巴”，計劃也被“大轟大嗡”沖得亂七八糟;本土的是“封”，外來的是“資”，連正統社會主義也是“修”;“鏟除封、資、修，砸爛洋、名、古”，真的是把一切“文化”的命都革遍了。從林立果那個《五七一工程紀要》中的主張，到丙辰清明天安門廣場上的訴求，不同背景不同階層甚至不同價值取向的中國人在“走出文革”這點上已經出現高度的“共識”。身后的中國可以說無論誰執政，出現大變化的機率都已經極高。中國從“文革”走向“改革”猶如洪水出閘，已是大勢所趨了。
現在已經清楚，抓捕四人幫主要是后來被指為“凡是派”的華國鋒和汪東興之功，連葉帥等老將也是在華決策后才發揮了影響，當時還在逆境中的小平更是完全無所施其力。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通常被認為是“凡是派”倒臺和改革時代之始。而變局在此前為期長達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已經出現。而這個會議是華國鋒決定召開的，會上“放炮”猛轟“凡是派”、改變了原定議程的，是后來被認為堅持計劃經濟的陳云。正是陳云的放炮使會議成了“改革派的勝利”。而鄧小平那時還剛恢復工作，不但相對低調，而且會議開始時還出訪在外，回國參會時已在陳云放炮改變了會議氣氛之后。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又有兩次推進改革和解放思想的重要會議，即1979年1-4月間開了兩個半月的理論務虛會和1980年的“四千人大會”。這兩個會議更是一開始就氣氛熱烈，不用什么發動就形成了思想解放的高潮，鄧小平的作用反而主要是在會議后期定調降溫，規定了變化的限度，其中的典型的就是“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
從這些情況看，1976-1980年間的中國實際上是發生了“劇變”，它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是巨大的。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的終結就是其在經濟社會層面的反映。
教育與外交上的超前變革
在這一時期，鄧小平在教育、外交上的作用是決定性的，后來，他推動改革深化時對兩任總書記的支持和“處理文革遺留問題”的態度也是至關重要。
從鄧小平復出到取代華國鋒成為事實上的領袖之間的這個時期，中國的教育與外交在他主持下的“劇變”可以說十分“超前”。鄧小平復出后首先是抓教育，1977下半年的僅僅幾個月內，中國教育的變化令人眼花繚亂。文革時的亂來要結束是大家都想到的，但一般人的預料不過是回到文革前——雖然有正常的考試、升學，但政審、“階級路線”十分明顯，教育內容高度意識形態化，教育體系基本是蘇聯式的。而實際的變革很快突破了這一套：1977年為討論變革，恢復高考延遲到12月，但緊接著次年二月就恢復了研究生考試，而且一下就比文革前還要走得遠，政審、階級路線基本沒有了。初次高考錄取有的地方還有點政治化，據說正是鄧小平發現后親自決定，又來了個第二次錄取，對(主要因政治慣性而)高分未錄考生再選遺珠。而研究生考試更是采取前所未有的破格方式，在文革十年基本沒有正常本科教育的情況下向全社會開放，徹底實行“考試平等”。很快學位、博士、留學潮等陸續而來，中國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學制從文革前的學蘇聯轉向了學美國。而這一切都是在“凡是派”尚在位、鄧小平分管教育時完成的。
接著鄧小平又兼管外交，盡管為抵抗蘇聯威脅而與美國(乃至西方)和解是晚年就已開始的轉變，但鄧小平仍然把這一改變發展到出入意料的程度?！霸L美歸來就打越南”、果斷停止對東南亞毛派革命的支持和在全球政治格局中聯美反蘇，已經遠遠超出了出于國防壓力而對美緩和的限度。根據近年發表的回憶文章，就是在反“凡是派”的沖鋒者中，對這樣的外交轉向也是存在異議的。但是，這的確給當時的改革和經濟騰飛創造了最“有利的外部環境”。
當時的中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已形成高度的互動。鄧小平就在這樣的互動中成為中國的實際最高領導人。盡管“走出文革”當時已經是古今中外罕見的高度共識，但是“走向”何處，那時實際上是有潛在分歧的。在“凡是派”退場后，這種分歧首先在“處理文革遺留問題”上體現出來。一些人“走出文革”只是要回到文革前，或者甚至即便“走出毛體制”也只是要回到蘇聯體制(即生前也敵視的“蘇修”那一套)，這些人厭惡文革主要是憎惡“造反派迫害當權派”，“亂折騰破壞了嚴格計劃”，而對文革時當權派乃至當權派支持的“?；逝伞弊鲪海绕涫撬麄儗Α霸旆础泵癖姷淖鲪阂暥灰?，對文革前體制更是缺少反省。不但政治上文革被看成“民主化的災難”而得出堅持絕對威權主義的結論，甚至經濟上，文革時期溫州等地由于計劃體制癱瘓而出現的市場縫隙(后來“溫州模式”的胚胎)也被當做“四人幫復辟資本主義的重災區”來撻伐。
處理文革遺留問題
但是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包括絕大多數老干部在內，并不希望這樣。他們“走出文革”是希望走向一個政治上更加民主、經濟上更加自由(即更加市場化)的方向。鄧小平那時也是這樣的，雖然至今經常被稱引的1980年“八一八講話”(即以反“封建遺毒”、發展民主政治為基調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很快被束之高閣，我國高層對同年波蘭工人反抗蘇聯式體制的民主斗爭也很快由贊許、同情轉為警惕和反感，但是，在1980年代的“撥亂反正”中，盡管“徹底否定文革”主要還是以渲染“造反派迫害當權派”為主調，實際上鄧小平和當時的最高領導層還是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一部分政治家那種“從保皇派角度否定文革”的意圖，不僅為大量的所謂“走資派”即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為知識界和被踐踏的弱勢群體(所謂“狗崽子”、“牛鬼蛇神”之類)恢復了公道，而且事實上也為大量的“造反派”恢復了公道。
今天文革已經過去40多年，年輕人往往很難理解當年“走出文革的共識”。他們知道的文革就是“支持‘造反派’整‘走資派’，鄧小平平反‘走資派’肅清‘造反派’”。這個“事實判斷”很少有人質疑，雙方只是價值判斷相反：有人說毛主席支持人民反官僚是對的，有人說老百姓犯上作亂不行，鄧小平平定造反才對了。如果只是在這樣的“事實”上討論，那是永遠不能搞清文革災難的教訓、改革的意義，也無法認識鄧小平的重大作用的。其實不僅是中國人，就是傅高義這樣的外國學者也如此，他在《鄧小平時代》一書中仍然把遲群等人稱為“造反派”，其實這些人恰恰是派來鎮壓“造反派”的——但是至少在清華，遲群治下被整死的人要比“造反派”蒯大富治下更多。
文革中當然有“造反派”迫害“走資派”的一幕，但絕非僅僅有這一幕，而且如果我們承認“十年文革”之說，那么這一幕其實非常短暫。重要的是幾個被忽視的“真相”：“造反派”得勢時確實也很野蠻，但那時鎮壓他們的人往往更野蠻，總的來說在那十年中他們受難百倍于“當權派”和“?；逝伞薄Q言之，造反派受難主要在時代，而非鄧小平時代。另一方面“走資派”(老干部)長期受大難、改革后才解厄者固然不少，但其中受“造反派迫害”只是一瞬，90%是受的“常規黨內迫害”，當然，實際上造反派也是“奉旨迫害”的。
更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歷史上常見的“名實”分離，當年把95%的“造反”者都收拾了，理論上“造反”卻仍被說成是對的。而與毛生前對造反派的鎮壓相比，鄧小平時代雖然理論上整體否定了造反運動，并清理了一些“三種人”。但不僅這種處理無法與的鎮壓相比，而且事實上，大量造反派的冤案卻是在鄧時代得到糾正的。關于文革，無論是官式的“徹底否定”還是“毛左”的“毛主席支持民眾反官僚”論都回避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絕大多數“造反派”被打倒是在時代，而不是在鄧小平時代。
鄧小平時代以清理“三種人”的名義，把殘留在黨政機關中的一些曾經的造反派予以驅逐，一些人還被判了刑。但其實到1976年時仍然得勢的“造反派”人士不但已經極少，而且大都像王洪文那樣以鎮壓其他造反派的方式交過“投名狀”，實際上已不再是造反派而只是文革新貴。這場“清理”對“造反派”的打擊其實遠不如時代的鎮壓。更有不少如蒯大富這樣的人其實在生前已經坐牢很久，但那時盛行的是不講任何理由和程序的隨意關押、無限期的黑牢;即使放出來也是“黑五類”式的賤民，無法擁有正常生活。鄧小平時代開始講“法治”，就把他們正式審判定罪，判了刑期。由于此前的羈押折抵刑期，他們中絕大多數其實在時代坐牢的時間還長于鄧小平時代。出獄后盡管也受到歧視，但程度比時代對賤民的歧視差得遠，他們基本上都能恢復正常生活。
更應該指出的是：鄧小平時代雖然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在時代受到理論肯定的“造反派”，實際上卻有很多時代鎮壓造反派的冤案，是在鄧小平時代被平反的。例如改革初年獲得平反的最出名的幾個文革中遇害的異議人士(有的平反后被宣布為烈士)，當年他們其實并非同一立場，其中因反對打倒劉少奇而被害的張志新自然不是造反派(她應該算“保守派”)，但遇羅克(因編輯造反派的《中學文革報》反對?；逝傻摹把y論”而遇害)、李九蓮、鐘海源(都在軍人政權鎮壓造反派時遇害)等多數人其實都屬于造反派。還有那些活著的人：武漢的魯禮安、湖南的楊曦光(即后來名滿天下的楊小凱)、廣西的錢文俊等，他們不僅是造反派，而且是造反派中最激進者，他們都是時代坐大牢、鄧小平時代獲平反的。
因此就不難理解，盡管今天有不少不懂歷史的年輕人從“造反派反官僚”的角度同情文革，但實際上在1970-80年代之交，走出文革、實行改革是包括絕大多數前“造反派”和“走資派”在內的幾乎所有國人的共識。經濟上就更不用說——今天也許很少有人記得，文革結束后曾經放過一部渲染四人幫在溫州“破壞集體經濟、復辟資本主義”的著名紀錄片，它反映的溫州那時因計劃經濟被“大轟大嗡”所破壞而滋長的市場萌芽完全是真實的(當然它并非文革當權者所希望的、只是他們忙于上層斗爭而無暇消滅的東西)。但是很快，連計劃經濟的堅定擁護者也忘記了這部片子。因為即使對于計劃經濟而言，文革時代胡亂折騰的危害也遠遠超過了溫州那種弱小的“資本主義”因素。事實上，改革初期，無論市場因素還是計劃因素，都從擺脫文革時期那種既壓制市場也擾亂計劃的胡鬧中獲益，并且共同促進了中國的經濟起飛，這是與東歐“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之初期陣痛完全不同的。
改革初期的“帕累托改進”
也正因為如此，1980年代的初期改革成了古今中外罕見的“帕累托改進”——所有人都得利，只是獲利有多少，而幾乎無人受損。
如今有人認為，鄧小平時代的經濟成就得益于文革經濟的成就，他們的理由主要是改革前打下的初步工業化基礎和文革時教育、衛生等福利造就的“高素質勞動力”推動了改革時期的經濟起飛。這個說法最大的問題，就是無法解釋中國改革時期的經濟增長為什么快于宏觀上同樣以市場經濟為方向的東歐。因為無論就改革前的工業化成就還是就舊體制的教育、衛生等福利保障程度而言，改革前的中國都遠遠不如蘇聯東歐乃至古巴、朝鮮，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如果這兩個因素是改革后“經濟奇跡”的主因，那“奇跡”就更應該發生在這些國家而不是在中國。可是這些國家，無論是搞了市場化改革的東歐還是拒絕市場化、“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古巴朝鮮都沒有發生“奇跡”。如果說現今東歐經濟、更不用說中國經濟畢竟遠遠好于古巴朝鮮，證明了市場經濟改革的必要性，那么現在同樣走向市場化而過去舊體制下這兩項成就比東歐差很多的中國能夠取得更高的增長率，當然就不能用這兩項成就來解釋了。
事實上我們不必引西方的自由派言論，國際著名的左派大家、對中國革命完全持肯定態度的佩里·安德森幾年前發表過一篇名文，論述中蘇舊體制與改革成就的關系。在他的比較視野中無論是舊體制的工業化成就，還是社會福利水平，蘇聯東歐都遠遠超過改革前的中國。所以佩里強調的倒是相反的原因：中國“一系列消極的優勢”“以不那么顯著的方式為中國改革提供了便利”。例如，時代的經濟失敗使得中國的工業化程度比蘇聯東歐低得多，于是“在中國的經濟體中，廢棄的舊工業要少得多，這是中國的第一個消極優勢”。如果不是這樣，整個中國會淪為一個龐大的“銹區”，就像沈陽的“鐵西區”一樣。但是虧得因反復折騰耽擱了中國的工業化，使“中國的銹區怎么也比蘇聯的小得多。即使是在銹區，中國需要清除的舊工廠也比較少”。福利保障也是如此，正是由于中國的教育、衛生保障都比蘇聯差，尤其是“農民得不到城市工人所享受的社會福利，中國外在的城鄉不平等比蘇聯更為嚴重”，使中國農民成了義無反顧的改革動力。
我們還可以以越南為例，在經歷幾十年戰爭后沒有怎么搞舊體制下工業化、就很快進入“革新”時代市場化過程的越南，改革后經濟增長率僅次于中國，也明顯高于俄羅斯。而在越南內部，受戰爭蹂躪更甚、也更少有舊體制下工業化基礎和“公有制保障”基礎的南方，革新時期成為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增長率明顯超過北方。難道這也可以用“舊體制的兩項成就”來解釋?
但是，“一系列消極的優勢”當然也不是“越壞越好”，事實上如果不改革，“消極”本身只能是劣勢而絕不可能是優勢。然而改革一旦發生，擺脫“負帕累托改變”的過程本身就自然成為“帕累托改進”——盡管這兩種過程都非常罕見，但停止一個所有人都受損的過程，就是啟動一個所有人都得利的過程。而在絕大多數其他情況下，停止一個“非帕累托改變”的過程都只是意味著另一個非帕累托改變——原來的得利者受損，原來的受損者得利，改革遇到的阻力和代價也會比較大。如果說改革后中國的經濟不同于東歐，如果說文革對于改革的成就有什么作用，恐怕都只能從這個角度來理解。
鄧小平的選擇成就了今天的“經濟奇跡”
但是這種“消極的優勢”不可能長期起作用。隨著改革的進展，計劃理性與市場激勵在擺脫文革混亂的過程中共同推動經濟增長的局面逐漸過去，計劃體制與市場經濟的矛盾逐漸凸顯，改革的“帕累托改進”特征也越來越受到挑戰?！白叱鑫母铩钡墓沧R逐漸淡化，而“走向何處”的分歧逐漸明晰。到了1980-90年代之交，情況已經是：如果說的“反修經濟”是“中國式社會主義”，那么在舊體制淡出之后，是走向蘇聯式社會主義或復辟“蘇修那一套”呢，還是走向“西方式資本主義”(即市場經濟加民主政治)就越來越成為大問題。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中國經歷了1989-1992年間的劇烈動蕩，先是所謂“西方式的”發展取向受到沉重打擊，再有鄧小平“南方談話”堵住了蘇式體制(黨國政治加計劃經濟)的回歸之路，不但經濟改革大規模重啟，而且首次明確了脫離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方向。
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所起的作用才真正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如果說1976-1980年間中國“走出文革”的共識異常強大、連“凡是派”(在抓捕四人幫時)和計劃經濟派(在炮轟“凡是派”時)都曾經在推動中國“走出文革”的過程中起過重要的作用，那么無論是在1989年還是在1992年，鄧小平無疑是一人定乾坤。在“共識”已經被尖銳對立所取代的情況下，如果沒有鄧小平，后來中國的歷史就完全可能改寫。
在1989、1992年兩次排除了另外的方向后，鄧小平引導中國走向了延續至今的發展道路。
盡管有著名的傳統格言說是“名不正則言不順”，但鄧小平顯然體現了另一種東方智慧。他強調重實輕名，主張“不爭論姓社姓資”，“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不管叫什么名字，這條發展道路的經濟成就是無可置疑的：1992年后中國經濟再度起飛，并且在1996年前后的大規模國企和鄉鎮企業產權改革、2001年成功入世與“市場經濟的全球化”接軌后，經濟發展明顯加速。全球資本涌入中國，中國商品充斥世界，中國的“經濟奇跡”更加耀眼，各方面的國力也更加增強。但是毋庸置疑，與這種發展道路相關的內外各種矛盾也越來越突出。
而且在沿鄧小平指引的方向繼續前進了22年后，中國的道路已經具有了世界性影響。在連續幾十年全球資本涌進中國之后，近年來中國資本也開始越來越多地走向世界。而中國模式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也越來越明顯。積極的一面是打破西方國家的“道路壟斷”，推動全球的經濟增長，并且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提高了中資自身的素質。消極的一面是出現“競劣”現象：如我國駐坦桑尼亞大使所說：有些人“惡習纏身”，“甚至有些企業還在當地政府內部去尋找代理人，各自收買一批為自己說話的當地官員，2012年，兩家公司把坦桑尼亞的交通部長、副部長同時搞垮了，他們為了爭項目挑起正副部長的內斗，結果總統把兩個人都撤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資本輸出給別人帶去了什么?帶去了社會主義?帶去了儒家文化?
鄧小平是中國改革的標志性人物，他于1997年辭世，但他的影響在中國將長久地存在，并隨著中國影響力的增長而影響世界。這個影響在他誕辰110周年之際還遠未定格。鄧小平改變了中國，而中國人今后如何走，也反過來影響著他開辟的這條道路的聲譽，如何繼承他留下的寶貴遺產，解決他未及解決的改革和發展中諸多問題，是我們無法推卸的責任。
作者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發自：《中國新聞周刊》201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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