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的發布時間依然遵循慣例，選擇在春節期間向中國農民獻上大禮包。這是“一號文件”聚焦“三農”問題的第14個年頭。
2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下稱《意見》）的文件對外發布。多位來自農業系統的學者，在應邀評點今年“一號文件”的亮點時，更愿意這樣表述：“中央連續14年出臺聚焦三農的‘一號文件’，這本身就是一個強烈的信號。”
2月6日，中農辦主任唐仁健在國新辦舉行的發布會上介紹，2017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提出了6個部分、33條政策措施，將緊緊圍繞“農業供給側結構調整+改革”兩大板塊謀篇布局。
13年前，中央發布的題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的“一號文件”就是由唐仁健和現任中財辦、中農辦的副主任韓俊一起參與起草的。2016年7月，唐仁健從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的任上回歸中財辦，出任副主任，并接替退休的陳錫文出任中農辦主任。自2006年以44歲的年紀成為中財辦副主任，隨后兼任中農辦副主任以來，一直深耕農業領域的唐仁健，見證了中國農業發展的成績。
除了實質性惠農外，“一號文件”較多地起到風向標的作用。時代周報記者經梳理發現，今年這份萬字文件的核心亮點有三：一是激活農村各類集體組織；二是給農民賦能；三是號召各界資本和精英下鄉。
成本之惑，拯救“最困難的種糧人”
2016年，河南“種糧大王”柳學友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現在是種糧人最困難的時候，“我認識的種糧大戶，有70%效益不好，不少種糧大戶選擇另謀生路”。
經柳學友計算，去年種一畝地的成本是1000塊，但這一畝地上生產出來的糧食想賣出1000塊的話，卻沒有這么容易。最后劉陽盤算，2016年一年，自己的200多畝地只有4萬-5萬元的收益，利潤較2015年減少了一兩萬塊錢。
“因此，當下農業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就是要降低農業生產的成本。” 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分析，“我認為中國整體的農業、糧食的生產，都是沒有問題的。雖然局部地區可能供不應求，但總體上的供求也趨平衡，中國農業的核心問題還是生產成本過高。”
在黨國英看來，農業生產成本過高背后的核心問題，是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在2月6日的同一場發布會上，韓俊明確提及，“糧食等重要農產品(11.710, -0.11,-0.93%)的價格形成機制和收儲制度的改革，是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頭戲”，并表示“這是一場硬仗”。
“這場硬仗難就難在，政府假如不補貼，農民就不種地；可假如提供高價補貼，就得讓國家的財政兜著。”黨國英解讀。
黨國英以玉米、大豆為例，“近年來很多地方出現了玉米供過于求的現象，可局部地區的大豆又供不應求。本質上，這些糧食作物的供求應該讓市場決定，而不是由政府。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政府和市場同樣不存在絕對的邊界，政府只要把控大局，其他的交給市場調節吧！”
對于政府每年保持糧食價格不變的規定動作，黨國英認為不符合市場規律，“政府應當允許糧食價格波動，現在每年幾億噸的糧食都在存儲，這個數量沒有必要”，“但同時要注意到，現在提出要提高農業質量，并不意味著所有農業都去搞綠色農業，如果農業全搞高質量高標準，就會讓糧食減產，全世界一半的人都會沒有飯吃，也增加了農民的生產成本。因此，我理解的提高農產品質量，是要保證大宗農產品基本安全、無公害，以此提升我國農業競爭力”。
號召資本與精英下鄉
元宵剛過，碩士研究生畢業的“80后”蔡志雄幾分歡喜幾分愁。喜的是，自己注冊不到一年的“羊踏菜園”電商品牌，銷售額突破700萬元；愁的是，賣得火爆的“水果紅薯”就要斷貨，滿足不了客戶的需求。
工作的最初兩年，京山人蔡志雄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電商銷售，后辭職，選擇在與家鄉毗鄰的屈家嶺農谷創業。屈家嶺有個大學生創業基地，免費提供辦公場地。2016年1月，他揣著20萬元一頭扎進了“互聯網+農業”領域。
近兩年，赴農村創業漸成趨勢。2016年12月，農業部副部長陳曉華在國新辦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最近幾年，返鄉創業的農民工累計達450萬人，而下鄉創業的居住在城鎮的科技人員、高校畢業生也有130萬人。”
鼓勵各路資本以及像蔡志雄這樣的年輕人去農村創業創新，是今年“一號文件”的一大亮點。
《意見》明確提出，鼓勵各路資本下鄉，要研究制定引導和規范工商資本投資農業農村的具體意見，甚至首次允許外來資本搞三產。具體措施包括：支持社會資本以特許經營、參股控股等方式參與農林水利、農墾等項目建設運營；鼓勵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設立各類農業農村發展投資基金；鼓勵農村集體經濟和社會資本聯辦鄉村旅游企業，打造特色民宿和養生養老基地，建設各類農業產業園。
值得一提的是，“產業園”一詞在過去的“一號文件”中沒有提及過。事實上，從近期中央和各地的農業工作規劃看，集群化、科技化的農業產業園將成為今年各地農業發展的主攻方向之一。
具體到產業方面，今年的“一號文件”更加突出品牌化建設，包括推進區域農產品公用品牌建設，支持地方以優勢企業和行業協會為依托打造區域特色品牌，引入現代要素改造提升傳統名優品牌等。事實上，農業要實現轉型升級，除了技術突破外，品牌化和規模化是主要手段，從去年開始不少地區嘗試整合本地農業產業資源開發區域品牌，并成為助力脫貧、發展農村電商的有效手段，故而，農產品品牌化將成為2017年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突破口之一。
《意見》繼續呼吁進城農民工返鄉創業，鼓勵高校畢業生、企業主、農業科技人員、留學歸國人員等各類人才回鄉下鄉創業創新，鼓勵各地創建一批農村創業創新園區（基地）、創業孵化基地、創客服務平臺。為了激勵科技人員下鄉，《意見》還提出要完善科技人員兼職取酬的制度規定，建設農業科技成果轉化中心、科技人員創業平臺和高新技術產業孵化基地。
而在扶貧方面，《意見》明確今年將再脫貧1000萬人以上，同時要求堅決制止扶貧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做法，不搞層層加碼，嚴禁弄虛作假。
土地改革試點擴圍，多渠道籌集資金補償
在土地改革方面，今年“一號文件”的相關表述引人關注，其中，徘徊已久的農村宅基地改革終于有所推進和突破。
2013年8月，溫州樂清市政府曾公布新政，允許農民宅基地在縣級范圍內流轉，不再局限于村級。該消息雖引起外界廣泛關注，但樂清市政府隨后否認了這項改革，稱流轉范圍仍限于本村。2015年1月，中央印發了《關于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提出試點工作將在2017年底完成。不過試點的范圍并不夠寬泛，其中征地制度改革只有3個縣在試點，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宅基地制度改革也各僅有15個試點縣。
今年，宅基地改革試點將擴圍。唐仁健在2月6日的發布會上表示，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要求“統籌、協調、推進”，也就是說，要把征地制度和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這兩項改革推廣到33個縣，擴大試點范圍。今年年底后，將對試點縣進行評估、總結和驗收，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修法。
其次，《意見》明確農民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將有市場化收益：要認真總結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經驗，在充分保障農戶宅基地用益物權、防止外部資本侵占控制的前提下，落實宅基地集體所有權，維護農戶依法取得的宅基地占有和使用權，探索農村集體組織以出租、合作等方式盤活利用空閑農房及宅基地，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這項改革早就該做了，允許農村人在城里買房，為什么就不允許城市人到農村買房呢？未來城鄉一體化，遲早要有這一天。”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廖洪樂分析道。
廖洪樂指出，過去，農民如果戶口遷移到地級市和省會城市，農村承包地往往由村集體無償收回，現在則提供了補償，有了退出承包地的收益，宅基地也是。
但農民退地的補償從何而來？對于這一困難但關鍵的問題，《意見》亦給出了解決辦法，允許地方多渠道籌集資金，按規定用于村集體對進城落戶農民自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補償。在農村多余的宅基地以及整治得出的建設用地上，也將允許外來資本發展旅游、休閑，以及農業和工業第三產業融合的產業。
但放開是有限度的。唐仁健在2月6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了農村宅基地建設中的兩個雷區：首先，嚴禁違法違規開發房地產或建私人莊園會所；其次，注意保護農戶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權利，防止集體資產被外來資本控制。
“這里的外來資本主要指一些房地產開發商，但更要防止農村官員和開發商勾結，利用良好的政策導向，強制剝奪農民的宅基地，這比單純的外部資本的侵占更可怕。”中國農業大學農民問題研究所所長朱啟臻有些擔憂。
朱啟臻進一步解釋：“宅基地改革絕不僅僅是一棟房子的問題，不僅涉及到農民切身的利益，還涉及到農村穩定、鄉村文化傳承等諸多問題。假如宅基地改革過于冒進，農民失去了宅基地，將來再想回農村都沒有辦法。現在的外部資本比如房地產公司、旅游公司，一旦買下了大量的農村宅基地，很快這些宅基地就會變成小別墅，再轉手賣給富人。這樣的行為會消滅農村、農業，摧毀鄉土文化，讓農民生產生活的家園變成少數富人的私人場所。這些損傷都是不可逆轉的。如今，中央在防止外部資本侵占的前提下盤活農村宅基地，實際是給那些將來可能返鄉的農民，留了一條退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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