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少數民族地區和一些特別貧困的地方，他們可能自己覺得每天喝喝酒、做做工挺好的，而我們告訴他們——你們過得不好，孩子沒上學，生了病沒醫療，豬圈和居住空間交疊在一起臭烘烘的，一定要改變。這些人沒有我們這些概念，處于低物質均衡的階段，他們有一套自己的生活的邏輯。
我們經常帶著富人的視角講窮人，說他們窮就是因為等靠要，不能等靠要。我們給了窮人致富的神話——要脫貧先立志。作為“職業的非富人”和作為“社會人的非窮人”來工作，助貧人的身份的困惑使得我們的行為、話語呈現出邏輯上的不一致。
貧困的問題很多，你們可以提一百個有關貧困的問題，但是貧困的元問題是什么？這個問題是我們研究貧困問題的理論核心，也涉及我們想辦法縮小人與人差距的努力。我們做扶貧研究的人，常常會遇到很多困擾、挑戰和困境。比如以涼山彝族為例，有一種說法是涼山的彝族非常落后，還有一種說法是涼山的彝族被扶貧慣壞了。有各種各樣的話語(discourse)。在這樣的背景下，我覺得我們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往往失去了方向。
要回答什么是貧困的元問題，我們需要從這幾個方面來思考。從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視角來看，人類社會有兩個不同方向的力量在驅動我們每天的行為。一是基于生物學——生存性的個體利益最大化。人類從最原初的狀態逐漸社會化，再進入到現代化社會，一直有這么一個驅動力，這個驅動力形成了一個結構化的東西。什么是結構？男和女、好和壞就是結構化的。一定要有兩個不同的東西放在一起，才能稱之為結構。
在狩獵社會，行動快速、強有力的人能夠捕捉到很多獵物，容易被神秘化，人們會認為這個力量是天生就有的，是不可動搖的；而且還將其崇拜化。在這個過程中，差別和權威就形成了。每個人都希望像他那樣，因為那樣可以獲得更多的物質。大家可以看一下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他解釋了在生存性的倫理基礎之上，如何由于競爭產生出差異，這種差異又如何進一步地社會化和政治化——這就是國家的形成。
政治權力形成以后，即使在物質缺乏的狀態下，處于政治權力中心的集團和個人都是趨向于擁有較多的物質財富的，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的非洲部落，它雖然呈現出低物質供給的均衡，但部落酋長會擁有更多的牛或者皮革，他一定會用物質的豐裕程度來象征自己與他人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會受到人類最基本的生存動力的弘揚和崇拜，而非貶低——他們具備的這種物質上的優越，主要不是來源于剝削，而是來源于對于人“能力”的力量感的崇拜。
今天我們對財物的獲得也會有崇拜，也會覺得人家有本事，是應該的，我們自己沒有這種能力。所以，不平等就這樣產生了。
與此同時，我們又有另一種和上述力量相制衡的東西。比如，你拿了很多東西，會自然地把東西分給自己的弟弟妹妹，再給周圍的親戚朋友。所以在相對原始的社會形態中，人們的“兄弟姐妹”很多。非洲的朋友和我們交談，總說“my brother”、“my sister”……他會說出幾十個brother、sister，但不全是血緣上的。他會讓自己的社會網絡展現得越過自己的家庭、血緣關系，到整個社區。他們很自然地說，“我有東西就要分享”。今天很多的社會形態都依然保留了這種狀態，就是在物質層面一定要分享。有些學者認為，那是因為有很多戒律和要求才會這樣做。但我不認同，因為他們是非常自發地做這些事情。
前面講的是非制度化的，接下來我們會說更制度化的一些東西。人類社會不同于動物世界，動物之間也有相互幫助。我在非洲看角馬過河，發現一些強者先過河了，但那些強者會回過頭來幫助困在馬納河中間的角馬，實在幫不了，它們就走了。有了宗教，我們就進入了非常社會化、組織化的階段。原教旨主義的基督教是歧視商業的，他們認為做生意是可恥的。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里也講了，“就知道做生意、賺錢的人是可恥的”。這種力量進來以后，對我們前面說的那種自利性的力量構成約束、相互制衡、不斷消長，形成了一個結構的關系體。
宗教曾經把人的創造力壓抑到不能壓抑的程度，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啟蒙主義開始改變這一狀況。改革首先主張的是賦權，以前只有那些貴族可以讀拉丁文，可以讀圣經。那么改革者就要把圣經翻譯成德文、英文，讓老百姓都可以讀圣經。他們認為，“我們都是上帝的兒子，不是只有貴族是上帝的兒子”，這樣就把神權打破了。
宗教改革后，接著是啟蒙主義、新教形成，資本主義的出現。人類那種要求獲得更多物質東西的第一種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彰顯，這就是理性主義。所以韋伯對人類的未來產生了悲觀，他認為，人類的理性發展到今天這種程度就是極限了，沒有什么“后理性”了。
接著，“萬惡的資本主義”思想根源、意識形態就出現了——新教倫理，它倡導人們努力工作、創造財富。但同時新教徒又不斷告訴每個人一定要節儉，不管你有沒有錢，你都是上帝派來的財富的守護者，而不是擁有者。現代西方社會通過宗教形成了一種新的財富分配意識形態，它超越了原始集體性的生存性質倫理。因為，宗教是大眾化的，所以這種意識形態也就成為“大眾”的行為準則。
中國人總是不明白，為什么美國社會有那么多人捐款。這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意識形態中沒有西方的那些東西。中國人會想，我有了錢以后我會好好地玩，全世界跑，可能發現別的都沒意思的時候才會去做慈善。
美國建國的意識形態是新教。工業化初期，逃離貪婪的資本主義泛濫，一些想逃離的加爾文主義者(新教徒)在英國呆不下去了，他們覺得社會很糟糕，就跑到荷蘭去。荷蘭也是一個特別商業的社會，他們在阿姆斯特丹也待不下去了，他們就回到英國，到了今天的港口城市普利茅斯，登上“五月花”號，到了北美。在這路上死了不少人。船上有不少無賴、流氓，不會寫字，相互殘殺。而另一些想要建立理想國的精英們制止了他們的行為，起草了一個《五月花公約》。《五月花公約》是帶有新教倫理色彩的，它是美國憲法的基礎。許多現在的美國精英都可以追溯到從那艘船上走下來的幾十個人。
回過頭來講，那兩種不同的張力，其中一個力量一定會產生貧困、產生差異；第二個力量一定在制衡差異。這兩者構成了我說的貧困和扶貧的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難道富人天生是偉大的嗎？難道窮人天生就該貧困嗎？這就觸及一個非常深刻的政治哲學問題。建議大家看《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
再回到現實，消除貧困為什么這么難？實際上消除貧困就是個很難的過程。窮人和富人之間的話語是不平等的。富人針對窮人的話語是“不開化、懶惰、懶散”，但富人很少暴露他致富的真實故事。要是有窮人問富人是怎么富起來的，富人敢講嗎？不敢的原因在于，致富的真實故事恰恰是利用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某種差異。扶貧的元問題就是——富人和窮人的差異足以導致兩者在福利方面存在如此之大的不同嗎？
這就是原罪，人的原罪都深深埋在心底，呈現的東西又比較虛偽，神秘化又道德化。“我跑得快、我勤勞”，富人就是這么對窮人說的。窮人說富人，就是“人家能干、聰明、有文化、關系、技術……”話語(discourse)完全不一樣。話語差異的道德尺度在于：現代社會的富人永遠不會披露致富的真相，窮人永遠被話語迷惑。有人會發現，“我一輩子認真工作，一點錢沒掙到”。窮人認為，把孩子送到大學就可以掙錢了。其實貧困問題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
接下來再看看“助貧人”的話語。我們不是富人，也不是窮人，我們是助貧人。我們經常帶著富人的視角講窮人，說他們窮就是因為等靠要，不能等靠要。我們給了窮人致富的神話——要脫貧先立志。作為“職業的非富人”和作為“社會人的非窮人”來工作，助貧人的身份的困惑使得我們的行為、話語呈現出邏輯上的不一致。在這里我們需要自我批判，我們需要把窮人的角度和我們的預期結合起來看扶貧的效果。
回過頭來，貧困的元問題是什么？可能就是：生存性競爭導致的基于物質獲取差異的社會化過程，基于對物質的崇拜和基于物質貧乏而產生的恥辱，社會化的道德出現；社會階層對于差異的固化以及現代社會理性擴張導致的不同種群和國家之間在物質供給方面的差異。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里也提到現代性倫理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同一文化條件下，個人之間的福利差異可能更多地出于“能力”的差異，而不同文化條件下，可能更多地出于現代性倫理的差異。
那么什么是扶貧的元方案？剛才我提到，我們的扶貧出現了話語和行動的一種邏輯混亂。我們需要基于貧困的元問題，提出相應的元方案，這就構成一個隱喻，也就是現代國家的倫理和道德——集體性生存倫理的維護和對現代性過度擴張的控制以及協助落后于現代化的群體接近和把握現代性倫理(扶貧的哲學含義)。
扶貧的元方案，就是把現代性擴張到沒有掌握現代性倫理的群體。在少數民族地區和一些特別貧困的地方，他們可能自己覺得每天喝喝酒、做做工挺好的，而我們告訴他們——你們過得不好，孩子沒上學，生了病沒醫療，豬圈和居住空間交疊在一起臭烘烘的，一定要改變。這些人沒有我們這些概念，處于低物質均衡的階段，他們有一套自己的生活的邏輯。但是我們要打破他們，就像馬云說要打破窮人的思維。
“現代化的窮人”是指沒有或很少被現代性倫理影響到的，不具備現代性倫理思維方式的群體。讓他們接近或把握現代性倫理的約束，真是太不容易了。在特別貧困的地方搞一個合作社太難了。我扶貧的那個村莊來了一個溫州小伙子，他說，“要是這個地方在溫州，早就變得巨好了”。有人建議我做合作社，我也沒做過，但覺得在貧困地區搞產權、股份制，真的是很天真，那里只有平均主義。在傳統的地方讓他們很快掌握現代性的東西是不容易的。我們在非洲做研究，發現非洲從殖民主義到現在，還是一個現代性缺失的問題。
韋伯曾經認為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現代性的，但我們實現了，這是個很大的謎，理論上還沒有解開。但我們現在還是不具備源于歐洲那套理性的東西，整個社會依然有失范。比如北京路上一些司機開車都亂開，亂按喇叭，而且也沒有能超越傳統慈善的那種公益倫理，所以社會才有這樣大的差異。
所以，扶貧的元方案在于，有沒有可能讓一個特別傳統的群體發生改變？一個人改變容易，但沉浸在自己的文化中的一個群體就很難改變了。習主席講深度性貧困地區是扶貧的難中之難。“深度貧困”從特征上講，還主要在于現代性的缺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發展“問題。理論上來講，對很多處于前現代的群體而言，難就難在如何讓他們接近和把握現代性倫理。成功案例一定是對接市場的，失敗也是因為難于對接市場。
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的例子，我是一個發展主義者，也是一個發展實踐的工作者，我的工作是讓更多的人接近和把握現代倫理，從而改善福利。但我不希望自己的發展實踐是盲目的，不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沒有框架，我希望這個發展路徑是可以自圓其說的。我在云南一個村莊做扶貧，這個村莊不是完全與現代化隔離的，但是他們的生存性倫理與現代性倫理有很大的距離。我要找一個把它和現代性連在一起的對接點，我花了半年的時間去思考，終于在村民的房子里找到了。
當地瑤族干欄式建筑沒有窗戶、沒有陽光，因為山地只有木頭，沒有玻璃和磚頭，只能靠著木料的縫隙透進陽光，村民只有到外面去曬太陽。感受陽光，是他們自己具有的最基本的對接現代性的線索。我實踐的對接點就是建造一座充滿陽光的房子，然后再接上他們沒有的概念：一個瑤族特色的客房來賺錢。簡單地說，我做了一個實驗來說明我們有可能突破一個結構、改變一個社會。
至于是否成功，現在還沒有辦法做回答。（本文為李小云教授在6月29日于四川大學“西部邊疆講壇”第52期上的發言）
作者系中國農業大學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號 南都觀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